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新帝国主义跨国统治及其全面危机
——评“第四国际”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最新诊断
吕佳翼
(浙江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摘 要: “第四国际”的最新纲领性文件对世界资本主义作出最新诊断：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是一种以美国为首的等级秩序，但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扩张本质使这种等级秩序并不能稳定下来，而是展开恶性竞争；跨国资本形成了独立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在帝国主义内部的等级制度之外形成了跨国大资本的等级秩序，从而形成两种资本专制，也带来了全球性的治理危机；资本主义统治全球的新模式带来的全面危机包括意识形态危机、生态危机、人道危机等。但“文件”在具体的解决方案上应对无力，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明显的误识。总之，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1990年代初的逆转在2007-2008年已经终结，全球左翼思潮应以此为契机，增进合作和共识，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合理、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新秩序。
关键词： “第四国际”；新自由主义；跨国资本等级制度；资本主义全面危机
1938年，流亡海外的托洛茨基因对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第三国际”不满，认为其已经官僚主义蜕变，背叛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立场，因而成立“第四国际”。“第四国际”以列宁主义“第三国际”的继承者自居，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为基本途径反对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官僚，其最初的纲领性文件是托洛茨基起草的《过渡纲领——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二战”以后，世界形势与托洛茨基的预期差异甚大，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第四国际”的理论和运动也经历了挑战和分裂。但尽管如此，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第四国际”仍是当今世界有影响力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组织，它不仅延续了理论上的批判，而且致力于在实践上推翻资本主义的托派传统。
托洛茨基之后，“第四国际”的主要领袖和理论家埃内斯特·曼德尔(1923-1995)曾提出“晚期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对“二战”后的当代资本主义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批判，在国际左翼学界影响甚大。但时至今日，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资本主义又经历了新的发展重组，而曼德尔也已逝世了20个年头，那么“第四国际”组织的继任者对此又作出了哪些新的重要判断？2016年在“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会议上通过并在2017年提交“第四国际”大会讨论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帝国主义、地缘政治混乱及其影响》(英文稿，以下简称“文件”)反映了“第四国际”的最新理论动态及其对当今世界的基本判断，成为“第四国际”的最新纲领性文件。该“文件”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以全局鸟瞰的高度，对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深刻矛盾及其表现作了全面论述，许多观点颇具启示，值得我们思考、借鉴。
试验过程中以石英砂作为试验矿样，细磨试验前将其破碎至0.2mm以下，其粒度组成如表1所示。试验用石英砂的矿石密度为2.65g/cm3，莫氏硬度为7，调浆后浓度控制在45%左右，试验时间控制在0～35min以内，在不同固定时刻进行采样，并用粒度仪分析产品粒度（以-45μm含量作为评价指标）。
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继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之后，为资本主义的当代命运敲响了丧钟。但是就在曼德尔逝世之前，世界形势的一次重大逆转似乎对上述判断造成巨大冲击。开始于1990年代的苏联解体，使得新自由主义政治的普遍化成为可能，而这些新自由主义政治最初发端于智利、英国和美国。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起飞，导致了国际控制的一种新形式，带来了许多深刻的影响。那么，新自由主义是否有效地重建了国际秩序，上述“第四国际”的最新“文件”对此是怎么看的？根据对该“文件”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判断。
一、帝国主义国家的等级制度及其恶性竞争
(一)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实力对比及其等级制度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根据实力构成一种等级制度。美国显然仍位居第一，它是唯一一个在几乎所有领域都堪称强大的国家，但是，它在经济方面已显示出相对的衰退，它的全球力量也正在受到限制。尽管如此，美国仍处在帝国主义霸权体系的主导地位。此外，“有一个主导性的帝国主义集团可以称之为‘大西洋集团’——因为它以北美/欧盟为核心。如果我们赋予该词一种地缘政治学的，而非地理学的意义，那么它事实上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这是一个等级制的集团，在美国的霸权之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享有特权的、永久武装的一翼。它在俄国势力范围的欧洲边境的调度表明它的初始功能并未失去意义，因为边境已然再次成为冲突之域。”[1]“北约”现在已准备在大西洋战区之外进行活动。然而，中东危机表明“北约”并非一个能轻易到处强加其规则的运行架构，它的欧洲成员所做的贡献仍然是边缘性的，与其地区性支柱土耳其的关系是很紧张的。
城市综合客运枢纽功能布局的主体应该是交通功能，其布置方式是根据主要客流换乘的便捷方式进行的，能够实现客流出城距离的最小化。乘客普遍存在趋近心理，在换乘条件便捷性、舒适性差的情况下，会出现混乱问题。除此之外，设计人员应该针对枢纽区域的实际情况，树立无缝换乘和零换乘的理念，在客流相互换乘较大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客流的有效疏散，应该留出足够的空间。
综上所述，资本的跨国统治导致了双重的等级制度，也即资本对社会权利的双重专制。在传统帝国主义的世界格局下，由于民族国家是资本的基本单位和基础，它还受到一定的限制，民族国家还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社会权利与资本权力之间的调节者，而随着跨越国界的资本帝国的形成，传统的国家功能受到弱化，社会权利更处在全球资本的肆意蹂躏之下。这个过程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危害固然最为惨烈，对发达国家的普通民众而言亦难幸免。正如“文件”指出：“一个阶级不能够永久统治一个社会，除非有斡旋和社会妥协，有合法性来源，不管这种合法性来源是历史的、民主的、社会的还是革命的……”，传统的帝国主义国家及其基本建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其“合法性来源”，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这一领域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名义下，消解了数个世纪的‘专业知识’，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侵略性则破坏了大量国家的社会结构。像希腊这样的西方国家中，许多人口被剥削了接受医疗服务的途径，这一事实很能说明欧洲资产阶级的不妥协的路线。”[1]总之，这种跨国的资本帝国并不能构成一种稳定的秩序，不仅它对传统的国家规则的挑战尚未完成，两者之间的冲突不可能消弭，它激起的反抗也空前激烈，更别提资本对地球的全面统治所带来的各种毁灭性威胁了。
(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恶性竞争
虽然存在上述等级秩序，但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扩张和征服的本质使这种等级秩序并不能真正稳定下来，而是在各个层面上展开激烈竞争，明追暗赶，从而在使世界整体局势动荡不安的同时酝酿着各种严重危机。正如“文件”指出：“帝国主义内部的竞争已经复兴。在地缘政治的层面上，俄国对它扩大的区域影响(叙利亚)进行干预。日本政府正在力图削弱其对美国的军事依赖，从而使自己从日本宪法的反战条款中解脱出来。从经济上说，竞争是激烈的，资本的运动自由使得‘亚帝国主义’可能进入它们地区范围以外的清单。”[1]如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埃及、阿尔及利亚、南非、巴西、印度等地，尽管在美国霸权控制下的霸权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但它们玩着自己的游戏，并成为地区警察(如巴西在海地)。
恶性的竞争包括各个方面：在经济上，一场现实的“货币战”已被卷入，它是帝国主义内部冲突的一个方面，用货币界定控制领域；在军事上，帝国主义的内部竞争导致了军备竞赛的新一轮螺旋线，包括美国和法国等国家力图“现代化”的核武器，由此导致了不断的军备竞赛和不断的战争。“文件”指出：“我们可能不会沿着‘一战’、‘二战’的路线进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世界上已经不存在原有意义上的领土纷争。但推动战争的因素是深厚的、多样的：大国之间的冲突、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源问题、社会解体、新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它们急于逃离使他们产生的力量，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系列影响，大规模的人道危机所带来的系列影响……”[1]总之，全球的资本主义导致了全球的社会战争。但以实力为后盾的战争并不能使某种暂时的臣服真正稳定下来，而是酝酿着新一轮的反抗和反击，因而其结果只能是不停顿的混乱。曾几何时，在苏联解体后，资产阶级和传统帝国主义国家曾持一种非常征服的态度：穿透东部市场，干预阿富汗(2001)和伊拉克(2003)……然后他们在军事上陷入困境并出现财政危机，新兴大国的出现，阿拉伯革命……这一切导致了地缘政治创造性和控制力的失去：今天的华盛顿忙于行动，但已不是计划着强加其制度，而是疲于应付各种危机。至此，可总结一句：资本主义全球化没有导致稳定的国际“新秩序”，而是恰恰相反。
二、资本的跨国统治及其治理性危机
2. 显著的打破资本主义全球力量的首要后果之一，就是新右翼势力和有(潜在)群众基础的法西斯主义的同样惊人的崛起。“有些采取相对传统的形式，诸如希腊的‘金色黎明’(2) 希腊政党，为极右翼组织，1993年正式成立，该党现任领导人为尼古拉斯·米哈罗里亚可斯(Nikolaos Michaloliakos)。 ，在其中有着新的排外思潮以及另一些建立在回到民族认同上来的思潮。另一些以宗教性的原教旨主义的形式出现，这是所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印度教、穆斯林等)的情况，也是‘民族宗教’原教旨主义(犹太教极右翼)……的情况。这些思潮在今天呈现为对于印度、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以色列等国的巨大威胁，它们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与(在布什下的)美国一样重要。所以，穆斯林世界在这一领域没有垄断，但它已然在那里呈现出一个独特的国际维度，有着伊斯兰国家或塔利班的‘跨境运动’。”[1]
1. 前所未有的金融化水平、虚拟资本的发展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固有本质，它们在近些年已占到相当大的比重。如果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的联系没有破裂，它将导致虚拟资本与生产过程的更高程度的游离，而原初的借贷双方之间的联系变得膨胀起来。金融化维持了资本主义的增长，但它的过度发展更加突出了这种增长的矛盾。国际化作为这种金融化的主要趋势，无疑减弱了政府实施经济政策的能力。这使金融资本更倾向于游离于实体经济的基础作一种无限膨胀，从而使危机的累积效应更强，更具爆炸性，波及的范围也更广。
5. 新一代自由贸易条款所要求实现的，是使普遍法则从属于企业的权利，从属于政府确保投资的预期利润的那些企业——而这些投资是与人民的健康权、健康环境、稳定的生活相反对的。说白了，WTO、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主要国际机构的总体制度就是由这些自由贸易条款所构成的。就目前来说，这些自由贸易条款还没有完全落实，它们还在向帝国主义国家的传统规则进行挑战。
2. 债务制度现在在“北方”和“南方”(1) “北方”指发达国家，“南方”指发展中国家。现实中两者的界限并非绝对清晰，但仍不失为一种对于事物本质有概括力的把握，故沿用之。 运行。这是公司资本实行专政的主要工具，并直接发挥着政治作用(比如像希腊的例子所证实的)，以便于强制性地维持新自由主义的秩序。它与自由贸易协定一起，阻碍了民族政府实施有选择的政策，以便走出社会危机。
3. 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图穷匕见”。新帝国主义的全球模式剥夺了选出机构(议会、政府等)在关键选择上做决定的权力，并要求他们把其它地方(如WTO、国际自由贸易协定等)决定的措施吸收入他们的立法。因而，它对古典资产阶级民主构成一击——转化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就是以“管理”取代民主。资本主义全球化激发了所谓民主体制(在它们所存在的地方)和资产阶级议会的危机。由于面临着合法性的丧失，主要的潮流或快或慢地趋向于确立独裁政体，它不服从于人民主权。人民的选择权被拒绝，这是在政府所尊崇的条约和规则的名义下拒绝的。
6. 传统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已经在现实中采取了在所谓“中心”弱化劳工运动的措施。在世界市场上，在竞争的名义下，跨国资本利用此机会，对社会权利进行系统的、无止境的破坏，以销蚀在“二战”后所取得的集体权利。它们并非旨在强加一种新的、更有利于他们的“社会合同”，而是想要消除这类合同，从而得以占有一切潜在的利润领域(如健康、教育、年金制度、交通等等)，而这些领域因其公共性质，在过去曾逃避着它们。
“你赶紧去配合司法局做好社区矫正调查，自己的事情你自己一定要上心。”记者在娄星区人民法院见到李凌的时候，李凌正一边通过电话与一起案件的当事人进行沟通，一边翻看卷宗。从检察官到法官，13年的司法工作，这样一心二用的情况，对李凌来说是再正常不过了。
4. 在“竞争”这一至高无上的名义之下，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各种传统的资产阶级规则变为非法，这些传统资产阶级规则是从各国和地区的特殊历史中产生出来的(如欧洲式的妥协、拉美式的民粹主义、亚洲式的经济干预主义以及其它多种重新分配的保护主义……)。因为所有这些传统的规则形式都确定了与世界市场的调整过的关系，因而阻碍着帝国主义资本的“自由”配置。
7. 民族国家作用的修正。几乎没有例外，政府不再是大型工业工程和社会设施建设(教育、医疗等)的联合驱动者。尽管他们继续在世界范围内支持“他们的”跨国公司，但后者(鉴于其力量和国际化)并不觉得它们依赖于它们的国家。两者的关系比以往更“不均衡”，在以往很重要的国家作用正在缩小，导致了资本流动普遍化的规则的确立，其结果是把整个公共领域向资本的胃口开放，社会权利的底线被突破。
相对来说，“欧盟”势头处于收缩状态，法国和英国帝国主义受到削弱，能力有限；日本虽然仍是主要的工业国，并正在力图摆脱对美国的军事依赖，但日本帝国主义处在从属地位的情况尚未改变，日本尚未打破市民的抵抗以完成全面军事化；某些属于传统帝国主义的国家(如希腊)正面临社会瓦解的危机。英国的“脱欧”使“欧盟”一体化进程逆转，是对欧盟帝国主义宪法的最后一击。但也有一些帝国主义虽在总体实力上未居明显优势地位，却已开始在军事上“露出牙齿”，如德国和西班牙对于拉美。因而，总体来说，虽然就各个具体帝国主义国家来说情况比较复杂，其内在总体实力与其对外的逼人态势未必完全成正比，但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等级体系还是明显可见的。
3. 资本统治的地理领域的巨大扩张，是全球生态危机在多个地带急剧加速的基础。我们已经到达这样一个程度，在“南方”和“北方”国家，温室气体的排放必须立即削减，而不容任何拖延。“文件”指出：“全球化石燃料的结果现在已绝对清晰。作为全球气温升高的结果，冰帽在缩减，海平面在上升，沙漠在扩张，水源变得稀缺，农业遭受威胁，极端气候频繁。菲律宾超强台风‘海燕’(5) 超强台风“海燕”于2013年11月8日凌晨4点40分在菲律宾中部萨马省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速275KM/H(10分钟平均)，305KM/H(1分钟平均)最大阵风达379KM/H，如果这些数据得到证实，将会为全球有记录以来的最强台风。 在规模上超出我们的警告。那种被声称的将来已是现在的一部分。这有着打破平衡的后果，这种后果远远超出了直接受影响的地区，并造成一系列的紧张(比如孟加拉国的难民，在移民问题上与印度的冲突)。”[1]根据科学家的共识，全球表面温度超过前工业化水平2度将引发气候反馈，它一旦开始，就不可能停止。如果考虑到这一点，就会发现存在大量完全尚未解决的主要议题。融化的冰盖和冰川将带来海平面上升的灾难性威胁，即便全球的温度增长稳定在2摄氏度，到本世纪末海平面上升将达到0.6米到2.2米之间；如果超过2摄氏度，海平面上升高度将更为上升。地球周围的海岸城市处在威胁之下，孟加拉共和国超过一半处于直接威胁之下。除此以外，现在增加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带来了打破稳定的信号，这就是广阔的西部南极冰盖，它的融化将使海平面上升7米。随着地球温度的上升，我们可以预期，淡水资源将遭到毁灭性的影响，干旱和热浪会增加。冰川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退却，地下水层正在枯竭。河流正在丧失进化能力，世界上洁净水的一半以上来自山泉和融雪。为争夺水资源的战争将变得更为普遍。
三、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
上述资本主义统治全球的新模式所带来的危机是全方位的，绝不仅限于从跨国资产阶级角度而言的社会治理性危机。“文件”中指出了以下值得注意的重要方面。
1. 不仅有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危机，而且存在意识形态的危机。这在公共机构危机的规模上表现出来，比如：“‘错误的’候选人坚称自己的主张，反对当权派(美国的特朗普)，在越来越多的人眼中，选举丧失了自身的可信度。由于无以回答，他们将越来越多地诉诸于‘分而治之’，使用种族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犹主义，对外国人的恐惧、污名化，不管是日本的朝鲜人，美国和巴西的非洲后裔，印度的穆斯林，穆斯林国家的什叶派、逊尼派或基督徒……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反排外症的斗争，比以前更是国际层面上重要的抵抗领域。”[1]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并不被看好的特朗普的日益凸显，传递了某种重要信号。他的全面“反体制”风格受到追捧本身表明了当前新自由主义制度所面临的挑战使之难以延续，因而对美国“普世价值”意义上的“政治正确”不得不作出某种偏离，但这种自由主义制度下的“反体制”能把美国及世界带往何方，没有理由令人乐观。特朗普的反对者常常指出他缺乏系统的政策设想——遑论理论体系，这一点不如他的老成持重甚至更为狡猾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没错，特朗普的“胜利”不是因其给出了某种正确的出路，而是传递了某种危机的信号。
支链2对应的约束方程建立方式和支链1相同；支链3和支链4为单一驱动支链，其主驱动方向为z方向，x,y随动，根据空间矢量链原理：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对于资本运行所带来的一个愈益明显的新特点是，跨国资本形成了独立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从而使得在帝国主义内部的等级制度之外，形成了另一种跨国家的大资本流动的等级秩序。所以，我们正面对两种等级制度，这两种等级制度正在重构世界统治的关系。帝国主义国家的等级秩序已然复杂，正如上文我们已指出的；随之而来的大资本流动的等级秩序，以网络形式包围全球。这两种制度不再重叠，尽管如此，国家服务于后者。值得注意的是，这是阶级统治的一种新的全球模式，这种模式尚未完成，在结构上亦不稳定。它在事实上导致了合法性的公开危机，导致了很多国家和整个地区的不可治理的危机，导致了一种持续危机的状态。而世界层面上的管理中心(WTO、联合国安理会等等)不能够有效实现它们的作用。资本脱离国家限制的“自由”运动所带来的全球性治理危机有如下表现：
这些激进右翼的更新增强了一种危险的反动推力，它旨在对根本性的女权问题和女同性恋问题进行挑战，它经常依赖于反对堕胎的公共教堂(在西班牙，一项取消堕胎权的法案被击败了)和家庭法律(它常鼓吹回到非常保守的妇女角色)，甚至激发对同性恋(在伊朗、非洲国家，福音派教会(3) 从近现代基督教新教神学思潮之一“基要派”演变而来，整体来说，福音派恪守《圣经》的传统教义，比较保守，在性道德上拒绝妥协。 力量强大……)或异性恋的政治迫害。总之，这些激进右翼运动正面攻击妇女和个人的自决权(如对性取向多样性的承认)，攻击那些经过持久斗争而赢得的权利。
原教旨主义和极右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如何演变的，它们中的哪些能界定为法西斯主义，比如像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印度(RSS(4) 印度教的一个民族主义极端(右翼)组织：Rasthriya Swayamsevak Sangh，“民族志工组织”。 )，以及伊斯兰国家，这是可以具体探讨的问题。但可以确定的是，新帝国主义的全球模式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压迫，是原教旨主义和极右的民族主义运动演变成法西斯主义或“类法西斯主义”的催化剂。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如何反抗大规模的新兴法西斯主义固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严峻问题，但如何“反制”从根源上导致这种“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新帝国主义全球模式，是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文件”指出：以美国为首的新帝国主义还在对这种极端右翼思潮“暗送秋波”和推波助澜，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煽动对自己的反抗，因而是违背其利益的，实则不然。因为资产阶级政府在反抗恐怖主义和“非法”移民的名义下进行的这种鼓吹，有助于这些政府名正言顺地使用恐怖，进而引起纲纪国法的增强，进而确立起警察权力越来越大的国家，使权威的政策获得通过。如今，全部人口——特别是难民——被视为“可疑的”，屈从于监视。而有些海外政治评论家，对于如何防止欧洲如比利时的恐怖主义，竟露骨地提出应严格拒绝难民，使中东的混乱局限于中东，不要再提什么“政治正确”。此处的“政治正确”本是欧美资产阶级联盟统治社会和世界的意识形态，比如对难民的某种接纳以彰显其人道主义的“普世价值”，如今竟连此伪装都不需要了，夫复何言？
“唐小果！我终于找到你了！”突然，那糖龙摇了摇脑袋，缓缓说道。那声音听起来就像嘴里含着黏稠的糖水，一点都不威武。
此外，温室效应“最具破坏性的方面是它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正如众所周知的‘第六次灭绝’(6) 在地质史上，由于地质变化和大灾难，生物经历过5次自然大灭绝。现在，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影响，物种灭绝速度比自然灭绝速度快了1000倍，地球正在进入第六次大灭绝时期。 。地球平均气温上升3度左右，就意味着一半的物种——动植物趋于灭绝，四分之一的哺乳动物处于威胁中。正在发生的海洋酸化，意味着珊瑚礁在死去，因为有机体的壳体结构依赖于钙化，在这种危机中，我们自己这一物种也将难以幸免。”[1]
除了温室效应所带来的上述灭顶之灾，如何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而不愈益诉诸农业的资本化，不诉诸使用破坏生态的杀虫剂、除草剂和转基因食品，也是全球生态领域的一个严峻问题。但这比上述温室效应更是“人祸”，而非“天灾”。因为在全球的“南方”，食品主权仍是问题的关键。其解决方法只能是，使人民有权利按自己的方法确定食物体制，这将使那些生产者来分配和消费食物，而非企业和市场机构来控制全球食物系统。这意味着将结束强占土地，要求更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以使那些生产食品的人获得土地。
“文件”指出，在全面生态危机的背景下，对“南方”的“生态补偿”绝对不能倾向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能使植根于“南方”的日本—西方跨国公司或“南方”的跨国公司(诸如巴西的农业综合企业等)乘机渔利，因为这只会引发更多的社会和生态危机。我们固然要站在气候灾变的主要受害者一边，但应当认识到，它更是“反系统性”斗争，从工人阶级的角度来讲，也就是阶级斗争，是“南”“北”双方被压迫阶级的共同斗争。问题的本质是社会—生态斗争，是“改变制度，而非气候”，它的基础由社会运动构成，而非在气候问题上的联盟构成。据此，“第四国际”提出其必须在两者之间的“边界”上工作，即将气候斗争纳入社会斗争的总体框架，否则，一切都将是表面文章。
4.“文件”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模式带来普遍的人道危机：战争、气候混乱、经济震动、社会瓦解、暴力升级、大屠杀、社会保障系统的瘫痪、毁灭性的流行病、妇女被奴役、强制迁徙，小孩缓慢地死于饥渴，与父母一起被放弃于“萨赫勒”(7) “第四国际”：《资本主义全球化、帝国主义、地缘政治混乱及其影响》，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4639。萨赫勒(Sahel)，非洲热带草原向撒哈拉沙漠过渡的干旱、半干旱地带。 之中……欢欣鼓舞的资本主义不受约束，带来了人道危机倍增的世界，带来的痛苦程度是未曾经历的人难以想象的，对那些已然经历这些的人们是难以言说的。“社会秩序的瓦解影响了巴基斯坦(它有核武器)诸国；在墨西哥的黑手党——他们与政治阶级共生——使用恐怖强加他们的控制，因而导致了失败国家、充满黑手党国家、毒品恐怖主义的宗派。”[1]人道主义法在面临紧急危机的时候，不是被增强，而是被民族国家践踏，欧盟在移民问题上甚至并没有假装尊重国际法。至于西欧以拒绝难民作为新的“政治正确”，则是对表面的人道主义也弃之不顾。“文件”认为，这种现代的野蛮主义必须以扩大的国际领域的行动来应对，特别是富于斗志的左翼思潮和社会运动必须与人道危机的受害者一起，确保团结的发展。
总之，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新帝国主义模式带来的只是一个矛盾激烈、冲突频频、动荡不安的世界。在拉美，正经历着一轮周期的终点——那就是“进步”政府与华盛顿保持距离的终点；这一周期的结尾采取的形式就是委内瑞拉和巴西的公开危机。在欧洲，2015年难民涌入，匈牙利等国的政治发展，英国的“脱欧”，凸显了欧盟内部的深刻分歧和离心倾向，欧洲整合工程被阻止。往东一点，普京的战争政策并未隐藏其经济危机的严峻。在印度，印度教的极端右翼组织正在袭击世俗国家的基础。在中东，俄罗斯的大规模和深度干预改变了形势，支持着阿萨德政权(8) 哈菲兹·阿萨德(英语：Hafiz al-Assad，1930年10月6日-2000年6月10日)，叙利亚政治家，叙利亚前总统，执政时间长达30年，是现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父亲。 。美帝国主义打断了它给予非原教旨主义阿拉伯反对派的非常有限的军事资助。就全球经济而言，一场新的金融危机正在逼近，只是不知道会在哪里引爆，影响如何。但不管如何，确定的是：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是对雇佣阶级的雪上加霜，甚至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粉条在烹煮时吸水膨胀，凝胶结构逐渐恢复，由于魔芋胶与甘薯淀粉在凝胶过程中通过相互作用形成更坚固的网络结构，因此，复水后添加魔芋胶的淀粉凝胶与纯淀粉凝胶相比具有更强的胶体结构，使粉条口感更劲道、不软烂。
三是进一步推进行政行为公开。进一步完善规范性文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公众参与等法定程序。进一步完善政策风险、法律风险内控制度建设，组织开展风险点排查，健全防控机制。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程序，健全外部行政行为公告公示制度，提高外部行政行为工作透明度，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知情权和参与度。不断适应新形势，夯实基础，提高全系统干部职工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能力，普治结合，开创“七五”普法新局面。
四、评论
《资本主义全球化、帝国主义、地缘政治混乱及其影响》是“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对资本主义全球局势的最新诊断，它力图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现状及其本质作出一种具有理论深度的总体性分析，体现了“第四国际”的最新理论动态，是“第四国际”最新出台的一部纲领性文件。它篇幅较大，且英文原文不算通畅，有诘屈聱牙之弊，给理解带来了一定困难。以上三个部分的论述是笔者对该文件的概要性解析，由于上述困难及其它限制，它们未必穷尽原意，也许尚有进一步开掘之处。但仅就笔者所得出的理解而言，它对当前资本主义的诊断既是其“第四国际”理论主旨的一贯延续，也基本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和基本理论。它对帝国主义民族国家之间和跨国资本本身的双重等级制度的揭露是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深入认识，也是对其前任领袖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的某种发展；它对由此带来的全球治理危机及其对劳工阶层的进一步剥夺的分析也深刻透辟，发人深省，具有理论的彻底性；其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的警示，也绝非危言耸听。总之，该文件的批判主题直指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新帝国主义跨国统治，可谓是一篇号召反资本主义、反新自由主义的战斗檄文。对于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其理论借鉴意义应是不言自明的，在实践上也并非没有交集。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曼德尔以“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发展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以此分析和批判“二战”后的当代资本主义，而不幸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苏东剧变”似乎对此打上了一个问号，难道“晚期资本主义”的逻辑在曼德尔的著作完成后已悄然终结？不！结论是：“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它把内在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矛盾提上日程，它带来的主要影响是政治性的(使控制体系非法化)、社会性的(对直接受影响的国家非常野蛮)，也是结构性的(包括债务爆炸)。”[1]“苏东剧变”这一社会主义运动的逆转在2007-2008年时已经终结，这是新自由主义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这句在整个文件中并不起眼的话，笔者却以为是全文的中心和文眼。
当然，该文件也不是没有缺陷。最明显的是，它虽然全面地提出了问题并直指本质，但在应对的具体方案上语焉不详。尽管根据“第四国际”的一贯理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其解决问题的基本手段，在此之下它也不断地就一些具体的议题提出某些对抗原则，但总体来说失之粗疏，难于落实。这既与它的影响力仍然有限有关，更与它对各种反抗运动缺乏整合有关。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及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发生的意识形态“同化”，古典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就目前来说缺乏主体条件，如果不能将这种阶级反抗与资本主义社会各层面的反抗运动加以有效整合与联合，难免势单力薄，且容易分化瓦解，根本难以撬动新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而“第四国际”在这个问题上尚无明确的纲领。此外，它急于照搬古典“共产主义”的理想，忽视既有的社会主义探索道路，缺乏联结近期斗争与最终目标的战略步骤，呈现出“左派幼稚病”的症候，低估了与资本主义世界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这是包括该文件在内的“第四国际”的理论缺陷，也是其总是流于空想的重要原因。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是“第四国际”理论中的盲点。把中国界定为一种“亚帝国主义”能否概括其本质特征，因为市场经济的存在就属于“帝国主义”吗？这显然是一种简单化、教条化的判断。事实上，中国之于反新自由主义的意义，是毫无疑问的，这主要不是提升中国在国际左翼运动中的地位问题，而是中国的加入确实会使这一阵营增加举足轻重的力量。在反抗新帝国主义的全球统治上增进共识、寻求合作，是提升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影响力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话语空间的题中之义，它们在实践上将落实为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新秩序，并最终导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
现阶段很多企业为降低管理成本，大多采取扁平化的管理方式，忽视了专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的重要性，造成人力资源管理岗位严重不足。同时，由于供求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导致企业在人力资源市场较难招聘到由丰富经验的人力资源从业人员。
参考文献：
[1]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资本主义全球化、帝国主义、地缘政治混乱及其影响[EB/OL].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4639.
[2] 托洛茨基.过渡纲领——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EB/OL].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mia-chinese-fi-19380903.htm.
[3] 埃内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M].马清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4] 吕佳翼.异化批判与革命理论——当代“第四国际”思潮论集[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
International Domination of New Imperialism Directed by Neo -liberalism —Analysis and Comments on the Newest Diagnosis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by Fourth International
LV Jia-yi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Hangzhou , 310023)
Abstract : Bureau of Fourth International put forward a report in August 2016, which gave a comprehensive diagnosis of the world Capitalism. Firstly, the imperialist word is a hierarchy led by the USA. However, the hierarchy is unstable, because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and its intrinsic ambition to expand causes malign competitions. Secondly, the international capitals become independent of their states and form another hierarchy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s. Thus, there’re two domination systems of capital, which trigger serious management crises. Thirdly, the new domination form of imperialism causes overall crises including ideological crises, biological crises and humanitarian crises. However, this report couldn’t recognize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or could put forward a systematic solution to these problems. In conclusion, the setback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stic movement trigged by the Radical Social Changes in Soviet and East Europe in early 1990s had come to an end since 2007-2008. The left thoughts and movement should develop cooperation in theories and practice while struggling together for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which will be more equal and beneficial for the Third World.
Key words : Fourth International; Neo-liberalism; the hierarchy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s; the overall crises of Capitalism
收稿日期： 2019-03-22
基金项目： 本文是2017年度浙江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编号：SKY-ZX-20170020)、教育部2018年度“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编号：18JDSZK090)的成果。
作者简介： 吕佳翼(1986-)，男，江苏无锡人，哲学博士，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图分类号 ：F4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2815(2019)03-0011-07
标签：“第四国际”论文; 新自由主义论文; 跨国资本等级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全面危机论文; 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