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中国化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立场论文,观点论文,价值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个题目来自当前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困境以及摆脱这个困境的需要，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迫切需要，来自作为“行动指南”的思想理论体系保持其“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品质的需要，来自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不断引向深入的需要。在这里，我们首先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的应用性“基本范畴”、“基本命题”诠释和阐述；然后，将在此基础上从更广泛、普遍的范围内展开讨论和论述。我们之所以说，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发展，或者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统一的科学体系，是因为从根本上说它们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一致的；同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的发展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一脉相承的显著特点，也就在于其根本立场、观点、方法的一致性。概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与与时俱进的显著特点也在于其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一致性。
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中国化的相关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能否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实现中国化。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中国化的意义问题，其性质是多方面的。
第一，这是一个历久常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命题。
人们不能不承认，这是老问题，也是新问题，始终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应用研究的前沿问题。正是由于它们自身这种特殊的意义，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愈显得古老而常新。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19世纪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达到的成就，用唯物主义辩证方法进行总结、概括、升华，构成了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总的看法即世界观。如果从“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视角去审视马克思主义或它的世界观，其最有价值的或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无论是列宁概括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曾经多次引发列宁的概括并且用中国的语言来表述的“实事求是”；邓小平反复阐述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还有江泽民概括的“三个代表”实际上都是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几代领导集体都始终完整、准确地把握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应用性基本范畴的“立场”、“观点”、“方法”。我们党总是讲这一范畴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地位，总是讲一定要重视这一范畴对于现实的意义，总是讲由于对这一范畴认识的偏差而引出的历史教训。一句话，正面讲，反面讲，这面讲，那面讲，反反复复总是讲。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观察问题、讨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建构理论；或作报告、发表意见、做出决议；或制定和执行路线、方针、政策都有个出发点、立足点问题；或者说自觉或不自觉，有意或无意地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用什么样的观点、方法的问题。
第二，在历史与现实中，仍然“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①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的困境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乃是其所谓应用主体并不真正懂得“立场”、“观点”、“方法”。稍微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人都能知道，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毛泽东、刘少奇首先使用并提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并且阐述得最集中、最深刻。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中直接使用、反复强调和深刻阐述了“立场”、“观点”、“方法”的应用及其价值问题。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讲到共产党员要进行的“八个方面”的修养之一就是：“要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从那时候起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究竟多少次强调并阐述了“立场”、“观点”、“方法”问题，很难开出一个清单。但事实上，我们对于“立场”、“观点”、“方法”的认识何等肤浅、何等贫乏，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前几年仍然也能看到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争鸣文章，但是人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仍然缺乏全面、系统、具体、实际和深刻的考察和阐释。其结果，正如毛泽东于60多年前说过的那种情景目前照旧存在：“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妙药，似乎只要得到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的包医百病”。同样，将马克思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样蒙昧无知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的人是仍然存在。正因为如此，早在1960年，毛泽东说过一句语重心长的话：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说，长期以来我们确实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范畴认识得不够清楚。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反复强调，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们没有完全搞清楚，而在这里指的“没有完全搞清楚”首先指的是什么是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第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误解太多。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误解，所以误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的教训太大了，太沉痛了。我们不能轻易忘记用极其高昂的代价换来的教训，把它同“文革”噩梦一起当作不堪回首的往事，抛到大海中去。我们应该深刻地反思历史给予我们的教训，从中学习有用的东西，而这里的关键是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长期以来，我们一方面没有完全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因而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误解也颇多。其一，只是从“理论哲学”角度诠释和理解，而忽视从“应用哲学”和“哲学应用”角度的诠释和理解。如果只从“理论哲学”的角度掌握“立场、观点、方法”，或者停留在“理论层面”，那么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只解决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就不能解决怎么办的问题。但要改造世界，就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还得靠“应用哲学”，即应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铺设一座通向具体实际生活的中介和桥梁，从而在“哲学应用”上下苦功，即实现其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具体地实际地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消闲解闷的空谈哲学，也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晦涩的思辨的书斋哲学，也不是学生课堂里的从概念定义开始，逐渐展开，叙述有序的教科书式的哲学。但是，长期以来，只强调“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只停留或满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等一般性口号上，而不是“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因而往往阉割理论的这个生命或不问马克思主义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具体地说是什么，而盲目地笼统地抽象地去接受它，其结果只能是导致教条主义。其二，仅仅当作一个哲学来研究，仅仅从哲学的视角去审视；而不是以宽广的视角，即不是“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② 这样一来，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仅仅停留或满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形态”的“原生形态”上，不能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和任务进行新的概括和阐发。在有些人视野中怀疑甚至否认邓小平理论的丰富的哲学思想，其理由是他没有留下可以作为哲学教科书的专门意义上的“哲学经典”。事实上，邓小平没有撰写过严格的专门的哲学教科书，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就没有自己的哲学思想，恰恰相反，稍微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人，都可以从邓小平理论中，感受到他那坚定的哲学信仰和哲学思想，也能体会到他那深刻的哲学思想和精辟的哲学概括。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的显著特点是，集中体现在适应新的时代和中国发展变化的客观要求，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其三，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只是从单方面的、单层次的、抽象的、静态的解读，而忽视从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具体的、动态的解读。就是没有把“立场、观点、方法”看作一个系统、一个过程。其结果，我们缺乏对它的“三方面之间的逻辑地内在地有机联系的整体”认识，也不可能把握它的本来面目及应用的真实价值，更不能把握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价值。
第四，我国理论学术界，对立场论、观点论、方法论的研究和阐释仍然不够深入具体。
一方面，不注重从对立场论、观点论、方法论的整体性及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因素的研究，不从整体中把握部分，不从系统联系中把握要素，不依靠有关整体的知识，也就不能认识部分；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在三者中相对而言，对立场论、观点论的研究和阐释不够深入、具体。只强调方法和方法论的具体性，而忽视了立场和立场论或观点和观点论的具体性。就方法论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学术界无论对毛泽东思想方法论、邓小平思想方法论还是对社会科学学科方法论的自觉的、系统的、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已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方法论热”和“方法论年”，有不少精品力作。但对立场论、观点论的反思和研究严重滞后，没有自觉的、系统的、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几乎也没有精品力作。不过，我们应该承认对方法论的率先突破不仅为立场论、观点论的确立提供了丰富的实际材料，而且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路线、途径、线索，从而使这“三论”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前沿上，古老而常青的基本命题继续在同一个方向上协调并进。
第五，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其中的“立场”具有前提性和基础性的品质。
本文第二部分，在阐释立场、观点、方法的总体基本特点、功能及其中国化价值之前，首先要明确指出的是：从广义上或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范畴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同一个东西，即是说其中各个方面都兼有其他两方面的涵义和功能，例如，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简明表述，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很明显，实事求是就是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狭义上或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范畴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不是一个东西，而是各具相对不同内涵和品格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对独立的部分或方面。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中的“立场”具有前提性和基础性的品质。其一，从立场、观点、方法三者的关系上看，它具有前提性和基础性的品格。立场论要回答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出发点、立足点问题。一般说来，主体的立场决定其观点和方法。同一件事，主体所处的立场不同，观点会截然不同，方法会完全两样。立场站错了，或不能把握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或不能认识真理，或有意掩盖真理，或拿真理去谋取私利；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就有可能把握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就有可能认识真理，或认识错了也会主动改正，或拿真理为人民服务。如果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犯了错误，也会得到人们的谅解。例如，毛泽东在晚年犯错误，他的立场并没有错，即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错了，观点错了，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方法也错了，即“大民主”。所以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任何观点或方法的转变和改变往往首先取决于立场的转变和改变。刘少奇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没有明确而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要彻底了解和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是不可能的；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他要在一切革命斗争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这也是不可能的。陈云也认为：真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有无产阶级立场。大家如果都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方法就容易一致，对问题的看法就容易一致，事情就好办了。其二，从提出问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角度上看，它也是具有前提性和基础性的品格。实际上，这个问题和前一个问题相互关联的，只是提出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前一个问题的角度是更多的关注理论层面；而这里的角度是更多的关注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实际上包含着立场、观点、方法“三要素”或“三个范畴”，而且把普遍真理从本质上高度概括为立场、观点、方法，而体现在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就不那么“显而易见”。所以早在60年前毛泽东同志就号召全党去“找”，并且他强调要“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首要的是“找立场”，其次才是找观点和方法。“找”和“应用”、“运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为找不到立场、观点、方法就不存在“应用”或“运用”的问题，而如何“应用”或“运用”首先要解决立场和态度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都非常强调学习、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问题。要在理论联系实际上下功夫，首先必须要在“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上下功夫，不然“牛头不对马嘴”。邓小平多次提醒全党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应该怎样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这里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不仅是要搞清楚一般的概念层面而言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是搞清楚立足于现实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实中提出问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首先有个出发点和立足点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范畴总体上的基本特点、功能及其中国化价值
立场、观点和方法各自的概念范畴好比是一个“点”。这三个概念范畴的“点”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一条线。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其立场、观点、方法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体。它们是过程的统一，更是本质的同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就是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高度统一。正因为这样，我们很有必要从有所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体系范畴总体上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价值，做一个全面、综合的考察分析。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及其中国化的总体上看，它具有贯穿性的特点。所谓贯穿性就是从理论体系的总体上反映贯通马克思主义全部内容的最根本的特点和属性。在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和运用得如何，实际上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掌握和运用的程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其应用主体曾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过富有时代特色和自己理解倾向的概括和阐发。但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始终是作为理论体系的实质、灵魂、原则或基本精神发挥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是外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某种东西，而是始终贯穿理论体系中间的精髓和灵魂。它经过经典作家的总结和概括，经过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和任务进行新的概括和阐发，反过来作为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最直接的思想理论武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三个基本方面，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是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所形成的具有中国共产党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邓小平理论的“活的灵魂”同样是实事求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九个基本方面”③，它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思想路线，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在“九个基本方面”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贯穿在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样也有一个活的灵魂。这个活的灵魂，这个精髓，总的说就是实事求是，从基本方面说，就是“三个代表”这三句话本身。它就是贯穿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也就是具有当代中国共产党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化的发展成果上看，它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功能。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所谓“一脉相承”是指作为理论体系的实质、灵魂、原则或基本精神的立场、观点、方法的一致性或相同性。这种一脉相承就是既不断继承又不断创新的过程，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最好的继承。一脉相承与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实质上一脉相承中包含着与时俱进，同样与时俱进中也包含着一脉相承。我们衡量一种中国化理论体系是否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首先要看这种理论是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如果仅仅在“口径”、“话语”上照抄照办，却脱离新的实践，那恰恰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背道而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都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脉相承的科学思想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着眼于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现实，着眼于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着眼于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科技的新变化，着眼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思考而产生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它说出了新话，却蕴涵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正因为如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典范。
第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上看，它具有根本性、确定性的特点、功能。马克思主义首先具有根本性、确定性，这种根本性、确定性始终不能变。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确定性就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是从人类社会实践的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的，是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它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具有永恒的价值。这是使马克思主义成其为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点。当然，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具有开放性，它始终处在发展变化之中。马克思主义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吸收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它的理论体系中这种变与不变的统一性，就在于它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实际应用，即根据社会实践的不断变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开辟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从而以新的视角、新的形态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这里明确指明的是，所谓的根本性、确定性最强调的是立场、观点、方法。不知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只有“超越”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讲的话，今天又重复一遍，这叫等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在某种条件下，“等于”马克思主义的危害比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危害更大。只有真正善于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才能真正善于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第四，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化过程中的应用上看，它具有具体性的历史性的特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客观事物和反映客观事物的观念形态都是具体的历史的，而不是抽象的、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也是如此。所谓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具体的历史的特点，是指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坚持和运用是具体的历史的，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④ 马克思哲学与旧哲学有着本质区别。它的旨趣不在纯粹的思维驰骋，它的全部落脚点是生活和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者所面对的时代课题不同，即我们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历史条件、历史任务、历史事实不同。马克思的时代需要写出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论著，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列宁的时代需要写出以《帝国主义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论著，揭示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需要写出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论著，揭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和规律。那么，我们正处在新的时代，就应该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揭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用以指导我们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反对那种想从马克思原著中寻找时时、事事、处处都永远适用的定义、公式、口号、方案的做法，而主张实事求是，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第五，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品质上看，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功能。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就是与时俱进。同样，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最重要的品质也是与时俱进。这个与时俱进不仅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内涵的发展创新上，同时也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继承、创新的过程和形式上。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就等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但从根本上说，这两者是完全一致的。与时俱进的核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研究时代发展的特征，解决现实的问题，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与时俱进的本质，首先是实现主观认识符合客观规律，解决按客观规律办事的问题。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具备认识和把握事物客观规律的本领，这种本领不是别的，正是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我们经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必须永远坚持、不能改变的。但是它可以而且应该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和任务进行新的概括和阐发。如前所引用的：“从过去到现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不变的”。其意是指，它的根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是不变的。但它的“根本的立场、观点、方法”或“根本原理”总是而且只能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来存在和发展。例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实践要求，从保持党的先进性的角度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概括和阐发，并赋予了新的涵义。其中“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原理或这一基本观点、方法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社会发展基础与社会发展方向的辩证关系的原理或这一基本观点、方法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或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立场、观点的运用和阐发。
第六，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系统性看，它具有整体性的特点、功能。其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整体性的品质和规律只存在于立场、观点、方法各个组成部分的内在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即一般地说，立场是前提，观点是核心，方法是归宿。正因为这样，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里，立场论要居首位，观点论要居中位，方法论要居尾位。其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各个组成部分只有在其整体中才能体现出它具有各组成部分的意义，一旦离开了整体的前提条件，这个部分就失去了整体的部分的意义，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统一性，就是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统一。其三，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只有在其应用的动态变化发展中，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保持着相互联系和作用，以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中的整体功能。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总体上的这个特点要求我们始终把它作为整体看待，看到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反对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观点。
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中的若干命题之间的关系问题及其重要价值
我们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但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其自身系统的结构、特点、功能及其内在联系，而且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其与其它几个至关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应用的基本命题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应用过程中，特别是学习、研究、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除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以外，还有马克思主义原理、马克思主义本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学风等马克思主义应用研究，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范畴或基本命题。而这些马克思主义应用研究的基本范畴或基本命题，尽管提出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但在马克思主义应用中相互关联的甚至纵横交错的，都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透彻阐释去凸现其中国化现实价值的。
第一，马克思主义原理与立场、观点、方法。从这两个命题的关系上看，一般来说，原理无论作为带有普遍性的最基本的可以作为其他规律的基础的规律，还是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在理论体系中它与立场、观点、方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应用性范畴，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虽然都属于认识论的范畴，但对应关系有所不同，应用的范围也有所不同。原理侧重解决理论和实际的关系问题，那么，立场、观点、方法涉及的范围更广，它侧重解决的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当然，这是就一般的概念层面而言的。在现实生活中，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也深刻得多。马克思主义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应用上显然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一系列原理和结论，因其涵盖的时空范围的差别而呈现出不同的层次。因为马克思主义也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产生和发展的，毋庸讳言，它的某些原理不仅可以被超越，而且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它们必然会过时，为新的原理取而代之。因此，我们对它的应用，首先要分析它的哪些原理和结论已经过时，哪些原理没有过时，哪些原理不会过时。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最基本要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作为有机的统一体来说，指的是最普遍原理即最基本原理层面相联系的部分，因而也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内容。从总体上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应用中，“原理形态”向“立场、观点、方法形态”的转换，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逾越的过程，也是一个应用的重要切入点。尽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应用也同样遵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但由于它的一系列特点、功能，抓住它，对于自觉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或根本与立场、观点、方法。从这两个命题的关系上看，作为马克思主义应用性基本命题“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或根本”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含义是一致的，但前者主要对应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后者则对应于马克思主义观即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虽然都属于认识论范畴，但后者比前者含义更宽泛一些，因为它不仅要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且要回答和解决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正因为这样，我们党历来强调这两个命题。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一些人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解决实际问题的错误态度。在邓小平看来，马克思主义是许多具体结论和根本原理构成的体系，但更重要的是抓住其根本原理。他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学习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就是把握实事求是这个根本点。把握了实事求是，也就根本上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毛泽东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他能够完成这个伟大的壮举，主要得益于他对马列主义本性的理解；同样，邓小平能够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关键在于他对马列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正确理解。由此可见，在党的80年来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一贯把“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作为从总体上反映贯通马克思主义全部内容的最根本的特点和属性来强调，并要求全党针对新的实际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为学会这一点“始终是全党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⑤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与立场、观点、方法。从这两个命题的关系上看，我们历来强调的“学习、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与“要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这两个命题也是完全一致的。强调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不能突出主要部分，抹杀它固有的理论内容和方法上的特色，而是要力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本来面目，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而必须从马克思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这是因为，首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个时期，这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把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是要犯错误的。其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会犯错误，他们的话并非句句是真理，比如，毛泽东自己多次讲过，他们有些话讲错了。他认为，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马恩列斯都犯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那么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再次，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主义”“思想”“理论”，是不能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部言论等同的，不能认为经典著作中所谈论的一切，都属于“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范围。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中谈论的日常生活事务，马克思致燕妮的情诗和情书等等，这些对研究他们的个人生平、个性和思想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但并不属于“主义”的内容。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第四，马克思主义学风与立场、观点、方法。从这两个命题的关系上看，毛泽东是在党的历史上认真关注和研究这两个命题的第一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实践中，他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经验充分证实了他反复强调的学风问题和立场、观点、方法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的这一科学论断。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个学风问题：究竟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明确提出了学风与立场、观点、方法的关系问题。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首先要解决学风问题，而学风问题的实质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正因为这样，我们党历来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着重学习和把握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这里首先说的是坚持和运用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他们的世界观提供的不是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但是，在实践中常常有一些人总是习惯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具体结论，或者别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具体经验，而忽视了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本国的实际情况并确定自己的工作方针和政策，结果出现错误，历史上的教条主义皆由此产生。从王明把共产国际决议和前苏联经验“神圣化”，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句句是真理”，再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个凡是”，我们党同“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进行了多次不懈的斗争。从马克思主义学风的角度看，书本上的词句只是它的躯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是它的生命。毛泽东强调精通马克思主义目的全在于应用，反复强调学以致用。所谓学以致用，就是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实践，提出、分析、研究、解决实际问题。我们要做好各项工作，不断地把党和国家的事业推向前进，最重要的是努力学习、科学掌握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注释：
①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97页。
②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③ 这“九个基本方面”是指党的十四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容的概括。
④ 恩格斯《致威纳尔·桑巴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6页。
⑤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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