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本与文化的效益悖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益论文,资本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从资本逻辑对文化逻辑的扭曲中，深刻揭露和批判过资本主义的精神异化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①。1856年4月14日马克思在伦敦为《人民报》创刊纪念发表的上述著名演说，虽然从根本上讲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对抗性的客观展示，但同时他又一般性地揭示了资本运行与文化发展的逻辑在社会生活中的尖锐冲突，是对资本理性吞噬人文精神之毒垢的强烈讨伐。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后现代社会，马克思所痛陈的文明异化现象有增无减，愈演愈烈。当下我们正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文化建设，资本逻辑对文化产业的自发作用远未退出历史舞台，资本运行与精神文化生产形成多种牴牾。如何既利用资本市场组织文化生产的积极作用，又防止其自发功能对文化逻辑的价值扭曲，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尝试分析资本与文化的效益悖反，以期引起人们对此问题的关注，进而探索妥善解决的途径。 一、资本诱发文化生产短期行为 在利润平均化法则这一资本逻辑的作用下，文化生产及产业文化发展，自发地趋向市场需求量最大的领域，使文化产业的出品向着投入适中、见效很快、需求量大而质量一般的状况趋近。这不但助长消费文化片面扩张，压抑文化生产中的品质提升力；而且会因文化发展的急功近利，消解文化生产主体的理想性、预见性、探测性、创造性追求，让市场追名逐利的短期行为取代文化创作、科学探索所需要的那种不避风险、艰辛进取、执着攀登的文化理想和科学意识。它们从精神生产主体的文化取向方面，从文化生产的“文化”方面，销蚀文化发展的创造性、卓越性和科学性的进取力。文化企业实行文化产品的“量贩式”经营，推广量大、透明、自助、平价的文化消费方式，以量定价推销文化产品，让文化产业以其量的扩张遮蔽其质的平庸，使文化产出量的扩张内损文化生产质的提升，导致产业文化齐平性拓展、重复性循环的局面，酿成精神文化生产的经济片面性。 在文化生产的产业化经营中，内存一系列客观矛盾：文化灵性与文化工业、创意与营销、思想与技术等方面的内在冲突。一般而论，灵性、创意、思想的形成和表达，相对于文化生产者个人而言是主体性的、一次性的、情境性的；而工业生产、经营活动、技术制作则是集中的、反复的、规则性的，因而也是规模化、批量化、客观化的。其产品要求从来都是规格化的“这一批”，而非科学探索“顿悟式”的突然发现，艺术创作鬼斧神工般的“那一个”，或情趣理致表达中的“神来之笔”。唯其如此，一些经过千锤百炼、又有如天目顿开的创作和个人发现，才能在非市场交流、非产业复制、非大众消费的过程中，获得并保有经典之作的魅力、可反复享用的恒久价值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稳定意义。这种情况似乎表明，产业文化的社会适用性与意义，其广度与深度、其空间与时间、其受众的多与少，刚好成反比：空间扩大意味着时间缩短，广度拓宽意味着深度降低，受众增多意味着价值保有式微。 对这些在我国也屡见不鲜的现象，只要看看市场经济对作家群体的影响我们就不难理解了。综合文学界的理论见解，业内人士认为我国作家队伍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资本逻辑对他们创作的侵扰是多方面的：一是作为纯粹的精神文化生产者，作家曾有的社会中心舞台已边缘化，创作家光环不再，由人类灵魂工程师还原为普通百姓、脑力劳动者、“书匠”。二是文化产品市场化销售，使文化消费者的地位大幅提升，文化“顾客就是上帝”，他们的思想关注和审美兴趣，他们的生活状况与利益焦灼，成为作家关注的中心，作家们尊重和迎合大众消费趣味，成为扩大作品发行量的一个重要文化策略。三是作者组织体制与收入分配方式改革，由过去稳拿工资的单位人变为签约作家——文化合同工，这自然让许多作家把市场需求作为创作内容乃至方法、风格的定位坐标，按资本市场对精神生产要素的配置方法进行创作。四是对投入产出率的劳动效益考量，使人们关注需求广度，加快创作速度，而放弃对思想深度与经久文学价值的追求，极少“十年磨一剑”的人了，也不再有“一本书主义”，十本书都没有“主义”。为娱人、为市场、为扩大销售量、最终是为提高劳动回报率忙乎。五是作家明星化，借助各类媒体，频频出镜，从余秋雨到易中天，得益于传媒之助，放大影响力，扩大作品销路。这为大众消费文化市场吞没精英文化提供了条件。六是文学的教化功能大大下降，而展示、表达、娱乐、消遣功能急剧上升。它们表现在题材选择上，以家长里短、爱恨情仇、饮食男女、七情六欲、商海沉浮、离奇遭遇等生活化、市民化内容为取向。在价值追求上，以世俗化、功利化、“经济人”化、消遣化为风向标，消解崇高与理想，弄潮和制造时尚，并以影视化、热媒化的表现方式置换文学的深情与沉思；连出版机制也呼应着市场化的资本逻辑要求，以“晚报”丛生的形式演绎成刊物改版潮；甚至作品评奖也得与市场销售量挂钩，“象征资本”的力量遮盖了文学自身的人文精神及其艺术价值。现在我国一年出版小说八百多部，相当于从建国到“文革”初期小说出版总量的几倍，但它们给人们留下了多少印象？文学作为社会神经对现实生活反映最敏感的部分，它们连同其创作主体对文化逻辑的策略性调整，应当说真切地反映了精神文化生产在资本逻辑的深刻干预下，存在着一种经济功利作用把文学从人文理性厚重的包裹中拉扯出来，使之变成一种赤裸裸的物用生产的现象。 文化生产的市场化及其资本逻辑的自发作用，对文化逻辑冲击最甚的应当是给人文理性与知识态度带来的某些贬抑。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谈到文化教育的理念时说：“智力需求的技巧就是需要智力援助的技巧，并非偶然地能够被放在逻辑思维中的信息就是思维过程所需要的信息。读书少的人因为他们的知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掌握的，所以经常能有效地使用他们偶然掌握的零星知识；而那些受教育多的人却经常陷入大量的学习材料中，他们更多地忙于记忆而不是思考”。文化教育的进步不是用“学习的连续性来衡量，而是以新的姿态和新的兴趣、经验来衡量……教育必须是一种持续的经验重建”②。哲学家从教育学视角对文化的创造性精神特质的论述，应当是有普遍意义的。杜威主张实用主义的文化取向，但他还是从文化生长的逻辑自身看到了教育及整个文化的发展不在于重复而重在创新，在于追求卓越。若用杜威给出的文化知识态度与方法，对比今天文化生产中形成的某些知识理念与创作态度，笔者不能不严正指出，许多受资本逻辑左右的人，已经在文化的经济功利主义道路上，走到了比杜威主张的实用主义还要更加浅近的实用主义境界，若先人地下有知，后人之作为定会让杜威自叹弗如！ 二、资本张力解构文化生态秩序 资本逻辑驱使精神文化生产朝市场化方向发展，首先当然是物质利益的引导与驱动，但同时也有对文化生产主体活动方式的挤压及其造成的生产性危机。市场经济带来文化体制改革，精神生产者就业方式和分配体制发生根本改变，使以往不很突出的生存方式问题突显出来，身份、角色、责任、活法一并变更而重塑精神生产者的主体性人格。当年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过，市场经济、货币逻辑把曾经受人尊敬的诗人、律师等职业角色的光环贬得一钱不值，让人们重新评价精神文化生产者的劳动价值。资本逻辑的活性因子——货币，具有全社会完整意义上的可通约性，使人的价值被物质化和量化，一切都成了可让渡的商品。用“存在的有价”超越“存在的无价”，精神在货币面前与物质同价类比；人是万物的尺度，而尺度本身也被还原为物，并可以被让渡。于是，人类意识跟钱更亲近了，而与社会崇高的人文意义世界疏远了。仅此一项，市场经济及其资本逻辑就足以让人预感到一种精神危机：逼迫人们紧张地调整自己的价值坐标与思想方式。市场对精神产品的审查和准入，也动摇着非市场化文化生产者的安身处所与精神家园。一个不能仅仅用哲理就能解释清楚的世界，一个突然被剥夺了文化幻想的世界，一个多方面解构传统价值秩序的资本世界，一定会生成一些人的自我失落与人生迷茫，有了一种失去了生存根基与原有价值的危机。 作家刘心武90年代在市场经济初期就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现象：一个严肃的作家，“他写作时，要体现特立独行的人格、充溢创造性发挥的‘文本’、新奇诡异的个人风格，可是他不能不考虑安全问题、温饱问题、出版问题，当然他应在可达性与可行性之间求得一个最大也最优的生存系数，他如向社会规范和市井俗尚过分尊媚，当然有碍他的突破创新，但是他完全不顾所在的环境而放肆地‘伤时骂世’、心无读者地‘严雅纯’到底以至全不考虑出版面世，那么，他不是傻子必定是疯子”③。这种十分深刻的思考和几分无奈的顺应，应是人文知识分子身处市场经济湍流中的宿命写照。面对市场经济资本逻辑的铁则，文化产品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它自身的品质，且更决定于市场的响应与适销，取决于消费者们和社会世俗话语的介入。政治宣传，经济推介，社会宣示，往往还要借消费文化之力才能顺利推广和深入人心，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便属此意。甚至那些华光耀眼的“明星”也都是商品化过程的产物，如美国电影明星梦露一类，“早就因商品物化而衍变为其自身的‘形象’了”④。这些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文化行为具有足够强大的背景力量支持，尚需借道市场、借助消费文化之载体去实现自身，那冰冷的基础科学研究，那常与市场自发行为角力的人文理性文化，那严肃人生与清纯情感之形象表达的艺术文化，那充满奥义、追求终极价值和理想的宗教、哲学文化，既没有巨大的社会实力和经济资源的强大支撑，又不可能一味迎合世俗；由是在用货币代表的物质力量垒起的市场中，在一个追求文化的经济功用与娱乐功能的大众文化世界里，它们受到资本逻辑的冷落与挤压是势成必然的。 资本逻辑在文化市场乃至整个生活世界的自发作用，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足可导致技术理性嚣张，人文精神孱弱，德性观念式微，打破人文与科技两种文化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有序结构与逻辑耦合，也会动摇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有机对流与互补；进而，诱发社会对非物质价值、非致利活动、非经济行为的错误评价与偏见，不恰当地用资本利润、市场法则、货币尺度去度量它们的意义与决定其取舍，使非产业、非市场化的文化生产承受资本逻辑带来的不可承受之重，形成诸如道德“滑坡”、理想“塌方”、思想“溃堤”一类的文化恶变现象。 面对资本主义文化败象丛生的现实，詹明信写道：“当前西方社会的实况是：美感的生产已经完全被吸纳在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之中。也就是说，商品社会的规律驱使我们不断出产日新月异的货品(从服装到喷射机产品，一概得永无止境地翻新)，务求以更快的速度把生产成本赚回，并且把利润不断地翻新下去。在这种资本主义晚期阶段经济规律的统辖之下，美感的创造、实验和翻新也必然受诸多限制。在社会整体的生产关系中，美的生产也就愈来愈受到经济结构的种种规范而必须改变其基本的社会文化角色与功能。当日益增长的经济需求带来一定的社会反应时，我们自然便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社会机构伸手给予那新兴的艺术以不同性质的支援赞助(包括设立艺术基金、博物馆赞助金等)”。詹明信认为：“在资本主义体制统摄人民生活的社会空间里，不但人的劳动力得到重新分配，人的感知能力也经过分解、重组而越趋专门化了。总之，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为我们带来新的感觉中枢、新的官能分配、新感官组织以及组织的解体和变动等等。于是，艺术家只有力求透过他笔下独有的感官世界，捕捉感官组织本身的崩裂。在这个解释下，艺术创作者正是抱着一种乌托邦式的补偿心态，奢望艺术能为我们救赎那旧有的四散分离的感官世界”。因此，“后现代文化给人一种缺乏深度的全新感觉，这种‘无深度感’不但能在当前社会以‘形象’及‘摹拟体’为主导的新文化形式中经验到，甚至可以在当代‘理论’的论述本身里找到……故此，后现代人给人一种愈趋浅薄微弱的历史感，一方面我们跟公众‘历史，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少，而另一方面，我们个人对‘时间’的体验也因历史感的消退而有所变化”⑤。以上有些冗长的引述说明，研究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詹明信，事实上从三个方面对资本逻辑给文化生产带来的冲击做了概括性的提示：一是精神文化生产越来越受到物质生产的直接干预，其相对独立性渐弱；二是现代资本生产方式重构精神世界，人们的感知和意义体系日趋碎片化；三是文化的逻辑轨迹日益由时间维度向空间维度演化，空间的逻辑扇面扩大、影响深化。 受詹明信的启示，分析当下现实，笔者以为资本逻辑对精神文化生产的渗透，解构传统社会的文化生活秩序，推动精神文化生产的逻辑重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表现。它们虽不是这种现象的全部，但透过它们足可以为我们理解这些现象找到明晰的线索与思路。 其一，文化的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原有的价值逻辑关系发生变构。在科技理性中，应用技术研发更能市场化、产业化，因而受到资本逻辑的吸附与支持，能获得更多的市场资源与发展空间；基础科学因远离市场只能靠政府投资才有发展条件。这可能使科学与技术受资本逻辑的影响而造成价值评估的错位：在经济价值上技术升浮超过基础科学研究的地位，在思想理论价值上基础研究因为是技术研发之母，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因而科学与技术在思想文化价值与直接经济价值的关系中不相洽。这不仅使科技理性一分为二，形成了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分野，而且让社会实行两套评价系统，故有科学院士与工程院士的分别设置与评定制度，两院院士兼得者不多。而且，大量工程院士是企业家兼职。 2013年我国新遴选的工程院士中就有一批人是企业家，因为他们掌管企业，有经济力量依据市场需求组织技术开发，并在自己企业系统率先推广取得经济效益，能用光鲜的社会经济效益去证明其技术成果的意义。技术研发主体的资本力量使技术理性与科技理性揖别，更趋近资本逻辑的轨道，而在理论理性方面疏淡了培育自身的基础科学。在人文理性方面，那些能从形象上、物化方式上展示出来的思想情致，那些能给大众消费带来娱乐或感官享受的内容与制作，因其可市场化、可产业化，得到资本逻辑的青睐而受其裨益更多。这样一来便在人文科学理性世界也形成了逻辑裂变：那些可形象化、艺术化、大众化的文化内容与制作向资本逻辑趋附，在文化市场升腾起伏。那些能形象化、艺术化但难以大众化的内容与制作，与那些不能形象化、艺术化、大众化的文化内容与制作，因其市场占有率低不能与资本联姻，便远离资本逻辑的运行机制，而固守自身原本的文化逻辑。因此，资本逻辑对文化生产的介入，使科技理性和人文理性的关系发生了重构，两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深刻、更密切的相互关注和支持，才能保障文化建设的正确取向。而且，它还使两种文化内部的关系裂变，各自发生一部分内容趋近资本逻辑而疏远文化逻辑的走势，同时也各自有一部分内容远离资本逻辑而固守文化逻辑格局的。这是文化的产业化、市场化引入资本逻辑之后，科技理性文化与人文理性文化之价值逻辑的变构。 其二，与上述情况相联系，文化生产中实用性知识和象征性知识的生产之间也发生了逻辑裂变。这突出地反映在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专业选择与教师从业地位等因素构成的文化矛盾中。有学者指出：“高校的文化矛盾像在资本的本性中那样，在知识的本性中浮现出来……每所高校中都存在的文化战争仍在两种主要学术力量中展开：一是商品知识，即能在工作中发挥作用的知识，包括职业培训和为职业做准备的培训、政策开发、发明及专利；二是象征性知识，即价值观判断、道德伦理、文化、审美、哲学思辨，以及与思想科学相关的知识……尽管两种相竞争的知识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对学术性和象征性知识的现代认知，特别是以通识文科和人文学科为代表的知识，更难以证明其价值，因为受市场驱动的大学争着树立具有市场价值的知识的重要性。”⑥这是美国学者指认的一个不争的事实。从事象征意义知识之生产、传授的人文学者，在文化市场化、产业化、资本化经营的条件下，其主体性自尊与张力都会受到一定的挤压。对广大教员、学者来说，其学术主体性除了受到社会政治的规定外，还受到对知识的拥有状况，以及那种知识在校园内外被如何评价的制约。“但当教员文化中主体性的细微差别被现代大学的公司型实践所湮没，当消费主义和质量控制标准首先基于对被认为是大学外围公民或商业企业的参与，来制定新的学术文化价值，或当他们坚持学习中要有可衡量的证据时，那些在更具有象征意义的领域从事知识开发工作的教员，他们的自尊心就很难维持。例如，当不认为自己是学术企业的外围部分，或是隐退到自己私有的学术闺房中时，一种夸大的感伤和趋于过分唯美化的情境和挑战就会轻易俘获人文学科，同时还有强烈的个人权利和失去机会的感觉……无论是文科、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对学校趋向于根据可衡量的力量来评估学术资本而感到失望的并不在少数”⑦。在追求有利可图的专业、课程的努力中，市场、产业和社会政治对学术机构及其活动方式的控制不断调整，从而在表达资本逻辑对文化逻辑的强大影响力的过程中，一定会或多或少地与知识工作者的文化旨趣、专业理想、学术优长发生冲突，使他们日益失去对获得和持守象征性知识的坚定性。文化、知识的价值秩序必然要接受市场、社会生活的选择和重构，其意义必须在学术机构外获得承认与确证。 尤其在当代文化产业化、传媒对社会发生强大影响力乃至控制作用的条件下，在文化也成为消费资源的语境中，知识、文化的发展更多地受到市场和消费需求的驱动，或受到某些突破性实践、研究的引导，形成对新形势、新经验的渴望的影响。大学教师、学者们需要对自己塑造公共知识的责任保持敏感性和强烈使命感。作为一种日益增加的数码商品，即使是最复杂的科学知识或构思，在用符号沟通的世界里比以往更具延展性。知识、文化处在快速流转和再发明、再建构状态，以致它们从来不会仅仅是一种交易物，只具有单一的实用价值。它们总是在哪怕是几分钟的交易过程中，也会凭借自己的标志、品牌、市场影响力而在交易关系中对人们产生或拥有象征性知识的意义。它们处在不断地意义诠释、解构和重组中。但自由市场总是趋于以知识的公共用途来为其估价。当然，人们可以说学术知识有其自身的生命力，并非简单地为研究人员、学者和老师所拥有，或者依附于他们而存在。知识的传播可以出现在专业学术组织、学术会议、商业环境、校园闲谈等场合，知识作为对生活的理想化表达有其浪漫的一面，容忍各学科在人们追求发现与创造的向往中飞翔，很少停下来倾听掌声和收纳奖金。因而无论如何窘迫，总是有大批的舍身求法者为文化抗争。但现实生活也不断证明，“不论学术知识的概念多么浪漫，也不管每一个教员的个人兴致多么真诚，这种理想的论述是相当不稳定的。任何社会、政治或经济变化的力量都能影响到知识在学科中的可靠性，这使得对知识所有权的斗争更加剧烈，使文化矛盾更加突出。有时交易价值和象征价值相互缠绕，令人难以理解”⑧。如大学的院、系专业设置，就可能强化或弱化某些知识的地位和影响力，而且也会改变不同知识门类的相互匹配关系、主从关系，使从事这些门类知识研究和教学的人员之地位、之话语权、之相互关系变构，进而影响其专业意识、知识兴趣和科研、职业的取向及其稳定性。这是教师、学者文化、学科文化对社会经济、政治、组织以及渗入其中的市场力量、资本逻辑的某种屈从。 其三，文化认同的时空逻辑发生重组。“在日常生活里，我们的心理经验及文化语言都已经让空间的范畴、而非时间的范畴支配着”。“‘摹拟体’的新文化逻辑乃是以空间而非时间为感知基础的，这对传统‘历史时间’的经验带来重大的影响”⑨。这就是说，人们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精神文化生活由以往传统社会那种关注历史、效法古人、尊重经典、维护道统等历时性的逻辑演替和维系，变为现在的关注当下、努力创新、尊重现实、维护利益平衡、追求对等商谈等一系列共时态的横向逻辑关联。市场经济的文化产业和消费强调供需在同一时空交换，生产经营者致力于同一时空的竞争与合作，市场中的资本运作关注同一时空中的循环速率与增殖，所有这些都将人们的精神生活从以往那种宗法道统中解脱出来，由“前喻性”的文化关系变为“后喻性”或“互喻性”的文化关系，大家共在，一道出场，彼此创造。这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竞争中人们不断追求新奇异、廉美优的旨趣。它使人们在货币的鞭打下奋力向前而不是回归以往。这种空间遮蔽时间的强势对文化的历史维度是一种极大削弱。再加上现代电子文化及其传媒技术的兴起，使文化的“摹拟体”可以超历史时空地呈现在主体面前，文化的空间逻辑更趋强劲。它们被广泛地运用于文化产业，技术和资本踏着市场节奏联袂共舞。它们使当代文化把一种似乎天然合理的观念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上：即不认可有文化相对独立发展的逻辑轨迹和思想史上下承续的专业理论流变，而只有通讯模式、市场趋势、大众口味及其传达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的无尽变化。学术文化、学者气质和文化主张已经受到市场经济、媒介系统、大众消费的诸多侵袭和解构，失却了传统学者那份清高及其独善其身之精神矜持的现实基础。它们使当代的精神文化生活与文化交流有了零时空间距的可能，其中文化的时间性、历史逻辑，大量地被文化的空间性、场所逻辑所消解。因此，人们的文化心理、语言、思维方式、行为经验、情感旨趣等内在精神文化元素，都受到空间而非时间的制约。这正是詹明信所指出的：“摹拟体把后现代的文化逻辑再三确定和加强了”的社会文化原因⑩。 其四，文化在与社会互动中的自组织性更趋复杂。唯物史观充分肯定了作为精神文化重要内容的意识形态，对于派生它的社会经济基础，具有相对独立的自组织性。而当精神文化生产市场化、产业化了之后，包括意识形态的精神生产在内，广泛深入地与经济、与资本逻辑粘连在一起，甚至可以直接把文化产业也当作经济基础的元素。这不仅让意识形态、科技产业等精神文化的生产似乎具有了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两面性，而且让精神生产在沉入经济的过程中其文化逻辑的独立性被资本逻辑有所削弱。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世象向人们展示了这一变化。詹明信非常关注这一问题，他认为：“文化领域的‘半自主性’到底是否让晚期资本主义整体逻辑所摧毁？这正是我们当前必须正视的问题。虽然，相对的自主性确曾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早期社会里，但说这种自主性不再存在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并不等于说就完全否定了‘自主性’的价值”(11)。 其五，资本逻辑还使文化产业中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逻辑关系发生易位，由原来生产对消费的主导性创造变为消费市场对生产的基础性支配。本来，按照生产关系的内在辩证法，应当是生产主导消费，但在特殊的文化市场中，因为文化生产资料的相当大一部分是没有严格的所有关系的，是存在于主观世界的精神性资料，而且是在文化生活的精神产品的交流与消费中，去实现产品及其精神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其中的生产资料乃至部分产品如知识，它们在文化消费中不但不会消失其价值，而且在产品的消费或使用中最终实现其价值的同时，还会精神性地增殖。这样一来，精神文化生产中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有别于物质生产中两者的关系，会在它的精神生产同时也是消费的过程中发生不同于物质生产过程的景况，消费与生产适度平权，文化消费经由市场激活更具有社会张力。特别是在资本逻辑统制下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活动中，文化消费对文化生产的市场化主导因素尤为重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消费主导生产。具言之，有如下一些理由： 1.在文化生产市场化、产业化、技术现代化条件的支持下，人们关于当下社会生活的价值认定，关于未来美好社会理想的持守和追求，关于客观世界内在规律的真理性探讨和诠释，关于文化特质及其精神品格的深刻反思和严肃批判，关于德性和审美文化的向往、诉求、欣赏、坚持和陶醉，在许多方面已自行拆解到电子媒介文化的追新猎奇和追求市场反响的热情中去了，具体表现为用心按市场信号和媒介便利装饰自己的知识言说和文化面貌，因循于消费者的口味，迎合其多变的需求，同时在大众网络文化空间上蹿下跳，卖力演出，似乎一切都是为了反响，“为承认而斗争”！ 2.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的乖离，在生产与消费关系中造成的逻辑裂变，被文化经营者的主体利益差异所强化。因为私营、民营文化企业和国有文化企业对不同文化的价值关注向度不同。法国哲学家莫兰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文化的私营系统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国营系统注重文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效果。不仅如此，“私营系统想尽一切办法在审查许可的限度内使人娱乐、消遣。而国营系统只是想说服、教育人：一方面它努力宣传可能使人厌倦或烦恼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由于它不被赢利推动可能倡导‘高级文化’的价值(科学谈话、世界名曲、经典作品)。私营系统充满活力，因为它尽量使人开心；它希望使它的文化适应公众。国营系统则比较死板、拘谨，它希望使公众适应它的文化”(12)。对于歌曲、著作、剧本、被广播的节目，民营企业及其投资者考虑的主题是能否赚钱，其产业化、市场化经营把资本逻辑的要求放在首位，实质上是把文化的消费市场取向放在首位，直接以销定产。国有企业则把文化生产主旨放在与社会、政治、思想要求的适宜性上，其经营理念在注意资本运作效益的同时，可能更多关注社会文化建设自身的内在逻辑要求。这样两种倾向在文化生产中的差异与角力，使文化产品的原创者可能同时受到政府管理体制、市场竞争法则以及文化产业的技术要求的多重挤压。但在总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生产一方面在内容、主旨上都必然要反映市场经济和资本逻辑的要求，同时在文化竞争中任何企业也不能离开对大众需要的迁就。因而以社会效益为先的国有文化企业也难免不迁就文化消费指向去组织生产，进而在产品形式、风格和推广策略上向文化消费靠拢，以“寓教于乐”、“喜闻乐见”一类经营策略间接反映文化消费对生产的规定性。 3.文化生产与消费的某种同态性、直接性，使资本逻辑驱使文化生产迁就文化消费更为直接和便捷。马克思在分析一般性的生产与消费关系时曾经指出的，生产为消费生产对象，消费为生产生产观念和主体的辩证法——逻辑关系，在文化生产中本来就比较模糊，因为主体在消费某种文化产品时可能同时就在生产某种文化观念与思想，而且消费什么就可能直接生成与消费对象直接同一的观念、思想。人读书的活动形式背后，隐藏着的可能是书读人、书育人的文化意韵。在这种特殊的文化逻辑关系中，资本逻辑是要强化那更能让人喜欢接受、易于接受的文化生产品，注重其消费取向而抑制其不利于市场化、大众化的生产性、创造性和卓越性。这样一来，无疑是强化了文化消费取向在精神生活中的自我循环，使生产成为消费取向的生产，使消费成为自我取向的生产。消费创造消费性的生产者，生产创造生产性的消费者。一切出发点和归宿点最终都是消费。这是文化市场资本逻辑诱发的文化病象！ 事实证明，仅靠资本的逻辑及其经济力量是不足以支持人们对文化以及人类命运复杂性的理解和重大问题之解决的。同时，在资本逻辑与市场利益驱使下，有些不法主体越过市场经济底线，侵害知识产权，盗版复制，冒名顶替，甚至以诲淫诲盗的下作招揽生意，不但直接扰乱市场秩序，而且深深伤害文化的创造力和软实力，危害精神家园与国家文化安全。有人说“文化盗版，有搞白粉的利润，但没有搞白粉的风险！”甚至连严肃的“高等教育市场由于无力超越供需的标准仔细评估质量而盲目地向前推进，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公众对证书和工作技能不断上涨的需求”(13)。在教育普遍受到市场机制和资本逻辑深入渗透的环境里，学校及其教育质量、品味的评价尺度也被扭曲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大学使命的范畴和复杂性及其对卓越的追求，对高等教育中任何单独的学术动机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例如，大学不是首先因研究和学习而闻名，而是退回到现成的社会工程、衡量文凭价值的指标，以及注重天才的开发而不是努力提出对一般成就的高标准，注重领导力技能而非权力的历史及政治科学，注重评估标准及关于卓越的统计数据指标而非诚实的计分。其目的正是在于占领市场地位，实现远比自有资源所能维系的大得多的社会抱负”(14)。哈贝马斯认为，在后现代社会里，生活消费的推动对文化的发展是很真实的，在这个世界里，有竞争的市场，有不稳定但有诱惑力的文化陈述，有多变的价值。资本逻辑在消费文化上表达着一种很不相同的现实或对现实的异常的态度：“它们的形象是快乐和实现，它们的声音是歌唱而不是命令，它们的行为是和平与结束征服性的劳动：从把人与神、人与自然结合起来的时间中解放出来”(15)。消费文化主张人从责任、义务、理想和社会规范中全面解脱出来的自我放纵的、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在消释繁重压力的同时却不免多了一些懈怠乃至颓废。这在文化取向上无疑是一种对进取精神、创造意识的消解。它带着其发生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文化生活的消极性特质，是资本逻辑赚钱铁律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的表达。西方学者称，数字化的世界是平的，平等对话，平齐思维，平直信息与轨道，互联网成为将一切拉平沟通和自由言说的平台。文化进入产业和市场之后，它们成为财富的资源与资本的载体，其批量化生产、市场化交换、大众化消费，使文化不像往昔那样仅以文本传播在少数人中阅读、流动、被诠释，而是以数字化的大众传媒及电子文本等新型载体，以多向互动的方式进行生产性的消费和消费性的生产，进入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文化工业生产中大规模的机械复制、刻录、再版，对文化创造性生产中的个性化探索与创新，对文化之本土化、特质化的生产与交流，对文化的反思性、批判性吸收与接纳，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解构和压抑。它们很可能抹去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与意义的厚重性。 所有这些，在笔者看来，詹明信完全否定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精神文化生产之相对独立性的观点是过于焦虑、过于言重了，但他敏锐地觉察到了在资本逻辑的强力作用下，文化自主性的逻辑会被改变这一事实，却是非常真实而富有科学意义的。因为他对资本逻辑压制文化逻辑而致文化生产相对独立性减弱现象的揭露和批判，与马克思先前对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认为，对于资本的人格化主体而言，他们总是千方百计要把包括精神文化生活在内的一切活动都纳入资本逻辑秩序中，认定“这些领域是同物质财富的生产‘联系着’的，说它是生产物质财富的手段；他们对每一个人都表示敬意，说他是‘第一种’意义的‘生产劳动者’，即为资本服务的、在这一或那一方面对资本家发财致富有用的劳动者，等等”(16)。这种资本逻辑对财富创造活动的全方位网罗，使文化生产者失去个性的自由表达条件和精神创造的自由，进而使精神生产在文化逻辑系统中的相对独立性弱化，完全是系列因果链上带有必然性的环节与结果。它们使后现代知识分子形成了相对主义纠缠中的忧虑，留下了许多没有答案的疑云：诸如当代的确定性危机是暂时性的疏忽大意，还是宿命论的长久必然？它是一个典型的过渡性现象，还是社会新形势下的连续？本来持有相对主义观念的人对于现实与历史的文化关联，常以虚无主义的主旨报以大不敬态度，但在资本逻辑编织的坚固樊笼里，相对主义似乎受到经济的强制而难以让人宽松。于是虚无主义与颓废意识联袂而至，搅乱了精神的狂放与文化的自我宁静，引出了后现代文化的种种批判与质疑。 三、资本平抑卓越文化创造力 文化的工业化既是资本逻辑约束精神文化生产的物质前提，又是它介入文化市场造成的必然结果。资本来到文化生产领域，其本质性张力与它在其他一切领域的表现毫无二致：重复着自我增殖的利润贪婪。它无情地迫使文化生产的经营者，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条件，把生产者同质性地厝置在尽量节约的紧缩空间中，实行着标准化的机械性劳作，尽量去掉旁逸斜出的个性化、偶然性构思与行为。这近乎残酷地断开了文化生产与劳动环境的多样性联系，取缔了劳动者在丰富多样的环境、语境、意境中，因大量的心随境转、情由物动、灵感激发、顿悟其妙的偶成机制创生佳作的可能性，剩下的只是按照预先设计好了的死板法则进行机械制作的整齐划一的重复劳作。就时间成本而言，资本周转率的提速，必然要求文化生产者尽快地制作出品，节约时间，这同样排斥着文化精品生产所要求的从容与“十年磨一剑”的执着、奉献，它从很重要的方面消解了文化生产的经典制作条件，常常以粗制滥造的文化快餐飨予受众。再者，文化工业对物质要素的投入也因节约成本和规模化生产而常常采用人工材料替代天然材料，这种方式对于提升经济效益来说是合理的，但对于精神文化生产所要求的作品的情感理致与质材的历史统一可能就很不合理了，它往往破坏了质材与作品神形合一的气韵。就像标准化的人造石材，永远也无法如天然材料在建筑、雕塑等文化生产中，与创作主体的情境世界融为一体地、个性化地展示作品的精气神韵味一样。对此，马克思曾经说过，机械工业的标准化生产，“不仅夺去人的个性，而且也夺去物的个性”(17)。所有这些由资本逻辑在文化工业中推动的生产—经营法则，无一不使生产主体的创造性受到限制。可以想见，人们若试图按个人的兴趣、情致、构思，而不按产品的原初标准、规格和制作的工艺流程生产，在流水作业线上偶然地投入个性化元素，那只能破坏工艺产出废品。这是文化工业非主体性的铁则。 马克思早就揭示了现代工业中资本逻辑对生产主体的物化束缚：“活劳动被对象化劳动所占有，——创造价值的力量或活动被自为存在的价值所占有，——这种包含在资本概念中的占有，在以机器为基础的生产中……被确立为生产过程本身的性质。从劳动作为支配生产过程的统一体而囊括生产过程这种意义来说，生产过程已不再是这种意义上的劳动过程了。相反，劳动现在仅仅表现为有意识的机件，它以单个的有生命的工人的形式分布在机器体系的许多点上，被包括在机器体系本身的总过程中，劳动自身仅仅是这个体系里一个环节，这个体系的统一不是存在于工人中，而是存在于活的(能动的)机器体系中，这种机器体系同工人的单个的无足轻重的动作相比，在工人面前表现为一个强大的机体”(18)。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使不少领域人们的精神活动抗拒资本逻辑的技术和经济屏障完全被打破。至于后来的机械复制技术引出来的情况更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本雅明指出的：“19世纪前后，技术复制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准，它不仅能复制一切传世的艺术品，从而以其影响开始经受最深刻的变化，而且它还在艺术处理方式中为自己获得了一席之地。”(19)复制的文化产品销蚀了艺术创造中“这一个”的主体性灵辉，艺术作品只是剩下布展的装饰价值了。 文化创造是天才辈出、群星璀璨，还是庸人无为、创意衰颓、局面萧条，这不单取决于杰出人才的数量或庸才的数量，而且还取决于时代的社会文化性质，决定于时代和社会是给人以奋发向上、努力建树的鼓舞和保障，还是给人以颓废和销蚀的影响。文化发展既需要主观条件，也需要客观条件。创造心理学研究表明，具有创造力的个人“喜欢比其他人更真诚、更坦白地谈论自己。此外，在心理学研究中暴露出来的看法已经超过了下列指标的一般水平：追求优越地位、自生性、相信自己、侵略性、深自内省、智力、语言灵活、不妨碍自我表现”。他们是“积极的、充满竞争精神的、奇异的、好学的、富于构思、喜欢自我肯定并有野心”的热情而活跃的分子(20)。而资本逻辑对文化产业的介入，恰好多方面地销蚀着产生璀璨群星的主客观条件。在明星本身都被商品化的条件下，经由市场经济、资本逻辑的自发作用，文化生产的许多领域发生了媚俗、低俗、庸俗化现象，而缺失内容鲜活、形式生动与感召力强大的高精尖作品，也十分现实地说明了上述问题。伯达默尔对技术统治现象给出的尖锐批判是富有启示意义的：“技术机械论迫使大家感受相同、爱同一个东西、享有同样的快乐、思考同一个问题；因此，社会开始具有溶解个性的自动化的特点，而现在，实际上，人们没有给个性提供产生的条件”(21)。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代地球居民，似乎都多多少少地生活在一连串的悖论世界中：一方面市场经济给你诸如择业、创业、投资、交易、迁徙等多种自由，但另一方面却让你在精神与物质生产中受到物质技术标准化、规范化、同构化的宰制，奴隶般地服从着物质技术的逻辑束缚；一方面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诉求也一定程度地实现着自身的自由，但另一方面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却牢牢地受制于资本逻辑的囚禁；一方面人类文明进步为社会主体的自由创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提供了丰厚的资源条件，另一方面人们在精神生活中却饱受物质、精神文明成果加予的桎梏，无多少社会个性差异的主体啃着规格化的文化冷馒头，彼此雷同地几近模塑化地复制着相差无几的精神自我。这种资本逻辑与文化工业生产的技术逻辑相互缠绕，让社会主体在一种相对宽松的政治经济体制中自由生活的同时，却总是在精神文化世界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自由”的缺失。故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单面人”一浪接一浪的批判，乃至自由主义抗争的躁动，此起彼伏，还形成了新旧之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资本逻辑给予的精神桎梏的思想讨伐与文化批判。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 ②转引自古尔德《公司文化中的大学》，吕博、张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 ③刘心武：《话说“严雅纯”》，《光明日报》1994年3月30日。 ④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42页。 ⑤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429、436、433页。 ⑥古尔德：《公司文化中的大学》，第63页。 ⑦古尔德：《公司文化中的大学》，第63页。 ⑧古尔德：《公司文化中的大学》，第64～65页。 ⑨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450、455页。 ⑩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501页。 (11)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504页。 (12)埃德加·莫兰：《时代精神》，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 (13)古尔德：《公司文化中的大学》，第19页。 (14)古尔德：《公司文化中的大学》，第25页。 (15)马尔库塞语，转引自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l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9～17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5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19)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 (20)贡恰连科：《精神文化》，戴世吉等译，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137页。 (21)转引自贡恰连科《精神文化》，第148页。标签：文化论文; 文化消费论文; 资本有机构成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社会资本论文; 物质文化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