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作为区域工业化范式的一种理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温州论文,区域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最近20余年的快速工业化进程，促成过数个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工业化区域模式，199 0 年代后期之前最引人注目的此类模式有三，即(1)珠江三角洲模式，(2)“苏南模式”，(3) “温州模式”。数年前笔者曾撰文（赵伟，1997）将珠江三角洲模式称作“外资导向的工业化 模式”，而将苏南模式称作“乡镇（集体）企业导向的工业化模式”。之所以如斯称谓，主要 是基于如下事实：珠江三角洲模式是靠了1980年代中央政府单独给予的一系列对外开放优惠 政策起步的，其突出特点是对外来直接投资和国际市场的广泛利用和高度依赖；苏南模式是 在计划经济时期之“社队企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突出特点在于乡镇集体企业之组织形 式（注：苏南地方官员普遍认为，“苏南模式的核心内涵，毫无疑问就是以集体所有制形式来发展非农经济，尤其是农村工业。”（常征2001）。）
。并得出结论：单就外部结构而言，1990年代中期开始，苏南模式在向珠江模式看齐。 具体来说，由于苏南地区推行了“三外（外资、外贸、外经）齐上，以外养内”的战略，这个 地区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开始迅速上升，接近珠江三角洲模式。然而，这只是1997年之前的变 化。实际上，自1997年起，苏南地区掀起了一场以产权明晰为核心内容的乡镇企业改制浪潮 ，时至今日，许多集体企业已经被改成了私有企业或私人资本控股的“股份制企业”，其企 业制度变得又与温州模式之主体企业制度一致起来（参见常征，2001）。由此似可认为，苏南 模式之内部特征又有“温州模式化”的趋向。
苏南模式的上述变化，从一个侧面佐证了温州模式的优势，引致学术界重新审视温州模式 。客观地来说，由于中国经济正在进行的是一场二重或“两化”意义的转型，一重是经济体 制的市场化，另一重是经济社会的工业化，因此对于温州模式的考察、研究，既可以作为制 度转型的范式进行，也可以作为区域工业化的范式进行。本文主要将其作为一种区域工业化 范式来考察，目的在于探讨以下三个彼此相联系的问题：(1)作为区域工业化范式的温州模 式之界定；(2)作为区域工业化范式的温州模式之主要特点；(3)这种模式下工业化继续推进 的前景与趋向。
先行工业国工业化的经历表明，大国的工业化一般发端、突破于几个有限的区域，而后扩 散至全国。这一规律，中国显然不能打破。作为一种转型经济，中国工业化最近20多年的经 历也表明，如果不是全部，那么至少绝大多数好的改革与发展模式，都是由具体区域基层的 老 百姓首创的，而不是高层发明的。这一点从最早的农村生产责任制到最近的农村工业化，概 莫能外。由此可以断言，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与行政藩篱下，工业化、现代化的突破与最终 完成，不仅有赖于宏观层面上发展战略的准确选择，而且有赖于区域层面上基础进程的突破 。因此，经济学家应该关注中国的区域工业化模式。
二、温州模式：一种新古典区域工业化范式
纵向考察温州模式的形成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将这种模式与发端于英格兰西北部兰开 郡的欧洲古典工业化做一些比较。而比较之后便不难认同笔者（赵伟，1999）早些时候提出的 如 下看法：这种模式讫于目前的发展，具有欧洲古典市场经济工业化早期发展的主要特征。其 中在四个方面与欧洲古典工业化的经历颇为相似：
第一个方面是创业资本或原始资本的获得。与先行国家一样，温州也经历过艰难的资本原 始积累阶段。这一点与中国其它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及苏南模式地区有所不同。大量 事实表明，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化的原始资本，主要是由港、澳商人及海外华人带入的，江 苏南部地区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社队企业”，业已积累了可观的原始资本。与这两个地 区不同，温州在工业化起步时期，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国有”经济摊子不大，在1978 年的11.12亿元的工业产值中，“国有”企业只占35.6%，大大低于浙江全省的比重(61.34%) 。而其非国有工业中，尚有9.3%可归入“非公有”（实为私有）之列。这不仅在全国是少有的 ，而且在浙江也不大，因为当时浙江全省工业产值中，公有（国有+集体）企业就占了99.99% 以上。正是得益于这9.3%的私营企业，温州自1980年代初期掀起了一场原始积累浪潮。其过 程虽不可与欧洲早期相提并论，但原始积累的微观主体及其艰难性，却与先行国家相似。经 济史研究揭示，欧洲原始积累的微观主体，是追求商业利益的私人，其过程漫长而富有传奇 、冒险色彩，其手段既有非法的也有合法的。与欧洲早期经历相比，温州原始积累的过程虽 短促，声势虽微小，但也同样充满着传奇、冒险色彩，期间也夹杂着几分“丑陋”，几分心 酸，早期的许多手段也介于法与非法之间。而伴随着原始积累产生的走私贩私、地下童工 、假冒伪劣、社会道德破坏以及社会“丑恶现象”返潮等等，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证明了原 始积累丑陋的一面。
第二个方面是企业组织形式的演进。私营企业最初发端于分散的作坊式家庭企业，现代公 司企业制度发端于家庭工业制度。经济史研究揭示，欧洲的工业化尤其是第一个工业社会（ 英国）的工业化，发端于家庭作坊式企业或“家庭工业制度”。家庭工业最初的组织形式大 多属于分散手工工场，工人或小业主分散在自己家里，按照中间商的定货生产。正是分散在 劳 动者或小业主家庭的分散手工工场，孕育了集中的手工工场，而后者又孕育了近代的“工厂 制度”(factory system)。温州早期的家庭工业，与此颇为相似。其中仓南县的标牌业、瑞 安扬桥镇的羊毛衫工业，乐清柳市镇的低压电器业等等，最初大多孵化于家庭，借助“挂户 经营”形式得以发展。而所谓挂户经营，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古典的分散工场。以仓南文具 业发展为例，最初生产与销售均分散于一家一户，1980年，该县一乡村（金星大队）率先实 现组织创新，挂出“金星大队文具厂”的牌子，对外统一厂名、银行账号、税收、上缴管理 费等等，内部则实行分户生产，称为“挂户经营”。这种组织形式既适应了内部私有产权关 系，又合乎外部集体（公有）偏好的社会需求时尚，因此为周边地区所仿效。一年之内，仅在 该县的塑料标识、工艺品制造行业，就形成了2500多个挂户经营式企业。相比较之下，无论 是苏南地区还是珠江三角洲地区，都不同程度地跃过了家庭工业的阶段，其中前者以初具规 模 的“社队企业”为基础，后者则直接引进外资，建立颇具现代特色的非国有企业。但与古典 工业化经历不同的是，由家庭工业制度到近代“工厂制度”的建立，在欧洲经历了由手工制 造到机器生产的技术变革，耗时百年到数百年不等，但在温州，由于家庭工业一开始就使用 机器生产，因此技术呈跳跃式变革，由家庭工业制到工厂制度乃至新近露头的现代股份公司 制的演进，经历了不到20年时间。
第三个方面是发展过程中的制度环境，有点像欧洲前近代。我们知道，直到中共“十五大 ”之前，私营经济一直被当作异己，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乃至压制，最好的时期，也仅被当 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补充”，定位于“体制外”之最低层次，受到“体制内”国有、集 体和“体制外”之“三资”、集体企业的夹击，而体制内、外上述企业，要么占有某种行业 垄断，要么拥有部门、区域政府保护，要么享有优惠政策或正式融资渠道，经营环境要优于 私有企业。经济史料显示，在欧洲前近代，曾经存在过许多特权企业，这些企业利用它们与 官方的密切关系，获得许多行业的经营特许，其经营环境优于小规模的私人企业。客观地来 分析，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初十几年间，私有企业、私营经济与“体制内”企业、三资企业经 营环境的差异，类似于欧洲前近代两种企业间的差异，其中“国有”和“三资”企业，大 体上类似于欧洲中世纪晚期的特许企业。由于温州工业化是由民间力量推动的，其中私有经 济起了主导的作用，因此温州模式的工业化在发展的大部分时间，得不到超区域政府的认可 、支持，省级政府对这种模式的最好政策，实际上属于某种“无为而治”的政策。但具有讽 刺意味的结果是，无论在温州还是在浙江，受到政府政策忽视乃至抑制的私营经济发展最好 ，而为政府政策格外照顾的“体制内”企业的发展，并不理想。这一点，也与“前近代”时 期欧洲的经历有几分相似，那些得到官方特许、特权保护的企业、产业，（如英格兰的羊毛 纺织业）都先后衰落了，而那些为官方所忽略的乡村工业（如曼彻斯特的棉纺织业），却在竞 争的夹缝中孕育了近代企业制度和机器大工业（参见赵伟，1994）。
第四个方面是促成工业化快速起步的原因，也与促成古典工业化的原因有些相似。经济史 研 究揭示，英格兰兰开郡的棉纺织业之兴盛，主要与两个因素密不可分：一个是农村大量过剩 劳动力的突然形成，这些人必须离开土地从事非农产业；另一个是一个庞大的商人群体的形 成，这个群体连同其雇员，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营销大军，编制了一张遍布海内外的营销网络 ，正是这个网络，将英格兰的乡村工业与世界市场联结在了一起，而世界市场的巨大需求， 则促成了兰开郡乡村工业的历史嬗变，掀起了工业化浪潮（参见保尔·芒图，1983）。客观地 来分析，温州乡村工业的最初发端，也与两个彼此关联的因素密不可分：一个是区域要素禀 赋 特点，最突出的特点是劳动与耕地供给之相对丰裕程度。人均3分耕地意味着乡村存在大量 边际产出为零的过剩劳动力；另一个是，作为区域人文环境的有机构成，温州民间一直潜伏 着强烈的商业文化冲动。正是这两个因素的同时释放，促成了温州家庭工业的大发展：农村 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突然释放，迫使人们寻找农业之外的生计；民间商业冲动的释放，迅速促 成了一个销售大军的兴起。不断壮大的销售大军，将温州的乡村工业与远地的商品市场联系 在了一起。而直到1990年代中期的“短缺经济”环境则意味着，一个地区一旦在商业营销上 形成优势，就会创造出无限的商业机会。
然而类比只能到此为止，与欧洲古典工业化的发端相比较，温州区域工业化发生与演进的 其 他许多条件，则大相径庭。其中较为明显的不同，至少有三：
其一是发端的外部条件不同。古典工业化是在农业经济的汪洋大海中起步的，温州的工业 化则不同，它属于半工业化经济中之有限地区的工业化，因此，区域工业化是在国内外大工 业的夹缝中掀起的。但是由于中国之特殊计划经济造成的工业品供应短缺，因而温州工业化 起步时期面临的市场环境，又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
其二是发端的内部政治制度环境不同。古典工业化是在资本主义坚实的私有产权制度确立 之后发起的，温州的工业化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发起的。因此，在其形成与 推 进的最初阶段，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怀疑、责难乃至压制。
其三是起步前的经济体制安排不同，古典工业化发起之前，市场力量在配置资源方面已经 在起基础性作用，工业化与自由市场制度的完善并行不悖，温州工业化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占 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发起的，工业化与制度转型同时进行。
既然一种区域工业化发端的主要特点与古典工业化相似，只是在时代及内外环境方面有所 不同，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温州模式称作“中国式新古典区域工业化范式”。
三、温州模式：主要特点及其标志
作为一种区域工业化范式，温州模式的特点值得特别予以关注。关于温州模式的主要特点 ，可以从区域横向比较中发现。如若将温州模式与沿海地区其它几个代表性区域工业化模式 进行比较，便不难发现，在1990年代末期之前，这种区域工业化模式大体呈现出四个较为鲜 明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可以从微观产业组织（企业）之产权结构上看到，即明晰的产权制度。产权明晰 的 基本标志是，具备产权明晰前提条件的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占了工业产值的大头。统计资 料揭示，在1990年代末期，温州的全部工业总产值中，公有（国有、集体）企业产值比重仅占 15%左右（其中国有工业产值比重不足4%，集体工业产值约占12%），非公有制工业（私营、股 份合作制等企业）比重高达84%以上。同期全国公有制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在63% 以上，其中仅“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产值，就占总产值的28%以上，浙江全省这两个比重 分别为38%强和11%弱。省、市、区比较研究（赵伟，2000）表明，浙江工业产值中“国有工业 ”比重为全国最低，而浙江内部地区之间比较，则表明温州最低。在温州，非公有制的产权 明晰的企业由三类企业汇集而来：第一类是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建立的私营企业，第二类是 1990年代后期脱去“红帽子”的“戴红帽子企业”（实为私营但挂着“集体”牌子的企业）， 第三类是“转制”过程中被拍卖的国有企业。时止1990年代末，这些企业的产权完全或基本 上是明晰的。这一点在制造业、商品零售、公路客货运输行业表现得最为突出。相比之下， 在中国沿海不少地区，尤其在两三年前的苏南地区，“集体所有”下的模糊产权，成为基本 的特征。
第二个特点表现在资本形成结构上，温州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本，具有鲜明的内源性。具体 来说，从工业化起步直到最近的发展中，资本主要是通过内部（区内、省内和国内）获得的， 引进的外资很少。即使在1992年之后，在全国各地都在大张旗鼓引进外资，沿海许多地区（ 包括苏南模式代表县市）外资依存度大幅度提高的背景下，温州的外资依存度依然很低。统 计资料显示，1995年至1998年，珠三角模式主要县、市实际引进外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 资中的比重，最低不低于47%，多数年份在55%以上；苏南地区平均不低于30%，温州则不到3 %。其中最高的1997年，也只有2.79%，1998年则降为1.5%。这一比重不仅在沿海地区罕见地 低，而且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比重（同两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实际利用外资——直接投资， 所占比重分别为15%和13%）。由此不难推断，温州工业化进程中的关键要素——资本，基本 上是立足于区内、国内获得的。同样不难推断的是，区内、国内资本的获得，主要是通过私 营企业的跨区域商业活动，而非通过银行、资本市场等正式金融渠道，因为正式金融渠 道对于小规模的私营企业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第三个特点表现在市场结构上，突出的特点是贸易流动的区际性以及对于国内市场极高的 依 存度。纵向考察温州经济发展中的市场结构，可以较为容易地得出结论，在讫止1990年代末 期的经济发展中，温州的商品市场主要在国内而非海外。因此可以认为，区际贸易(inter-r egional)而非国际贸易是其得以发展的主要动力。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代下半叶，珠三角 地区外贸出口依存度（出口额/GDP百分率）接近100%，苏南模式代表性县市不低于40%，温州 一直在10%以下，即使在当地政府加强外贸工作之后的1990年代末，温州经济外贸（进口+出 口）依存度，尚不到15%。而在1990年代初期之前，多数年份在5%之下，这无论与苏南模式所 在经济江苏全省相比，还是与珠三角模式所在经济广东全省相比，都显得极低。
第四个特点表现在工业化的产业选择与技术选择上。由于温州工业化基本上是由民间投资 驱动的，发展过程中投资规模是渐次增加的，与私人小规模投资相一致的是，投资的产业选 择，集中于回收期限较短，风险相对小的传统制造业。同时，在产业技术选择上，也基本上 局限于低技术行业。统计资料揭示，直到1998年，温州制造业的主体行业，多数属于西方国 家在第一、二次产业革命时期就已经发展了的主导产业，多数技术要求低，投资进入门槛低 ， 适合小规模的私营企业发展。至于新兴产业、中高技术领域的投资，迄今还属凤毛麟角。
由温州模式发展中呈现的上述四个特点，不难得出结论：作为区域工业化范式的温州模式 ，在其发展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吸引或动员了大众参与，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国内资源与国内市 场，由传统制造业起步并且主要围绕传统制造业在扩展。从这个意义上，显然可以把温州模 式看作一种立足于内部市场与内部资源与传统制造业，自下而上发起与推进的区域工业化范 式。
四、温州模式：下一步发展的趋向
客观地来分析，讫止世纪初期，作为区域工业化范式的温州模式，显然已经形成了一些推 动 工业化持续扩展的内在因素。在所有因素中，三个因素当值得特别予以关注：
第一个因素是资本形成的基础较为扎实。其重要标志之一是，急剧增长的私人储蓄，以及 私人投资回报，在区域资本形成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研究表明，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温 州的储蓄率尤其是私人储蓄率就一路攀升，连年位居浙江各地区前列。仅2000年一年，金融 机构存款余额就猛增22.1%，其中企业存款增幅不大，私人储蓄存款增幅高达22.3%，高出浙 江省平均增幅将近5个百分点，而浙江私人储蓄率增幅本身就位居全国前茅。不断增长的 私人储蓄，加上民间累积储蓄、投资的“财富效应”，不断加强着民间资本形成的源泉。不 仅如此，这个源泉还通过分布于全国各经济中心乃至边远市镇的温州商人群体，予以放大。
第二个因素是投资决策的分散化、大众参与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微观经济决策的民间主体 化。由此使经济增长动力内生化。这与明晰的企业产权制度直接联系在一起。分析表明，在 温州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比重一直占第一位，比浙江全省的同一份额，要高出 十多个百分点，而浙江的民间投资在总投资中的份额，又居于沿海省份前茅。我们知道，就 投资决策机制来说，民间投资与国有投资决策机制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分散，后者集 中；前者将决策者与投资者捆绑在一起，后者则将二者分割开来；前者发自投资人内在追逐 利润的冲动，后者靠政府、社区组织推动。而分散投资决策机制及与之互为存在条件的产权 明晰的企业制度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温州经济发展的主导类型：由传统的政府主导型 ，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与民间力量主导型。因而使经济增长摆脱了依赖政府推动的传统 模式。我们知道，在政府主导经济的传统模式下，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是外生的，政府决策是 最大的外生变量，因而政府“失灵”，或者稍有懈怠，对公有经济“领导班子”“失察”， 公有投资决策失误，都可能会使本地经济受到严重影响。而在市场与民间主导的经济，经济 增长的动力是内生的，政府的暂时懈怠或失灵，无法抑制民间的投资涌动与企业家精神的发 挥，因此对于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要微弱得多。
第三个因素是市场分布与要素吸纳的区际化，因而使经济发展可以最大限度地免受国际因 素的影响。前已述及，温州模式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贸易的区际化以及资本形成的内源性。这 种模式大体符合大国经济之区域发展的一般特点，由于它有效地利用了大国内部区际贸易和 要素区域间流动优势，主要借助国内区际商品市场、要素市场扩张，因此其经济发展受外部 因素冲击的概率要小，自身稳定性高。这一点，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动荡频仍的国际经济环 境下，显得尤其突出。当然，笔者的研究（赵伟，2001）也揭示，按照工业化进程中区域经济 外向化的一般规律来推断，一个有限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中的区域开放，既可以从区际化一边 开始，也可以从国际化一边开始。但对于大国内部的有限地区来说，先从区际化开始，将其 资本形成与市场分布与国内其他区域紧密联系在一起，既可以从区际分工中获得比较优势的 利益，又可以避免工业化早期来自国际层面之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温州 工业化推进到今天，已经将其资本与市场与正在迅速扩大的国内跨区域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了 一起，其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无疑是坚实的。
基于上述三个因素，可以认为，作为区域工业化范式的温州模式，迄今为止的发展动力仍 在持续增长，其进一步推进的势头将是不可逆转的。但同时必须认识到，作为一种区域工业 化范式，温州工业化的下一步推进，无疑将会出现新的趋向。
就目前已经露头的发展苗头来判断，未来若干年内，在温州模式工业化的推进中，两个新 趋向值得关注：
趋向之一可以从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变化来判断，即由“二产化”向“三产化”的过 渡。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表明，一个经济的整个工业化过程中，虽然产业结构的变化总体 上 表现为“非农化”倾向，但非农化的重心则随工业化的深度、广度而有所不同。一般来说， 在工业化的前期，产业结构的“非农化”重心位于制造业一边，因此所谓非农化，主要表现 为制造业化或“二产化”；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尤其是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非农化重心则 移往服务业一边，这个阶段产业结构的变化特点是：“二产”或制造业在总产出中的份额先 停止上升，而后开始下降，与二产份额下降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以服务业为核心内容的第 三产业异军突起，逐步取代制造业而成为GDP（国内生产总值）的主要创造者。由此，这个阶 段 的“非农化”表现出强烈的“三产化”或服务业化倾向。如若分析温州GDP产业来源结构演 进，可以清楚地看到，以1996年为时间界限，“非农业化”重心变化分前后两个阶段：在那 之前，非农化重心位于制造业一边，带有强烈的“二产化”倾向。“二产”增加值在GDP中 所占份额不断攀升：由1980年的35.8%先攀升到1986年的43.2%，1993年的58.5%，而后在199 6年达到59.2%的历史记录；同一时期，“一产”由42.2%降至31.3%和13.4%，1996年进一步 降至9.4%；在那之后，“二产”GDP份额不再上升，且呈现缓慢下降之势。到1999年，降至5 7.4%，2000年进一步降至56%以下。相比较来看，整个进程中“三产”的比重一直在稳定攀升 ，其中在1996之前攀升缓慢，从1986年到1996年十年间，仅仅攀升了4个多百分点，但从1 996年之后，则呈加速上升之势，从该年到1999年，短短三年中，其份额就攀升了将近4 个百分点。由此不难看出，温州工业化之“非农化”重心，已经在发生变化。可以推断，未 来若干年间，工业化的重心将进一步移往“三产”一边，服务业将进入一个超常规发展时期 。如若按照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历，三产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至少可以达到50%以上。因 此，对于温州经济来说，工业化进一步推进中产业之“三产化”的空间，是相当大的。
趋向之二可以从工业化进程中的市场结构变化来判断，即由贸易区际化向国际化的拓展。 前已论及，作为工业化范式的温州模式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贸易的区际化，国内贸易尤其是 跨地区的贸易在总贸易中占压倒优势地位。但这并不能掩盖另一个趋向，即国际贸易比重虽 然 较低，但却一直呈上升之势。反映国际贸易重要程度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百分比 ），在1993年仅为2.39%，1996年攀升至7.43%，而从1998年开始，呈现出跳跃式上升：1998 年达到10.75%，1999年达到12.43%，2000年猛增近7个百分点，突破20%！其中出口依存度也 突破了14%。这两个依存度虽然均远远低于苏南地区，更无法与珠江三角洲地区比拟，但199 0年代末期以来的迅速攀升，表明温州经济之市场与贸易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由对于国内 区际市场压倒优势的依赖，变为区际、国际市场并重。这一趋向，与笔者近期研究（赵伟 ，2001a，b）所揭示的区域经济开放模式中的不列颠模式显示的路径，大体一致，即地区开 放起步于区际化，拓展于国际化。无独有偶，温州工业化模式本身就与英格兰古典模式相似 。可以预料，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温州模式之市场结构演进方面的这一趋向，将迅速 得到加强。
笔者认为，上述两大趋向既是工业化进程的必然，也是作为一种工业化范式的温州模式得 以在深度与广度两个方面拓展的必要条件，随着这两大趋向的加强，温州模式之“新古典” 特征将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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