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广东圩市租税的征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租税论文,广东论文,明清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6)02-0112-05
1982年，我在《学术研究》第6期发表了《明清时期广东圩市的类型及特点》一文，限于篇幅，有的问题未能展开讨论，有的问题则被割弃。多年来，总觉得这一专题的研究远未完成，对一些意义较大而又需要弄清楚的如圩市租税的征收及圩市与宗族的关系等问题，也一直在跟踪研究。今将完成的明清时期广东圩市租税征收研究发表出来，供大家讨论。
明清时期广东圩市租税的征收，可分为租和税两部分。租分为地租和铺租两种。凡是圩场土地所有者将土地出租，则收取地租。圩场土地所有者或是租佃者在其土地上建筑铺舍、廊廓摊位出租而收取的租金叫铺租。这就是有的地方志所说的“据地征商”的内容。[1]（卷1，圩市）根据土地所有者不同，分为地方官府和地主两类。圩场土地属官地，即由地方官府收租，称“地租“或“官租”。如明朝崇祯年间，兴宁县大龙田圩，建有瓦铺11间，茅铺94间，出租给商人做生意，兴宁县“徵收铺租银二十四两二钱六分”。该县的大坪圩和迳心圩也由兴宁县征收铺租银。[2]（卷1，地纪，圩市）这里的“铺租银”包括地租在内。至清代，如乾隆七年，澄海县樟林埠，“前县宪杨给示，招民户将樟林河两旁沟墘荒地，许民首建盖铺，东西两兴建铺一百零二间，……每年输纳官租。”[3]（樟林埠扩埠碑记，P285）这是地租。又如在阳山县，史称：“国初各圩阜每年输地租银三十三两七钱”。[4]（卷1，舆地上）这也是地租。乾隆年间，在普宁县的流沙溪圩“有店，民间贸易于此者，（官府——引者）每年有官租收入”，此属店租范围。[5]（卷14，圩市）圩场土地属地主所有，即由地主收租。这种地主，按规定应经官府批准为圩主或市主，才有权管理圩场，抽收租税。这种圩主或市主，由个人承当，或由一姓或数姓的代表人充当，后者常是宗族的头面人物。明朝前期圩主抽取地租的具体个案，未见史籍记载。但嘉靖二十八年广东布政使司分守岭南道左参政项乔实行禁革圩主称：“近又查有势宦乡豪于圩市埠头交易凑集去处，或多开店面，或多搭卷蓬，或代出架阁，类先夤缘立为圩主，每岁愿纳银在官，听其取民顾赁之利，官府利之而不知其害，往往给帖与之。”[6]（卷25，圩市）可见明代圩主已“据地征商”，收取地租。由于他们横征暴敛，遭到项乔的禁革，但是根本没有禁革除绝，万历年间，顺德县就有“豪殖之徒”征收铺租。史称：“墟市之大者，豪殖之徒，以其势力招徕百物，廛而征之。”[7]（卷1，地理志，墟市）至清代仍存在。史称：乾隆八年文昌县潭牛圩、南门圩等，“墟地多系征地（即征赋地——引者），□□私墟场，系伊税业，□□□□日市，主租赁□民，收□重利，较之田租□□十倍，……查其所纳之粮，每年不过数分，为□□□□□重利克煞有余焉，得复格外勒索”。[3]（龙虎墟碑，P876）在顺德县，也有出租铺宇的记录，如嘉庆年间顺德村头圩，“圩地铺宇……向归四十排输税收租者，仍归经管”。[8]（卷5，圩市）
明朝地方官府曾在圩场征收课税，如永乐元年广州府征收“（三水）西南等圩市课钞一千四百一十一锭”。[9]（卷11906，广州府）天顺年间东莞县征收“商税圩市钞二千三百八十九锭三贯九百八十文”。[10]（卷3，税课局）万历年间吴川县芷寮墟“年收税饷万计”。[11]（卷上）清代官府在圩场征收课税，如康熙年间，“仁之城口虽设，杂税之征大半布麻易盐，无他奇货。”[12]（卷上，圩市）可见仁化县在城口圩征收过杂税。至于圩主征收的课税，如明万历年间在阳春县东门外的河亮圩，因“用胡杨二家地，……准二姓收税”。[13]（卷2，圩市）该圩一直到了道光年间尚是胡杨二姓收税。[14]（卷4，圩市）如上所述，圩场的土地，原是税地，需要向官府缴纳田赋，只要继续向官府承税，便可以在其上建筑铺舍，供商人做生意，而地主经批推，便成为圩主，有权管理圩场征收课税，如清代四会县的黄岗圩，原是陈姓税地，“承税数十亩”，然后“将税地建圩”，“圩主属陈姓”，征收课税。[15]（编2下，圩市）至于税收的客体，因地方土特产不同，各时各地并不一致。官府在圩场上征收的商品税，如在雷州府徐闻、海康、遂溪三县圩场征收牛税，明朝已开始，按季抽收，每县圩场40两，共120两。清承明制，继续征收。如康熙年间，海康县拱宸圩征收“牛税，递年纳银四十两，解府充饷”，[16]（卷上）当时规定“水牛每只税银五分，黄牛每只税银三分”。[17]（卷4，赋役志）是从量税则。又如仁化县的城口圩，康熙年间征收商品税，纳入杂税项下，依照明代城市税收制度，将应抽货物，“开明立［木］榜，商民通知”。当时应抽货物只有苎麻、棕木、青靛三种。史称：“部颁则例征收其棕木，每根税银一厘五毫，苎麻每百觔税收银四分，大青靛每挑税银三分四厘，小青靛每挑税银二分八厘”，共税银58两。[18]也是商品从量税。这和在县城征收的商品税一样，如雍正年间，三水县西南埠征收的商品税，“棉花每百斤税银六分，……芝麻、豆子每石税银八厘，菜子每百斤税银九厘，……麦子每百斤税银六厘”，实税银五百七十九两二钱五分七厘五毫，亦纳入杂税项下征收。[19]（卷3，榷税）亦是商品从量税。此外，清初，官府在圩场上尚抽落地税，是一种捐税，亦属杂税之一。史称：清初，“查粤例货物到境，有落地一税，载在全书，其余日用鸡豚及疏果等物，从无收税之例”。[20]（卷18，艺文）如雍正年间，在四会县圩场，“有落地税之名，凡铁锄箕帚薪炭鱼虾蔬菜之属，其值无几，必查明上税，方许交易”，[21]（编首上，诏令）便是佐证，征收多少不明。但各地重复征税，极为苛挠。所以雍正四年曾下令革除各圩场市集落地税。[22]（卷167，榷税1）至于圩主征收的课税，因为各自为政，没有制度，任由圩主个人意志决定，名目繁多，各地不一，综合起来计有：（一）牙税，即充当牙人，撮合买卖双方成交，从中抽取佣金。圩主从牙人所得的佣金，提取若干，称为牙税。这在明初是禁止的，不许官牙私牙存在。但是牙人“阳结明文而阴擅其利”，一直存在。[6]清代康熙年间，顺德县“圩场贸易所在，旧有私抽名目，曰纳行钱”。[23]（卷21，陈启明传）“佛山南海等处，为货物丛聚之乡，……有无籍奸徒，硬设总行名色，凡有客货到彼，尽使投单，百不漏一，阳为查诘之名，阴行抽取之实，私自数额，大肆兜收，商民莫敢谁何”。[24]（卷11，税务）同治年间，东莞仁和圩亦存在“藉地主、牙行名目，混行抽收”。[25]（卷3，家规）抽取比率如何？尚不清楚。 （二）牌照税，如清代康熙年间，顺德县圩场贸易，就要缴纳“买牌钱”，[23]即牌照税，究竟抽多少？不明。 （三）商品税。明代广东圩主“每年愿纳银在官”，官府“往往给帖与之，彼即依凭恣肆，无时无处不任意抽分，虽柴米鸡豚之常资，油盐酱醋之末品，亦无不厚取其税焉”。[6]如何抽法，税则如何？不明。但一般都很重。如乾隆八年，文昌县潭牛圩、南门圩等，都是“私墟场”，圩主征收商品税，名曰“担头税”。史称：“乃若辈（圩主——引者）左右空隙地内，每于正月五日□□□各墟期，凡□物，鱼则抽鱼，肉则抽肉，即被卖□□薯芋，小贩□故文不等，名曰担头税。其抽银钱物，又无定规， （残缺——引者）……。”[3]（龙虎墟碑，P876）此外，还有度量衡器物租赁收租，称为“批银”。如道光十八年，海丰县人和市，史称“盐斗批银二两，蚶戥批二两，莱戥一百”。[3]（人和市碑，P849）
明中叶以后，明地方官府对广东圩市课税，为了省事和收到足额税款，实行包税制，因而使势宦乡豪可以“类先夤缘立为圩主”。这些人征税，私“设公座，陈刑具”，严刑威迫，横征暴敛，[26]（卷2，志时事）藉此中饱私囊，而缴交官府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如嘉靖年间，东莞牙人卢盂吉“违例用强抽取圩税”，五年间，“得银八百余两”，由于他“买嘱该县吏书，串招止捏得银七十八两，又称花费二十八两免追”外，实上交只五十两。[27]（卷18，风俗）所以明人王之甫说：“豪右因以抽税，……公家所得百一耳。尝闻有一圩，岁收可得百金，仅纳银八钱。其大者可推矣。”[26]结果“小民日受其害，敢怒而不敢言”。[6]万历以后，明地方官府广泛推行和买制度，圩市铺行亦不幸免。如电白县水东圩，万历六、七年间，凡官府需用，“若米若蔬若鱼肉若酒礼若币帛，往往一取之铺行，不给值，致有闭肆而遁者。”[28]（卷8，艺文志）这对圩市商人商业资本的积累影响很大，严重地阻碍着圩市商业的发展。更有甚者，不问是否是铺行，地方官府硬把所需的物料派给圩市附近的农民。如吴川的铺脚村，邻接梅绿圩，而“梅绿地界民社一分属吴川，二分属茂名，吴川城中人家稀微，口（？向）无市廛，故动用尽取之铺脚村”。村民“买之圩市以应。初犹给价”三分，“不能及万一，中间不敷价银，悉系该办赔补”，“相沿日久，以为真铺行也，并价不给矣”，以致“樵釜贫艰之民，苦于营赀，甚至典鬻妻孥，骨肉仳离”，连附近的农民都遭了殃。[29]（卷6，金石）万历时期，明政府派出矿监税使搜括天下课税。广东定额商税增至20万有奇。地方官一方面增加关卡税，如吴川的梅绿和限门相隔20里许，过去是限门一地征收，现在梅绿亦征收，实际上是“倍抽”。另一方面“又于城乡市镇鱼虾蔬果之类加抽以充之”，规定“大圩十两，小圩五两”，于是商人扼困，“小民几不可聊生”。[30]（卷1）
清承明制，由于允许圩主征租，因而“横收”的事层出不穷。如临高县的多文市，“其市旧有地租，每至终市，市主横收，商者挠之”。[31]（卷3，圩市）同时，如上所述雍正年间停征落地税，但实际上地方官并不执行，“公取私敛”一直存在。特别是地方土霸、“宄棍”、“烂仔”勒索小民更为严重。如在龙川南塘圩，乾隆十一年，“突起宄棍胡兴等，觊市道为利场，视乡民如弱肉，纠串军犯等辈，瞒给司示，违例踞圩，自设各行牙中，横抽勒索交关，被憨归市者，躩徒几希。”[3]（奉廉明县主大老爷邵示禁，P872）在海阳县，嘉庆十八年，豪绅监生吴德庆、吴德生声称圩地原属无征官地，但切近伊等住村，“以后如有挑携货物赴圩发卖，每摊须交伊等地租钱数十文，方许摆卖”。“当先向杨阿仁等三人勒索，杨阿仁等不依，斥詈吴德庆，吴德生即将其货担踢翻，立时逐出圩外，余俱畏惧，每摊付给铜钱十余文，至二十、三十文不等。”[32]（卷21）在兴宁县石马圩，嘉庆二年，有烂仔“凡遇圩期，结党成群，勒买勒赊，潜撮翦绺。不论停店摆卖物件，转眼即偷，一手传手，遂为伊有。若本处人民登经觉察，犹可捡回；而异远孤商即见其撮，亦遭强横莫奈。甚至倚其党羽及□扛殴各烂，父兄纵徉不议，明目张胆，旁若无人”。[33](P114)这种烂仔团伙，扰害乡民，破坏圩场贸易秩序。这样“公取私敛”的结果，正如东莞人洪文汇所说：“公取私敛，商始病矣，而豪强狙狯武断乡曲，贸易者畏其挟制，裹足不前，是以圩市递相衰。”[34]（卷9，坊都）这不仅使圩市的发展受到限制，成为圩市衰落的原因之一，而且破坏了正常的商品交换，影响商业资本的发展。
根据上述进一步研究，需要说明：明清时期，广东圩市租税的征收，比较复杂，各时各地不同。特别是圩市的课税，没有特别的需要，明王朝一般都不发令征收。如宣德四年，为了疏通钞法，曾令广东广州市镇门摊税加五倍，候钞法通止。①又如万历二十八年，为了开支兵饷，明王朝增加各直省税饷，广东议增20万两，是全国增税最多的省份。当时全省的市镇圩场差不多负担了这20万两的1/4，即如明尚书潘浚指出，因此“加抽市镇圩场银四万三千余两”，“自铺户圩市而鸡鱼柴米又无不税矣”。[35]（卷14，艺文志，奏议）各县圩场负担定额多少不明。只知自此圩场负担税额银，都是充作“兵饷”的。如澄迈县，“在万历以前‘无圩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每年明王朝征收圩税额银二百二十两，充作‘兵饷’”。②这“额银二百二十两”可能是分配的定额。清承明制，对圩市课税，除了清初平南王尚可喜设总厂擅自抽税外，清政府也没有规定征收圩税“以助国用”。这也可由一些官员反对私自征收圩税佐证。康熙十一年，副都御史李赞元说：“至若日中为市，各相交易，所卖者不过布帛菽粟是其口食，鸡豚牛驴是其蓄养，即布帛花帛以及疏果等项，无非肩挑背负，图升合以糊口，初非营营逐末兴贩者可比，乃有奸民恶棍串通衙蠹借杂税名色，在于该地方官贿营行贴执业，有所为斗子、秤子、牙行经纪、集头保长等项，名号不一，大率以朱票印信为护身符券，凡民间斗米耕牛只鸡尺布无不撮取用钱，以故落地有税，空舟有税……。况乎不奉朝廷明例，敢于借名行私，官役通同，棍蠹交横，故其弊牢固而莫可解……。伏乞敕部严行在内在外痛禁前弊。”[36]（卷51，户政26）所以如上提及的，到了雍正十三年便下诏令，“全行禁革”乡村市镇落地税。[22]（卷167，经政略10，榷税）同时，有的县在圩市征收杂税，也主动地提出豁免。如雍正年间，惠来县的龙江、葵谭、靖海等市曾和县城一样，征收杂税，即定额行税，如米行额税十五两四钱九分八厘，还有菜行、鱼行的额税，“旧例俱系铺户分认完纳”，后三行并不开铺，“群相肩挑背负列市贸易”。“饷首”征收前项杂税，实行“见有市列卖鱼米青菜者，或收钱四五文不等，名为收饷，实同私抽。盖由每日零星收取，并非本人照额输纳，其中侵肥入己无从查察，此饷首难杜其私抽也”。知县张玿美最后请求豁免了事。[37]（卷17，艺文上）由上所述，明清中央政府对圩市的课税，基本上没有征收，即使因军事和财政需要临时征取，也没有形成税收制度化，因而没有征收机构和制度，似课税司、局征收县以上城市的商税那样，在财政收入项下立有专项。就是地方官府征收的圩税，如牙税，也由地方官控制，“一钱不报上司（指户部——引者）”。③所以万历二十八年夏天王之甫奉命来广东阅狱办理案件时，看到的情况是：“岭南税事，从来有之，凡舟车所经，贸易所崒，靡不有税。大者属公室，如桥税、番税是也；小者属私家，如各埠各圩是也。各埠各圩，属之宦家则春元退舍，属之春元则监生、生员退舍，亦有小圩远于贵显者，即生员可攘而有之。”[26]至清初，顾炎武亦说：“自明以后，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38]（卷13，市集）
明清政府对圩市的课税，和宋代不同，宋代圩集税收，几占全部商税之半，收入国库，以供国用。[39](P218)明清中央政府为什么不重视对圩市征收课税？原因有二：一是受传统的儒家经济思想影响，根据封建的原则，《周礼·大府》载：“关市之赋，以侍王之膳服。”明代大儒丘浚解释说：“成周盛时，关市之征，用以供王之膳服而已，非若后世以之供凡国用也。”又说：“汉高祖时，凡市肆租税之入，白天子至于封君，皆各自为私奉养，不领于天下经费。”④因此，对圩市的课税，不列入财政项内作为国家经费，而是留给地方官府处理收取，不作统一的硬性规定。二是明初、清初为了恢复生产，实行轻徭薄税的政策，不许重征租税。如五谷之类，史称：“民种五谷，已纳租税，无可再赋之理。……我朝制税课司局，不许税五谷及书籍纸札，其事虽微，其所关系甚大，王者之政，仁人之心也。”⑤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对户部臣说：“曩者奸臣聚敛，深为民害，税及天下纤悉之物，朕甚耻焉。自今如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尔户部其榜示天下，使其周知。”⑥乡村圩市上的商品，主要是布帛谷粟及鸡鸭蔬果之类的所谓“纤悉之物”，征税无几，明智抉择，索性不征。同时，圩场地多是税地，业主已纳田赋，改作圩场，亦无再税之理，以免重税之嫌。清承明制，对五谷之类，亦例不征税。如《清部颁则例》称：“其一切谷米等项，例不征税，俱不得额外滥征。”⑦如违背原则滥征，则行查革。如康熙年间，史称：“谷米为民间日食之需，例不征税。肇厂官役移踞要津，违禁抽取……严查禁革。”⑧明清中央政府不重视对圩场征收课税，征收圩市租税之权便由地方官府掌握，或落入圩主、市主、乡绅、族绅等人手中。如上述明人王之甫所说的情况，是有事实根据的。
注释：
①见《宣宗实录》卷50；阮元：《广东通志》卷167，经政略10，榷税1。
②《康熙澄迈县志》卷12，墟，转引自李华《明清广东墟市研究》，载《平准学刊》第4册第35页。
③参见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12，《恭承召问疏》，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88页。
④⑤（明）丘浚：《大学衍义补》卷30，制国闸，征榷之课。按：明代的藩王就是根据周礼之条，争夺圩市税收权的。
⑥《明太祖实录》卷132；《明太祖宝训》卷5。
⑦转引自《城口商业税收碑》，载《仁化县文物志》。
⑧（清）李士祯：《抚粤政略》卷8，岭西巡道呈详一件为大蠹剥民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