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正确认识论文,经济学论文,西方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刘国光同志在《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9 期上发表的《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一文中说，在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边缘化的状况令人堪忧。我认为，他在这里提出来的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归根结底是如何正确认识与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现拟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改革开放前，我国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导地位，这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毋庸讳言，也曾受到一些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对西方经济学持全盘否定态度，这是有片面性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即重新审视了西方经济学的优劣。就在“全会”刚刚结束后1个月的1979年1月24日，在北京一些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学者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并随即由《世界经济》该年第1期增刊发表了座谈会“纪要”， 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公开声明，对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应采取“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所用。1983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第5 版又发表了我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的著名论文《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重申了“一分为二”的观点，明确指出：“作为一个整个理论体系，现代西方经济学不能成为我们研究制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但不等于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没有值得我们参考、借鉴、利用的地方，……当然，相反的，由于某些方面有可借鉴利用之处，便盲目地全盘接受，或者食洋不化，对于给纵然有用的技术手段采取生搬硬套的办法更是有害的”。在此思想影响下，我国在80年代对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就总体而言基本上是健康发展的，因而对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开放事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但进入90年代，随着蜂拥而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侵蚀，以及国内某些人不加分析评论地大量引进和采用西方经济学教材，全盘照搬西方经济学观点，人们的思想被搅乱，以致对西方经济学由过去的全盘否定转而为盲目崇拜。正如陈岱孙教授1995年在为由我主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说》一书写的序言中所说的：现在“我们又面临这样一个历史格局，从过去的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排斥这一极端跳到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另一极端。这是当前的主要危险。”[1] 在高校经济学教育、教学的方针和目标上，到底是应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实行双轨教育，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重，不甚明确。有些实行双轨制教育的实践结果，是使西方经济学的地位上升到愈益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导地位的地步，甚至有的学生一听到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觉得好笑，有的在图书馆读《资本论》也要用一本外语书掩盖着偷偷地读。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学里出现这种局面，的确令人不可思议。
我认为，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受国内外环境的影响以外，也和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缺乏正确的认识有关。
例如，有人在回答“经济学是什么”的问题时只讲西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完全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斥在外，实际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一种经济学，当然更否定了它是最科学的经济学了。再如，有人在回顾我国50—60年代至70年代后期的情况时，断言“那一段时期的经济工作完全没有经济科学的指导”，根本无视那时我国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进行的并取得了无可否认的辉煌成就的事实，同时也否认了那时各高等学校都普遍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甚至在职干部的政治学习也把政治经济学列为重要内容之一的事实。原来在这些人眼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就不是经济科学，否则他们是不会说出那时“完全没有经济科学的指导”这样的话来的。有的虽然承认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存在，但却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与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等量齐观，认为二者都各有科学价值，又都各有片面性，因此可以相互补充、综合利用，说什么“由于它们（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与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引者注）在整体上迄今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都具有各自的科学价值，从而如何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我们如何可以在正确认识它们的基础上对它们加以综合的利用……使经济科学向更高的水平发展。”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这两种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都各有优劣，彼此半斤八两，对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讲，就说不上有哪一种经济学是最科学的，当然也说不上有哪一种经济学应占主导地位。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其关键在于没有认识到这两种经济学反映着两种对立的不同阶级利益要求的观点，以致二者的理论体系是有原则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分析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来分析经济问题，在考察经济发展变化时，不仅重视其表面现象，更注重揭示其现象背后的本质，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分析却往往停留在经济“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2]。由于现象与本质的差异和矛盾，只停留在经济现象上的分析或描述显然不能说是科学的经济分析。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二为一，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3]所以，从方法论上便决定了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才是科学的理论体系。
第二，研究对象上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如何结合起来进行生产的形式（包括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更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研究来揭示生产、交换等各方面的经济关系，揭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阶级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地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源配置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不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有时也涉及人们相互之间的利害关系，但却回避人与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这个资本主义最本质的关系，避而不谈阶级关系。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就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中如何进行最有效的配置，以求得人类无限欲望的最大满足。[4] 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现已研究得相当深入，但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来说，仍只限于物与物和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根本没有触及也不敢触及劳资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问题。
第三，研究目的上的区别。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要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与必然灭亡的规律性，阐明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相反，西方经济学却是要千方百计地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合理的、永恒的制度。我们说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辩护性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根本对立性，最明显的就表现在这里。如果西方经济学不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辩护，就不成其为西方经济学或资产阶级经济学了。
第四，理论结构上的区别。马克思严格遵循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以及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剩余价值论为核心，从生产过程到流通过程，再到生产总过程，建立起一座十分精巧完美的经济理论科学大厦。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由亚当·斯密开始奠定基础的。他的理论观点既有科学成分，又有庸俗成分，这就为后来庸俗经济学的产生敞开了大门。
在19世纪初，萨伊的三分法和生产要素论及其价值分配学说，为庸俗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随后，经过70年代边际革命，到19世纪末，马歇尔集一切庸俗价值理论之大成，建立起以均衡价格理论为核心的新古典学派的微观经济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尽管在分析方法上有可取之处，但其理论基础却是与劳动价值论相对立的、不科学的庸俗理论。它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冲击下破产了。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统治，凯恩斯另辟蹊径，建立起一个新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战后，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又把新古典学派理论体系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综合起来，构成了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这也就是战后占主导地位的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与此同时并存的还有各种新自由主义学派及其他学派的理论体系。就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而言，它是以国民收入分析为基础，就业理论为核心，以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均衡为目标的国民经济总量分析的理论体系。从国民收入的流程来看，这种理论实际是从简单商品流通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即研究社会全部生产企业和全体居民是否都能顺利实现交换的过程：W（商品）—G（货币）—W（商品）。然而，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现实是G—W—G’（G＋g）。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首尾两个阶段都是货币形态，但在量上却不相等。末尾的货币量大于开始的货币量，其大于部分g 来源于生产领域创造出来的更多的价值。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必然会出现不均衡现象，要找到产生不均衡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单在流通领域做文章是不够的，必须深入到生产过程去寻找答案。对生产过程的研究，属于微观经济学领域的问题，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体系恰好缺乏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因此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新古典综合派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和新古典的微观经济理论体系结合起来，似乎弥补了这个缺陷，然而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体系却否定劳动价值理论，因而不能说明g的来源。要弄清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坚持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 承认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雇佣劳动制度，承认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全部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以致社会的消费需求不足，所以必然会周期性地出现生产过剩危机，破坏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因此，解决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和雇佣劳动制度。然而，凯恩斯理论对这些实质性问题避而不谈，相反却以唯心主义的“三个基本心理规律”去解释需求不足的原因，用国家干预的办法去解决供求失衡的问题。这种办法即使能暂时缓解矛盾，却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可见，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是不科学的，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当然也同样是不科学的。
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如货币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供给经济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等的理论体系，虽然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有所不同，但都是从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出发和以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为基础，即以否定劳动价值论为前提的，因而都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
以上分析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与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有着原则区别，各自反映和代表了不同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前者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和前途服务的、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它的阶级性和科学性是统一的；后者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为维护其资本主义私有制永恒的统治服务，是具有辩护性的、非科学的理论体系。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占居主导或统治地位的经济学，只能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国家占居主导或统治地位的经济学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说明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或经济学基础理论本身并不是“无阶级性”、“无国界的”，若硬要把这两种本来就是对立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无原则地“综合利用”，企图“使经济科学向更高的水平发展”，就未必能如愿以偿。因为这两种经济学在理论体系上并非半斤八两，并非各自都有片面性和科学价值，因而可以互相补充和完善。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讲，当然可以而且应该有批判地吸收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合理、科学的成分来补充、完善自己。过去马克思就是在批判地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起自己的经济科学的，现在我们也需要继承这种精神，继续有分析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来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是西方经济学却绝对不可能吸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体系，不可能透过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去揭示其经济本质，揭露剥削与被剥削的经济关系，更不可能主张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
我们的结论是：既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等量齐观，而必须承认，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是惟一的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最完整、最科学的经济理论体系，因此，我们在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必须坚持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同时又要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并在经济建设实践中不断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果不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使其在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占居主导地位，而让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则不仅会使我们的教学、科研迷失方向，还会动摇和瓦解我们的党和国家执政的精神支柱，进而断送社会主义的前途，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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