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与商民运动的兴起（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运论文,国民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为联合和动员各界参加国民革命，开始大力推行民众运动，具体包括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商民运动和妇女运动，由此使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呈现出新的面貌，在各方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迄至目前，国内外史学界对这一时期国民党进行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均曾相继开展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商民运动的研究相对说来却比较薄弱。（注：研究商民运动的专著迄今只有冯筱才撰写的《汉伐前后的商民运动（1924～1930）》（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另有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乔兆红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1920年代的商民协会与商民运动》，尚未公开出版。）因此，有必要对国民党推行的商民运动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和研究。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主要就国民党与商民运动的兴起略作初步探讨。
一、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的历史背景
北伐前后兴起的商民运动，与同一时期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学生）运动相比较，虽在声势和影响等许多方面都显得较为逊色，而且正式启动的时间也晚一些，但同样也是1924年改组以后国民党在国民革命新形势下开展的民众运动中的内容之一。因此，要了解商民运动产生的缘由，就必须首先考察国民党开展民众运动的历史背景。
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前，作为国民党领导人的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从清季开始致力于中国革命已经多年，但在革命的实践中很少重视和开展民众运动。即使是自清末到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革命事业虽屡遭挫折，革命党内部除少数人之外，绝大多数仍一直未充分认识到没有发动民众的缺陷。有学者认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已显示出中国广大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乃至工人高度的爱国热情，但孙中山等革命领导人也没有充分意识到动员他们参加革命的重要性，仍然“坚持革命领导阶层的精英主义，并不认为有动员年轻知识分子的必要，动员群众更是不用谈了。这在他于1919年10月组织中国国民党来取代自1916年即已无作用的中华革命党时至为明显”。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孙中山“失去了一次令他的党派重新获得人民支持的机会，因此，到1923年，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中国国民党还未能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注：陈福霖：Sun Yat-sen and Origins of the Kuomintang Reorganization，原文收入陈福霖编China in the 1920s，中译文（甘德星译）《孙中山与中国国民党改组的起源》，见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10辑，台北，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61页。）。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内部已曾有人在这方面进行过反思，并体认到政治需要民众共同参与之重要。如戴季陶提出“改革政治之成功与否，则诉诸多数人之自觉而已”；朱执信指出“今日吾人所当致力者，在促进人民之觉醒”（注：季陶：《中国革命论》，《民国》，第1年，第3号；前进（朱执信）：《革命与心理》，《民国》，第1年，第4号。参见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第392页。）。1919年10月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而成立中国国民党之后，一部分国民党人在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时进一步意识到动员民众参加革命的重要性。特别是五四运动对国民党改变以往不重视学生和群众的传统策略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四运动对国民党人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对学运情势和群众力量的体认，更是国民党改组后走向群众路线的重要因素”[1]（p264）。
应该承认在前此革命运动遭受挫折的情况下，革命党内部确曾有少数人认识到动员民众参与革命的重要性，认为五四运动对革命党人认识民众的力量和作用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也似乎太过于绝对。但是，如果强调此时的大多数国民党人均已认识到发动民众参与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认为当时的国民党已经因此而改变了以往不重视发动民众的缺陷，恐怕也还需要作更进一步的论证。另外，即使承认五四运动后一部分国民党人对民众的重要作用已有体认，但似乎也还只是停留在主观认识阶段，并没有马上使其真正成为国民党在革命实践中的行动方针。
因为从实际情况看，在1920年代初期，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仍沿袭过去的方法，主要依靠握有广东地方军权的陈炯明给予的有限支持，重回广东建立革命政府，并准备北伐。但不久之后陈炯明即公开反叛，1922年孙中山又被迫逃离广东，革命事业再次遭遇挫折。在面临一连串的严重挫折之后，痛定思痛的孙中山不得不探索新的革命路径，同时与刚刚发生“十月革命”不久的苏俄派来的代表进一步进行了密切的接触。在此之前，苏俄和共产国际早已关注中国的革命运动，并派使者来华与各方人士联络，包括与孙中山见面。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代表曾多次当面向孙中山指出，中国的革命运动必须发动民众参与和支持。例如1921年底马林在广东与孙中山多次交谈，反复强调必须运动学生、农民、工人。他还指出国民党在宣传及组织上太弱，缺乏基本武力，并向孙中山建议：联合各阶级，尤其是农、工及无产阶级，形成完善政党；建立革命武力，创设军校作为革命武力的基础；国共合作。但当时的孙中山尚未确定联俄政策，也没有接受马林的建议，只是对“十月革命”和建立军校表示了浓厚兴趣（注：参见上引陈福霖文，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10辑，第73页。另见吴学明《孙中山与苏俄》，《中国现代史论集》第10辑，第87页。）。
1922年在广东的又一次受挫，使孙中山颇受刺激。经过一番深刻的反省，孙中山意识到不动员民众而主要依靠地方军阀，国民革命将难以取得成功；与此同时，部分地区的民众也积极主动地向孙中山表达了愿作革命之后援的态度。例如孙中山在广州受挫后抵上海，商学各界民众团体举行欢迎会并致词表示：“先生之战也，为民众而战，无论成功或失败，胥与民众共之，民众苟不甘于失败，先生岂无成功之时。愿先生从此以主义作地盘，以精神作炮台，其牢将不可破；以文化作先锋，以民众作后援，其勇将不可敌。以国民的心理为地盘，以群众的舆论为枪弹，正义终胜强权，水到自然成渠。”（注：《四马路商界联合会及留日学生救国团欢迎词》，引自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5）》，第393页。）这对面临挫折的孙中山自然是一个相当大的鼓舞。随后，孙中山即越来越重视民众与革命的紧密联系。他在1923年元旦发表的国民党宣言中阐明：“前代革命虽起于民众，及其成功，则取独夫而代之，不复与民众为伍。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发抒者民众之情感。于民众之未喻，则劳心焦思，瘩口晓音，以申儆之；且不恤排万难，冒万险，以身为之先。及其既喻，则相与戮力，锲而不舍，务蕲于成而后已。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2]（p2）类似这样特别强调民众对革命的影响与作用，在孙中山以往的论述中并不多见。
孙中山对苏俄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改变。经过多次讨论协商，1923年孙中山在上海与苏俄特使越飞发表联合宣言，毅然决定采取联俄、容共的新政策，重新改组国民党。改组的重要目的，亦在于使国民党能够以新的面貌出现，动员和引导民众参加革命。1923年11月孙中山在一次演说中曾专门对此进行说明：“此次吾党改组唯一之目的，在乎不单独倚靠兵力，要倚靠吾党本身力量。所谓吾党本身力量者，即人民之心力是也。吾党从今以后，要以人民之心力为吾党之力量，要用人民之心力以奋斗。人民之心力与兵力，二者可以并行不悖。但两者之间，究竟应以何者为基础？应以何者为最足靠？自然当以人民之心力做基础，为最足靠。”[3]（p430）可见，此时的孙中山对民众力量的重视已更甚于军阀武装。1924年1月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章、宣言及其他重要议案，正式实现了国民党的改组。而国民党改组之后致力于国民革命的一个很大变化，就是正式确认将动员民众作为今后的革命方针。国民党“一大”宣言即明确指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一方面又当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4]（p121）不难看出，改组后的国民党已将动员民众的参与作为决定国民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
中国大陆学者一般都认为，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制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新三大政策，这是他晚年思想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反映。台湾学者则否认有所谓三大政策存在，其主要理由是孙中山始终并未亲自提及过“三大政策”，而是北伐期间共产党人出于某种目的杜撰的一种说法，后来则在大陆一直沿用至今（注：台湾学者有关的论述甚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可参阅蒋永敬的《孙中山先生与“三大政策”》，载香港珠海书院编《珠海学报》第15期，1986年；《论北伐时期的一个口号——“三大政策”》，提交1988年台北“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后收入《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三大政策”探源》，台北《传记文学》第54卷第3号，1989年3月；《国民党的三大政策问题》，见氏著《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大陆学者曾就这一问题作出过回应，见杨天石《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即使有此争议，也并不影响海峡两岸的学者肯定“一大”之后国民党确定民众运动方略及其对国民革命的重要作用与影响。连当时的国民党人，特别是一部分对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政策表示理解和支持的国民党人，大都承认“一大”之后国民党的重新改组并开始重视民众运动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国民党基层组织在全国范围的迅速发展，扩大国民革命的基础和声势，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在此之后，国民革命运动也确实明显出现了新的局面。胡汉民作为参与国民党改组的负责人之一，即曾指出这次改组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使国民党成为一个严密的组织，开始实施注重民众运动的新方针（注：胡汉民：《清党之意义》，1927年5月，见《革命文献》第9辑，第105～106页。）。连初始维护、继而又反对容共的戴季陶，也曾强调“中国民众运动的大发展，是在国民党改组以后”。而国民党改组之后民众运动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发展，是由于“政治的保障力的伟大”、“组织能力和范围的扩张”、“舆论支配力的形成”等三个方面的原因所致[5]（p146）。
从实际情况看，1924年的改组确实使国民党所进行的国民革命运动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重要阶段。国民党重视并开展民众运动，也是在改组之后出现的新现象。因为“国民党改组之后，受‘苏俄经验’的影响，已经变成了动员性的革命政党，动员群众成了推动革命的必要手段”[1]（p266）。此时的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尤其是孙中山及其忠实的追随者，已经充分意识到国民革命的成功必须以民众为后盾，而不是主要依靠地方军阀。国民党“一大”宣言对此也曾明确表示：“国民党人，因不得不继续努力，以求中国民族解放，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6]。这种新的认识，与以往国民党的传统思想相比较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国民党从事的商民运动，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而兴起的。
二、国民党在商民运动初期的态度
商民运动是随着国民党在改组之后开始重视民众运动而逐步开展的。但是，商民运动的兴起与整个民众运动的开展并非同步进行，而是相对滞后。1924年初国民党改组后开展的民众运动，具体说来主要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乃至妇女运动，并不包括商民运动。“一大”闭幕的次日，国民党又召开一届一中全会，推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决定设立秘书处及组织、宣传、青年、工人、农民、妇女、军事、调查八个部。其中青年、工人、农民、妇女等部，即是领导相关社会群体进行民众运动的具体机构。在此之后，由于国民党中央设立了专门领导青年、工人、农民、妇女运动的机构，国民党也随之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民众运动的新时期。因而有学者指出：国民党改组以后，“吸收苏俄的革命经验与组织系统，设立组织部、宣传部、青年部、工人部、妇女部、农民部等，将各种工作以专职机构负责，以强化工作效果。尤其工人部、农民部的成立，代表国民党将工农阶级正式纳入编制之中，此种措施与邀劳工人党、支持工运、加强劳工立法相互为用，故能掌握广大的劳工阶级”[7]（p178），[8]（p245）。显而易见，当时的国民党并未设立商民部，也没有具体开展商民运动。1924年7月，国民党中央在汪精卫的提议下设立了实业部。同年11月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56次会议通过，将实业部改为商民部。
一般认为，国民党推行的商民运动始于1924年1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商民部。到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商民运动决议案》，这一时期是商民运动的初期阶段。但需要指出，初期阶段的商民运动也仅限于在广东一地开展，在其他地区并无多少成效和影响。因为当时的国民党虽在孙中山的反思与引导下，“秉承总理指示的方针，知道此后党的基本，必要放在民众上面，始足以扩大党的势力”（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日第5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6年4月印行，第27页。），然而重点仍主要是着眼于从事农工运动，而不在于商民运动。时在国民党内部具有重要决策影响力的汪精卫曾说明：“农工就是中国大多数的民众，所以更特别注意于农工运动”[9]。在农工运动中，国民党又是首重农民运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制定了农民运动政策，并相继发表对于农民运动第一、第二次宣言。国民党还宣称：“本党是领导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政党，而且是主张农民利益的政党。”（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2日第23号，第148页。）其次是工人运动，国民党“自改组后即已注意于工人运动”，在“一大”宣言中“也曾反复说明其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国民党对商民运动的重视，如与农工运动比较则相差甚远，可以说除国民政府所在的广东刚开始起步之外，在其他地区基本上没有真正实际开展商民运动。
国民党为什么在初期并不很重视商民运动？有的论者认为：“1926年初，国民党首次倡议成立商民协会”。在此之前国民党对商民问题不重视，其原因是20年代以前中国资本家阶级对国内政治斗争还较少积极性，没有重要的作用，所以并不引起各种政治势力的关注[10]。这个结论有两点是值得商榷的。
一是国民党首次倡议成立商民协会并非在1926年初，而是在此之前。早在1924年底，在广州即成立了第一个商民协会。国民党中央于同年11月成立商民部之后，又派人到广东其他地方组织商民协会。1925年6至7月，成立中山全县商民协会，有分会40余个，会员3000余人（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商人部编：《中国国民党商民运动经过》，1927年6月，台北党史会藏档，部10690。此篇长文系由当时参与中央商民部工作数年的黄诏年执笔编写，并曾在1927年召开的长江流域商民代表大会上报告，后编印成单行本，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六十辑收录。）。这表明国民党首次倡议成立商民协会，显然并不是迟至1926年初。确切地说应该是在1924年底，但由于国民党当时只是仅仅限于在广东的少数地区筹设商民协会，所以并不足以反映国民党在这一时期对商民运动给予了充分的重视。1926年初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并通过《商民运动决议案》，在此之后国民党才开始比较全面地倡设商民协会，开展商民运动。
二是国民党起初之所以对商民运动不重视，其主要原因也并不在于20年代以前中国资本家阶级对政治运动漠不关心，在政治斗争中没有产生作用和影响，而是由于国民党自身对中国商人阶层的地位与影响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实际上，在辛亥革命前后，工商业者特别是颇具社会能量的商会，就已领导商人参与了不少政治运动和相关的政治事件，并且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与影响。此外，全国13个省份的商会在民初还曾派代表出面调和国民党与进步党之间的党争，提出“政党实为国会之中坚，故政党良则政府自良，党争息则国基自固，证之先进，胥有明征。且以国基安危所关，即人民生命所系，商民等以利害切己，在商言商，爰集合各省商会代表，为两党调和。既非直接干涉两院，更非一面之机关，务请大政党忍痛须臾，略相让步，既不背乎党纲，乃足表扬政见”（注：《全国商会联合会各省代表通告书》，《中国商会联合会会报》，第1年，第1号，“文牍”，第10页。）。通过商会的调和协商，国民党与进步党就当时争论的“借款、内阁、宪法、总统四大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这次调和党争最后虽未达到阻止战事再起的目的，但显然是商会代表工商业者所进行的一次政治活动，国民党与进步党也都“承认商界作为第三者”的地位，无怪乎张謇曾经指出：此次“商人维持政局，为吾国轫举”（注：《商会联合会调和两党纪事》，《中国商会联合会会报》，第1年，第1号，“纪事”，第6页。）。20年代初，商会还曾发起废督裁兵运动，并联合教育界召开“国是会议”，1923年上海总商会更为反对直系军阀曹锟在北京发动政变，宣告成立史无前例的民治委员会。《民国日报》曾为此发表“专评”，称赞上海总商会“以难得的大会，应付非常的时局，于此可以显出上海商人对政治的真态度”；并称这一政治行动“是对军阀官僚宣战，是做民治运动的前驱”[11]。各种事实表明，商会作为工商界的新式社团，自清末诞生之后，在许多方面都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如同有的商会后来在反对国民党一些地方党部提出取消商会的议案时所说：“查全国各级商会成立已及三十年，平日发展国际贸易，排解商事纠纷，以及迭次抗争外交，赞助革命工作，均为不可掩之事实。”（注：《天津总商会致国民党三全代会电》，1929年3月25日，台北党史会藏档，会3.1/17.11。）
尽管商会已领导商人开展了多种政治和社会活动，并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但是国民党当时对此却并未予以足够的认识和重视，也没有努力从事动员广大商人参加革命的商民运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国民党的解释是：本党只是在1924年改组之后，“党的基础才由留学生和自由派的知识分子移到民众上面，所以各种民众运动乃应运丛生”。而1926年以前的商民运动之所以成效不显著，则是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为当时是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间，我们的党对商民运动应该怎样进行完全没有决定”，另一方面“因为商民运动在革命的工作上算是一种草创，以前毫没有过去事实可根据”。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中央商民部虽然成立，“而实际的工作委实是干不来”（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商人部：《中国国民党商民运动经过》，1927年6月，台北党史会藏档，部10690。）。
应该承认。国民党的改组确实使其许多政策都产生了新的变化，包括开始从事民众运动。然而具体就商民运动而言，从根本上看，上述两方面因素在客观上也确有一定影响，但并不能说是主要原因，更重要的还在于国民党当时重视农工运动而忽视商民运动，并且对商会和商人存在着某些偏见，认为商会、商团反对革命，“商民又是落后阶级”（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商人部：《北京商民运动报告》，台北党史会藏档，部0284。）。另外，不重视商人的这种现象似乎已形成了一种传统，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就不重视动员工商业者参加革命。直到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还多次提到，中国“工商未发达”，资本家没有出世。即使孙中山指的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那种大垄断资本家，他的这一估计也不完全切合中国的实际。应该说中国的资本家早已出世，只是经济力量不像欧美商人那样强大。而孙中山认为中国根本没有资本家阶级，自然不可能认识到资本家阶级的作用与影响，也就谈不上动员资本家阶级支持和参加革命。国民党改组前夕，有些地区的商人曾向孙中山表达敬意和支持，但也没有引起孙中山等革命领导人的重视。例如1923年初陈炯明被逐孙中山即将重返广州时，上海总商联会的欢送词曾表示：“懿欤孙公，重返粤东。三民主义，贯彻始终。军阀打破，欢声雷同。筹谋统一，责任厥躬，惟我商界，尤望和衷。先生此去，利赖无穷。”（注：《大公报》1923年1月30日。）这显然是表达了对孙中山的厚望与支持之意，遗憾的是当时并未受到关注。
当时，共产党人似乎比国民党人更重视资产阶级也即商人问题，并说明国民党忽视资产阶级是一大缺陷。陈独秀曾于1923年多次明确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革命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注：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期，1923年12月1日。）要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国民党应该一方面容纳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方面也应该提携中立的小资产阶级，引导他们上革命的路，增加革命的势力”（注：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1923年4月25日。）。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曾撰文阐明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占居重要地位与影响。他认为国民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民中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的工作；但因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注：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第31、32期合刊，1923年7月11日。）。李大钊更是批评“二次革命”后的国民党“荒废了并且轻蔑了宣传和组织的工夫，只顾去以武力抵抗武力，不大看重民众运动的势力，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的错误”。要想改变这一状况，“今日的国民党应该挺身出来，找寻那些呼唤的声音，去宣传去组织，树起旗帜来让民众——反抗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众是工人，是学生，是农民，是商人，那［都］集合在国民党旗帜之下，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注：T.C.L.（李大钊）：《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向导》，第21期，1923年4月18日。）。由此可见，这一时期部分共产党人对商民问题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超过工人与农民问题，与当时国民党人的认识显然有所不同（注：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及其采取的策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发展变化。这方面的具体情况，请参阅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及其策略》，《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
国民党在1926年初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实际上也承认由于对商人的认识有误，没有充分重视商民运动的重要作用，因而导致商民运动进展缓慢，成效甚微。国民党中央商民部曾坦率地说：“本党对于商民运动向未重视，故商民运动之进行较农工运动之进行为缓”[6]（p388）；国民党“二大”的党务总报告还曾具体说明：“当第一次大会时（指国民党“一大“——引者），同志对于商人的观念，多以为凡属商人多属不革命、反革命的。后来细心考察，才知中国的商人，实在也分两种。第一种是买办阶级，他们受帝国主义的豢养，诚然是反革命的；但有一种是小商人，他们的生活，也是非常之痛苦，对革命的需要与农工实在一样。因此认识从前革命运动，全不注意到商人，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商人如果不加入革命，将来成功也不易保证。”（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日第5号，第29～30页。）这进一步表明除了一些客观上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在主观上是否充分认识到商民运动的重要性，直接影响到初期商民运动的开展及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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