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投资与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通过对江苏省8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实证分析，探讨投资与社会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的关系，以期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调控提供依据。
投资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
首先， 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与投资增长的关联程度较高。 1980—1990年，江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9.8%（当年价，下同），这样的投资增长速度支撑着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均增长 15.2%（当年价，下同）。同期，相对于投资的GNP增长弹性系数为0.77， 即固定资产投资每增长1个百分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0.77百分点。 进入90年代以来，江苏投资与经济发展速度加快，1990—1994年，投资年均增长42.3%，GNP年均增长32.4%。这一时期GNP增长弹性系数仍然是0.77。由此可见，无论是在稳定发展阶段，还是在高速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拉动作用都是很稳定的，或者说固定资产投资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其次，投资增幅的剧烈波动会引致经济发展的震荡，这种影响具有时滞效应。从增长曲线图上看，投资增长波动较为剧烈，GNP 增长曲线则较为平滑。1980—1994年，投资增幅曲线共有4.5个振荡周期， 平均周期只有3年多。而GNP曲线只有2.5个振荡周期，平均周期为6年。在投资增幅曲线上，最大波峰在1992年，投资增长61.6%，最深谷底在1989年，投资下降12.1%，峰谷差达73.7个百分点；而GNP 曲线上最大峰谷差为40个百分点，比投资曲线上峰谷差少30多个百分点。
GNP 曲线上的峰谷值出现时间相对于投资峰谷值出现时间具有时滞效应，时滞2年左右。例如，1989 年江苏投资增幅从上年的17 %跌至-12.1%，1990年GNP增幅也从上年的9.4%降为8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7%。在经历了1992、1993两年的投资高速增长（61.6%和60.9%）之后，1993、1994两年江苏GNP增速也相应达到80年代以来的最高值——39.7%和47%。1994年，江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16.8%，扣除价格因素仅增长1.5。根据投资与GNP的相关系，1994年投资低增长将影响今、明两年江苏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上述分析表明，尽管GNP曲线相对于投资曲线比较平滑， 但投资的剧烈波动仍会引起经济发展的震荡，这种连带效应即使在投资当年反应不出来，也会在第二年，甚至第三年反应出来。
投资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固定资产投资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通过两条途径实现的：一是投资规模大小直接影响投资品价格的波动；二是约有30—40%的投资资金转化为消费资金，从而影响消费品价格。从江苏近几年的实践看，投资膨胀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因素，有时甚至不是主要因素。具体情况需作具体分析。
第一，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且各种因素的影响程度也是不断变化的。以1987年为界，80年代以来江苏投资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联程度是不一样的。1987年以前，价格指数曲线与投资增长曲线相关程度较大（相关系数为0.88），且有明显的时滞一年的关系。说明在此期间，投资活动是影响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但在1988—1994年， 投资与通货膨胀之间相关系数只有0.49，表明1988年以来，江苏的投资活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远低于1980—1987年。可以说，这个时间投资活动不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
1988年， 江苏大力压缩投资规模， 当年全社会投资增幅从上年的31.4%降至17.5%，1989年降为-12.1%，而1988、1989两年， 江苏通货膨胀率却从1987年的9.3上升为21.7%和18%。在此期间， 由居民对通货膨胀预期难以承受而引起的恐慌性抢购成为推动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1993年，江苏全社会投资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速度已从1992年的44.1%降至15.9%，1994年更降至1.5%（全国为16%）。 与投资增速大幅度下滑相反，1993、1994两年江苏的通货膨胀率却由1992年的4.8%上升到1993年的15.4%和1994年的23.2%。这种投资与通货膨胀的逆向变动表明，近两年江苏通胀率的急剧攀升与固定资产投资关联度不大。据初步分析， 导致近年来通货膨胀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1994年价格改革力度加大，尤其是农村产品价格调整推动了消费物价指数 的不断攀升（1994年江苏粮食价格指数51%，油脂59.5%， 肉类46.6 %，鲜菜47.5%）。二是垄断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和集团消费超常增长，加大了通胀压力。三是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44.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5.9%），对供求关系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四是商品流通的中间环节过多，流通秩序不规范。五是国有企业亏损面加大（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面达40%，比上年增长35%）。由于经营机制不活，亏损企业只能通过涨价来转嫁市场竞争的压力。六是受国际高价格水准及周边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传递作用影响。七是物价监督不力。八是前几年货币过量投放和投资膨胀的滞后影响。在上述诸多因素中，投资活动作为一个子因素，其影响是有限的。
第二，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不同，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也不一样。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是货币发行过多，货币发行过多，货币发行过多是因为货币供应过多，即流通中的货币量超出了实际需要的货币量。在目前银行贷款是我国最主要信用形式的情况下，抑制通货膨胀的关键可以说是控制银行的信贷，控制了银行信贷，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控制住货币供应量。由此可见，如果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贷款，是会对通货膨胀起到关键作用的。如果上项目的资金主要是居民储蓄和企业的积累资金，则投资规模的扩大主要是通过减少企业和居民的即期消费实现的。这只是改变了社会总需求的结构，并未增加社会需求总量。这种投资规模的扩大是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国家预算内资金用于投资建设也只是改变总需求结构，不增加总需求量。此外，利用外资规模的扩大对通货膨胀具有双重的影响。由此可见，如果不对投资资金构成做具体分析，笼统地把投资规模与通货膨胀划等号是不科学的。
江苏经济的特点是集体企业为主、中小企业为主、乡镇企业为主，这样的经济结构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较大。1994年，江苏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331.13亿元，其中国有单位完成投资477.86 亿元，仅占35.9%；集体单位投资513.3亿元，占38.6%；个体投资175.1亿元，占13.2%；其它经济投资165亿元，占12.4%。175.1亿元的个体投资中，90%以上是用于城乡居民建房，这部分投资基本上是个人的结余资金，并不增加社会的货币流通量，相反是压缩货币存量，还有利于缓解通货膨胀。513.3亿元的集体投资中，约有80%（411.8亿元）是农村集体，即乡镇企业投资。乡镇企业投资的相当部分是个人与集体的积累资金，这种资金也不增加货币流通量，同时乡镇企业的投资风险约束机制较强，这种机制本身就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
从资金构成看，1990—1994年间，江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自筹及其他资金占70%，加上利用外资及地方预算内投资达80%以上，银行贷款的比例为20%左右。1994 年， 我省金融机构新增存款684.9亿元，新增贷款仅390.1亿元，存差高达294.8亿元。 新增贷款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中长期贷款仅为59.0亿元。在这种情况下，企图通过压缩投资规模来降低通货膨胀率是难以奏效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1994年江苏投资增长率已跌至1.5%（可比价）， 而通涨率仍然飚升至23.2%的原因。
第三，投资结构是否合理，投资效益如何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也是不尽相同的。效益低下或根本无效益的投资因无法回收或延期回收当初投放的货币而增加货币流通量，进而引起通货膨胀。把有限的资金投到长线或“泡沫经济”上去，只会增加货币供应量，不会增加有效供给，只能把“活钱”变为“死钱”。这些道理人们容易理解，需要强调的是，结构合理、效益好的投资能起到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投资效益好，意味着建设项目能尽快投产并发挥效益，投资者可通过提供为市场所需要的产品与劳务收回当初所投放的货币，项目达产周期越短，货币回收就越快。因此，从投资活动的全过程来考察，高效益的投资不仅不会增加货币的流通量，反而能通过增加有效供给来抑制通货膨胀。至于投资结构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农副产品价格上涨过猛往往是因为农业生产跟不上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要抑制农村副品价格只能增加农业投入，而不是相反。
几点启示
上述分析使我们得到以下启示：
1、投资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投资增长的剧烈波动会引起社会经济的震荡，用行政手段压缩投资规模，也会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益与质量。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就必须保持投资规模的稳定、持续增长。由于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时滞效应，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预期的宏观调控，对引导国民经济发展具有超前性与预见性的作用。
2、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在经济发展较为稳定的阶段，投资规模对通胀率的影响较大。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调控投资规模来抑制通货膨胀是有效的。但在经济改革（尤其是价格改革）的实施阶段，或经济较热、消费基金膨胀、利用外资规模庞大及外贸顺差等多种因素并存的阶段，投资规模对通胀率的影响相对较小。在这种情况下治理通货膨胀要找准主导因素，区别轻重缓急。如果把压缩投资规模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唯一手段往往难以奏效。
3、不同的投资结构对通胀率的影响是不同的。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必须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中建立起投资的风险约束机制，形成全社会在理性基础上自觉控制贷款规模的局面。与此同时， 对企业发行股票、债券、地方政府集资等直接融资行为要加以引导，并实行规范化管理，不能简单地予以禁止。一方面，地方政府将居民和企业的结余与积累资金集中起来用于建设，这种减少即期消费的投资活动只会促进经济发展，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我国的直接融资与银行的间接融资相比，前者的约束机制相对较强。把近乎于白给的低息贷款转变为有偿使用的商品性资金，这种融资方式的改变是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本身就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
4、投资效益的好坏对通货膨胀有着不同的影响。 引发通货膨胀的是低效或无效的投资，而不是有效益的投资。不注重投资效益的高低，只注重投资规模的大小，是简单、片面的。 我们应树立“低效投资引 发通货膨胀、高效投资抑制通货膨胀”的观念，从单纯的压缩投资规模的思维定式中解脱出来，走出一条通过提高投资效益、优化投资结构来抑制通货膨胀的新路子来。
5、投资与金融体制改革的相互联动， 对顺利推进改革与发展至关重要。随着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对投资规模的调控将由直接确定和控制投资总规模转为控制资金源头为主。因此，金融改革在投资调控中的作用将日益明显。有研究表明，我国若干年来的经济波动，几乎都是财政金融政策主动调节的结果，而不是计划指标主动调节的结果。借助财政、税收、金融政策来实施宏观经济调控，其效果是十分明显的。而计划指标特别是短期年度计划指标的拟定和调整，往往同后来的实绩相差颇大。为此，在未来的改革过程中，投资、金融及其它相关部门的改革应统一部署，协调实施，整体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