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战略目标的实现与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目标论文,奥运论文,模式论文,竞技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1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3)11－0114－06
1 奥运战略目标的实现及其付出的代价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名古屋执委会上一致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新中国体育由此全面登上国际舞台。为了一扫旧中国竞技体育水平低下，三次参加奥运会均空手而归，被蔑称为“东亚病夫”的耻辱，迅速提高运动成绩，1980年起国家体委对竞技体育发展战略进行了全面调整，集中力量把奥运会和有重大国际比赛的若干项目搞上去。1984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体育发展战略会议上正式提出实施“奥运战略”：“以在奥运会上创成绩为发展竞技体育的最高战略任务”，最高目标是“在奥运会上获得优异成绩为国争光”。从此，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逐步形成，即：在“以奥运会为最高目标，缩短战线、突出重点、集中优势、发挥各方面积极性”[1]，“不管什么项目只要能拿牌升国旗就要上”，“加强‘小巧水灵女’”，“以牺牲三大球的编制为代价，突出单项”[2]。几代运动员在强手如林、竞争激烈的国际赛场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3]。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共获得51枚金牌、21枚银牌、28枚铜牌，奖牌总数100枚，位列北京奥运会金牌榜排名第一和奖牌榜排名第二，创4项世界纪录，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参加奥运会以来的最好成绩。伦敦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共获得38枚金牌、27枚银牌、23枚铜牌，奖牌总数88枚，位列伦敦奥运会金牌榜排名第二和奖牌榜排名第二，破6项世界纪录，取得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赛奥运会的最好成绩。就金牌数而言，自1984年奥运会以来，乒乓球、羽毛球、跳水、体操、射击、举重和女子柔道这7个被称为我国竞技体育优势项目的运动项目所获金牌数占中国代表团所获金牌总数78.1％(表1)，我国奥运战略目标成功实现。
在奥运争光战略目标实现的同时，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也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代价1：项目发展的不平衡。
以“奥运争光”为导向的奥运战略，如何夺取更多的金牌成为事实上的竞技体育工作重点，其战略措施必然是“缩短战线、突出重点、集中优势”，那些投资效益高，获胜概率高的项目自然受到青睐，而那些投入大、产出小、国际职业化程度高的三大球等不经济项目，那些获胜概率小的田径、游泳、自行车等国际体坛影响大的基础大项则被边缘化。“很多省市就把三大球砍掉，把资金投入到类似于竞走这样的小项目上，因为它容易在奥运会上摘金夺银，容易体现政绩。”[4]
“20世纪80年代中期，山西体工队里尚有篮、足、排五支球队，队员人数占到专业运动员的五分之一。只是成绩一般化，除了女排曾进入甲级队行列外，其余四队平平。男篮和足球都没有敲开过甲级队大门。随着1987年山西体育军团在第六届全运会上的滑坡，也由于整体上经费紧张，反正甭管怎样投资咱也打不着金牌银牌，于是全体解散，再也不办。一并连带到各市县体委体校，也赶紧解散了队伍，全省都省了心拉倒。”[5]表2显示的是我国优秀运动队排球运动员人数变化情况[6]。类似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到伦敦奥运会仅有5支集体球类项目运动队入围参赛，女子排球、女子水球获得第5名，女子篮球、女子曲棍球获得第6名，男子篮球未能进入前8名，而男排、男女足球、男女手球、男子水球、男子曲棍球竟无缘伦敦赛场。集体球类项目在伦敦奥运会周期，整体水平与世界强队的差距拉大。
代价2：运动员伤病缠身和文化教育的缺失。
以在奥运会上创成绩为发展竞技体育的最高战略任务的奥运战略，极易引发运动员和教练“急功近利”的思想，崇尚短期有效的方法，追求极限负荷，希望立即获得好的运动成绩。其结果是，片面追求高负荷、高投入、大运动量训练，将全身心投入到训练中去，忽略遵循人体生长发育规律，忽视运动员的文化教育。
2006年对我国北京、上海、山东、江苏、广东等体育大省3800名运动员的调查中，受伤致残的占2.1％，有重伤的占25.2％，有轻伤的占43.2％，没伤的占29.5％。郎平曾回忆说：“我26岁那年就退役了，主要是因为我的膝伤再也承受不了那样的训练了，一跳膝关节就积水，肿得老高。现在国外选手每天只训练2～3小时，但她们到36岁也还照样能跳。我们练10年的运动量可能是人家练20年的运动量，但我们10年就耗尽了。”[7]国家体育总局刘鹏局长2008年10月坦承：“长期、反复的高强度、大运动量训练导致或诱发运动性伤病，已经成为困扰运动员的最大问题。”
对运动员文化教育和退役安置方面存在的问题刘鹏局长更是作了深入的分析：“第一，体育系统内各级各类体校文化教育师资严重薄弱，文化课难受重视。运动员承担的大量训练和比赛任务，又严重挤占了文化学习的时间，学训矛盾突出；第二，省级以上的专业队长于运动训练，短于文化教育，有的地方虽然挂了运动技术学院的牌子，但往往重文凭不重文化，文化课甚至形同虚设，有文凭无文化、有文凭无水平的现象普遍存在；第三，更严重的是，按照政策可以进高校进行‘再教育’的尖子运动员毕竟是极少数，大量体校学员、省队队员不可能成为尖子，因此不可能事后进高校接受‘再教育’。而那些非尖子运动员因缺乏文化和技能，退役后就业难，直接影响了更多有体育天赋的孩子进体校、进专业队，出口不畅，进口必然受阻；第四，不少体校培养目标单一，学生如果不能成为尖子运动员，既无文化，又无技能，难以就业。”[8]
2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转型
北京奥运结束后，人们对奥运争金的意义引发了讨论。2010年7月7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备战伦敦奥运会动员会上的讲话中对奥运会及其在奥运会争取优异成绩的意义进行了深刻阐述：“以奥运会为代表的重大国际比赛具有很强的国际可比性，是体育事业科学发展的鲜明标志和表现特征之一。”“在伦敦奥运会上必须取得好成绩，为国争光，是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事业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体育工作发挥多元社会价值和综合功能，服务于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的具体体现，是当前体育工作的历史使命和重中之重的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有所怀疑与动摇，不能有所放松与懈怠。”“在奥运会中取得优异成绩越来越受到各国和地区政府和人民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将其作为展示本国家和地区体育发展成果、民族体质健康、社会文明进步、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的综合平台，作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指标。”由此我们看到，参与奥运会，在奥运会上争金夺银，仍将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在奥运会上创成绩为发展竞技体育的最高战略任务”，“在奥运会上获得优异成绩为国争光”为目标的奥运战略仍将引领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北京奥运会标志着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奥运战略中拿什么金牌和如何拿金牌成了奥运战略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构成了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转型。
转型1：拿什么样的金牌？
对在奥运会上拿什么样的金牌，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体育领导人就关注到了这样的问题：“在竞技体育领域，要在奥运会等重大国际比赛当中，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准，而且项目的发展比较均衡，基础大项和集体球队项目，要有相当的水平。”[9]“在保持我们优势项目的同时，还要在项目的结构上有提升，要重视提高老百姓关注的项目。假如我们在伦敦拿60块金牌，足球篮球排球继续滑坡，比北京还要臭，老百姓不骂娘么？”[10]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体育领导人更是有了明确的意见：“我们在发展结构和质量上还存在突出的问题，三大球项目和田径等基础大项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巨大，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不满意。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要在弱势项目的发展提高方面下更大的工夫，特别是在包括足球在内的三大球的发展上，要有紧迫感和责任感。这些项目不同于一般项目，国际影响大、教育功能强、经济价值高，老百姓喜欢，这些项目的水平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体育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表现，发展好这些项目，体育界责无旁贷。”[11]“中国要迈向世界体育强国，必须结合中国国情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发展道路，第一，要继续保持并扩大几十年来一大批中国的传统优势项目的世界领先水平；第二，是中国的职业体育在运动竞技水平和办赛水平上一定要上去；第三，要想成为体育强国，必须在田径、游泳、水上、自行车、高山滑雪、速度滑冰这类项目上有中国的声音和地位。这些项目上不去，光在受众很小的女子项目上、冷门项目上、或在中国人和亚洲人习惯欣赏的地域性很强的项目上占据优势，是不可能成为世界体育强国的。”[12]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是通过谈论足球表现出对中国竞技体育那什么样的金牌的关注：“举办完奥运会之后，中国下了一个决心，既然我们其他的运动可以拿到金牌，那么足球一定要下决心搞上去，但是这个时间会很长。”[13]
转型2：如何拿金牌？
北京奥运之后，运动员的全面发展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9月29日指出：“要关心运动员的长远利益和全面发展，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运动员社会保障工作。”国家体育总局蔡振华副局长2008年12月严厉批评：“有些出了世界冠军的省市，其运动员从小却不怎么上学，这种拔苗助长、过早投入专业训练的做法将会给运动员造成身心的创伤，导致过早地夭折，或者伤痛缠身、文化欠缺……这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刘鹏局长2010年9月告诫：“决不能只顾眼前那些轰轰烈烈、短期能出成绩的事，我们要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对基础负责，对全国人民负责，来抓好那些需要若干年时间才能抓出明显成效的大事。”由此，拉开了金牌增长方式转型的帷幕：“如果练少了就输球，问题不在少练，而是没有练精。”(徐寅生，2008)“现在靠死练、苦练已不是培养乒乓人才的唯一之路了。中国乒乓队已形成一整套提升训练质量的方法，用这套新办法指导训练，节省下来的时间，就让队员们用于文化学习。”(蔡振华，2008)“改变简单增加训练时间和拔苗助长地加大训练量的粗放式手段提高运动员技术能力的不科学做法，杜绝和减少由于训练不当引发的运动型伤病。变粗放式训练为集约式训练，提高训练的效益和水平，为运动员文化教育腾出一定时间，形成良性循环。”(刘鹏，2008)“只有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才能够吸引更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体校来，才能更好地提高后备人才的培养质量，体校才能够走上一条良性循环的健康发展道路。”(郭建军，2012)2011年上海市体育局在全国首创为一线运动员量身定做“个人职业发展计划”——《上海市优秀运动员职业发展规划书》[14]，帮助运动员实现冠军梦、事业梦、人生梦，为金牌增长方式的转型树立了典范。在这份规划书中，明确了运动员竞技训练成长目标、训练过程中综合素质提高目标、现阶段从事运动项目培养途径，以及结束运动生涯后的规划，并且要求对优秀运动员的规划率要达到100％，对运动员的培训率要达到100％(包括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对重点运动员进入高校率要达到100％，以及对全运会后将退役的重点运动员的安置率要达到100％。
3 我国竞技体育优势项目成功的经验及其借鉴
奥运战略实践过程中，我国竞技体育领域逐步形成了自己在奥运会上争金夺银的优势项目，其中乒乓球、羽毛球、跳水、体操、射击、举重和女子柔道这7个运动项目所获奥运金牌数占中国代表团自1984年奥运会以来所获金牌总数的78.1％。总结优势项目的经验，无疑对我国竞技体育项目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经验1：教练团队的“近亲繁殖”与权威和信任
一个国家竞技体育水平的高低，一个运动项目的水平能否上去，能否在奥运会上完成争金夺银的重任，教练员起着非常关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好的教练员可以带好一批队员，一批好的教练员可以把整个项目都带动起来。我国竞技体育优势运动项目的成功就在于不仅有优秀的单个教练员，更有集合在统一旗帜下的教练员团队和教练员梯队。这些优势项目的教练员梯队有着这样的特点：优秀运动员退役之后适时转变身份和角色，当上了队里的教练员，再由他们教出的比较“亲信”的弟子以及师兄弟等在退役之后留在运动队中当教练员，如此延续，形成“近亲繁殖”，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每一任总教练(有的队为领队)在很大程度上是上一任总教练或领导的嫡传弟子或同门师兄弟。如，乒乓球项目由傅其芳教练为中心，带出了容国团、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等运动员，之后又以这些徒弟留队当教练继续带运动员，教出了诸如蔡振华、陆元盛、施之皓等选手，再往后由蔡振华等一批队员作教练，教出了邓亚萍、陈静、乔红、刘国梁、孔令辉等队员，而目前以刘国梁等运动员留队作为教练员再继续执教；体操项目从最初由宋子玉执教经韩毅、陆恩存、朱启平等队员再延续到张健、高健等队员，之后又延续到黄玉斌、陆善真等；羽毛球项目从林丰玉开始，到王文教、陈福寿，又到候加昌、汤仙虎，再到李永波、田秉毅等；举重项目从黄强辉执教，教出了赵庆奎、杨汉雄、吴树德等选手，再由他们到马文广、马文辉、陈文斌等；其他优势项目跳水、射击等均有类似的发展路径，只是历史的长短和程度的轻重会有不同。正如著名乒乓球教练员蔡振华所言：“项目成绩的好坏，运动员是一个方面，除了举国体制，领导关心和国球地位，关键在于教练员。乒乓球这个项目拥有一个全国教练员体系。”[15]
对这样一种“近亲繁殖”现象我国年轻学者何俊把它称其为运动队中教练员行为中的宗族倾向，即教练员的继替方式是按照拟似血缘与差序的标准来进行，是对传统亲缘群体的运作形式的复制和放大。何俊认为，在这个拟制的宗族里，共同的目标、理念，所有成员人力资本组织起来而形成的全队人力资本，自己特有团队精神和文化，成员之间普遍信任所产生的形成一致的集体行动力量，使得整个共同体的效率因此而提高[16]。
优势项目“近亲繁殖”的拟似宗族特性在中国女排身上也有明显的体现。1976年袁伟民任主教练执教中国女排，获得1981、1982、1984世界杯、世界锦标赛、奥运会“三连冠”；1985年袁伟民任主教练时的教练邓若曾率领中国女排获世界杯冠军；1986年袁伟民任主教练时的主力队员张蓉芳任主教练率领中国女排获得世锦赛冠军。随后，中国女排教练多次更替，无缘世界冠军，直到2001年袁伟民任主教练的陪练教练陈忠和任主教练，率领中国女排夺得2003年世界冠军、2004年奥运冠军。再后中国女排教练又多次更替，成绩起伏不定。2013年袁伟民任主教练时的主力队员郎平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仅仅上任数月，在队员没有多大变化、技战术及其身体训练没有多大改观的情况下，就率领中国女排进军2014年世界锦标赛决赛。
在拟似宗族特性的优势项目运动队教练梯队中，形成了一个权威的领导力量，教练班子稳定，训练理念明晰，团队文化成形，教练员梯队形成，从而产生了推动优势项目运动队发展的动力，这种动力的源泉主要来自权威和信任。
权威的存在可以建构运动队中的秩序，而秩序是运动队稳定的重要保障，使得一个组织能形成团体格局，而不是一盘散沙；同时权威是范式形成的关键，范式的存在使得有效训练成为可能。
信任是对某人期望的信心，它需要历史作为可靠的背景，因为只有在熟悉的世界信任才是可能的。运动队中的宗族所提供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因社会变迁所造成的普遍的信任危机，成为优势项目运动队获得成功的一种社会资本——使运动队内部更有效地合作，并形成一种建立在拟似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命运共享”、“同甘共苦”式的社会激励机制。
肖天等人(2004)对以中国乒乓球队蔡振华教练班子为典型考察对象的研究表明，“中国乒乓球队在遵从主教练制的情况下，总是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教练员团队”，“蔡振华的教练班子中，蔡振华本人魅力无穷，他‘根红苗正’好出身，其余者均是二线教练或者省市教练，如此搭配，别具匠心。蔡振华个人的权威性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
反观我国非优势项目的运动队，有的项目也有个别的教练员“近亲繁殖”现象，但这种现象并没有形成延续的梯队，没有形成运动队应有的团队文化和精神支柱，没有形成蔡振华所言的“拥有一个全国教练员体系”。我国大多非优势项目的频繁换帅，执教理念的不断调整，其结果是训练手段方法变化不定，技战术风格难以形成，团队文化缺失，教练没有权威，队员缺乏信任。
袁伟民早在2001年全国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就强调：“不但运动员要形成梯队，教练员也必须形成梯队。运动员和教练员衔接得好不好，是关系竞技体育能否持续发展的中心环节。”[17]由我国优势项目教练团队“近亲繁殖”现象带给我们的思考是：要提升运动队中教练员的权威和运动员对教练员的信任，必须注意形成权威的领导力量，稳定的教练班子，明晰的执教理念，先进的团队文化，延续的教练员梯队。
经验2：运动训练的“急功近利”与优势项目的早期专项化特性
表3是不同运动项目运动员获得最高运动成绩的年龄特征。从表3可见，将一个运动天才培养成世界水平优秀运动员一般需要经过10～12年的系统训练。在国外，这10～12年的时间里，每天进行约3个小时的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需要合理地选择和运用各种训练的方法和手段，而且更重要的是将这些方法和手段科学地组合在一起，使之形成一个连续有序的“刺激链”，适时和适量地投放到长期的训练过程中。但不幸的是，在我国，教练员的任职条件与运动员所取得的运动成绩直接相关[18]，地方体育行政部门和管理部门、训练单位和教练员接受年度考核和周期考核时，所用到的最直接、最鲜明的指标，就是所培养的运动员参加上一年度比赛所取得的运动成绩。由于这些成绩常常与单位和教练员的切身利益，如奖金、住房、职称、晋升等密切相关，这在客观上要求教练员必须短期内培养出具有竞争力的运动员。不仅教练员如此，运动员本人也是如此，一旦离开运动成绩，运动员便一文不值。于是，我国运动员和教练普遍怀有“急功近利”的思想，崇尚短期有效的方法，追求极限负荷，在运动员的青少年阶段，便开始运用成年选手的训练方法和手段，进行“早期专项化”训练，以期立即获得好的运动成绩。其结果是，有些项目取得了好的成绩，但大多数项目要么成绩不佳，要么成绩昙花一现。
对表3进行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表中的运动项目可以简单地分为运动员13岁以前或左右便能开始专项训练，20岁以前或左右便能达到最高水平的“早期专项化项目”，如体操、跳水、花样滑冰、游泳、网球、乒乓球等，以及运动员专项训练开始较晚，达到最高水平年龄较晚“晚期专项化项目”，如田径、自行车、水上项目和集体球类项目等[19]，而我国竞技体育优势项目恰恰大都集中在体操、跳水、乒乓球、羽毛球这些早期专项化项目。由此是否可以认为，“急功近利”的早期专项化训练与我国竞技体育部分优势运动项目的早期专项化项目特征相吻合，使得这些项目保持了优势。而那些具有晚期专项化特征的运动项目，由于在运动员的基础和初级训练阶段，过早地运用成年选手的训练方法和手段，专项训练的比例和强度过大，造成了运动员的“早期专项化”，而青少年运动员身体素质能力的过早和过度开发违背了人体的生长发育规律，破坏了训练的系统性原则，在运动员进入高水平训练阶段之后，普遍的运动损伤和运动疲劳，使他们难以突破已达到的“能力极限”，专项成绩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倒退，在正当达到最高水平的年龄却“早衰”了[20]。四川省体育科学研究所何仲涛1992—2000年对1142名青少年运动员、548名普通青少年发育状况的测试分析揭示，经过早期专项化训练的青少年运动员的身高、骨龄、睾酮水平普遍低于正常值。身高、骨龄、血清睾酮等指标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将直接影响到青少年的正常生长发育，如身高、第二性征等。其研究建议青少年运动员不要过早地从事专项大运动量训练[21]。
4 小结
经过八届奥运会的洗礼，中国竞技体育在“以奥运会为最高目标，缩短战线、突出重点、集中优势”，“不管什么项目只要能拿牌升旗就要上”的奥运战略目标实现的同时，付出了项目发展不平衡，运动员伤病缠身和文化教育缺失的代价。迈向世界体育强国的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转型体现在拿什么金牌和如何拿金牌上，前者需要在继续发展传统优势项目的同时，突出发展集体对抗和体能类项目，后者需要关心运动员的长远利益和全面发展。我国竞技体育优势运动项目“近亲繁殖”教练梯队拟似宗族的特性，形成了权威和信任，对我们加强集体对抗性项目和田径游泳等体能类项目教练员复合团队和梯队建设，运动队传统和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我国竞技体育优势运动项目早期专项化项目特性与“急功近利”的早期专项化训练相吻合，使得这些项目保持了优势，提示我们集体对抗性项目和田径游泳等体能类项目的发展必须避免“急功近利”带来的昙花一现和运动员早衰。
投稿日期：2013－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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