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帆[1]2001年在《我国转轨时期的银企关系：一个金融产权的分析视角》文中指出摘 要 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时期，这种转轨可以视作一种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的变迁过程，而银企关系又是体制转轨时期极其重要的经济关系。因此，本文以转轨经济为现实背景，从金融产权的角度分析中国转轨时期银企关系的产生、发展及改革。中国渐进式改革要求为国有经济筹集资金以使经济平稳增长，在财政能力下降和居民收入增加的条件下，财政投资方式就转化为金融投资方式，并由此形成垄断性的国有金融产权及相应的银企关系，这就意味着现有银企关系正是渐进式改革内生选择的结果。在垄断性国有金融产权的安排下，现有银企关系具有动态恶性演化的特征，具体表现为项目确定中的逆向选择、银企经营中的道德风险、信贷市场中的利率刚性及市场分割，并最终促使宏观经济波动、宏观政策乏力。值得强调的是：现有银企关系的高风险和低效率并未诱发现实的危机，其原因在于转轨经济下国家能力恰好能够使国有银行稳定地获取居民储蓄，然而支持现有银企关系的国家能力却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依据上述分析，完善转轨时期银企关系的思路是改革垄断性国有金融产权，具体表现为：在增量方面，推进民营经济内生性融资方式以形成对现有金融产权的替代；在存量方面，通过分类的股份化改革以改善现有金融产权。
尹庆民[2]2004年在《基于博弈论的中国转轨时期银企关系研究》文中认为银行和企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两个重要的经济主体，银企关系不仅关系到银行与企业的效率和风险，而且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和波动。随着经济体制的变迁，银企关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研究银企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运用博弈论的方法研究银行和企业的关系问题，特别是指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关系问题。 首先，对银行和企业的产生、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银企关系的发展历程、银企关系的几种模式、银企关系的理论研究以及我国银企关系发展的几个阶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概述性总结。归纳了博弈论的基本模型，并对博弈论的基本模型在银企关系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 其次，分析了在转轨经济时期的经济运行特征，探讨了银企关系的演变及其基本特征。依据政府是否进行干预的前提，对转轨经济时期的银企关系进行分析，由此得出政府的行为对银行和企业的博弈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并对转轨经济时期的银企关系的正面和负面经济效应进行了评价。 再次，运用逆向选择理论和道德风险理论，对转轨经济时期的银企关系进行了博弈分析，针对银行和企业间存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建立了防范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博弈模型，在一定程度可以减轻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影响。但是，这些模型要受到国家经济运行环境和法律法规环境的约束。 第四，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银企博弈对通货紧缩的影响。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大面积亏损给银行的不良资产埋下了隐患。面对企业的贷款不能按期归还，在法律保障不足的条件下，银行的最佳办法就是不追缴企业未按时归还的贷款，由此，给出不良资产的博弈论解释。在大量不良资产和政府控制金融风险的条件下，银行只有“惜贷”。而“惜贷”企业即使有很多的好项目也不容易贷到款，投资减少，企业债务升值，银行更多的贷款难以收回，成为不良资产，对通货紧缩趋势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加剧了通货紧缩的程度。分析了银企的行为对通货紧缩的影响以及在通货紧缩条件下银行和企业的行为选择。
姜新旺[3]2008年在《内生主导型农村金融体系构建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叁农”问题是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而“叁农”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真正“瓶颈”是资金问题。而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资本要素配置制度,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科学有序的金融活动是繁荣农村经济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制度、组织形式和法人治理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农村金融制度却少有革命性变革。国家为了给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而设立的政策性功能、商业性功能和合作性功能相区别的叁类金融机构并没有解决农村资金缺口问题,却有资金缺口扩大的趋势。反倒是农村的民问借贷在满足农户与农村中小企业资金需求上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这与国家一直试图建立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南辕北辙。简单的市场化和商业化使农村金融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革,简单的机构分设和业务重新划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主体信贷需求难的问题。国家仍然没有为小农提供合适的金融服务机构,也没有对农村金融服务提供相应的援助和支持,国家仅仅通过增加农村贷款量的方式并不能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纵观农村金融制度的历次变迁,可以看出其中的两个明显特征：(1)农村金融体制和制度的每次变迁均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性外部行为,而非自下而上的诱发性行为,更不是农村经济主体自主性内生行为。(2)农村金融体制和制度的每次变迁均是法人地位和权利的易位,而非组织结构形式的变动以及金融产权主体的让渡。也就是说,都是形式上的变化,而非经营管理模式以及金融效率提高等实质上的变革。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融改革低效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主导的强制性改革模式。该模式是在延续传统外生主导型金融供给制度框架下的“技术性努力”,反映的仍然是国家的利益偏好。“技术性改进”只能产生短期变革效应,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农村金融运行的总体环境,无法给农村金融成长提供一个崭新的制度环境。因此必须改革农村金融改革的路径：即从由上而下的反应政府利益偏好的强制性改革模式转化为由下而上的体现需求主体利益偏好的诱致性改革模式,也即农村金融成长方式须由外生主导型转变成内生主导型。农村内生主导型金融制度具有利益诱致、内生主导、需求追随等特征,强调微观需求主体的利益与偏好。这种现代意义的农村金融体系包括需求方、供给方与监管方叁个方面,即：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及其结构(农户与农村中小企业),农村金融组织及其结构,农村金融的宏观监管主体。因此农村内生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构建既包括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的塑造,也包括农村金融供给主体的改造,还包括金融监管主体的再造。截止到目前,对农村金融体系的研究与改革实践,大部分都是从金融机构和金融供给的角度出发的。从功能与需求角度研究农村金融体系容易把握所存在问题的本质特征,有助于弥补传统研究视角的不足。本研究将吸收机构观点的优点,发展的运用功能观点,充分利用其现实之处探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方法；从需求结合供给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历史变迁、运行现状,研究农村金融体系变迁的特征、深层次原因及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旨在探求适应农村经济运行特点的金融体系及其重构路径。论文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言,进行理论假设(提出问题)；第二部分即第一、二章是假设的理论依据；第叁部分是第叁章,对理论假设进行历史实践考察(实践依据)；第四部分包括四至九章,探讨“怎么做”也就是研究如何建立农村内生主导型金融体系。即问题“是什么”,“为什么”(理论与实践),“怎么做”。绪论。主要包括研究的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工具和方法、基本思路和逻辑结构等。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融改革低效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主导的强制性改革模式,必须改革农村金融改革的路径：即从由上而下的反应政府利益偏好的强制性改革模式转化为由下而上的体现需求主体利益偏好的诱致性改革模式,也即农村金融长成方式须由外生主导型转变成内生主导型。第一章,农村金融长成方式的区分与比较。回顾“金融成长”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对其进行界定。将金融成长分为质性成长与量性成长两种形成与抑制、约束、深化叁个阶段。划分农村金融成长方式的类型,并利用模型对两种成长方式进行分析,指出外生主导型农村金融成长方式的弊端。第二章,农村金融成长方式转化的理论基础。之一：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理论。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的动力在于经济主体期望获得最大的外部利润,初始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的两种模式；新制度经济家运用供求理论来研究制度供求及均衡。之二：金融制度变迁的阶段与周期。金融产权的安排可分为初始状态：金融制度僵滞阶段；演进状态：金融制度创新阶段；最优状态：金融制度成熟阶段。金融制度变迁就是一个由主导型利益集团推动的阶段性周期演进过程。在上一个周期完成后,又进入下一个周期的变迁过程。每个阶段由于供求力量的不同对比,导致了不同的制度变迁模型。每阶段不同的产权安排导致不同的效率。第叁章,中国农村金融成长方式的历史变迁。第一阶段：中央集权计划经济时期(19561978)的典型外生主导型成长方式。回顾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农村金融工作与金融体制的发展,从工业化的角度研究农村经济体制的变迁,指出外生主导型农村金融成长方式的根源与背景,并对外生主导型农村金融成长方式进行解释。第二阶段：改革开放以来(1978——至今)的政府主导型农村金融改革与农村金融成长内生机制的萌芽。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融的改革与发展,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嬗变进行考察,分析政府主导型农村金融改革低效的原因,描述农村经济发展体制障碍的突破与农村金融成长内生机制的萌芽。第四章,农村信用社合作制体制改革的可行性研究。当前理论界关于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问题争论的焦点是产权制度安排,争论的本质主要集中在要不要坚持合作制和在多大程度上坚持合作制。合作金融是农村经济体制的现实需求,农村的金触需求本来应该是农村信用社正确定位的基点,但是由于信用社既得利益的存在,政府和信用社之间合作制规范博弈的纳什均衡是信用社抵制合作制规范以及政府放弃合作制规范；政府和农民之间合作制规范博弈的纳什均衡是农民不参与合作制规范以及政府放弃合作制规范。因此,在现有信用社基础上的合作制规范不可能成功,中国的农村合作金融必须另起炉灶。内生的农村合作金融是一个市场自然选择过程,随着市场力量的增强和制度约束条件的改变,会逐渐打破外生的政府强制性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最终外生的政府强制性制度安排会被内生的诱致性市场交易制度所替代。第五章,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体制改革问题。目前,农村政策性金融理论的研究总的来说是分歧多、争论多,争论焦点是政策性银行的职能定位与出路。农业发展银行面临的最直接和最外在的问题是持续性问题,深层的问题包括制度、功能和机制等方面的缺陷。基于政策性银行的特点,我们建立起关于政策性银行的制度总函数,并以对于制度函数的解释作为关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体制改革的基本主张,包括：金融市场有效性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改革目标；国家效用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等。第六章,民间金融的范畴、土壤、运行与发展趋势。研究如何构建民间金融制度以规范发展民间金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理论界的主流思想是民间金融的生存发展是合理且必要的,应为其正名,明确其合法地位,并给予其相应的生存发展空间。农村民间金融的存在和发展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其存在有其深层次的必然性：农村“生存经济”与农村金融的财政性质；农业的弱质性更多地需要国家的扶持,具有准财政的性质：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运作具有高昂的成本与高风险性；非正规金融利用社会关系这一重要资本,大大节约了信息和交易成本,具有正规金融所不具备的优势。应当正视非正规金融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从降低这些风险和成本着手来引导非正规金融的正常发展。民间金融运行机制具有良好的内、外部风险控制机制,宏观与微观效率很高,对金融机构的竞争格局、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都发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至于中国民间金融的未来,我们不主张把现有民间金融的所有形式都“强制性地迅速”转化为现代金融体系的一部分,而应着重考虑建立真正的内生性的民营金融体系。第七章,中国农户的金融偏好与信贷安排——基于农户行为特征的一个理论框架。研究农户行为的经典文献有“理性小农”、“道义小农”以及黄宗智的“拐杖逻辑”。深入了解我国“马鞍型”社会架构、农村家庭圈层结构与关系型信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解读农户金融偏好。另外,在中国,长期以来,国家与农户在分割有限农村剩余过程中存在一种脆弱的平衡,而国家农贷制度的基本功能则是维持这种平衡。通过解读中国农户的行为我们发现,中国农户金融偏好(融资次序)耐人寻味,主要表现为,在农业收入不足以抵补维生成本时,首先考虑增加非农收入,其次才寻求信贷支持。就信贷支持而言,先争取国家农贷,再谋求民间熟人信贷,最后是高利信贷。相关的实证分析也验证了上述结论。农户“借贷难”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信任匮乏。中国目前以民间借贷为主的农贷格局具有很强的内生性、路径依赖性和合理性,在政策上切忌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对其进行改造。第八章,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本质解读与破解思路。中间层的缺失导致中国社会的制度演进陷入了二重结构困境。儒教伦理充当了中间层的社会均衡与协调角色,但使得社会蜕变为以家庭为核心的圈层结构,由此决定我国农村的非制度关系型信任结构。这种信任结构与建立在制度信任基础上的商业借贷相排斥,因此商业借贷在中国大部分农村缺乏存在的信任基础。可见,植根于农村信任体系的中小企业的金融困境本质上是一种信用困境。以民间资本为依托,构建中小企业内生性关系型借贷制度是破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新思路,但必须坚持自主性与内生性原则,同时要特别防止两种可能导致误入歧途的倾向。第九章,农村内生主导型金融监管主体的再造：政府参与的方式与途径。在市场失灵存在的情况下,政府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但政府的作用应该是有条件的,即以不损害微观金融主体利益为前提：同时,政府的作用也应该是适度的,其作用范围应该限制在维护农村金融成长的大环境和存在市场失灵的政策性金融领域,并进而对内生性成长模式下政府监管的适度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文可能的创新按照重要程度,从重到轻排列,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选题创新。将“金融成长方式”理论引入农村金融改革的研究领域,选择了这一全新的视角解剖建国后农村金融改革历程,并从这一角度探讨农村金融体系的再造。(二)体系创新。已有的有关农村金融体系改造的研究基本上是在横向上展开,即只研究农村金融的供给主体,也就是研究如何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以及相关的担保、保险组织。很少涉及农村金融的微观经济组织,即农村金融的需求主体(农户与农村中小企业)以及农村金融的宏观监管主体的行为分析与重塑。本研究将农村金融体系分为需求、供给与监管叁个层面,即：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及其结构(需求方),农村金融组织及其结构(供给方),政府或中央银行等机构对农村金融的监督与调节(协调方)。因此农村内生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构建既包括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偏好的解读,也包括农村金融供给主体的改造,还包括金融监管主体的再造。(叁)视角(理论支持)创新。目前农村金融的经典派研究主要工具是新制度经济学、信息成本理论,这些研究给了我们不同于调研派的深度与整体,但这一方法如果脱离了中国农村的社会文化结构,解释力尚显不足。我们是社会结构派,确立了历史演进、社会文化视角,从总体上把握农村金融制度结构。我们在充分借鉴新制度学派、信息成本理论的基础上,从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与信用结构的特殊性出发探讨农村金融制度安排的社会经济基础。(四)观点创新。①“解放”比“改革”更具现实性、紧迫性。农村会融困境的现实出路是放松政府对金融的垄断,规范而不是打压现存非正规金融,政府不应该越位替农村金融的需求主体选择金融供给的具体形式。②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具有“不可逆性”。农村信用社在建国后经历了“合作升级”即银行化,但现有的农村信用社却不能改回合作金融。因此农村信用社改革方向是商业金融或政策金融。合作金融在中国农村仍具有现实基础,但其成长方式是新发育而不是对现有金融机构的改造。③民间金融的现实出路应该是合法化规范化而不是急于升级或银行化。④目前政府主导筹建的中小银行无论是改造的还是新建的均不能根本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适合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供给主体必须内生。
佘斌[4]2005年在《主监控银行制研究》文中指出本研究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企业范围内银企关系中国家干预过强、银行信贷软约束、企业内部人控制、银企信息不对称与地位不平等、金融监管不力与信用环境恶化等问题出发,探索了我国银企关系制度改革与创新的出路,提出了建立主监控银行制的构想。所谓主监控银行制,是指:国有商业银行接受国家(政府)赋权,对与其自主发生主要债权债务关系的国有企业组织银团信贷,实行财务全程监控和相机治理,确保利益相关者合法利益的银企关系制度。这一制度既区别于市场主导的银企关系制度,又区别于纯银行主导的银企关系制度,而是一种由国家(政府)赋权、银行主导的银企关系制度。本研究运用现代管理学,制度经济学以及生态学等学科的理论,采用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制度分析法以及模型建构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从制度研究的视角,对建立主监控银行制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了研究。论文首先研究了我国银企关系的历史发展,分析了我国银企关系发展中的制度缺陷,并将这些缺陷归纳为制度化过程进展缓慢、制度嫁接与本土不适应、制度环境建设滞后等重要方面,这种制度上的缺陷成为我国银企关系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的重要前提。接着,论文研究了美、德、日叁国的银企关系制度,分析了其制度产生的背景,比较了其制度本身的优劣,研究了它们对我国的适应性,认为,当今世界上两种典型的银企关系制度——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性银企关系制度和以日、德为代表的主办(主持)银行制度,都有它们在自己国家生存发展的特殊土壤和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然而却不可直接照搬于我国。这是本文之所以下决心研究适合于我国国情的银企关系制度的动力。进而,论文分析了银企关系制度在世界银企关系发展史上的几种重要的制度演进过程,包括无限责任制向有限责任制的转变、不自愿破产向策略性的自愿破产的转变,以及银行经营中混业-分业-混业的变迁过程。对这一制度演进的分析,让我们进一步明确:利益冲突是银企关系制度演进的基本动力,国家干预是处理银企关系的外部宏观机制,银行主导是对企业实施监控的有效手段,分业经营是银行经营专业化与银企关系规范化的重要途径。这对中国这样一个市场发育不完善、有较强的集中制传统、
宋敏[5]2005年在《中国银行业脆弱性、测度及其效率改进》文中研究指明在金融脆弱性中,银行业表现得最为明显。银行经营是以其高杠杆的负债融资而支撑起来的,这种高负债率是银行脆弱性的最根本的原因,脆弱性是银行业的天性。银行业的脆弱性在各国银行危机的实践中不断得到了印证,这些危机多发生于发展中国家,并且经常给这些国家产生毁灭性影响。实践给理论提出了挑战,银行脆弱性引起各国经济学家的高度关注。 论文在对银行脆弱性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视角进行了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对银行业的脆弱性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银行本身的特点决定了银行存在内在脆弱性,并且信息不对称的普遍存在和不确定性也加剧了银行脆弱性的不断累积;同时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金融自由化、政府的过度干预和转轨时期的特殊经济制度背景都可能增加银行业的脆弱性。从分析金融危机来衡量银行脆弱性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的角度,认识到银行业脆弱性的危害性。讨论了银行脆弱性至金融危机的演化机制。 论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层面来分析中国银行业脆弱性的特殊生成机理。脆弱性的微观生成机理是由于单一的公有产权结构和薄弱内控机制生成的;中观生成机理是由于我国特殊的银企关系、预算软约束、垄断性的市场结构和存在缺陷的金融监管制度;宏观生成机理主要有加入WTO的背景、不健全的信用制度和政府对银行业的干预。在此综合宏观、中观、微观叁个层面的因素构建了一套适合我国的银行业脆弱性测度指标体系。通过收集现实数据,利用模糊识别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银行业脆弱性测度进了实证分析,得出1993-2004年我国银行业的脆弱性水平一直维持在值得关注的临界值上下,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稳定并降低脆弱度。然后,应用改进的权重计算方法对影响银行业脆弱性的因素进行了归因分析,认为在中国银行业脆弱性的叁个层面的影响因素中,宏观层面的影响是最大的,中观层面的影响次之,微观层面的最小。 由于目前我国银行业微观层面的股份制改造等基本完成,由分析得出的结论,论文最后认为中国银行业脆弱性的效率改进的重点是维持宏观经济良好的运行态势和关注中观层面的制度建设。通过模型分析和多方论证提出了中观层面叁个方面的效率改进手段:1.构造我国竞争性的商业银行市场结构。通过构建银行业市场结构与脆弱性的模型来研究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对利率、项目选择、破产风险和社会福利涵义的影响,结果表明其不会增加银行脆弱性,并且能一定程度改善社会福利。2.建立和完善以风险评估和监控为核心的银行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突出对银行自身风险管理体制的评估,完善以风险为本的监管制度。3.建立我国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能够为金融体系提供一张安全网,将我国隐性的“超级”存款保险制度改进为显性存款保险能提高监管效率,提高银行的资产质量,降低银行业的脆弱性。
崔炳文[6]2006年在《新巴塞尔协议下中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在新巴塞尔协议即将施行这一大环境背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着重考察了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根源、特殊性、测量以及新形式下我国银行信用风险衡量与管理等相关问题,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防范提出了新的框架。全文从五个方面展开:1、本文分析了旧巴塞尔资本协议存在的缺陷和弊端,较为全面的阐述了新巴塞尔协议的创新之处和对各国商业银行提出的挑战。并从我国商业银行实际情况出发,深入的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现状与巴塞尔协议之间的差距,提出了新形式下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2、利用金融经济学的理论,从契约理论和非对称信息理论两个角度深刻的分析了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产生的共同原因。模型结果表明,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契约的事前筛选和事后激励都对商业银行的预期收益函数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同时信息不对称也直接导致了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3、在分析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共性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论述了我国“转轨+市场”经济环境下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特殊性。本文认为,在经济转轨过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从宏观方面积累了大量特殊的信用风险;而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本身的治理结构缺陷以及转轨中银企之间的特殊关系从微观的角度决定了银行信用风险的形成机制。这种宏观和微观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特殊性的根源。4、本文从传统的信用风险测量模型出发,指出了传统风险测量模型的无法克服的弊端。进而,本文详细的分析了当前流行的在险价值法Credit Metrics模型、期权定价法KMV信用风险管理模型、Credit Risk+信用风险管理模型和CPV信贷组合模型的应用范围、前提条件以及风险测量过程。并且,实证研究了Credit Metrics模型在我国实际应用的效果。5、在新巴塞尔协议的框架下对商业银行在信用风险管理框架进行了深入研究。设计了我国商业银行内部评级法实施方案,该方案内容包括各级别客户违约概率的确定、各级别债项特定违约损失的确定、期限因素(M)的考察和债项风险权重的确定几个主要部分组成,并利用混和判别模型实证分析了违约概率问题。进一步,本文提出了利用信用衍生产品对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进行管理和控制的新视角,就发展我国信用衍生产品市场的可行性进行了深刻分析。
罗松江[7]2002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银企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最早比较系统研究银企关系理论的文献，可追溯到金融资本理论，它以希法亭、列宁等为代表。这种理论科学地分析了金融资本的成因、规律、运动形式以及对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影响，揭示了金融资本的本质、发展趋势和对社会变革的重要意义。二战后，该理论有所发展。以帕特曼等人为代表，提出了“金融霸权论”。认为是银行对企业起决定作用，企业的控制权已转移到银行手中。 现代国外研究银企关系的理论，立足于信息经济学、金融学、企业管理学的角度，主要涉及到银企契约理论、银企债务重组、银行在企业治理结构中的作用与形式等内容，它以新制度经济学家为代表。主要研究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如何通过完善契约来防范道德风险；银企债务重组的设计；银行对企业治理的作用的实现方案，即通过债权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直接插手评价企业的经营状况、投资决策、偿债能力，以及分析企业的抵押价值并以之作为放贷决策的前提。 以青木昌彦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银企关系制度出发，分析了转轨经济中的东欧部分国家的银企关系，提出了银行对企业进行相机治理的重要性和银行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有部分西方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金融关系问题，包括戈德史密斯、格利和肖等人，提出了“经济基础结构与金融上层结构的关系理论”、“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理论。有人提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问题，应通过经济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来进行。但以此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并没有取得成功，事实上，银企关系问题并没有如此简单。 国内研究银企关系的文献主要是转轨时期方面的，主要运用产权理论、信用理论、信息理论及交易费用理论作为理论分析的基础。从许多方面分析中国银企债务危机的成因，提出了许多债务重组的方案、市场经济条件下银企关系的特征以及中国现在银企关系模式的选择问题。 本文作者首先把银企关系理论分为“金融中介理论、银企关系互动理论、金融资本理论”叁个部分，进行较系统的梳理及进行简要评述；以此作为银企关系的理论基础来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银企关系。通过收集相关的统计资料，分析现代国外银企关系运作模式，考察银企关系模式的决定因素和现代国外银企关系模式的发展趋势。接着分析中国的银企关系。中国银企关系有特定的历史轨迹、特征、成因及存在特殊的问题，而且处在构建之中，存在目标模式的选择问题。除对这些问题进行叙述外，力图找出其理论根源。 论文分为导论和叁章。基本部分有下述内容：银企关系理论基础部分包括银企关系变迁历史；金融中介理论；银企关系互动理论；金融资本理论。银企关系变迁历史有它自身的规律，是银企关系理论产生的依据，也是在银企关系理论指导下不断变迁的。银行作为金融中介的理论既解释了银行为什么得以存在，企业为什么需要银行而不是直接寻找借款人，反映了银企关系传统的核心关系是信贷关系。银行和企业的关系是互动的，银行的长期信贷业务、租赁业务、信托业务、跨国业务与国际业务等是企业对它提出的客观要求，是顺应了企业发展需要的结果，也是银行在金融环境改变下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银企关系互动理论是建立在银企互相依存、互相推动的基础上，它反过来推动现代银行由分业经营模式向混业经营模式转变，使银行与企业的信贷关系扩展并增加了非银行业务关系，两者关系逐步多元化。金融资本理论本身在不断地发展，它反映了银企关系的进一步拓展，使两者的关系不仅包涵了信贷关系，而且进入产权关系、人事关系。在银企关系理论基础的指导下，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国外银企关系模式，并以此为基础归纳出＼银企关系模式的决定因素，认为银企关系模式的决定因素是多元的、复杂的；通过对现代日本和美国银企关系的考察，得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银企关系变迁的趋同化趋势即两者的联系多样化、复杂化和向市场型银企关系演变；论文的最后部分分析我国银企关系的演变历史、特征、理论基础和存在的问题，在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国际化的背景下我国银企关系模式的选择应是市场型银企关系制度。如何创造条件去建立新型的银企关系首先应化解银企债务问题，其次，银行和企业应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银行业务多样化，企业融资方式多元化，政府的作用是完善市场体系，确立游戏规则，加强宏观管理，退出对银企关系的行政干预。 论文的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有： 1．论文的理论基础部分——金融中介理论、银企关系互动理论、金融资本理论以问题为主线把前人的观点加以综合、概括、评述，反映了银企关系历史发展的进程和程度，反映了银企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反映了银企关系的逐步扩展的过程，这是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2．一般的观点认为“银企关系模式由融资模式诀定”，但它无法解释相同 4 融资模式下银企关系模式之间的根本区别。因此，本文通过考察现代银企关 系模式，认为银企关系是由社会环境
王克馨[8]2015年在《中国产融结合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球性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阴霾,至今仍未彻底消散,而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的“新常态”,显然也意味着当前所处的经济转型与升级的特殊时期,既充满着较大的风险与压力,同时也又带来了各种机遇与挑战。在这个过程中,“产融结合”发展近年来被誉为是中国企业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本文对国内产融结合发展历程与基本现状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当前国内的许多大型产业集团,也的确都正在或已经走上了产融结合发展的道路。回顾过去,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东风汽车”申请设立“产业银行”,到后来各大型企业集团纷纷开始涉足金融板块,再到如今“央企挑大梁”掀起“产融结合巨浪”,产融结合发展已经成为当前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一项重大课题。毫无疑问,在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我们同样需要借鉴国际上的有益经验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而产融结合发展模式显然也应包括在内。例如,产融结合能够带来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助于消除信息不对称,以及帮助工商企业和金融企业迅速扩张并实现资本增值与高额回报等。然而,有关国内产融结合发展需要关注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也同样一直没有被各方所忽视,尤其是在2004年的“德隆事件”之后。2009年以来,随着国资委等主管部门对于“产融结合发展”态度的逐渐明朗化,以及后又传闻可能“设限”,国内以“央企”和各行业龙头企业为首的大型企业集团,都开始了新一轮的产融结合计划。例如,“中石油”打造了包含银行、信托、租赁、保险等在内的“昆仑系”金融帝国,并几乎拿到了所有类型的金融牌照；“宝钢集团”从1998年开始涉足金融业之后,旗下的华宝信托在其后的10年里创造了连续盈利的奇迹,并一直在致力于其金融版图的扩张。不过,在“央企”与“行业龙头”纷纷实施产融结合的背后,通过与发达国家企业产融结合绩效作一个简单比较,就可以发现国内产融结合发展的初级阶段特征十分明显。另一方面,从金融体系改革与发展的角度,如何改善和加强对于产融结合发展的有效监管问题,也一直是政府、企业和学术界等有关各方所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为此,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之下,国内的产融结合发展究竟是不是一个“必然选择”?产融结合发展的具体模式如何选择?面对各种潜在风险如何确保产融结合的健康有序发展?本文对于当前国内产融结合发展问题的研究,正是带着这样一系列的疑问展开的。本文对于中国产融结合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的研究,主要以现阶段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处的特定阶段与现实国情为背景,通过对产融结合的理论与现实基础、主导模式、利弊分析,以及政府在其中所应当发挥的作用等的分析,对中国产融结合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现状、作为基础条件的银企关系与资本市场发展,以及当前中国产融结合发展的风险防范与政府规制等,依次展开深入地分析与研究。按照本文的研究主题与研究思路,本文的框架结构可以归结如下：第一部分为导论,包括本文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重点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同时交代本文研究思路与主要框架、研究方法,以及主要创新与不足等；第二部分为产融结合的框架分析,主要对产融结合所涉及的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并分析总结产融结合的主导模式、政府的角色定位,以及产融结合的利弊等；第叁部分为中国产融结合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现状,主要针对中国产融结合所走过的发展阶段,分析现阶段国内产融结合发展的基本现状与主要问题；第四部分为新型银企关系构建与资本市场发展分析,这是当前国内产融结合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本部分分别就两者的发展与影响,进行深入分析与总结；第五部分为中国产融结合的模式选择,根据前文的分析与研究,就当前国内产融结合发展模式选择,所需要考虑的现实条件与基本问题进行思考和总结；第六部分为中国产融结合的风险防范研究,即依据当前国内产融结合发展的实际情况与规划模式,着重分析如何进行相关风险的防范问题；第七部分为中国产融结合的政府规制研究,即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之上,对比和总结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与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规制的方向与着力点；第八部分为全文的主要结论与政策性建议,总结针对现阶段国内产融结合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所能够采取的推动产融结合顺利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可以归结为如下叁个方面：第一,提出了中国产融结合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的一个分析框架。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于产融结合的大量相关研究,要么侧重宏观视角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要么侧重微观视角的企业经营层面的分析。本文在对当前的产融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状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一个产融结合的分析框架,以确定当前产融结合发展的理论基础、主导模式与利弊等等。这样的一个分析框架,既是对全文研究范围的一个限定,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分析思路；第二,将新型银企关系的构建与资本市场的充分发展,作为当前中国产融结合发展的基础条件进行了深入分析。根据笔者对大量相关研究的分析与总结,许多研究对于中国产融结合发展问题的分析,尽管实际上都是将银企关系与资本市场的发展作为前提,甚至将银企关系视为“起点”,但是往往也都没有进行明确交代与深入分析。为此,本文在提出分析框架之后,首先对银企关系与资本市场的发展问题进行全面深入地分析,真正将两者作为基础条件摆在重要位置；第叁,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于当前与未来中国产融结合的模式选择与风险防范,以及政府规制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为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奠定了有力基础。尽管案例分析方法的运用不能算作是创新,但是对于本文研究主题下产融结合发展当前与未来风险的防范问题,这一方法的运用却是相对稀缺的,同时笔者也从业内人士的视角进行了思考与分析,并主要列举分析两个民营企业集团的例子。因此本文在这方面所运用的案例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国内产融结合研究的一个必要补充。由于笔者学术水平的限制以及时间上的种种制约,本文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就笔者自身而言,由于长期从事“私募股权投资”等方面的业务,尽管熟悉具体的操作,但同时也显示出笔者对相关理论掌握的不够深入和透彻。这就使得在研究的过程中,对于一些现象和问题及其可能造成的影响的分析可能不够深入,尤其是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把握方面；另一方面,从客观的环境条件上来看,本文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时间和资料等方面的制约,时间上的紧迫使得有些方面的研究,依然存在着进一步优化的空间,而资料方面的限制则可能会导致在行文和阐释上说服力的欠缺。不过,对于本文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无疑都是笔者今后要努力改进的方向。
郭丽婷[9]2014年在《民营中小企业政治关联对信贷融资影响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叁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浪潮，为我国民营中小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锲机，使其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但是我国的民营中小企业长期受到资源分配体制性主从次序的影响，在社会资源获取方面尤其是信贷资源获取方面，仍然存在一些自身难以突破的制度性瓶颈约束。然而，近年来民营企业家通过参政议政来构建政治关联，获取社会稀缺资源的现象已屡见不鲜。民营企业竞相构建政治关联的行为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作为理论界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现有的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普遍是“政治关联对企业有何影响”，且研究对象多为民营大型企业。对于我国为数众多的民营中小企业而言，政治关联动机有何特殊性？政治关联与其面临的融资约束有何关系？我国现有的制度背景对民营中小企业政治关联的构建及政治关联效应的发挥又有何影响？学术界对于这些问题还鲜有研究。为了探索理论上的未知与疑惑，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展开研究。全文共8章，除第1章绪论外，第2-4章在企业信贷融资理论、政府管制理论、寻租理论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企业政治关联的构建动机，全面分析我国民营中小企业信贷融资约束的形成机理，并重点挖掘其寻求政治关联这一非正式保护机制的内在根源。第5-7章利用深圳交易所321家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面板数据，检验民营中小企业政治关联对信贷融资的影响，并将转轨时期我国民营中小企业信贷融资面临的制度约束融入到经验分析之中，检验制度背景与政治关联在信贷融资中的替代效应。第8章基于上述的研究结论为政治关联能否成为一种可以推广的非正式保护机制寻求答案，并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视角提出相应的决策建议。通过上述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政治关联是企业的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资源，扩大经济利益是企业构建政治关联的首要动机。企业构建政治关联的动机包括寻求政治保护、提高政治地位及体现社会责任。民营中小企业在面临融资桎梏背景下构建政治关联，是为了寻求一种非正式的保护机制，帮助其冲破我国资源配置体制性主从次序的束缚，获得稀缺信贷资源的优先占有权。（2）政治关联可以作为一种信号传递机制，使信贷市场实现斯宾塞—莫里斯分离均衡（Spence-Mirrlees Separating Equilibrium），为银企交易创造必要条件。同时，利用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也较好的验证了理论模型，发现民营中小企业的政治关联对其信贷融资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对信贷融资进行的政治关联异质性检验，表明有政治关联的企业面临较少的融资约束，即在发生信贷业务时对企业规模、抵押价值、盈利能力等存在较低的门槛限制，并且政治关联企业能以相对较低的信贷成本获得较多的信贷资源。政治关联作为保护机制可以帮助民营中小企业获取在信贷市场上无法或很难获取的稀缺资源，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3）政治关联与制度背景在民营中小企业信贷融资中存在替代效应。基于社会信任度与市场化进程两个制度背景变量的进一步扩展检验，发现不仅制度背景对政治关联及信贷融资有着显着的影响，而且政治关联与制度背景在民营中小企业信贷融资中存在替代效应。对制度背景进行的异质性检验，发现在社会信任度较高、市场化进程较快的地区，民营中小企业面临较少的融资约束，而政治关联对信贷融资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不显着。然而，在社会信任度较低、市场化进程较慢的地区则面临较多的融资约束，并且政治关联对信贷融资的正向促进作用较为显着。因此，政治关联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机制对信贷融资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条件是存在不健全的制度背景。除此之外，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民营中小企业与政府的行为决策也存在一定的启示作用。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政治关联固然存在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并非是一种可以普遍推广的保护机制，它从客观上扭曲了企业的行为。对于政府而言，企业构建政治关联是对不健全制度背景的无奈且理性回应，只有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市场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弱化企业政治关联的构建诉求，破除民营中小企业融资桎梏。
王继权[10]2004年在《现代产融结合论》文中提出产业部门和金融机构以紧密型债权债务关系、股权融合、人事参与等途径实现的产融结合，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具有减少产融信息不对称，降低产融交易成本、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从而优化经济资源配置的功效。无论是对银企股份持有规定较严格的英美模式，还是相对宽松的日德模式，银行与工商企业之间总是直接或间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产融结合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共性和必然趋势。我国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目标取向，尽管当前仍处于体制转轨之中，但各类市场经济主体为实现共同的经济利益而发展包括股权渗透等紧密型产融资本联结关系已初露端倪。并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市场主体自身实力的壮大，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工商企业与以银行为代表的各类金融机构在自愿互利基础上，通过渗透与扩张着力建立稳固、持久的产融结合关系。既然产融结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那么推进产融结合也应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必然的、现实的选择。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学者的产融结合理论进行回顾和简介，认识经典的或具有代表性的产融结合理论的发展脉络。其次，对产融结合进行一般理论分析和深入分析，一般理论分析是在厘清产融结合基本概念和比较分析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分别从信用理论、企业理论、信息理论、资本结构理论等角度，对产融结合的成因作初步研究；深入分析是对产融结合的作用机制和效率，以及产融结合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理论上的剖析。再次，分析和总结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产融结合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模式，以此为我国的产融结合提供启发和借鉴。最后，系统研究我国的产融结合问题，包括我国产融结合的历史、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我国产融结合的必要性、可能性、目标模式和基本方式，我国产融结合的基础构建，并提出金融<WP=5>控股公司是现阶段我国产融结合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这一论断。总体来看，论文的前半部分侧重于理论研究，解析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产融结合过程中具有规律性和共同性的东西；论文的后半部分侧重对中国的产融结合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提出相关的发展对策。全文各章节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学者产融结合理论简介。金融资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产融结合的经典概括。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金融资本理论的研究经历了逐步完善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希法亭和列宁分别对资本主义产融结合和金融资本问题进行过论述。他们的许多科学论断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仍具有适用性。西方学者对产融结合的研究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总的看来，他们立足于近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或针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进行攻击，如金融资本消失论；或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经济与金融现象或银企制度结构展开研究，如金融机构霸权论、银企关系制度论等，从不同侧面探讨了产融结合的理论和实践。西方学者基于现实的、具有针对性的研究成果，对于研究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融结合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二章，产融结合的一般理论分析。首先，进行产融结合概念厘清和相关概念的比较分析。指出本篇论文以狭义的产融结合分析作为基础和主导，而以广义的产融结合作为背景和参照，深入探讨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部门（以工商企业为代表）和金融部门（包括各类金融机构尤以商业银行为代表），在资本连接、产权结构、人事参与、企业治理等方面的融合关系及其对产融部门共生共长的促进作用。因此本文是从经济组织之间的资本交易关系入手、倾向于在微观层次上来研究产融结合的内在机制、经济效绩、发展过程及其趋势的。其次，分别将产融结合与银企合作、资本经营、混业经营和金融控股公司等相关概念进行比较分析。接着，分别从信用理论与产融债权债务契约式结合、企业理论与产融组织一体化、信息理论与产融信息非对称性、资本结构理论与产融企业控制权配置的角度，对产融结合的成因作出初步的分析。<WP=6>第叁章，产融结合的作用机制和效率分析。产融结合的内在作用机制包括，节约产融交易费用、提高产融资本盈利能力、改善产融信息不对称状态、优化配置企业控制权以及规避风险、扩大投资、优化配置资金等。对产融结合的效率分析，是从产融结合的效率目标和效率两方面着手的。产融结合的效率目标包括，交易费用减少、风险控制、竞争力提高、优化资源在时空上的配置等。产融结合的效率意指它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主要包括叁个方面，一是可能出现垄断，二是可能出现风险传递，叁是可能产生经济泡沫。第四章，产融结合的宏观经济效应。产融结合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宏观经济效应。产融结合最重要的宏观职能是促进经济增长，它对一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产融结合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为，增强资本的积累能力、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提高投资的生产效率。产融结合的负效应是可能导致经济非均衡，诸如利率机制作用降?
参考文献：
[1]. 我国转轨时期的银企关系：一个金融产权的分析视角[D]. 高帆. 西北大学. 2001
[2]. 基于博弈论的中国转轨时期银企关系研究[D]. 尹庆民. 河海大学. 2004
[3]. 内生主导型农村金融体系构建问题研究[D]. 姜新旺. 西南财经大学. 2008
[4]. 主监控银行制研究[D]. 佘斌. 华中科技大学. 2005
[5]. 中国银行业脆弱性、测度及其效率改进[D]. 宋敏. 河海大学. 2005
[6]. 新巴塞尔协议下中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研究[D]. 崔炳文. 天津大学. 2006
[7]. 市场经济条件下银企关系研究[D]. 罗松江. 华南师范大学. 2002
[8]. 中国产融结合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研究[D]. 王克馨. 东北财经大学. 2015
[9]. 民营中小企业政治关联对信贷融资影响的理论与经验研究[D]. 郭丽婷. 辽宁大学. 2014
[10]. 现代产融结合论[D]. 王继权. 西南财经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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