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产业化实现路径之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产业化论文,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人多地少的现实和现行生产制度的选择，决定了当前农村土地制度的安排只能是小规模的家庭生产。而土地使用的过度分散限制了土地产出品的数量，农村家庭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产品数量有限，而市场经济的建立需要农产品市场的完善和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户应主动与市场接轨，但传统生产方式下农户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低下，这就需要有龙头企业的带动，农户的积极参与和政府的大力支持。龙头企业凭借和市场紧密的联系及信息优势，做出生产决策，农户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合理分配资源积极参与生产，政府为企业和农户提供便利，三者共同作用推动企业的发展。本文通过对农业产业化经营比较成功的内蒙古塞飞亚集团公司分析，阐述了企业、农户和政府三方如何进行合作博弈共同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最终达到“三赢”的目的。
一、资金约束下的企业生产组织决策
科斯说：“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好象是：使用价格机制是要花成本的。”张五常在《企业合约的性质》里将这些发现价格的成本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市场交易与企业交易相比需要进行多得多的交易，每一次交易都需要有不同的价格；第二，了解产品的信息成本；第三，度量商品特征或特性的成本；第四，在达成价格协议时，把各种贡献区分开也是要花成本的。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交易成本。正是因为这种成本的存在，产生了企业代替市场。随着这种替代的发展，所节约的决定价格的成本，会被企业内部不断上升的监督和管理成本所抵消。当在边际上，前者节约的成本与后者不断上升的成本相等时，就达到了均衡。这就是企业的边界。可以看出企业生产的组织形式主要受到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的影响，企业如何组织生产取决于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均衡点的位置。这是对企业组织理论的一般性和抽象性的概括。而不同的地方，企业生产受到的约束条件可能不完全相同。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约束条件也不断发生变化。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受到许多限制，特别是在旧有的银行体制下，企业发展受到资金的限制很大。所以，企业在选择生产组织方式时，不仅要考虑上面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的影响，还要考虑自身所受的现实条件的影响。下面将不再用交易成本理论对企业生产组织形式进行解释，而只从企业自身受到的约束条件进行说明。但并不是说交易成本理论不能解释该问题，而在于强调某一点。
塞飞亚集团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市场论证，最终选择肉鸭产业作为企业的主导产品和名牌产品。根据企业自身的实力和市场行情，1997年企业上马600万只肉鸭产业化项目。从种鸭孵化到肉鸭成长，直至做成熟食的一条龙服务，在发展之初需要大量的资金，而这正是企业发展的瓶颈。在这种约束条件下，企业决定和农户合作，将雏鸭养到可以屠宰的肉鸭，由农户完成。这为企业带来隐含的好处是，众多养殖农户一起为企业提供了数额巨大、且长期免费使用的一笔资金。现在以年产600万只，一年平均5个养殖周期，大概在任何一个时点上农户手中拥有120万只养殖中的鸭子。由于鸭子和鸭饲料是从公司购买来的，一只鸭雏6元，一只鸭雏需配比3公斤鸭饲料，每公斤饲料3元，经过简单计算便知，企业从农产手中筹集了120×6+120×3×3=1800万元零利息的资金。只要企业存在，只要经营规模不减，该笔资金将长期免费使用下去。企业的这种财务成本节约是不可小看的。除此之外，企业还节约了一次性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的费用。正如张五常所说，计件合约并非交易双方不组建企业的充分条件（虽然是必要条件），但是，假如件工制在企业内部实行，则企业要提供车间和工具等设施，场地和设备租金是一笔很大的隐性成本。而将生产场地转移到家庭生产，企业就可以节约这种一次性投入的开支。根据对企业所在的夕子镇的调查，当地平均每平方米鸭舍的建筑面积造价是70.00元，而每平方米最佳的养鸭数为5只左右，所以，如果企业自行养殖，需要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为120×70/5=1680万元。虽然企业与农户签订的件工合约中包含有对使用农户资产支付的租金，但因为农产开始阶段均是利用家庭闲置空间养殖，其农产品的边际生产价值几乎为零，所以，企业向农户资产支付的租金相当低，而且，对资产租金的支付是分期的，减轻了企业的资金压力。正是因为企业通过这种生产的组织方式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潜在收益，所以，企业与农户签订契约时愿意承担市场上更大的风险。
实际上企业和农户之间的这种件工合约与张五常在《企业合约的性质》里的件工合约还是有所差别。因为农产品毕竟与其他商品不同，对衬衣和珠子质量上的缺陷能很快分辨出来，而农产品质量上的缺陷分辨相对较难。所以，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和保证鸭产品质量的可识别性，并且减少农户的机会主义动机，企业通过向农户提供各种服务对养鸭过程实施严格的控制，这些控制主要包括：鸭饲料的控制、鸭生长期的控制、鸭环境的控制。通过这些控制措施，使得农户的生产符合企业的目标。从而不仅保证了鸭的数量符合企业计划，而且对鸭实现了标准化生产，从而每只鸭的重量和品质都能维持在相同的水平，降低鸭的定价成本，节约了企业和农户的交易成本。
二、收入最大化条件下农户养殖决策
假定农户是理性，农户以追求收入最大化为决策的目标。农户做决策时，受不完全信息和市场不确定性的制约，农户面临新的市场时不会贸然进入，而当市场处于成长期时，市场风险降低，利益驱使家庭有强烈的进入动机。因此，家庭的决策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预期不确定下农户的决策
1997年10月种鸭苗被引进塞飞亚集团，标志企业农业产业化计划的正式启动。企业要实现农业产业化和获得高额利润，必须引进相关的设备对鸭产品进行深加工。在当时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企业只能从事核心技术的生产，而动员农户养殖肉鸭。初始阶段，新市场充满不确定性，农户对养鸭收入没有稳定的预期，不愿进入养鸭市场。企业制订五方面的优惠条件，引导农户养鸭：第一，企业承诺以固定的价格回收肉鸭。虽然深加工产品市场也存在风险，但企业承诺不管最终产品的价格如何波动，企业将以不变的价格向农户收购肉鸭，企业承担了市场另一端的风险，让农户对养鸭的收入有稳定的预期。第二，增加企业向农户让利部分。初始阶段，企业每只鸭向农户让利4.00元，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吸引农户的资源分配向养殖业转移，同时也有利于农户迅速收回投入的成本。企业主要通过向农户提供雏鸭和鸭饲料等服务控制养鸭成本，同时以固定的价格回收肉鸭以达到目的。一旦农户在短期内迅速收回成本并获利，农户就可能会有再投资的动机。第三，企业为养殖户提供借款担保。农户养鸭必须有一定的规模，才可能节约成本。在初始阶段，企业承诺为资金短缺的养殖户提供借款担保，有效的解决了养鸭户初期资金投入的短缺问题。第四，减少农户初期投入成本。为尽可能降低养殖户的资金压力和养殖成本，企业规定养殖户购买企业生产的鸭饲料，如果资金不够，仅需支付一半的现金，另一半款项，只要养殖户之间互相担保，就可以在肉鸭出栏之后再支付。第五，企业为农户提供技术服务。为了让初期的养殖户迅速掌握技术，企业免费为养殖户提供技术培训服务，并且在养殖过程中遇到困难，企业也主动上门为养殖户免费提供咨询指导。企业通过采取以上几项措施，将市场风险向企业集中，而尽可能少的让养殖户承担风险，增加养殖户的收入预期。虽然如此，也只有一部分农户在犹豫中决定进行试探性的养殖，在这种条件下，农户可能仅用其闲置资源从事养殖业，而不会重新分配家庭可用于生产的资源。
从现在仍在家庭从事养殖业的农户可以推断过去家庭养殖的状况。与当地的居住习惯有关，每一农户房屋面积都在300平方米左右，而实际居住和经常活动的空间大约100平方米，其余的空间处于闲置和半闲置的情形，这些没有充分利用的空间，构成农户的沉没成本，其农产品的边际生产力为零。农户将这部分资源投入养殖业，盘活了家庭存量资源。虽然如此，但在初期农户对养鸭收入的预期是十分低下的，企业花了大量气力游说农户。这一点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证实。据调查，在当地农民从事其它非农产业生产活动，每个月能得到300元到400元左右的收入，即使每月按400元计，一年的收入也只有5000元左右。按照企业初期向农户的承诺，每年5000的收入，只需养5000/4=1250只鸭子，因为每年可以养5批，则每批鸭子的数量为1250/5=250只。如果市场风险概率为50％，每批鸭也只要养250×2=500只，养鸭预期收入就等于农户养鸭所放弃的机会成本。而养500只鸭的一次性投入资金包括购买鸭雏的费用+付一半现金的鸭饲料的费用+运输费等=500×4+500×9.8×2×0.96/2+0.02×500=6714元，实际上，鸭饲料的费用并不需要一次性投入，而以分阶段投入，可见，一次所要投入的资金并不多。农户在初期之所以不愿养鸭，可能预期资金投入高于6714，即农户预期市场风险高于50％。正是在这种预期下，农户对进入市场会有所保留，唯一的条件是预期的收入高于成本。
第二阶段：预期稳定下农户的决策
企业承诺的兑现和企业对养鸭产业化投资规模的扩大，强化了企业许诺的可信度，农户对养鸭也有稳定的预期，农户就会重新分配资源追求收入最大化。而企业也可以重新组织生产，这就实现企业+农户的组织模式向企业+农户+基地的组织模式过渡直至最终完全实现企业+基地的组织模式。企业组织模式的变迁导源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家庭养鸭污染居民区的环境，对居民区其它家庭造成负的外部效应，受到居民区其它家庭的抵制。第二，养在居民区的鸭容易受到各种细菌的侵害。第三，分散的家庭养殖，增加了企业的管理成本和监督成本。前两个原因与企业的“绿色”经营理念相背，而最后一个原因增加交易费用。
在这种条件下，企业规定2002年底，养殖户都要搬迁到离居民区一公里以上的基地养殖。基地建设资金由养殖户自己负担，调查表明包括地基租赁费500元—600元/亩（即0.75元/平方米—0.90元/平方米）和鸭舍的设备，平均每平方米建筑面积需投资72.00元左右。据此可以估算出投资大约一年半可以收回，在这么短的期限内，市场预期是稳定的，养殖户愿意并且能够支付投资。因为相对于传统的农业生产而言，养鸭投资回报率也比较高。投资回报率的差异，使追求收入最大化的农户将资源分配更多倾向回报率高的养鸭业，在家庭资源新的分配方式下，家庭实现了收入最大化。家庭和企业利益在双方合作博弈下达到均衡。这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得到验证：第一，农户主动违约比例少。虽然农户和企业的养鸭契约每年签一次，但迄今只有一户农户因没有按规定将成品鸭卖给企业，而被企业解除合约。农户没有违约的主观，证明农户在现有约束条件下，实现了家庭收入最大化。第二，申请养鸭的农户增多。初期养鸭户的示范效应，使得申请养鸭的农户越来越多，受企业计划的制约，许多农户只能排队等候。农户之所以愿意排队等候，是因为已经意识到通过资源的重新组合可以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的目标。第三，提高养鸭户的门槛。现在申请养鸭，首先要写申请，还需要有一个老养殖户介绍，并且规定至少有由5栋鸭舍在一起，在鸭舍盖好、验收合格后才准许养殖。虽然门槛在提高，但申请养鸭户并不见少，进一步证实养鸭能够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
三、政府效用最大化的服务决策
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市场上的供求行为及其相应的经济决策，而把政治决策视为经济决策的外生因素或既定因素。并且，对个人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所作的假定也不一致，认为在经济市场上个人是理性的经济人，而在政治上，又是利他主义和超个人利益的。而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这种对个人在不同市场两种假设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公共选择理论试图把人的行为的这两个方面重新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基本假设来统一分析人的行为。也就是当个人在政治上代表政府决策时也是追求效用最大化。本案例将以政府效用最大化假设作为前提条件进一步阐明这个道理。
首先，在企业初创阶段，地方政府发挥了积极角色。塞飞亚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夕子镇的乡镇企业，经过多次改制后，现在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民营企业。企业一次次改制的过程，也是政府自觉从企业一步步退出的过程。虽然企业最初发展的原始资金，绝大多数来自于政府的投入，但企业在2001年准备上市前夕的一次改制中，企业将政府股一次性全部买断。政府完全的退出，使企业有更多的自主权，产权也得以明晰。虽然政府不再参与企业的经营，但企业与农户签订合约的过程中，政府及时介入交易双方的签约过程，以提供信用质押的方式保证龙头企业和农户签订的合约有效。并且，政府积极为企业担保，为企业获得了必要的发展资金。
其次，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当组织形式由“公司+农户”向“公司+农户+基地”直至最终“公司+基地”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都为企业提供土地支持。虽然我国农村土地为村集体所有，但农地用途的变更受国家法律限制。只有对国家鼓励的农村荒地的合理开发利用，农村集体自行处置的自由度才比较大。地方政府将以前没人愿意荒地承包的集体荒地以500元—600元/亩的价格租赁给养鸭户来建设基地。因为荒地利用的机会成本接近零，这一项对政府来说是净得益。据粗略估计仅此一项政府每年出租土地收入就增加45万元—54万元。政府除从土地上直接获得收益外，还得到税金。
除直接收益外，这项产业发展也带来其它的收益。2000年，仅养鸭一项就为农民实现社会效益3500多万元；大量的养鸭饲料的需求又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卖粮难的问题，实现农业养殖业的双增收。这些间接收益为政府树立了形象，增加了政府的效用。所以说，塞飞亚集团的发展带动了一方经济的发展，实现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传统的种植业向养殖业转移，解决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正是这个原因，所以塞飞亚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李秉和先生说，集团公司推动政府为企业服务。
四、基本结论
企业、农户和政府三方的合作博弈，最终导致农业产业化的成功。这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如下可以借鉴的思路：
首先，依靠当地资源优势是企业发展的基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必须依托当地资源的现实优势和潜在优势，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的胜势。塞飞亚集团将主导产业定位于肉鸭产品的加工，就是因为当地盛产玉米，而玉米经过深加工后可以作为鸭饲料，充分利用了当地资源。
其次，企业、政府和农户三者互动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的保障。农业产业化需要龙头企业在农户和市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将农户导入市场；同时，企业的发展也要农户的支持和配合，因为只有农业产业化充分调动了农户的资源，农业产业化才能成功。在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也需要政府为企业提供强有力的服务。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塞飞亚在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作用功不可没。正是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使三方的利益都得到改善，农业产业化才得以成功的发展。
最后，塞飞亚集团公司农业产业化的成功经验为中国农村的发展提供新的选择模式。过去，以为只要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可以逐步消除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没有进一步思考，劳动力转移到城镇有什么可做和可以做什么。小城镇建设被当作目的，而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塞飞亚集团公司农业产业化的成功，使当地小城镇建设有实体经济的支撑，农民能够找到工作，收入也得到提高，小城镇建设在这种动力机制下得到发展。除此之外，该模式还提供另一条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途径，农村剩余劳动力除向城镇转移之外，就地转移也可部分解决就业问题，即从传统的种植业向大农业转移。中国农村人口多，转移到城镇压力大，农业产业内部结构可以进行适当的调整，更多倾向生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