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结构的独特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独特性论文,天问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03)02-0055-08
要将《天问》的结构疏理清楚，阐释得合情合理，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些古今学者也曾或多或少地作过尝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结果能否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呢？看来尚有不小的距离。然而总不能因为它有难度就将其束之高阁吧！为此，笔者也自不量力地准备一试，发表一孔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有序”和“无序”
关于《天问》的结构问题，自东汉以来就一直困扰着读者和研究者，王逸在《楚辞章句·天问序》中说：“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对此，洪兴祖提出异议，他说：“王逸以为文义不次序，夫天地之间，千变万化，岂可以次序陈哉！”[1](P85)在洪氏看来，天地万物，纷纭复杂，变化多端，要求《天问》“有序”是不够现实的。此后，注家对《天问》的文义是否“有序”的问题各抒己见，主要有两种看法：“有序”说和“无序”说。
认为《天问》结构是“有序”的学者为数居多，如陈深在《批点楚辞》中所说的“皆有法度”，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所说的“未尝无文义秩序存焉”，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所说的“条理秩然”，林云铭在《楚辞灯》中所说的“序次甚明”等。可惜他们未作详细论证，因而问题仍未解决。
以王逸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天问》存在“文义不次序”的问题，而贺贻孙（明末清初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实不多见，他在《骚筏》一书中说，《天问》的结构是“无首无尾，无伦无次，无断无案”，是妙不可言的“碎金”结构形态。桑悦甚至说：“乱而无序，正是大奇。”至于胡适在《读楚辞》一文中所说的“《天问》文理不通”，更属无稽之谈，无足挂齿。另外还有“错简”说。（注：各家对《天问》错简的看法，当从公认的部分，其余看法只作参考。）因此，曾有人为《天问》的“复原”动了“手术”，将《天问》全部拆散，重新编排组装，有了不同的“版本”。虽然出于恢复原貌的“好心”，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未必达到预期目的，相反还可能落得个吃力不讨好的结局。因为《天问》的原貌是否即如他们重新整理编排后的“版本”？目前谁也无法来证实，除非有新的文献（包括新出土文物）发现，或是屈原复活。所以说，与其劳神去重新“组装”或编排成另一个“版本”，还不如保留原版本原貌，让研究者去探讨、判断为好，将期研究成果另行出示之，以便供人研究时参考。前人的教训应当吸取，以屈复的《天问》“校正”为例，他按照后起的历史系统，将《天问》全部拆散，从上古的女娲开始，再安唐虞夏商周的顺序，重新作了编排组装，自以为恢复了《天问》原貌。然而谁敢放心使用他新编的“版本”呢？更谈不上想对原版本“取而代之”了。这样说，不等于说《天问》就没有错简或错漏之处，客观地看，我们不能不正视这样的可能性：由于《天问》流传久远，不能排除错简或传抄过程中有错漏的地方，需要后人努力将其辨别出来，供人研究时参考。
当务之急是如何将《天问》的艺术结构解释得既合情合理，又比较接近作者的原创意图，这是研究难点之所在。笔者认为，要了解《天问》结构的独特性及其形成的原因，需要结合作者的创作动机、艺术构思、时空意识、思维方式、作品的主题思想、表现手法等进行综合研究，这样，或许会有所收获，甚至能得到一个较为合理的答案。
二、主题思想和创作动机
《天问》的结构是根据主题的需要来进行精心构思和组织的。那么，作品的主题是什么呢？曰：人与天、人与社会的关系。作品就是围绕这个主题，对宇宙自然界、神话传说和人类历史兴衰之谜进行发问。在这些问题中，有些问题是作者困惑不解的，有些问题属于另一个未知的领域；有些问题不答自明；有些问题则是作者明知故问而答案自在心中；有些问题并不希望一定要回答，意在警示后人；……所有的提问，都和主题思想息息相关。而主题的形成又与作者的创作动机密切相关，下面就对这个问题作些探讨。
关于《天问》的创作时间，笔者倾向于王逸所说的“屈原放逐”之后所作。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2]好心不得好报，原先尚存的一点幻想也随之破灭，令他怀疑的问题越积越多（包括“天命”和“天道”），越来越使他困惑不解，愤愤不平，一肚子委屈无处倾诉，只好借天设问，将郁积心中的一大串问题倾诉出来，”以渫愤懑，舒泻愁思”[3]。这是触发诗人创作《天问》的直接动因。当然，诗人创作《天问》的间接原因也不可忽视。
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思想十分活跃，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各抒己见，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南北文化的交流、对话和碰撞，成为当时思想解放的一大标志。生当其时的屈原，无疑会受到当时学术思潮的熏陶和影响，自然会融入到这个文化大环境中，参与学术问题的大讨论，并以诗歌的形式，通篇采用提问的独特手法发表看法，或怀疑之，或求证之，或澄清之，以此表明自己的宇宙观、哲学观、历史观、道德观和宗教观等。这些问题的提出，大都事出有因，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诗人凭借自身的博学多才和敏锐的眼光，总揽当时学术大讨论的全局，与不同的神话传说系统，历史构成系统进行对话；或将同一事物的不同说法（对立的、相互矛盾的）罗列出来；或指出经传典籍所载与楚地文化历史有异；或是后起之说与西周时代的雅颂金文有别；或与《山海经》所载不同；有一物而异化者；有二物（名）相混淆者；还有正宗文献无载而补其阙者……。诸如此类颇具针对性的种种提问，在当时南北文化的大规模对话中，既显示了诗人超人的智能，又表达了诗人独特的见解，成为一家之言。
诗人的提问，还有告诫世人的意图，要人们从昏昏然中醒悟过来，凡事都要多问几个为什么，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问话的类型也较多样化，诸如：不明白的东西要问；有疑问的地方要问；没有根据的事情必须问；同一神话意象怎么会演化出不同的神话故事？诗人要刨根问底。隐瞒真相、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事，诗人要接二连三地问；历史兴废、伦理道德之类的大事，无知者却漠然视之，不问不究，诗人要大问而特问。这种全方位地借天发问，如雷贯耳，让人警醒，思考，求索，催人振奋，在调动人们的思维活力，激发人们的进取精神，培养做人的良知德行等方面，都在历史上起过不可低估的作用。由以上所述可知，作品主题的形成和定位，是由作者的创作动机（意图）所决定的。
三、思维方式和表达形式
屈原作为当时“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他的思想无疑是大胆而开放的，仅从《天问》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很难想象，他在创作这篇作品时，如果沿用单一的、封闭式的思维模式，能写出这篇奇文？我以为，诗人在创作《天问》时，一定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在运作，这就是具有开放型的、发散型的诗学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具有自我性、片断性、跳跃性、多义性等特点。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思维方式来构思和组构全诗，将包罗万象的问题编织其中，并让它们“各就各位，各司其职”：或对应，或对比，或交叉，或纵或横，或分或合，变化多端，却错落有致。一句话：万变不离其宗——主题思想。
既然诗人对人与天、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有一系列怀疑和疑问，那么，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采用只问不答的诗体形式。这样一来，既能紧扣主题，又能发挥自己所长（擅长写诗），更能将蓄积心中的疑惑、愤懑和不平，痛快淋漓地一齐倾泻出来。也就是说，由于主题内容的要求，因而必须采取相应的形式表达之。
从《天问》的句法结构和表现手法看，确乎写得参差错落，灵活多变。通篇采用问难或献疑方式，只问不答，留有悬念，发人深思。
全诗以四言为主，杂以三、五、六、七言。从压韵看，多以二句一韵、四句二韵为一章的基本模式出现。问法也有不同，从句式看：有一句一问，两句一问，两句二问，三句一问，四句一问，四句两问，四句三问，四句皆问[4](P243-244)，此为句法之变。从字法之变来看：“通篇一百七十一问，以‘何’字、‘胡’字、‘焉’字、‘几’字、‘谁’字、‘孰’字、‘安’字为字法之变。”[5]据陆侃如统计，《天问》中疑问字出现的情况是：“‘何’字一百二十四次，‘焉’字十四次，‘安’字十三次，‘孰’字九次，‘准’字八次，‘几’字三次。”[6](P314)从段（落）法之变看：“以或于所已问者复问焉，或于正论本论中，忽然错综他语而杂问焉，或于已问之顺序者，复而逆问焉，以此为段法之变。”[6](P314)从语气之变来看：有心存怀疑而问，有困惑不解而问，或问此意彼，或旁敲侧击，或明知故问，或肯定的东西以否定的语气问之，或否定的东西以肯定的语气问之。从表现手法看：或用对比方法问之，或连类而问之，或表里相形，或奚落讥讽，或幽默调侃，或指桑骂槐……。
从上面所述可以得知：作者在构思时，是根据作品的主题需要而采用了问难、献疑的诗体形式的相应的艺术手法来进行表达的。当然，最为重要的事还要看作者是如何将其所要提问的内容加以组织安排、其间体现出哪些特点？下面试作解析。
四、基本内容和结构层次
从《天问》内容看，游国恩在《屈原》一书中将其概括为两大类：天象和天道。借用这两大类的分法，在其大框架之下，我又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全诗的基本内容、结构层次和疑难问题作了疏理及剖析，试图向“近真”的目标靠近。
关于天象（宇宙自然现象）问题，从混沌未分说起，时间不明，时无始终，一片混浊暗昧景象，继而鸿蒙初辟，天地万象显现。其中心是问宇宙起源之谜，涉及宇宙的形状，天体的结构（质的形态）和运行（力的平衡），日月星辰，昼夜明暗，阴阳渗合，地貌宽窄，山川河流，季节气候，奇异禽兽等。天体结构属于空间范畴，空间之间的距离，即由此达彼，由彼至此，就需要有时间和长度的计算。时间观念的产生，标志着人类智能的进步，使社会文明初露曙光。
关于天道（古人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均受天道支配），大部分属于人类社会历史演变活动内容。随着时间观念的产生，许多神话传说有了明确的时间概念，历史活动也有了科学的时间推算和认定形式（如历法、历象、历数、历史大事纪年、编年史等等）。诗中有关历史内容的提问，其主干部分是按朝代顺序：夏商周（为中心）历史和楚国历史。从纵向看，大部分是顺叙，少部分是逆叙。从横向看，或以化整为零、化繁为简的方法，将原来完整的事件作分散和简化的处理，使其分布于诗中。或以连类而及的手法，将类似的人和事、相近的道理及相对应、相沟通的意象等放在一起问之。其中有按时间顺序问的，也有不按时间顺序问的，看似“文义不次序”，实则另有缘由（具体例子放在后面再谈）。从《天问》结构所产生的客观效果可以看出，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打破了封闭式的、单一式的纵向思维模式，向着开阔的思维空间迈进了一大步。
我们将《天问》的大致内容和结构框架作了简要交代，在总体印象上有所把握，便于理解以下疏理结构层次时的复杂性。
先看第一大部分：从“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至“羿焉彃日？乌焉解羽？”共29章112句（其中有两章各为二句）。按其内容又可分为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自“曰：遂古之初”至“何本何化？”共3章12句。问宇宙形成以前是什么状态，宇宙又是怎样形成的？这原本是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宇宙的形成过程，与人类的诞生时间相距十分遥远，所以关于宇宙是怎样形成的问题，作为古人只能这样去推测：其初是混沌不清，阴阳渗合，大气元素变化，天体运动变化……。宇宙的形成，生命的起源等，至今仍是个谜，只有假设，没有科学定论，更何况是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屈原能在当时提出这样的命题，确乎意义非凡！
第二个层面：自“圜则九重”至“曜灵安藏？”共8章32句。问天体本身是如何构成的？包括天体的形状、结构，日月星辰，昼夜明暗……。可是其间又突然插入“女岐无合”四句，即女岐未婚无夫而生九子和风神伯强（又名禺强）生风的神话，看似与天体构成无涉，实则并非如此。女岐和伯强原本都是星名，《史记·天官书》云：“尾有九子。”女岐就是尾星名，又名九子星（有九颗星），附近有四颗箕星，主管风，《汉书·天文志》云：“箕星为风。”据此，闻一多在《天问释天》中考证道：“上言女岐，指尾星；则下言伯强似当指箕星。”所言极是。由星名而演化为神话，说女岐无夫而生九子，不仅与神话原型有异，而且与楚地神话系统不同，因此，诗人提出质疑。关于女岐生九子的神话，涉及人类起源的问题，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涉及这方面内容的神话不在少数，其中流传较广的就是“女娲
黄土造人”这个神话系统，这在《山海经》、《太平御览》、《风俗通》等书中均有记载。与此不同的还有荆楚神话系统的九子母神女岐，与“女娲黄土造人”的神话显然有别，难怪诗人要再次质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至于风神伯强神话，已经不是原来自然界的星名，将星名神化为风神，似乎还能主宰人类的祸福。作者表示怀疑，提出求证。这样看来，女岐（尾星）、伯强（箕星）的自然属性仍应归在天体范围内，可是，偏偏在这个问题上又演化出女岐、伯强的神话，不仅与原型有异，而且与楚地神话系统有异，因而作者连类而及之，并非“错简”或“无序”。
第三个层面：自“不任汩鸿”至“乌焉解羽”。共18章68句。主要问地球上发生的事，个别地方涉及天上的事，如大地的明暗暖寒就与天上的太阳有直接关系，因而又问及太阳。除此之外，大部分是问及天地自然界的问题，如洪灾、旱灾、地貌、气候等，与人类的生存直接相关。远古时，洪水泛滥曾经严重危及人类生存，所以诗中首先问及
禹治水，与自然灾害作斗争，最后治平水患，造福于民。要治平洪水，不仅要与自然灾害作斗争，还要同保守、多疑、不慈的尧帝打交道，以致付出代价。诗中对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和不平，对闻所未闻的“父生神话”（ 腹生禹）提出质疑。这里还涉及到的神话原型及其异化后的各种说法，比如入羽渊化为何物？有说“化为黄龙”[7]的，有说“化为黄熊”[8]的，有说“化为黄能”[9]的，有说“化为玄鱼”[10]的，颇多歧义，因而诗人要对的真实面貌予以求证。在今天看来则事出有因：先民于早期的民族融合中，往往会给同一神话原型带来不同的信息，从而导致歧义丛生、杂乱难辨的神话谱系。
“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康回”是谁？王逸《楚辞章句·天问》注：“共工名也。”这个神话内容说的是共工与颛顼争帝事，共工败后盛怒，用头撞坏西北天柱周山（因而将周山改称为不周山），大地也因此而向东南方向倾斜。这就是说，共工一怒之下居然可以改变自然界的原状。难道共工真能主宰自然界？非也。这个神话只是原始先民对地壳运动不能作出科学解释而幻想出的神话故事。诗人在提及夏禹治水时插入这个神话，对康回（共工）能改变自然地貌表示怀疑，而其潜台词则是因地壳运动使得地倾东南，为夏禹导洪入海提供了自然地理条件。另外，诗人在这里不说“共工”而说“康回”，二者名字不同，意味着不同的神话系统在对话。
难能可贵的是，诗人朴素的科学意识使他清醒地认识到：人的生老病死乃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因而他要发问：“何所不死？长人何守？”“延年不死，寿何所止？”世上既无不死之国，又无长寿不死之人。如果将神话当做真有其事来看，势必会误导人们的追求目标，例如求仙升天之类。诗人之所以对某些神话提出怀疑，是有其针对性的。譬如说，神话和历史这本来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然而在当时的文献典籍中或是口头传闻中，确实存在着神话历史化或历史神话化的倾向，二者混杂，以致真相难辨。这种情况往往搅乱人们的认识，不利于人们把握真相。譬如人与天（人与自然）的关系，天是自然的天，它既能给人类带来生存的条件，也会给人类带来灾难，这是自然现象，而非“天命”所定，亦非“天道”所支配。换言之，天是自然之天，而非精神之天，并没有什么人格神来主宰。天与人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既是分开的，又是互相关联的。天有自身的运动规律，所产生的任何现象均为自然现象而非精神现象，更不是出于神的主宰。但是，自然现象的好与坏，与人类的活动也有一定关系，以致会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又是密不可分的。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既要顺应自然规律，又要改造自然环境，以便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像诗中提到禹治水的经验教训，就是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的最好说明。这和今天我们所说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道理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可以这样说，诗人在当时，至少没有将自然之天当作精神之天，没有将自然现象看作是精神现象——神的主宰。说明他对“天命”、“天道”表示怀疑是有道理的。
旱灾同水灾都是自然界常常发生的现象，诗中曾问道：“羿焉彃日？乌焉解羽？”这个神话是说：在尧帝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赤地千里。尧帝命羿射落九个太阳，太阳中的金乌全被射死，羽毛纷纷飘落。诗人可能觉察到这个神话乃是远古时发生过严重旱灾的一种反映。然而后来它却演绎成十日并出、羿射落九日的神话，这是否将历史事实与神话幻想混淆了呢？所以诗人要问，以便澄清。这样看来，诗中所问，事出有因，并非空穴来风。诗人成竹在胸，何时问？问什么？怎样问？均有所设计，并非“文义不次序”，更不能说“文理不通”。
再看诗的第二大部分：自“禹之力献功”至“忠名弥彰”，共66章264句。主要内容是神话传说故事和历史兴亡事件。历史兴亡事件则以夏商周为中心，兼及楚国历史及其他，大致按朝代顺序安排，中间兼有时间上的跨度和交叉，有顺叙，有倒叙，有时将性质相近或内容相似者集中在一块，连类而及，相形见义。根据这部分内容，可将其分为四个层面：
其一，自“禹之力献功”至“而黎服大说”，共25章100句。基本上按时间顺序问，是夏代政治演变的“简史”。以人物为例，他们的先后顺序是：禹、启、益、羿、浞、浇、少康、桀等，其间经历了夏——有穷代夏——夏的过程。是在说到禹时才出现，从时间顺序看是逆叙。诗中没有将尧舜放在夏之前而将其放在夏商之间，说明诗人是按照西周时期的历史系统来对他们进行时间定位的，没有按照经儒家改造后建立起来的“二帝三王”的历史系统定位。后人读此诗时，发现诗中将尧舜放在夏商之间，会误以为不合后起的历史系统顺序，因而将它视为“文义不次序”或有“错简”所致。其实并非如此，只因诗人所根据的历史系统与后起的历史系统有别罢了。
在这个层面中，主要是围绕夏代的历史提出问题，其中重点放在禹治水、启益争帝和羿、浞、浇等的阴谋、淫乱事件上展开。诗中为鸣不平，对尧提出批评，在肯定禹治水功绩的同时，也指出其不光彩的一面。诗中特别是对启代益做帝——破坏了禅让制（让贤制）事件，深表关注和不满，透露了诗人的民主意识。又提到启以后的羿、浞、浇、桀等谋夫夺妻、争权杀戮，“终以灭丧”，没有好下场，正好印证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格言。
在这个层面中，有些问题需要疏理清楚：先是按历史顺序提问，然而问着问着又突然插进了不少神话，诸如太阳中的大鸟（金乌）、女神女娲、雨师蓱翳、风伯怪形、巨鳖载山起舞……，很难与夏代历史扯上直接关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来此前曾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这则神话故事之问，因而就联想到下面一系列神话，提而问之，需要一一求证。这就是联想式的连类提问，是《天问》结构方法中的一大特点。如果不了解这种特点，自然会误以为“零乱”，是“错简”。诗中出现的这种联想，涉及面较广：有内容类似的联想，有义理相近的联想，有同一神话意象（或同一人物）异化后的联想，例如诗中先问：“鳌戴山抃，何以安之？”接着又问：“释舟陵行，何以迁之？惟浇在户，何求于嫂？”古时“鳌”“浇”同音，在神话中，“浇”乃“鳌”的人格化，他们都属于力大无比者，所以诗人问及鳌的神话时，又想到异化后的浇，连类而问之。总之，这一层面主要是问夏代历史，至成汤放逐夏桀，“终于灭丧”、“而黎服大说”为止。说明汤之得天下是得道多助，又是明君贤臣遇合的结果。
其二，自“简狄在台”至“夫谁使挑之？”共10章40句。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来问商朝历史的始末。传说有娀之女简狄嫁给高辛氏帝喾，生子契，契是商族之先祖，故这一层面即从简狄开始，问到远祖亥（契的八世孙）、恒（亥之弟）、昏微（亥之子上甲微），到成汤有灭夏之念戛然而止，以此作为后面商朝历史的前奏。这一层面所问内容，中心贯穿一个商族先王的品德问题，在他们身上已经出现过不光彩的事，本应吸取教训，却视而不见，为后来商纣王之覆灭埋下伏笔。至于商朝的始末（成汤——纣王）情况，则略而未问，而是围绕“天命无常”、“祸福难测”这个中心，将其放在后面周商之间的斗争过程中去提问，意在说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其三，自“会朝争盟”至“易之以百两，卒无禄”。共26章104句。于主要问及周族历史的同时，连带问及商朝的历史。作者所问内容较多，涉及不少人和事，纵横交错，其中有按历史顺序问的，也有不按历史顺序问的，似乎显得有些“次序不第”。细读其文，方悟作者构思意图所在，原来作者是围绕“天命无常”、“祸福难测”这个中心来提出问题的。因此，不能完全用历史顺序来看待或要求它们。例如从“齐桓九会，卒然身杀”之后，“稷惟元子，帝何竺之”之前，突然插入“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箕子佯狂”这一小段，是说商朝的事，与其前后所问的事来看，并未按历史顺序来问，看似“零乱”，实则是根据主题的需要而有意安排的。因为此前有“周幽谁诛？焉得夫褒姒？”之问，即问到周幽王以女色亡国之事，又联想到商纣王听信宠姬妲己之谗言，杀害忠良，以致自取灭亡一类事，所以采用连类而及的手法提出这段质疑。连类提问的事例颇多，且多属异代同类（或相似）事，其中：有历代君王的更替；有迷恋女色、听信谗言、杀害忠良之事；有“以暴易暴”之类的质疑；有内部争权夺利、骨肉相残之类事件的曝光……。从出现的人物看，除了周家历史谱系的后稷、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周厉王、周幽王等先公先王及末代君主外，又有商汤、商纣、秦景公、晋献公、阖庐、寿梦等君王；还有伊尹、比干、雷开、梅伯、箕子、吕望、彭祖、共工、夷齐、申生等重要人物。作者采用顺叙和倒叙相结合的手法，或列举相类事例，两两对比，相形见义，揭示历史的悲剧性事件不断重演，所谓“行善者未必福，行恶者未必祸”，正是悲剧性事件的最好说明。那些忠者被疑，贤者受压，善者遭害之事屡屡发生，其罪恶之源则是君王的昏愦暴虐，轻信奸小，导致国破家亡，身败名裂。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后果，全因政治腐败，道德败坏之类的人为因素所致，并非“天命”所定。“天命反侧，何罚何佑？”二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历代王朝的兴衰存亡并不是由天安排的，因为“天命”是反复无常的，不可信，所以也就谈不上它要惩罚谁，保护谁的问题。即如商纣王和周幽王之流的败亡，也并非“天命”所定，而是由于这些后世王孙均为享受型君王，只知满足私欲，荒淫无道，因而才导致商、周王朝走向败亡。由此可见，治则福，乱则祸。事实表明：社会生活范畴的祸与福是否降临？完全取决于人们自己，而非“天命”也。
其四，自“薄暮雷电”至“忠名弥彰”，共5章20句。细读其文，确有“文义不连贯”之感，难怪有些学者认为原文有错简，有的则“以文义相从，调整其次序”。[11]原文虽然文义不够连贯，但从总体上去审视，还是能够把握其基本精神，即围绕楚国和诗人自我而问。因为结尾以前所问，直接涉及楚国和诗人所处现实极少，所以到了诗的结尾，作者的思路自然而然地要回到楚国和现实生活中的自我。一来与作者的构思意图有关；二来与作者的情感流程有关；三来与作者惯用的结尾手法有关，这从《离骚》、《九章》等篇的结尾情况可以看得出来，其结尾大都是归结为自我情感的抒发。准此，我们不妨按照学者公认为有错简的部分，并按其调整次序后的诗句试作解析。（注：为便于疏理其结构思路，理顺其文义，说清问题，故参照别人调整后的诗句列出（依据见参考文献[11]）。）先看前八句：何环闾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荡，／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长。／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
这两章诗，是说子文和成王之事：子文是楚成王时的令尹，他的父母是表兄妹，因私通而生子文，后来与弑兄自立的成王共事，居然成了“明君贤臣”，名声远扬。对此，诗人提出质疑，揭了他们的老底。接着是下面四句：荆勋作师，／夫何长？／吴光争国，／久余是胜？
笔者以为，“荆勋作师”的“勋”字与本篇中的“勋阖梦生”中的“勋”字，意思相同，即“勋”指吴国，“勋阖”即“吴阖”（吴王阖庐），故“荆勋作师”意即“荆吴作师”，指楚吴交战。明此，则知此四句是说楚吴长期交战，为什么楚国屡吃败仗？言外之意是：这个教训难道不值得吸取吗？
以上三章诗所举淫乱、篡权和主观好战之类事，是楚国的奇耻大辱，教训深刻，值得反省。意在以古为鉴，告诫楚王需从中吸取教训，重振楚国。再看最后两章：薄暮雷电，／归何忧？／厥严不奉，／帝何求？／伏匿穴处，／爰何云？／悟过改更，／我又何言？
诗的结尾又回到诗人自我，表达了诗人的心情和期望：在失落中寻求寄托，在无可奈何之中发出感叹，以此得到自我宽解和慰藉。由于心中郁积的愤懑不平和诸多疑问得到宣泄，因而心情趋于平静，全诗也随之结束。
以上我对《天问》的结构作了一些疏理和剖析，得出的初步看法是：“文义不次序”和“错简”的地方虽然存在，然而这只是少数而局部的问题，无碍大局，也不影响其结构美。全诗的结构，基本上是井然有序的，它在主题思想的统领下，将包罗万象的问题编织其中，有经纬，有交叉，有分合，有明暗，有表层也有深层，相辅相成，相形见义，可谓巧夺天工。然而对于后世读者来说，要领悟作者的匠心所运，解读作品的结构特点，并非易事。不妨打个比喻来说：《天问》的结构，犹如“树状结构”形态那样，由一株大树的主干不断生发出许多枝丫旁叉和茂密的绿叶，纷繁交错，将主干掩盖，使人难以看清其结构的本真，因而要理清其头绪，的确需要费一番功夫。最难能可贵之处是，作者打破了单一而封闭的思维模式，而以开放型的、辐射型的诗学思维方式，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并以相应的各种手法表现之，使其“形”散而“神”不散，似“无序”而实“有序”，且能做到：全诗的章法有序，有板有眼，不失当行本色。难怪有人称赞其为“宇宙间一种奇文”。[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