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长期执政政党的比较分析(下)——执政方式、现实困境与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困境论文,现实论文,国外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执政政党的困境分析
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现代化与民主化浪潮的不断高涨，对于一党长期执政正当性的质疑和批判从未中断，在这些质疑和批判中，原长期执政的苏东国家共产党已相继丧失执政地位。近期，席卷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又导致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埃及民族民主党等相继下台。与此同时，处在竞争性选举制度环境下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马来西亚巫统也在近期的大选中受到了前所未有挑战。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政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必定有其合理性，或是说至少在某个历史时期内该政党所实行的制度政策是有效的。时过境迁，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形势，诸多长期执政政党或丧失执政地位，或面临困境挑战，其间是哪些因素所致?各类长期执政政党面临的风险与困境有哪些?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可从两个方面分析：第一，从一般性层面看，无论是长期执政政党还是交替执政的政党，无论是家族统治型政党还是法定执政型政党，无论是有限竞选型政党还是自由竞选型政党，无论是“威权体制”下的政党或“民主体制”下的政党，都面临着腐败滋生、内部分化、派系斗争等常见的“政党疾病”困扰，在这方面，不同政党之间只有程度上的差异，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第二，从特殊性层面看，与一般的执政党相比，长期执政政党有其面临的特殊困境，不同类型的长期执政政党所面临的困境也是不同的，对于埃及民族民主党这类家族统治型政党来说，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这类现代化程度较高的政党相比，将更多地在意识形态、执政绩效及满足民众政治参与意愿等方面受到挑战。反之，像日本自民党这类所谓“民主程度”较高的政党，则在政治家的“世袭”现象和党内派系“分裂”，以及制定政策的效率等方面颇受诟病。
长期执政政党面临的一般性困境。腐败的滋生蔓延。有权力就可能有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政党政治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金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各个政党竞相博弈的背后往往是金钱与利益链条的纠葛。有学者指出：“金钱和权力是政党政治的迷宫，政党政治不可能绕过这个迷宫。不少历史上颇有地位颇有影响的大党，创业之初是何等的慷慨激昂，巅峰时期又何等的雄心勃勃，到后来却这个迷宫里纷纷落马。”(17)就长期执政政党而言，一方面因其长期掌控国家公共权力，长期控制资源和利益的分配，拥有较大的腐败机会和便利；另一方面，因其有着较为稳固的执政地位和较大的政治能量，所受到的监督制约相对薄弱，被揭露腐败的风险相对较小，易导致累积性腐败。
日本自民党自1955年至1993年连续执政38年，在此期间，将日本从一个战后衰败国建设为一个经济强国，日本自民党也因其执政绩效拥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但却在1993年的大选中丧失了执政地位，一个较为突出的原因便是难以遏制腐败。据统计，自民党执政期间日本政坛的重大丑闻案不下20起，其中对自民党影响最大的丑闻是1976年的洛克希德公司行贿丑闻、1988年的利库路特公司股票丑闻和1992年的佐川快件受贿丑闻。(18)执政党的腐败严重腐蚀了其执政合法性，自民党进而在大选中失利。马来西亚巫统领袖、首相纳吉涉嫌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参与法国军购，由于金钱回扣和利益分配问题，导致一名蒙古女翻译被保安杀害，其个人形象受到严重污损。2011年，纳吉夫人罗斯玛又被指拥有马币2400万元的昂贵戒指，陷入争议漩涡。(19)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其执政的71年间把墨西哥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开放、较发达的新兴工业国家，创造了历史上的“墨西哥奇迹”，但由于革命制度党长期执掌政权，党内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固的既得利益集团，加之缺乏必要的自我监督和社会监督机制，党内和政府的腐败现象严重，包括前总统萨利纳斯及其胞兄、全国禁毒局长、墨西哥城市长、旅游部长等大量高级官员均爆出严重的贪腐丑闻。贪污腐化使得革命制度党在民众心中的认同度急剧下降，终导致竞选失败而一度丧失执政地位。
党内分裂的困扰。党内的团结和统一是政党竞争力和生命力的直接体现，政党内部的分裂和斗争将损耗该党的整体能力和对政权的竞争力。对长期执政政党而言，随着执政时间推移和执政地位的“稳固”，其组织内部特别是领导集团内部，因政治见解的分歧、权力利益的争夺和价值取向的差异而分裂的现象广泛存在。作为一个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组织，政党内部出现分歧和分化是正常现象，但如果没有一个良性的制度化处理分歧方式，这种组织内部的差异性分化会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一种非制度化的派系斗争，且每个派系有着相应的精英领袖领导，各派系之间的争权夺利将损耗政党的整体竞争力。
印度国民大会党在尼赫鲁当权期间就存在着党内矛盾和斗争，但尼赫鲁凭借其较高的党内威望和成熟的政治经验尚能避免党内的分裂。在尼赫鲁总统去世之后，国大党内各派系之间政治分歧加剧，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激化，致使国大党发生了三次大的内部分裂和无数次局部的地方性分裂，相继出现了“辛迪加派、英·甘地派、国大党(乌)派、国大党(英)派及全国阵线”等派别，各派别均由党内元老、实力人物、领袖后裔等内部精英人物领导，严重损害了国大党的组织体系和对外形象。(20)日本自民党政治内部的派系争斗最终导致了该党的分裂。1992年5月，原属竹下派的自民党参议院议员细川护熙宣布退出自民党，组建了日本新党。一年后，羽田孜派和武村正义派又分别成立新生党和新党魁党。这些从自民党中分裂出来的党派，在1993年的大选中高举“结束自民党的一党统治”的旗帜，这对自民党无疑是致命的一击。(21)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分成“元老派、传统派、革新派、现代派、技术官僚派、团结派、2000民主派、民主进步派、新民主派、批判派”等派别，各个派别之间互相倾轧、内耗，直接导致了拉瓦斯蒂达作为革命制度党候选人在大选中的失败。(22)在苏联，自斯大林发动大整肃、清洗异己分子开始，苏共党内的派别斗争愈演愈烈；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苏共党内分化呈现公开化、白热化，出现了以利加乔夫为首的传统派、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中间派和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各派别之间围绕路线问题、最高领导权问题展开激烈争夺，同时，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纷纷宣布脱离苏共领导。苏共的派别化和联邦化最终使其走上了消亡之路。
反对力量的挑战。对于执政党而言，最直接的竞争压力莫不来自于国内的反对党。虽然在有些国家的执政党通过各种方式，限制了反对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有些国家在法律上就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但事实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众政治参与诉求的日益显现，若执政党无法提供政治参与渠道，客观上就给反对党带来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不允许反对力量的存在并不代表反对力量就不会存在，碎片化、无序化、非制度化的反对力量是潜在的，一旦执政党出现了执政危机，就会给潜藏的反对派提供可趁之机。如近期发生在突尼斯、埃及等国的“阿拉伯之春”，平日被压制的反对派，就利用了国家的民生、经济危机，涌上街头，在大批民众的支持下瞬间活跃了起来。
有些国家，虽然反对党的生存空间非常有限，但若能充分利用有限的制度空间，不断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抓住有利时机，在竞选时提出吸引选民的竞选纲领，是有可能在选举竞争中获胜的。如墨西哥国家行动党，曾一度被称为革命制度党的“忠诚”反对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革命制度党的统治构不成真正的威胁，但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行动党一方面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扩大党员队伍，争取民众支持，加强同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不断批判革命制度党的政策弊端，在竞选时提出建立民主政府、维护人权、维护私有制等迎合选民诉求的主张，终于在2000年赢得大选而成为执政党。(23)另如在2011年的国会选举中，新加坡工人党采取有效的竞选策略，在大选之前就与其他反对党进行了协调，以便集中所有力量与人民行动党竞争，除榜鹅东单选区有新加坡民主联盟、工人党与人民行动党三党同台竞选之外，其余所有选区都只有一个反对党同人民行动党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票源分散。(24)由秘书长刘程强转战邻近的阿裕尼集选区，率领林瑞莲与知名台湾裔律师陈硕茂等5人团队，击败时任外交部长杨荣文的团队，使得工人党不仅保住了原有的后港单选区议席，还首次拿下了一个集选区，在新加坡历史上创下第一次由反对党攻下集选区的记录，其国会席次一举提升到历史上最多的8席。
长期执政政党面临的特殊性困境。其一，民主化浪潮对一些长期执政政党的冲击。民主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体制由“威权”向“民主”的转型进程。作为一项全球性的政治运动，民主化对于一些处在非竞争性制度条件下的长期执政政党，如叙利亚阿拉伯复兴党、埃及民族民主党、苏联共产党等，是有较大冲击的。对于这些政党来说，民主化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来自于国家内部，主要表现为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诉求与执政党吸纳能力欠缺的矛盾。政治参与的扩大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牛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民众的需求层次也会逐步提高，人们在满足了安全、生理等基本需求后，会逐渐在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方面提出要求，当这一要求得到大部分人响应后，易以组织化的形式向权威当局施加压力，这给一些长期执政党带来了挑战。埃及民族民主党之所以会在统治几十年后顷刻间丧失执政地位，本质上就是因为长期垄断政权的统治集团——穆巴拉克家族，既没有良好的执政绩效，又缺乏有效吸纳其他有组织政治参与力量的能力，导致原有的建立在魅力型领袖基础上的合法性逐渐丧失，在反对派大规模的示威和暴动下垮台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另一方面来自于外部因素的干预。一些学者早已注意到了外部力量对“民主化”进程的影响。亨廷顿曾指出：“外国政府或机构的行动也许会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地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民主化。”(25)从197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宣扬其“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以各种形式推动和扶植反对派运动，如波兰成立“团结工会”、捷克斯洛伐克成立“第77宪章集团”、保加利亚成立“支持”工会、罗马尼亚成立“博爱”工会、匈牙利成立“民主反对派”和“民主工会联盟”、东德成立了“剑与犁”组织等。(26)这些组织成为反对派的聚集地，掀起反对共产党的宣传运动。特别是波兰团结工会最终成为颠覆政权的急先锋，它先后多次发动工人罢工，代表工人与波兰共产党谈判，并于1989年迫使官方承认其合法地位，举行半自由选举，并最终获得执政地位。(27)1993年，欧共体出台的入盟标准把“保证民主、法治、人权以及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稳定制度”列在首位。1994年，北约也将承诺继续和保持“民主化”进程作为加入北约的三个标准之一。这些制度无疑是在以利益诱惑的方式给一些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28)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也是以各种形式支持埃及、叙利亚、利比亚内部的反对派。诚然，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地向世界其他地区输出“民主”，根本目的并非是其所称的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发展，而是在于实现其国家利益。同样是在中东，同样是实行独裁专制，也门并未在阿拉伯之春中受到美国的军事干预，究其原因，是因为也门独裁者萨利赫是美国在与基地组织斗争中的坚实盟友。而在波斯湾，沙特阿拉伯至今仍是一个实行王室世袭统治的最不民主的国家，但却是美国的亲密伙伴。
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化是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截至20世纪末，民主化已在世界上掀起了三次浪潮。(29)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的诸多社会主义国家法定执政党已经丧失了执政地位。近期，被视为“第四波民主化浪潮”预兆的“阿拉伯之春”又使得原长期执政的叙利亚阿拉伯复兴党、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和埃及民族民主党的执政地位或是岌岌可危，或是崩溃垮台。面对这种趋势，处在非竞争性制度下的长期执政政党如何进行自身调适加以应对，是一个急迫的问题。
其二，意识形态的衰微导致合法性流失。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及其本质作出了深刻的描述，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是广义的政治思想，是“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30)意识形态直接为政治服务，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控制工具，是为其统治行为辩护的合乎大众理性的思想规制。执政党作为统治阶级的核心代表，须将自己的思想赋以普遍的意义，将自身的阶级利益上升为全体人民的普遍利益，以全体人民天然代表的身份行使统治权。
一些长期执政政党的意识形态蜕变和失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精英主动放弃了原有主流意识形态，导致政党和民众思想上的混乱。如苏共后期，戈尔巴乔夫倡导“新思维”，在指导思想上搞多样化，不仅鼓励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而且纵容国内外对过去苏共意识形态的露骨批判，结果导致党内思想混乱，民众脑中无是非标准，苏共后期由此逐渐成为了一个“泥足巨人”，丧失了意识形态主导权。有一种观点就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效，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31)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身上，执政初期，革命制度党确立起了有效的意识形态——“革命民族主义”，长期以来，革命民族主义一直是革命制度党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革命制度党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和拥护，维护了党的团结，发展了民族经济，保住了自己的长期执政地位。然而，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革命制度党逐渐放弃和背离了这一主张，萨利纳斯提出了“社会自由主义”和“新民族主义”，过分强调经济自由，缺乏对社会问题的重视，背离了墨西哥革命的宗旨，进而削弱了党的社会基础。(32)二是统治者行为上的离经叛道导致意识形态对民众感召力的下降。如印尼专业集团，声称自己代表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认为过去的政党只代表了部分利益，因而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政党，并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跨越了阶级和种族界限的社会政治力量或运动。(33)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群众发现事实并非像其宣称的一样，统治者的腐败奢华与民众自身贫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印尼专业集团所宣称的意识形态也就逐渐丧失了对民众的感召力。在苏联，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尽管官方的报纸杂志连篇累牍地宣传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宣扬苏联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可由于人们对来自共产党人中的特权阶层的所见所闻，又有谁还相信这些宣传?(34)当共产党领导层早已“资产阶级化”，其宣传的意识形态已变成一种仪式和公式化语言，不仅对社会粘合作用下降，甚至还会成为一种对原有社会秩序的消解因素。
其三，政治敏感性的减弱和政策制度的僵化。对于长期执政政党，特别是处在非竞争性环境下的长期执政政党来说，因其缺乏制度化的竞争压力，随着执政地位的稳固，易产生精神懈怠、政治敏感性不足的问题。
苏联共产党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初期，面临严峻的内外形势，实行了一系列适时的政策制度。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军事重工业优先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政治上实行严格的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集中领导制度，在社会管理上实行“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全面管控政策。这些制度措施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不仅使苏联的工业产值在短期内跃升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而且还为后来的卫国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使得苏联在战后一度与美国并驾齐驱，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然而，随着执政地位稳固，党内领导人便开始不思进取，固守着这些过去的高效制度，结果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经济上，造成了轻重工业结构的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必需品供给严重不足。政治上，民主集中制逐渐演变成领袖个人专断与个人崇拜；公共权力演变为干部特权，党员干部演变成权贵阶层；干部选拔制度蜕变为任人唯亲、裙带关系。(35)正是苏共政策制度的僵化、固化导致了苏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
其四，民众需求刚性增长与执政绩效边际效益递减的矛盾。从执政绩效看，各政党之间的执政绩效是存在很大差异的，有些国家，至今尚处在低生产力水平阶段，还未能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而有些国家，则已经使民众过上了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生活。然而，从长远发展看，相对于民众利益需求的刚性增长，执政党的执政绩效始终是滞后的。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受教育水平提升，民众的自身利益需求在量和质的层次上都将不断提升。按照人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在满足了基本安全和生理需求后，随之而来的是渴望满足参与社会的需求、受他人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民众的利益需求在数量上会不断上升，在层次上会日益提高，进而对执政党的要求也将水涨船高。从客观上讲，各个国家所具备的资源和条件是有限的，执政党掌控和运用资源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资源和执政党能力的有限性与民众需求的无限增长趋势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矛盾和冲突。对于长期执政政党而言，或许在其执政前期所带来的执政绩效能够满足人民的利益和需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是长期执政政党仍保持着高效的施政政策，其执政绩效是否能始终满足民众刚性增长的物质利益和精神文化需求?在政治银幕中担当“主演”的长期执政政党，是否能够经受得住民众“审美疲劳”的考验?
在2011年的新加坡大选中，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降至历史新低，仅为60.14％，比历史最低年份1991年大选的61％还低。在国际社会以廉洁高效著称、在新加坡连续执政长达半个世纪的人民行动党，创造了令人振奋的经济成就：2010年新加坡GDP增长14.9％，人均GDP高居世界前列，失业率降至2.2％，老百姓充分就业，保障性住房“组屋”政策令近80％的国民“居者有其屋”。然而，良好的执政绩效并没有带来民众更高的政治支持，反而是人民对其“自恋、自傲、自满”的指责。客观上讲，人民行动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绩效都是世界一流的，但仍达不到民众的主观标准。对于长期执政的政党，无论政绩如何卓著，很多民众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对于政府工作中的具体失误，不要说重大决策失误，哪怕是些许瑕疵，民众也会要求执政党对此承担责任。(36)从本质上看，民众利益需求的刚性增长与长期执政政党执政绩效的边际效益递减之间存在着某种难以回避的必然联系。
长期执政政党的发展与转型
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政党转型的前提条件。政党是现代国家的结构性要素。执政党则是国家政治进程的主导性力量。在考虑长期执政政党的转型与发展时，有一个重要的基础性问题，就是该长期执政政党所在国家的历史阶段。这不仅是发展与转型的起点差异，也是后续道路选择和结果不同的原因所在。处在现代化初期的发展中赶超型国家，执政党往往承载着巨大的负荷，需要高度集中各项国家权力，在没有成熟的替代性力量的情况下，缺乏强大、稳定的执政党，将难以保障国家的迅速发展。有效的民主转型是政治体系民主化和转型后的民主绩效的统一，没有民主绩效而进行的所谓政治民主化是危险的。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欲望愈渐显现，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和风险，也许能通过民主化的方式得以缓解，但任何具体国家的民主政治都是有缺陷或局限的，因为有效的现代民主政治都是有条件的，需要建立在完善的政治体系、健全的法治、成熟的社会、高效的官僚机构和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之上。有些国家现阶段还不具备这些条件，而任何国家也不可能完全达到上述标准，只可能无限趋近这一标准。
提升适应能力是长期执政政党的主要目标。20世纪末，在原长期执政的苏东国家共产党相继丧失政权后，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历史的终结”观点，他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他认为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问题都已由自由民主制度解决了。(37)
然而，反观现实，在这一观点提出20年后的今天，历史似乎没有终结，自由民主制度似乎并没有像福山所说的那样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一些能称为“民主标杆”的发达国家也陷入了发展困境。2008年，在美国爆发了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导致股市崩盘、企业倒闭、民众失业。之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国家破产、政府关门，由于长期的高福利支出，不少欧洲国家政府财政吃紧。这些现象的相继出现表明，任何具体的民主制度都不是至善尽美的，并不能保证解决所有问题，往往会有各自不同的缺陷和局限。当今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主流政党已经走过了根本对立的阶段，各政党之间在意识形态、公共政策取向和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方面都愈发趋同，为获得更多的选票，各党则竞相向民众提高福利承诺，增加利益筹码，以至于国家最后不堪重负。
瞭望东方，曾饱受质疑的“威权主义”国家不但没有崩溃，反而崛起势头强劲，在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陷入泥潭时，像新加坡这类曾走“威权主义”道路的国家仍保持着高速的发展。事实说明，历史并没有终结，世界是多元的，各国的国情是有差异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并不适合全世界，只有符合客观实际的、适合国情的制度才是可行的，“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在现代化洪流中，面对上述种种困境，长期执政政党在面临挑战时，需要认真考虑和慎重选择的，决不是照搬或模仿某个具体国家的特定模式，而是如何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有效提升自身的适应能力。
衡量政党适应能力的几个维度。在亨廷顿看来，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都可根据它的那些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来衡量。(38)适应性衡量是政党和政治体制制度化程度的核心指标。
政党适应性首先体现为组织的长久性，能够在第一代领导人去世后继续存在，且领导人的代际更替有较强的稳定度。“只要创建组织的第一代领袖还在掌权，只要最初遵循程序的那些人还在循规蹈矩，该组织的适应性就值得怀疑。一个组织越是能够不时地解决和平接班的问题，领导层越是能不断更新，其制度化的程度就越高。”(39)同代领导人之间的更替不如前后两代领导人交接具政治意义，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交接属同代人之间的更替，而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之间的交接则是两代人之间的更迭。对于长期执政政党而言，若始终在第一代领袖的领导之下，其最高领导权局限在领袖家族内部，家族继承是唯一的权力交接方式，那么该政党的适应能力是值得怀疑的。
政党适应性还体现为其开发与调整功能的能力。革命型政党在其诞生之日肩负着领导革命、夺取政权的任务，在取得革命胜利后，其面临的任务则是建设新国家、创设新制度，应向建设型政党转变。在现代化初期，执政党须排除干扰，进行权力的集中，以保证效率。当现代化达到一定程度后，执政党应作出调适，进行资源的再调整和再分配，吸纳多元政治力量进入政府，满足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实现工业化一直是苏联共产党在现代化初期的主要任务，当工业化已大体完成后，检验苏共的制度化水平和适应能力就是看其能否成功进行战略转移，开发新功能、适应新形势，很显然，苏共失败了。
政党适应性还体现在其灵活性上。一套政策制度满足一段时期的需要，而新情况的到来则要求政策的更新，某些意识形态的具体表述能满足一个时代和一个阶段任务的需要，当客观环境变化和时代任务转变后则需要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执政党主动进行改革，是保持政党能力和形象的有效方式。有些时候对实际情况的变化做出貌似被动的政策调整，实则是“以退为进”的明智之举，在执政绩效衰退，反对呼声高涨的形势下，主动开放政权，将体制外的政治参与力量吸纳到体制内来有序释放，比固守阵地、暴力镇压要更为可取。在世界政党的族谱中，有些大党老党在短暂下台后，可以东山再起，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印度国大党；有些则在下台后一蹶不振，甚至在政党族谱中消失了，如一些苏东国家共产党。究其原因，似乎可以在政党的灵活性和主动改革的勇气方面进行解释。有些政党，在党内派系林立，难以维系的时候，主动进行结构调整，分化重组出新的党派，如日本民主党就是由自民党内部分化组合而来，二者的领导者几乎是同一批政治精英。这一分化重组的举动看似被动，但对自民党而言，与让他们继续在政党内部进行内讧损耗着组织内聚力相比，这一让他们之间的分歧可以诉之公开的制度化解决的方式，似乎对自民党本身，以及整个国家都更为有利。
结语
政党是以夺取和维护政权为目标的政治团体，任何一个政党都希望成为执政党，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希望能够长期执政。何谓“长期执政”?学术界并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本文在借鉴肯尼斯·格林的观点基础上提出：一个政党通过赢得选举、暴力革命及军事政变等方式取得政权且连续执政时间达到20年或者更长则可称之为长期执政。按此定义，20世纪以来，世界上出现的长期执政政党数量约为30个。本文将这些政党视为某种特定现象，从类型、困境和转型三个层面对其进行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有：
第一，从类型划分上看，对长期执政政党的分类可呈现为一个以党内政治主导力量为横坐标，以各国内部政党间的制度化竞争程度为纵坐标的理论模型。据此标准，可将三十多个长期执政政党大致分为家族统治、法定执政、有限竞选和自由竞选四个类型。
第二，从执政方式看，某些两党制、多党制国家，从现象上看似乎是不断地在进行着所谓“政党轮替”，但却有着另类“长期执政政党”的效应。如美国这样的典型“两党制”国家，长期由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执政，并事实上共同限制“第三党”的生存与发展，其实也在实现着某种变相的特定政治集团“长期执政”。而日本虽实行的是多党制，但实际上有执政机会的主要政党，大都是与自民党有各种渊源关系，同属于特定的政治精英集团。
第三，从所面临的困境方面看，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执政党，都面临着腐败滋生、内部分化、派系斗争等常见的“政党疾病”困扰，在这些方面，不同政党之间只有程度上的差异，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与一般的执政党相比，长期执政政党有其面临的特殊困境，不同类型的长期执政政党所面临的困境也是不同的。从本质上讲，民众利益需求的“刚性增长”与长期执政政党执政绩效的“边际效益递减”之间存在难以避免的矛盾。对于处在非竞争性内部制度环境下的长期执政政党而言，将更多的在意识形态、执政绩效及满足民众政治参与意愿等方面受到挑战。反之，一些处在国内和党内具有高度制度化竞争条件下的政党，则往往为了争取选票而竞相提高福利承诺，而使国家财政负担面临较大压力。
第四，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政党转型的前提条件，有效的民主转型是政治体系民主化和转型后的民主绩效的统一，没有民主绩效而进行的所谓政治民主化是危险的。面对种种困境，长期执政政党在考虑未来发展时，应不断创造和积累进行有效民主转型的基本条件，在目标选择上，绝不是照搬或模仿某个具体国家的特定模式，而是如何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有效提升自身的适应能力，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
注释：
(17)王长江：《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研究》，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第135～136页。
(18)刘金东：“论国外政党执政的主要经验教训”，《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19)黄卫平、陈家喜、刘王裔：“巫统执政危机及其探源”，http://www.ehornbill.com/ehcms/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818:kk&catid=35:2009-02-07-03-29-52。
(20)彭澎：《中外执政能力比较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316～317页。
(21)王瑜：“几个长期执政的大党丧失政权的原因”，《领导之友》，2002年第4期。
(22)(23)(32)徐世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兴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第132、137～138、129～130页。
(24)陈文、黄卫平：“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困境”，《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第1期。
(25)[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97页。
(26)闫文虎：“对冷战时期西方非政府组织在苏联东欧地区活动的历史考察”，《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年第3期。
(27)陈家喜、黄卫平：“一党体制兴衰的制度探源”，《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
(28)高歌：“民主制度在中东国家的命运”，《俄罗斯学刊》，2012年第1期。
(29)第一波民主化浪潮始于19世纪初的民主化长波到1920年为止，导致了民主在约30个国家取得了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主化短波再次使世界的民主国家的数量增加到30个以上。始于葡萄牙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民主化的速度更快，在规模上也远远超过了前两波，使得人类历史上采取某种民主政体的国家总数在世界上第一次占到了一半以上。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2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3页。
(31)李慎明：“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33)王长江、姜跃等：《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7页。
(34)李慎明：《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21页。
(35)王长江：《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
(36)黄卫平、陈文：“2011年新加坡大选的观察与思考——兼论一党长期执政如何直面竞争性选举挑战”，《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2年第2期。
(37)[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38)(39)[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10、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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