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世纪：社会主义的回顾与瞻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瞻前顾后，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1989-1991年间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被西方资产阶级视为资本主义战胜共产主义的标志，而社会民主党人则认为它标志着社会民主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断言，在20世纪崛起的共产主义也在20世纪内灭亡，并将作为最反常的政治与理性畸形物、作为古董而被载入史册。
但是，在剧变解体后原苏东国家经济形势恶化、人民失望，西方资产阶级支持在东欧掌权的右翼政党的选举中纷纷落马，资本主义在东欧站立不稳；社会民主党在西欧的衰败；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东方地平线上的崛起和腾飞，清楚地说明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出现的这个严重曲折，并没有改变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反倒使人们经受锻炼，吸取教训，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曾经发表评论告诫资产阶级说：“与马克思主义的旷日持久的竞争还未结束”，这是因为，虽然“苏联共产党政权在欧洲的垮台宣告了冷战的结束，但这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挑战也随之结束”，“再度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体制构成的挑战，会比苏联共产党政权曾构成的挑战更加令人生畏”（1992年12月14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然而，社会主义在经过苏东剧变解体这样的严重曲折以后，目前毕竟处在低潮之中。人们对于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曾经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苏联，竟在没有硝烟的和平环境中顷刻瓦解的事实，感到迷惑不解；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实行市场经济、引进外国资本等等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以及由此带来的一些消极现象，也有疑虑；对于在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换到和平与发展的当代条件下，究竟怎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充满活力与生机，用人民富裕、国家繁荣、社会全面进步来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更迫切要求得到具体的回答。
马克思主义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在经济生活和阶级关系中的表现的基础上，宣告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而摒弃社会民主主义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伦理愿望、道德需要的种种说法。但是，马克思主义丝毫也不否认正确的理论和价值观念在实现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所具有的巨大历史作用。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都有人们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理想和信念等自觉因素的参与。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对马克思主义胜利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63页）。今天，我们要走出低潮，迎接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振兴和发展，同样需要有这样的理想和信念，并用它去为人们解疑释惑、展示前景。
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和理想从何而来？从根本上说，来自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的理解，在当前来说，主要地来自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变化和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规律的理解，来自对社会主义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客观规律在当代条件下的表现形式的认识和把握。所以，为了确立这样的理想和信念，就必须认真回顾社会主义、特别是作为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总结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瞻望21世纪社会主义振兴前景。马克思历来认为社会主义应当从现实的运动中产生出来，而不是由思想家在其研究中编造出来；列宁也强调指出：“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34卷第466页）。
我们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武器，去回顾过去，瞻望未来；总结经验，主要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在20世纪诞生和发展的经验，尤其是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以及原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把它们提到相应的理论高度，以坚定信念，开阔视野，增强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二、20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
（一）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爆发的必然性
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的头一件大事，便是俄国的十月革命。
1917年，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发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把亿万群众从资本主义和封建农奴制残余的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不仅使社会主义由理想变成现实，还把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思想、运动和趋势推向高潮，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唤醒了世界各大洲被奴役的人民起来为摧毁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而斗争，从而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不太发达的国家，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会在这样的国家里首先取得胜利呢？那是由当时的时代特征和俄国的国情决定的：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各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武装冲突和战争来重新分割世界，使帝国主义阵线陷于分裂，国际资产阶级相互削弱，造成了帝国主义链条中薄弱环节的出现，从而使社会主义有可能首先在一国获得胜利；与此同时，在当时的俄国，虽然在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上、生产上的准备程度比西欧国家来得落后，但无产阶级的力量却比较先进，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毫无出路的处境，更十倍地增强了这种力量，它使俄国能够用和西欧其它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即先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权作为前提，然后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在经济上、文化上追上别国人民。“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页）。
（二）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初次显示
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苏联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从1917年的十月革命到德国法西斯入侵前夕的1940年间，苏联的国民收入增长7.15倍（同期美国只增长34%，英国增长69%，法国增长31%），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增长11倍（美国增长62%，英国增长42%，法国增长98%），苏联在世界工业中所占比重，从1913年的2.6%上升到1937年的13.7%（同期美国所占比重由38.2%上升到41.9%，英国的比重由12.1%下降为9.3%，法国的比重由6.6%降为5.7%，德国的比重由15.3%降为11.6%）。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苏联实现了资本主义国家花费了一、二百年时间才实现的工业化过程，并使苏联的工业生产水平由1913年的占世界第五位、欧洲第四位，变成占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如果与1929-1933经济危机期间，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下降37.2%（其中美国下降46.2%，德国下降40.6%），失业半失业人数达4500万，贸易总额缩小2/3，农业收入减少1/4-3/5，货币信用危机迭起，美国的整个银行信贷体系濒于解体的情况相比，苏联的发展更显示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历史证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世界历史的时代，给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道路。
（三）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20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中，接着发生的大事，是社会主义苏联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30年代初期，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下，德国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乘机崛起，它着手准备发动战争，妄图称霸欧洲和全世界，在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干涉政策”和“绥靖政策”的姑息下，它在1941年6月出动190个师、550万兵力，5000架飞机、4300辆坦克，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扬言要在三个月内征服它。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波及全球，把60多个国家，4/5的人类卷入战争漩涡的浩劫，在其中，希特勒对苏联的侵略，又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严峻考验。
以斯大林为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胜利地经受了这场考验。虽然在战争初期，由于一部分国土被占领和大企业东迁，在1941年下半年，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减少了一半，作为军事工业基础的重工业生产更是急剧下降，但苏联终究还是依靠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奠定的基础，战胜了入侵的德国法西斯。特别是在1942-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这一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空前苦战中，苏联红军在顿河、伏尔加河、斯大林格勒地区共歼敌150万，俘虏了德军元帅，使苏德战争、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乃至整个历史，从根本上发生了转折。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此写信祝贺说，斯大林格勒保卫者们的光荣胜利，“制止了侵略的浪潮，成了盟军反侵略战争的转折点”。虽然在德国入侵苏联以后，英、美就宣布支持苏联，并和苏联建立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还在物资上给予援助，但是，社会主义的苏联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希特勒法西斯的侵略的。在1941-1945年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根据租借法案，从英、美、加等盟国得到的坦克是9214辆，但在此期间，苏联自己制造的坦克达9万辆；得到的飞机是12258架，苏联自制的飞机是12万余架；得到的高射炮和反坦克炮是31265门，苏联自制的是36万门。如加上苏联在战前的武器积累和战争过程中的缴获，盟军供应的装备为苏军全部装备的2-3%。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共同赢得的。其中，在亚洲反法西斯战争主要国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1943年以后就抗击着64%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在八年抗战中，共对敌作战2.5万余次，消灭日军52万人，伪军120万人，缴获各种枪支70万支，炮1800余门。
（四）社会主义由一国实践发展成多国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极大地削弱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空前地增强了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吸引力，这导致社会主义制度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的建立，使社会主义由一国的实践发展成为多国的实践。
社会主义在东欧八国的建立，有的主要是当地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反法西斯武装斗争的结果；有的则和苏联红军在追击法西斯、进军东欧时，彻底摧毁那里的反动势力分不开。然而，即使在借助于苏联直接或间接支持下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的国家里，也丝毫不意味着在那里，社会主义变革缺乏本国的社会基础。而在欧洲以外，社会主义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建立，尤其是在东方大国中国的胜利，更是因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开辟了一条不同于欧洲以城市为中心的，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的结果。中国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使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而且由于这是在一个占人类五分之一的大国的胜利，它进一步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对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着深远的影响，因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中最重大的事件，也是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制度在欧亚拉一系列国家建立起来以后，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些国家原来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但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却获得了相当快的发展。截止1969年，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35%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工业生产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已达39%，比1917年苏联所占3%增长了十多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历史表明，正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成为制止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
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发展，也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而瓦解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100多个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成为当代世界上的重大政治力量。
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斗争，还迫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调整政策，改善本国人民的处境、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五）世界主题的转换向社会主义提出了新的课题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到70年代，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适应于形势的变化作了一些调整，特别是借助于新的科技革命，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使经济获得了比较快的发展。从1950年到1969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美国为5.4%，日本为15.45%，意大利为8.4%，法国为5.75%，西德为8.6%，英国为3.15%。这样，在1948-1976年间，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增加了三倍以上，年均增长率达6.6%，这种在较长时期内的高速增长，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如果说，资本主义在19世纪创造了有史以来人类生产力的总和的话，那么，从20世纪中期以来，它又创造了超过它自身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反之，社会主义的苏联却由于没有适应形势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致使其经济增长速度在战后反而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如苏联的国民收入年增长率在1951-1955年间为11.5%，在1956-1960年间为9.2%，1961-1965年间为6.6%，1966-1970年间为7.7%，1971-1975年间为5.7%，1976-1980年间为4.4%，1981-1985年间为3.1%，从70年代下半期开始，苏联开始丧失对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优势，从1983-1984年开始，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已低于美国。与此相适应，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中所占份额也不断下降：1970年为15.9%，1975年为14%，1980年为11.6%；到了1989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加拿大的水平，人均商品和劳务产出略高于哥斯达黎加，在世界上排到第8位。而苏联的人均消费水平则从1917年的占世界第7位，降为1990年的占世界第77位。
为什么在20世纪上半叶，在与资本主义较量中节节取胜的社会主义苏联，在20世纪下半叶，会渐渐地败下阵来呢？它首先是由苏联模式、它的发展战略所固有的缺陷所决定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建设社会主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苏联模式，是一种适应于战争与革命的世界主题的战备模式，在那样的环境里，它曾经有效地调动苏联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但在同时，它又包含有一系列缺陷和弊端：就经济体制来说，它过早地推行单一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结构，而消灭其它经济成份；它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和统一的决策机制，而排斥市场，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它还决定由国家统一调拨资金和物资，规定工资和物价，并对外贸实行国家垄断经营制。就政治体制来说，它以权力高度集中和行政强制为特征，忽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乃至出现个人专断，用专政手段去解决党内意见分歧，导致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就对外关系来说，它推行大国霸权主义，在扩军备战上耗费巨额资金，给经济带来难以忍受的沉重负担。就发展战略来说，它片面地强调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农业、轻工业落后，人民生活必需品长期短缺；它实行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经营，效率低下、浪费惊人。更严重的是，苏联领导人思想严重僵化，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种苏联模式及其发展战略绝对化、凝固化，在世界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中日益明显地暴露出它的缺陷和弊端以后，仍拒不对它作出相应的调整。
所谓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换，说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政治格局，在经历了50年代两大阵营的形成和对立，60年代三个世界的鼎立以后，在70年代以后发展成为东西南北关系凸现。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就东西之间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来说，由于世界上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这就使避免世界大战具有了现实的可能；就南北之间的经济发展问题来说，民族独立运动在革命浪潮过后，进入了从经济社会发展中争取摆脱贫困的阶段，但殖民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剥削与被剥削的极其不平等、不公正的经济关系，又在严重阻碍着南方国家经济的发展。这样，尽管暴力和冲突乃至各种性质的局部战争连绵不断，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世界仍然很不安宁，但是，和平与发展却正在日益明显地成为世界的主题。
我们所处的时代，仍然是由十月革命开辟的人类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但是，当着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的时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处和斗争的形式却都发生了变化，使它们之间进行军备竞赛、争夺军事优势的斗争，让位给了争夺综合国力的优势、特别是争夺经济和科技优势的斗争，国际斗争的主要舞台由战场转到市场，在这场斗争中，正如英国《外事报导》周刊在一篇题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文章中所说的，“赢家将不是枪炮最多的国家，而是拥有素质最好的劳动力、最高的生产率、最有才能的设计者和精明的长期投资者的国家”、“高明的战略家现在所考虑的不是导弹、战舰和坦克，不管其中一些武器存在的必要性有多大，而是尚未开发而且可能是有利可图的大市场和投资项目”（1994年10月13日英国《外事报导》周刊）。
世界主题的转换，也改变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在这一时期内的具体表现形式。它使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那种“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形式，让位给了社会主义国家用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等形式，从而吸引广大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经济因素越来越成为首要的关键因素、经济优先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潮流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具有严重的政治含义，它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引发出种种矛盾和危机，促使它们进行调整和改革，而西方资产阶级则持其在经济上、科技上占据的优势，向社会主义国家推销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企图左右其改革方向，西化和分化它们，社会主义面临新的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六）戈尔巴乔夫使改革转轨，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从50-80年代，苏联东欧国家相继对它们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这种改革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是南斯拉夫按照社会主义自治理论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在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基本框架内进行改革的苏联体制；三是实行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匈牙利模式。虽然这些改革的探索曾在不同程度上取得过一些成就，但总的来说，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甚至还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引发了一些新的困难和危机。
原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其“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碰壁后，就转向他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在1987年1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他提出了“更新”“长期被简单化和阉割”的社会主义的口号，对外则形成了以“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为核心的“新思维”；在1988年6月的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他又提出“公开性、民主化、社会多元论”三项倡议，对内揭露“黑暗面”，贬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损害共产党形象，对外则向西方靠扰，鼓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趋于接近”，并效法西方政治体制模式，转移权力中心，实行总统制；在1990年7月的苏共第28次代表大会上，他又公开举起“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旗帜，抛弃科学社会主义而改宗民主社会主义，正式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而实行多党制。戈尔巴乔夫还通过支持东欧国家党内那些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领导人推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召开圆桌会议、拱手出让政权，同时他又千方百计地把那些不按照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办事的领导人搞下台，以此去推动和影响原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劳动党改旗易帜成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民主社会党，以致最后酿成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
以1989-1991年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为标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国际上引发反共浪潮后开始的低潮滑向了谷底：在这些原苏东国家中，被“公开性、民主化、社会多元论”呼唤出来的形形色色的右翼政党和集团，在西方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先后夺权登台，社会制度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世界上共产党的数量由180多个减少为130多个，共产党员的数量减少了3000万，社会主义国家的数量由十几个缩小为几个。它也使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急剧下降，截至1991年底，英共、奥共、丹共、芬共、意共、瑞典共等宣布放弃共产党名称，荷共宣布自行解散；坚持共产主义旗帜的党如法共、西共、葡共、美共等或则党员人数锐减，或则由思想混乱而引发组织危机。在非洲，一些原来按苏联模式搞建设的民族独立国家如刚果、安哥拉、莫桑比克、贝宁、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几内亚比绍、佛得角等国家，公开宣布改搞私有化、多党制和议会制。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妇女、和平等社会运动，或则宣布脱离共产党，或则同共产党拉开距离，如拥有350万会员的意大利总工会，宣布是由以左翼政党为中心，变成民主的、以改良主义路线为基础的工会。
（七）社会主义在经历曲折后，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然而，在西方资产阶级把苏东剧变当作共产主义被资本主义所战胜来欢呼，民主社会主义把苏东剧变说成是民主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的时候，他们全都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这就是：20-21世纪之交苏东剧变以后滑到了谷底的社会主义低潮，明显地不同于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出现的19-20世纪之交的社会主义低潮，在苏东剧变中，失败、复灭的，只是苏联模式；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还在占世界人口1/5的东方大国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获得了充满活力和生机的新的表现形式，这就是由邓小平同志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同志指出：“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1页）；“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6页）；“中国稳住了，而且实现了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就显示出优越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在中国，早在50年代中期，毛泽东同志就觉察到了苏联模式的一些问题，为此，他提出要“以苏为戒”，探索一条动员一切积极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端，而且还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用解决政治、军事任务的政治动员方法去解决经济建设任务的方针政策，却使这种积极的探索走到歧路上去，导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上了通往富裕和繁荣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邓小平的创新和毛泽东的探索又有着直接的联系。邓小平同志说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
在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从1978年到1993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29%，按不变价格计算，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增长了2.78倍，城镇居民和农民的人均收入在扣除物价因素后，年均增长6.34%和8.47%，进出口贸易额从1979年的240亿美元增加到1993年的1958亿美元，从占世界第32位上升到第11位。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的排位，由1991年的第10位，发展为1993年的第7位。与此同时，我国的人均寿命在过去的一代人的时间里增加了一倍，儿童死亡率下降了75%，成人文盲减少了近2/3，自从1978年以来，1.7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处境。我国国民经济和文化的这种发展速度不仅大大超过我国1953-1978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1%的速度，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非常突出的，特别和苏东剧变解体后经济不断滑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低速增长乃至负增长的情况相比，尤其如此。当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还处在继续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在取得伟大成绩的同时，还面临着一个又一个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但是，无论如何，航道毕竟已经开通，邓小平创立的这个理论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的新的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埃菲社发表的一篇1992年年终专稿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为挽救已经解体的苏联的中央集权主义所面临的几乎不可避免要失事的社会主义大船而向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回答”，它“造成了20世纪最壮观的经济奇迹之一”（1992年12月7日埃菲社电）。它标志着社会主义正由适应以战争与革命为世界主题的早期阶段，进入到适应以和平与发展为世界主题的、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的新阶段。
三、历史的经验
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它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社会主义由革命理论和运动发展成为新的社会制度。大体上说来，在这个世纪的上半叶，社会主义的发展，主要是围绕着能不能和怎么样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展开的，而在其下半叶，则主要是围绕着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展开的，在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后，特别是苏东剧变以后，这个问题尤其突出。现在，在世纪之交回顾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的时候，我们着重于研究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曲折发展中所积累的一些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映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的规律性的经验，认真研究和汲取这些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提高自觉性，克服盲目性，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第一，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时代特征、本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苏东剧变解体后，有些人企图以此为据去否定十月革命的必然性，说它是在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客观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是“病态的早产儿”、“人工的流产儿”，是后来种种危机和剧变解体的“原罪”。
这是在重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当年攻击十月革命的老调。
实际上，早在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就考察过“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用到公社中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5-456页）的问题。进入20世纪以后，列宁又根据从资本主义和平发展到帝国主义武装冲突的时代转变的新情况，驳斥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所谓“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的指责，他指出：既然当时俄国所处的特殊形势“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它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人民呢？”（《列宁选集》第4卷第691页）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列宁的观点是正确的。反之，要是在时机成熟时，不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以此为杠杆去改造社会，就永远谈不上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总是在“社会妥协”的基础上，在使资本主义制度人道化的框架内思考变革，即使执了政其业绩也只是为资产阶级管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记录，也从反面说明了这个道理。
那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的同时，却在德国等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地区反而连遭失败，在匈牙利、巴伐利亚、不来梅和斯洛伐克，甚至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也都被颠覆、推翻呢？原因在于，尽管这些国家或地区的革命的客观物质前提比俄国更加成熟，但其革命的主观力量却弱于俄国。在那里，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或则在革命爆发时，还没有一个战斗的革命党（如德国1918年11月革命时），或则在共产党和社会党合并时，取消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如1919年3月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家时），或则不考虑这些国家不同于俄国的特点，照抄照搬俄国革命的具体策略，总的来说，是因为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当时当地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制订和执行一条切合本国实际情况的革命路线。
革命是这样，革命胜利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是这样。
如在1918-1920年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迫于形势，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小农占优势的国家，企图“用正面攻击来解决消灭资本主义的任务”，“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1921年3月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期，当着从俄国是一个以小农为主的国家这个客观实际出发，把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去，调动亿万群众的积极性的时候，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发展。
在苏联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当着人们忘记了自己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急躁冒进、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所制订的方针政策就脱离客观实际，招致经济政治等种种危机。在我国，这种急于过渡的理论和实践，也在50-60年代带来了三年经济困难。
而在70年代末期以后，当邓小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的实际出发，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以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开始呈现出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新局面。
所有这一切告诉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时代特征、本国实际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就胜利、就兴旺；反之，社会主义就会遭到挫折乃至失败。但在另一方面，提倡实事求是，又丝毫不意味着可以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那样就没有了根，就迷失了方向，就会瓦解社会主义，象苏东剧变解体时那样。
第二，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要把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和不可超越生产社会化过程严格区别开来。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进入社会主义，但是，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过程却是不可超越的。因此，这些国家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要有一个过渡性的阶段，去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等在旧社会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任务，就是说，既要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又要从物质上为社会主义本身创造前提，十月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道路上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坎坷，有相当一部分就由此而来。
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又要有一个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即不发达的阶段。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虽然也是社会主义，但却是一种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还“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要是忘记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是离开了客观实际，去制订和执行一些急于求成的方针政策，那就会事与愿违，甚至颠倒是非地把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去加以固守，而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去加以反对，从而导致阻碍和破坏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要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只有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使社会主义经济朝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向前发展；但是，又不能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去盲目追逐更大更公更纯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因为“正象不能一下子就把现存的生产力扩大到建立公有经济的必要程度一样”，也“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66-367页）。
所以，在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的论断以后，日本《读卖新闻》指出：“中国的‘初级阶段论’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也会产生刺激”，而对第三世界则“将直接产生重大的影响”；“在这些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多数都忽视国情，急急忙忙地实现了国有化和集体化。结果，连人类最基本的‘吃的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1987年11月10日日本《读卖新闻》）。
第三，建设社会主义要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有正确的发展战略。
在20世纪，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而发达国家仍然实行着资本主义制度。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一个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的迫切任务。这样，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能否坚定不移地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就成为关系着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
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战略转移的实现之所以一再受到阻碍，同如何认识和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问题直接相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以致在诸如此类因素的干扰下，人们往往忘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自觉不自觉地把社会主义归结为越来越尖锐和残酷的阶级斗争，这种错误认识，在苏联导致了肃反扩大化，在我国则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它们都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甚至排斥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
在“一球两制”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认识和处理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走上与美国争霸的道路，在长期内，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扩军备战，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建设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国际上有一种舆论认为苏联是被美国的军备竞赛拖垮的，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但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丝毫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可以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由于在国际上，帝国主义西方世界始终想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在国内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在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力量还弱于资本主义，不靠革命的专政是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防止不了腐朽东西的死灰复燃、沉渣泛起的，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这更是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问题。事情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讲四个坚持，不能不讲专政，这个专政可以保证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
集中主要精力搞经济建设，还要制定切合实际的发展战略，这同革命战争年代要有正确的战略一样。我国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也曾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但由于发展战略失当，还是失败了。苏联在长时期内没有从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实际出发，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也是其经济发展缓慢、效益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经常改革的社会，并且把改革具体体制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统一起来。
恩格斯早就说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失了，矛盾还存在着，为此，在十月革命后提出了改革的任务，提出了进行系统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698页）；斯大林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合论，并把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混为一谈，这就取消了改革的任务、堵塞了改革的道路；毛泽东冲破了无冲突论的束缚，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要求不断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但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和经验不足，他没有能够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在另一方面，实践又证明，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的经济体制，也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还需要通过改革具体的经济体制等等把生产力解放出来。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138页）。
在中国进行改革的同时、甚至以前，原苏东国家也曾掀起过一波又一波的改革。那为什么中国的改革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而在原苏东国家却导致了剧变解体？问题的症结在于改革的性质、方向和轨道截然不同。我国的改革是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制统一起来，使我们的改革既包含有一定范围和程度的革命性变革，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归结起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而我国的改革开放又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开放。反之，当戈尔巴乔夫用什么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的“新思维”，用什么公开性、民主化、社会多元论去“更新”“扭曲变形的社会主义”的时候，他就已经由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转到了改宗民主社会主义的轨道上去，摧毁社会主义了。正是这种改变改革的性质、方向和轨道，成为促成1989-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发生的这个严重挫折告诉人们，必须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社会主义的运行机制和具体的经济政治体制区别开来。因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优于资本主义，而把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凝固化、绝对化，那就会导致僵化，使社会主义逐渐丧失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越性；反之，因为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存在种种缺陷和弊端，而否定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大搞社会主义的自我丑化、自我否定，那就会把改革搞成根本抛弃社会主义制度而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倒退。
第五，社会主义国家要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一种更高类型的社会制度，它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当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处时，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吸收和借鉴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因为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之外，没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之所以不断下降，在先进科技上同西方的差距逐步拉大，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的指导下，它关起门来搞建设，没有通过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交往，吸取新科技革命的成果去发展经济的缘故。
在这方面，在思想认识上需要澄清的一个界限是，在发挥社会主义固有优势的同时，吸收和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并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也不会让社会主义重新回到资本主义去。至于外国资本，本来从性质到作用都是资本主义的，但在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共同富裕而不搞两极分化的前提下，引进的外资也是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的方法，去发展生产力，也并不意味着象戈尔巴乔夫所说的那样，似乎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就只有“互相丰富的交流、健康的竞赛、共同发展与共同创造”，“无论在政治中，还是在意识形态中都要取消‘敌人形象’”了（戈尔巴乔夫：《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剧变解体中，西方资本主义所起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作用，清楚地说明了，即使在世界主题转换为和平与发展的情况下，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改变的也只是共处和斗争的形式：过去，资本帝国主义想拿武器战胜社会主义，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它搞和平演变，和社会主义国家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对外开放，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的时候，又必须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挫败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德国《新德意志报》在一篇思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的文章中，曾经锐利地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同东德和俄国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改造的途径‘较温和’，而且主要在于中国的政策的目的不是复辟资本主义，而是利用资本推动社会继续进步。”（1994年9月30日《新德意志报》）
实行对外开放，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方法，还要正视由此带来的资本主义腐朽东西等消极要素，防止它们蔓延开来，冲击社会主义制度、甚至使社会主义变质成为资本主义。为此就必须实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
第六，要解除把计划和市场看作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观念的束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计划体制下，苏联经济从20-30年代的迅速发展到70-80年代的增长速度不断下降，说明既有的计划体制只适用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结构简单、建设规模小和发展目标单一等社会经济条件，在这些条件变化后，计划体制的内在缺陷和弊端就逐步暴露，从总体效率来看，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对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进行改革，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为此，从50年代到80年代，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就此进行过探索，但那种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的观念，在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始终没有找到把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结合起来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方式。
而象我国大跃进时期那样采用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的办法去发展经济也是不成的，因为这种用解决政治、军事任务的方法去解决经济任务的办法，不仅不能促进、反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国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逐步摆脱过时观念的束缚，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在苏联东欧剧变解体、经济不断滑坡的情况下获得举世瞩目的快速发展。
但社会主义国家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方式，并不意味着要取消计划调节和宏观调控。相反地，由于市场经济具有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因而，使市场经济健康地发挥作用，恰恰要求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社会主义国家把市场经济当作发展经济的手段，也不意味着要照抄照搬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性之外，又具有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特性，这就是以共产党为领导，以公有制为基础和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这一切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处理整体和局部、长期和近期、计划和市场、宏观协调和微观搞活、刺激经济效率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关系等方面，可以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做得更好和更有成效。联合国《1993年世界经济调查报告》在对比中国和原苏东国家的不同作法以后，强调指出：“大规模走向私有化的绝大多数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等前苏联衍生国家将继续面临经济大滑坡，并已出现社会动荡迹象”，反之，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并没有大规模实行国有资产私有化”，“尽管财富积累似乎是企业家的主要动力，〔中国的〕事实说明创业精神与私人拥有权并无必然的联系”。所以，认为市场经济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种种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
第七，要坚持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方针。
社会主义和其它社会形态一样，也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体。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要是不重视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就必然要对经济的发展起阻碍甚至破坏的作用。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坚持全面发展的方针，就是说，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必须使政治与经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获得协调的发展。在这方面，原苏联和我国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都有极其深刻的经验教训。
在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中，社会主义民主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政治上就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政权和各项企事业的权力，以及对权力进行民主监督的现实可能，以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然而，自从十月革命以来在欧亚拉一系列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却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对于社会主义民主宣传和实行得都不够，制度上也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以致未建立起可以有效地防止个人专断、破坏法制的权力监督制度，使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的有些社会矛盾，不能得到及时、正确的处理，而不必要地激化起来，酿成种种危机；又使戈尔巴乔夫可以利用危机，独断专行地把改革的方向和轨道转到抛弃社会主义而恢复资本主义去。邓小平同志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适应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
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又丝毫不意味着要去照抄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的多党制、议会制和三权分立等资产阶级民主。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页）。原苏联东欧国家之所以在1989-1991年间骤然剧变解体，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因为戈尔巴乔夫从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中错误地吸取教训，大搞资产阶级民主的结果。布热津斯基在得悉苏联将修改宪法第6条，搞多党制以后，曾经发表文章评论说，“戈尔巴乔夫正在离开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传统，而按照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传统办事”，他“选择了民主化混乱”，“各种各样的组织将会应运而生，随着苏维埃权威的不断缩小，沙文主义将会增多，而容忍性将会下降，这将会带来动乱和越来越无法调和的要求”（1990年2月19日美国《新闻周刊》）。在戈尔巴乔夫决定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搞多党制以后，1990年在苏联就出现了9万多个非正式组织和500多个大都旨在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政党。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一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既要适应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着眼于从各个方面去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去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及各种相应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又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区别开来，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
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十分重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尽管精神文明说到底是由物质文明而来，它的发展也要由物质文明为它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但精神文明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对于物质文明的巨大的制约作用：它为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无论在原苏联，还是在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靠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靠了共同的理想和铁的纪律，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夺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的。反之，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解体，也首先是因为它们在搞多党制的同时，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听凭盲目推崇西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任意泛滥，造成群众思想迷惘，失去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信念和信仰，特别是因为它们的领导层自身的社会主义信念崩溃和解体的缘故。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是“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
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这两个方面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发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要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
第八，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成功和挫折的曲折发展说明，决定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使社会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有成功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原苏联东欧国家之所以会剧变解体，复辟和倒退到资本主义去，关键性的原因，也在于在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战略的压力和影响下，那里的共产党领导人推行一条模仿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错误路线，或者蜕化变质，严重地脱离群众的结果。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而党要实施正确有效的领导，就必须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必须适应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从各个方面不断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把党建设成为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为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作为执政党：
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既不应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又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和本国实际结合起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
在政治建设方面，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政治，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既不照搬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
在组织建设方面，要十分重视干部的培养和提拔，尤其是中央和各级领导核心的建设。要建立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以完备的制度保障党内民主的发展和民主基础上集中的加强，形成统一认识、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使党成为团结的、有战斗力的整体；
在作风建设方面，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群众路线，坚持不懈地开展党风建设、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建立和健全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更深层次的经验教训是，要重视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
上面讲的八个问题，都密切联系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尤其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理解。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这个问题。在原苏联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也都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从深层次上来回顾和思考20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就要十分重视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尤其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事物的本质，是在事物的运动发展过程中，通过现象的逐步暴露而渐渐展开，并为人们所认识和掌握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什么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性？也只能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在总结社会主义成功和失误以至失败的经验教训中，逐步为人们所认识。在这里，重要的是，社会主义者要自觉地重视这个问题，要解决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地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研究这个问题。
自从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由理想变成现实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围绕着如何夺取政权、怎样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不断地反思和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多次曲折反复，特别是随着对新情况的研究和新问题的解决，这种总结逐步深入，越来越接近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但是，只要社会主义还在继续发展，这种总结经验、深化对规律的认识的过程就不会完结。本文对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叙述，也只是根据对现在情况的认识所作的探讨，今后这个方面的研究，也必将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而继续深化的。
四、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前景
（一）各派政治力量对社会主义的未来的预测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和思潮都在对社会主义的命运进行预测。例如，代表西方资产阶级的观点的，有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类》一书，他认为苏东剧变标志着资本主义和民主已经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目前将进而建立一个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一个由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新的世界秩序；而布热津斯基则在1989年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中宣称共产主义气数已尽，世界正在进入历史上共产主义之后的阶段。十分明显，西方资产阶级把苏东剧变解体所标志的那些国家共产党领导推行的错误路线的破产，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最终失败了。而后，布热津斯基在1993年的《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中，他又惊呼今天的世界更像是一架用自动驾驶仪操纵的飞机，速度连续不断地加快，但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完全可能发生剧变而失去控制，引起大规模的政治动荡和哲学上的混乱。代表原苏联东欧国家一些共产党人的观点的，有1993年3月召开的苏共第29次代表大会，它宣称“目前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共产党需要重新夺取政权，首先在俄罗斯恢复劳动人民的苏维埃政权”，他们期盼着在苏东剧变解体的“隧道的尽头是社会主义的复兴”。除此之外，还有代表民主社会主义观点的西欧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在1990年创办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的国际论坛，它发表《纲领性声明》预测社会主义未来的命运和面貌。他们认为在新的工业革命在人类生活中引起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一个（以知识和信息为新的基本生产资料的）新的占有者阶级，它将努力使自己成为新的统治阶级”。与此同时，一些西欧社会民主党人以“新的迂回方式”来重新阐述全民党的问题，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将面对多层次的技术社会，为此应放弃“以劳动为中心的”和“经济主义的”观点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唯一革命主体论”，而以对社会的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为出发点，去设想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的主体，转向社会主义主体的多元性。代表传统左派观点的，有美国纽约《每月评论》社在1990年出版的《从左派的观点看社会主义的未来》文集，它认为“不能把苏联模式的失败看作是社会主义难以实行的证据”，“只要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就不会消失”，“虽然创造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批斗争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获得成功，但历史不会倒退，它将宣告社会主义——不论以什么名义——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时候不会灭亡”。美共领袖格斯·霍尔更强调说，虽然从短期看，苏东剧变是一个倒退，但从长远看却是前进了一步，“它将有助于建立一种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代表西方新左派观点的，有英国《新左派评论》在1991年发表的《倒塌之后——共产主义的失败和社会主义的未来》文集，它认为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两者在把国家和集权化的官僚政治当作社会进步的关键性杠杆方面都投入过多。未来的社会主义必须更深地打破地方根源而且有更广阔的国际地平线的见解。“第四国际”的曼德尔也认为，在生产力和资本的国际化的基本趋势，不可避免地导致阶级斗争的国际化的情况下，“要么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建立，要么是死亡”，“社会主义世界联邦是唯一可能的未来解决办法”。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批判学派”的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在1993年第14期上刊载多国学者论证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的文章，他们或则主张保留资本主义劳动市场及其运动方式而以政治民主作保证，或则主张赋予劳动者以管理企业的权利，而限制、调节和取消资本市场，或则主张在对资本主义金融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前提下，在企业中实行由政治权利来协调的股东、企业人员和用户三方的共同管理，或则主张把计划和市场在民主领域结合起来，或则建议用税收所提供的资金建立公共信息渠道，最终导致资本市场的取消，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条件。“分析派马克思主义”代表罗默在1994年发表的专著《社会主义的未来》，认为社会主义不是死了，而是需要现代化，而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搞市场社会主义。他主张把市场看作是人造体制的复杂网络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在有才能的个人中间组织竞争的最低限度的结构，这样，市场就可以和社会主义并存，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代表获致平等的最好希望，他提倡一种把市场体系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结合起来的新模式。
在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都来研究和预测社会主义的未来，这件事本身就说明社会主义远不象西方资产阶级所说的那样似乎已经完蛋了，而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中仍然存在着的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当然，这形形色色的对社会主义未来的预测，由于其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有别，因而是十分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瞻望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呢？
科学的理论和实践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工具，立足于现实去回顾过去，瞻望未来。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思潮、作为运动、还是作为制度，都首先是针对着资本主义的弊端，并作为其矫正物而出现的，因为资本主义创造出了为它的私有制框架所无法容纳的社会化生产力来，发展出了它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资本主义的桎梏中解放生产力，解救被剥削的劳动大众。在过去，社会主义思潮、运动，都是这么产生和发展的，在20世纪上半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中国和其它十几个国家也是这么诞生和发展的，它们都是整个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矛盾尖锐的结果和产物。所以，西方资产阶级把社会主义说成是什么违背人性、因而是被强加于人类的什么“强制性乌托邦”，那是毫无根据的。
那么，现在怎么样呢？
（二）当代资本主义面目已非、本质依旧
现在的情况是，20世纪中叶以来，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的调整，使得当代资本主义看起来“面目已非”；但是，由于这种调整终究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是一些有限度的局部调整，因此，它只能缓和、而远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当代资本主义“本质依旧”。在所有制结构方面，由垄断资本主义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当代垄断资本的社会化程度，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是，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私人垄断资本；在人和人在生产中的关系方面，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用多种形式发展了有工人参加管理的“经济民主”、“工业民主”，使工人产生了某种参与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工厂企业内部的冲突，但由于这种制度毕竟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实行的，因而它并没有根本改变工人在企业中被剥削受奴役的雇佣地位；在分配关系方面，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了范围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从摇篮到坟墓地实行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因贫富两极分化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为经济在社会稳定条件下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这种收入分配上的调整，又毕竟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趋势；在上层建筑领域，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用国家干预去调节经济运行机制以后，创造了比完全的市场机制更为有效的手段去协调和管理社会经济，但在私有制基础上实行的国家干预，又毕竟不能使资本主义经济消除发展不平衡和比例失调。正因为这样，尽管这些调整，使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在50-70年代的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获得了比较快速的发展，却并没有能够象西方资产阶级所预期的那样，把资本主义引入生产力可以无限发展的“新型文明”，恰恰相反，在最近二十多年来，它的经济危机频繁发生、滞胀现象普遍出现，前些时候还陷入经济衰退乃至负增长之中。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新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和加深
当代资本主义并没有克服它所固有的基本矛盾，现在，这种矛盾正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
首先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两极分化的进一步发展。以美国为例，从1947年人口普查局开始记录以来，贫富两极分化一直在扩展。如果说，在1980年时，350家最大公司的董事长、正副总经理的年均工资和普通工人的年均工资相差20倍的话，那么，过了5年之后，这个差距就拉大到了40倍；从1963年到1983年的20年间，占家庭总数10%的富裕家庭，在私人总资产中所占比重由58.4%，上升到了64%，（其中，占家庭总数1%的最富有家庭拥有3.1万亿的财产，年收入5030亿美元），而占家庭总数90%的普通户所占比重，则由41.6%下降为36%；现在，在美国，生活在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达3930万，占总人口的15.1%，仅1992年到1993年间，就增加了130万，所以，法国作家菲力普·拉巴德十分辛辣地讽刺说，“人们不断赞扬美国开辟就业的能力，而忘记了这种著名的就业机会的一半以上的受益者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菲力普·拉巴德《赤条条的资本主义》载1994年12月29日法《世界报》）。而靠领取食品券维生的人，也由70年代的占人口总数的2%，上升到90年代的占9.27%；无家可归者700万，没有医疗保险者3970万。应当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的情况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在西欧，生活在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以下者8000万，无家可归者300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欧洲人均收入最富、百万富翁比例最高的德国汉堡，恰恰又是靠社会福利救济为生者的比例最高的城市。
其次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严重的失业问题。由于经济衰退再加上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失业现象日益严重。例如，在1993年，美国的失业率为7%，有890万失业者。欧共体成员国平均失业率为10.5%，2000万人无事可做，其中有一半人失业已达一年之久，1/3的人从未找到工作，在长期失业者中又有一半已停止找工作。严重的失业问题象定时炸弹一样，不时引发社会震荡。当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企图用裁员和减薪等办法来解决失业问题时，就在1993年10月间，从比利时到意大利，从葡萄牙到德国、法国、西班牙等一系列国家相继引发出总罢工和游行示威。
再次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问题。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由于面对着旧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再加上基本套用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轻视农业和忽略人民基本需要的满足，因而一再陷入艰难的经济困境。如果说这些国家的收入在1850年时占世界总收入的63%，那么，到了1978年就只占17%；在1965-1975年十年间，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增长了1300美元，发展中国家只增长20美元，而3/4的发展中国家只增长了1美元，在1960-1970年的十年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由28倍扩大到33倍。当前，由于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其价格大幅度下跌，致使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所负外债从1970年的1000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1.35万亿美元，仅利息每年就得偿付1700亿美元。所以，联合国贸发会议1993年发表年度报告说：“从总体上看，欠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1990年下降了，1991年再度下降，1992年没有什么好转，1993年的前景也不太光明”。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中，现在大约有5亿人每天没有食品保证，每年约有1500万人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死亡。
再次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原苏联东欧国家之间的矛盾问题。在苏东剧变过程中，有些人曾竭力把事变发生的原因和治疗方案统统归结到民主问题上，有的甚至把苏东剧变的性质说成是一场“补偿”被苏联政权人为地阻碍了其发展的资产阶级民主的“革命”，他们竭力用资产阶级民主的神话去煽起人民群众的幻想。于是，在一段时期里，资产阶级民主概念被浪漫化到使人无法辨认的程度，成了一种政治万应灵药，似乎在实现了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的更迭，实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以后，西方社会的物质福利和高消费就会自动降落到原苏东国家中来。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陶醉，给苏东人民带来的却是令人头痛的烦恼。美国一位作家在考察这个过程以后，发表文章说，1990年使世界得到关于民主的三个教训，并告诫人们要防止陷入对民主的三种误解之中。所谓三个教训是：“民主不是一个出色的经济教师”，“民主限制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有时也会摧毁这种权力”“民主并不总是在制造新的血液”；所谓要防止的三种误解是：“民主定会带来繁荣”，“民主带来稳定”，“民主意味着多数统治”（肯尼思·奥金克洛斯：《忧虑不安的时代》。《民主的限度》，载1991年3月和1992年1月美国《新闻周刊》）。
原苏东国家在剧变解体以后，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些教师爷指导它们用“休克疗法”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改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指望经济从此步入繁荣，可是，实际上带来的却是生产的不断滑坡：从1990-1994年，俄罗斯国民生产总值连年下降。1994年，它的工业产值还不到1990年时的一半，其中机械制造业的产值只有1990年水平的40%，基本建设投资只有1990年时的25%，三年多来生产水平下降一半的这个幅度，已经超过了卫国战争四年中23%的下降幅度。就东欧国家来说，从1989年到1993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的下降率，保加利亚为40%，罗马尼亚为32%，斯洛伐克为28%，捷克、匈牙利各为21%，波兰为15%；1994年，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经济还在继续下滑，即使在经济有所回升的波、匈等国，社会经济形势也仍然十分严峻：如匈牙利的财政预算赤字就在一年中由1997亿福林剧增到3500亿福林，人均外债高达2600美元；波兰的失业率高达16%，有300多万的失业大军。在目前的东欧国家，70%以上的居民感到生活不如剧变以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达到总人口的20-30%，在保加利亚更达到了68%。
在苏东剧变解体的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政客还曾许诺给予大量援助，似乎只要政权一更迭，大批的美元、马克、日元将源源不断地涌向这些国家。然而，人们得到的却是失望超过希望。奥地利和慕尼墨经济研究所曾就西方援助原苏东国家的新“马歇尔计划”分别作过估算。为使东欧各国和独联体的年经济增长率达到5-7%，东欧国家需要750亿—2750亿美元援助，独联体国家需要1840亿—5700亿美元援助。然而，在实际上，以俄罗斯为例，在西方原来许诺的430多亿美元援助中，有132亿后来决定不给了，108亿是很快就要还本付息的短期借款，150亿是拖延期偿还外债的，用于振兴俄罗斯经济的仅为40亿，它远远低于俄罗斯每年流到国外去的100-200亿美元。在这个问题上，事情正如一位南斯拉夫作家所写的：“如果指望世界资本的维护者会迅速提供外汇援助，那纯粹是幻想！因为他们的利益和利润高于一切。他们的兴趣实际上只能是建立殖民关系，攫取廉价的工厂、原料和劳动力，今后还将获得销售其产品的重要市场，为此还运用长期消耗的策略，其后果（工厂倒闭、饥荒和失业）对他们是有利的”（约·拉基切维奇：《不是美元，而是饥荒——政权更迭给东欧国家带来了什么？》，载1990年12月22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布热津斯基这样来描写原苏东国家的人民群众从这些挫折中感到失望和绝望的情绪：“快速私有化所造成的社会困难和经济贫困，非常有可能引起大规模的政治上的动荡不安”；“生产和消费大幅度下跌，极度的通货膨胀和日益增多的失业人数”，使得“为数越来越多的贫困群众憋不住要对极少数的新贵豪富发泄怨恨”；“对民主口号不再着迷和对新的经济秩序失望，正使人民更加渴求某些新的真理”——“国家至上的民族主义”、“一种新的法西斯主义的形式”。然而，在实际上，就整体来说，那里的人民群众正在经历一个痛苦的反思过程。在一些东欧国家中，有些由西方资产阶级扶植上台执政的右翼政党，在议会选举中相继被赶下台来，或者如西方报刊所说的“资本主义在东欧站立不稳”（1994年6月12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所载《列宁的事业兴旺：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东欧站不稳》一文），这种现象的一再出现，作为一个标志正好说明了，那里的人民群众正在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绝不是他们真正的未来这样一个真理。正是这样一些因素，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原苏东国家之间的矛盾重新活跃起来；而随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咄咄逼人地要把其成员国范围扩大到东欧地区、乃至独联体成员国，俄罗斯更品尝到伴随着苏联解体而不得不缩小边界线的滋味，于是俄美之间在苏联解体后建立起来的“伙伴”“协调”关系又进入到为各自的利益而横眉冷对的“冷和平”状态。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尖锐的矛盾。主要是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日美之间围绕着争夺市场和贸易战等问题而展开，威胁着西方联盟的巩固的矛盾摩擦，一些国家因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而爆发内战和国家间的局部战争。而对着所有这一切，在苏东剧变解体以后，欢呼资本主义已经胜利地建立了什么公正、和平的世界新秩序，显然是十分鲁莽可笑的。事情正如法国《世界报》在一篇题为《资本主义也不行……》的文章中所说的，“穷人和失业者越来越多，在世界最富的城市中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当地球上的部分地区特别是非洲正陷入极度贫困的时候，作为发展支柱的美国和德国也出现了严重的动荡”，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本来就只能依靠它固有的不平等和非正义才能生存下去”，“资本主义远不是什么和平和进步的源泉，它是依靠冲突来维持的”（1993年3月18日法国《世界报》）。正是因为觉察到了这个残酷的现实，布热津斯基惊呼失去控制的全球混乱。只不过布热津斯基是一位不懂得社会发展规律的唯心主义者，被他看作世界因为“没有明确目的地”的加速飞行而导致的失控和混乱（布热津斯基：《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序言”），实际上正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新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和加深的表现，而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则为生产的最全面的社会化，从而也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进行着最重要的物质准备。到了资本主义不再能在自己的制度框架内调节矛盾、平息危机的时候，它就将产生深刻的震荡、社会爆炸。
（四）社会主义将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吸引广大群众
在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这种发展趋势正被当代资本主义仍然无法解决自己的矛盾所再次证实。但是，要使这种趋势变成现实，也还要靠社会主义国家在成功的改革实践中，充分发挥出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以及由此产生的强大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在这方面，邓小平所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在发挥着自己的影响。根据邓小平的倡议，我们党制定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部署：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实现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比较富裕的生活。第一步的目标已经提前实现，目前我国人民正在奋力实现第二步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亚洲周刊》认为，“这是两个世纪以来中国第一次在正确的方向上稳步前进”（1994年3月16日《亚洲周刊》载《处在十字路口》一文）；德国教授海纳·温克勒说，“由于中国，世界经济面临划时代的力量消长变化”，“西方垄断的末日已可预见了”（温克勒：《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载1993年8月3日《新德老报》）；意大利外长、经济学家安东尼奥·马蒂诺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可能是我们时代最激动人心的”，甚至“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成功”（美联社1994年11月5日北京电）。就连布热津斯基也在惊呼西方世界失控混乱的同时，不得不承认“从总体来看，必须说中国取得的成绩是极为令人钦佩的”，“假定社会基础结构和个人收入与经济增长速度同步改善，中国很可能会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特别是被苏联各共和国的人民，看成是一个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模式，可以用它来代替已宣告失败的共产主义制度和西方式的建立在自由市场基础上的民主制度”。（布热津斯基：《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第四部分第三章“全球不平等现象”）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实行的又是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到21世纪中叶，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全面进步的，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就将屹立在世界的前列。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6-196页）；“这不但是给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
说中国的改革搞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提供某些经验，丝毫不意味着其它国家可以照搬中国的模式和经验，因为每个国家的基础、历史、所处环境等等都不相同，各国只能按自己的实际办事，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参考，却绝对不能照搬，墨守陈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当前，除中国之外，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在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曲折中站稳脚跟以后，也正在采取重大措施和步骤，以适应于世界形势的变化。他们或则调整政策，从行政集中统包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国家宏观调节、微观自主经营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或则改变过于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允许个体经营和兴办合资企业；或则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组织整顿，惩治腐败，扩大民主，从而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人，在总结苏东剧变解体教训的基础上，摸索着在新的条件下复兴社会主义的道路，有些共产党人提出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把政权重新转归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有的则致力于打击极右翼势力，把他们拉下马来，以便为探索社会主义的复兴创造良好的政治气候和社会条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在经历了苏东剧变的冲击波以后，也在进行各个方面的调整，努力克服在理论上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在战略策略上脱离本国实际和广大群众，以及在组织上党内民主不健全、排斥不同意见等失误和弊端，制定把马克思主义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战略和策略，在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重新活跃起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人，在发展民族经济，提高人民生活的基础上，争取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有的党已在组织上发展壮大，有的党在政治上已执掌政权。总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从苏东剧变解体中经受锻炼、吸取教训以后，正力图从低谷中走出来，继续向前发展。
马克思主义不是算命先生，但却完全可以根据现实的发展趋势断言：尽管面对着暂时处于优势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在21世纪还会遇到新的困难、矛盾和挑战，甚至还会在曲折的发展中付出相当的代价，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发展到在它的制度框架内无法调节和消解的地步，随着社会主义日益显示出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争取摆脱贫困、摆脱不公正经济秩序的斗争的发展，21世纪将迎来社会主义振兴和发展的新高潮。
社会主义在21世纪无疑将面对新的形势、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21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无疑将把马克思主义与新的实际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使社会主义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的新经验、新范例和新形式，为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更为广大而辉煌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
虽然道路是曲折的、漫长的，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终究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是人类社会美好未来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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