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教授与中国社会学(四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中国论文,教授论文,郑杭生论文,四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耕耘结硕果 桃李舞东风
——试论郑杭生教授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三个贡献
● 郭星华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2)
〔提要〕作为一个学者，著书立说、创立理论并形成学派，是终其一生的追求；作为一个中国的社会学家，在本土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的理论与方法，结合当代的社会现实，创立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是其梦寐以求的抱负。郑杭生教授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历史使命感和学者良知的社会学家。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评述郑杭生教授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贡献。
〔关键词〕郑杭生/社会学/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K82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637(2006)03-0004-02
一、创立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
中国社会学的恢复和发展，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几乎是同步的。随着改革开放序幕的拉开，社会学的研究与教学开始全面恢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并取得丰硕成果，社会学的研究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并结出累累硕果。郑杭生教授从社会学开始恢复不久，即涉足社会学研究领域。
郑杭生教授是文革后第一批国家公派留学的学者(1981年赴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留学)，这使他有机会较早地直接感受到中国与西方的差异、较早地直接接触到西方的社会学思潮和理论。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亲身经历者，他目睹了文革期间的社会动乱和人性丑恶一面的展示，深感社会稳定、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他一方面借鉴孔德关于“秩序与进步”的社会学思想；另一方面开发我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学术传统，逐步开始形成自己的社会学思想。
回国之后，他一边积极筹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一边深入思考、著书立说。从1985年开始，在此后长达20余年的社会学研究与教学的生涯中，终于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为创立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概括起来说，郑杭生教授的社会学理论有以下两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完整的体系化。郑杭生教授先后提出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既各自独立成篇，又互相关联、浑然一体。作为一个学者，能提出一个新颖的观点已是不易，创立一个结构严谨的理论就更难。郑杭生教授勤于耕耘、精于思考、不断深入，从而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二，鲜明的时代性。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发展，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这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这是一个见证中国走向辉煌的时代。作为经历过十年浩劫的郑杭生教授，对这一点感受尤其深刻。他提出的每一个理论都与中国社会的变迁紧密相关。
他创立的社会运行论，是基于对乱世的切肤之痛，试图探讨一条如何走上社会良性运行之路。在社会运行论中，他不仅对社会学对象问题提出了自己全新的见解，厘清了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与区别，而且全面论述了社会良性运行的条件与基础，系统地探讨了社会运行的机制。社会转型论，则是他在对当代中国大变革现实的仔细观察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于20世纪80年代末最早提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社会转型”等概念，试图用这些社会学的理论来概括中国内地社会的巨大变化①。他大力提倡的学科本土论，既是对20世纪30年代我国学者社会学中国本土化追求的传承与延续，又是在新时期全球化的背景下，他的一种新的思考。他创立的社会互构论，毫无疑问是他对目前中国社会出现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一些新变化而作出的更深入的思考，以及尝试性的解答。
二、致力于社会学的学科建设
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的社会学教学与研究曾经中断了20多年。社会学在中国复建之初，面临两个重要的问题。其一是社会学的学科地位问题，其二是社会学的教材建设。
对于第一个问题，当时主要的疑惑是：我们有了历史唯物主义，还要社会学干什么？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是什么关系？社会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作用？郑杭生教授在精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熟悉西方社会学的基础上，对于这个问题作出了十分精彩的回答。他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形态：革命批判性的形态和维护建设性的形态，并明确指出：“社会学是关于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②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不仅仅需要革命批判性的形态，更需要发挥维护建设性形态的作用。郑杭生教授当时的一系列论述，为消除极左思潮对社会学发展的恶劣影响，为社会学学科地位的确立与稳固作出了重大贡献。
对于第二个问题，编写一批高质量的教材，对于开展社会学的研究与教学是必不可少的。在重建社会学的初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甚至没有一本公开出版的社会学教材。直到1984年，才在费孝通先生的主持与指导下，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国解放以来的第一部社会学教材——《社会学概论(试讲本)》。此后，我国出版的社会学教材如雨后春笋，呈百花争艳的局面。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郑杭生教授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初版)，以及之后在此基础上增删、修改、更新的《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初版，2004年最新版)。这本教材在众多的社会学教材中独树一帜，以郑杭生教授“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的观点为理论主线贯串全书，结合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全面地、系统地介绍了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并根据课堂教学的反映和社会变迁的新情况，对章节安排、教学内容不断进行调整，使之成为当前版本最新、发行量最大的社会学教材，并多次获得国家级奖励。作为这本教材的主编，郑杭生教授付出了许多心血，他所起的主要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除此之外，郑杭生教授还对社会学学科建设作出许多重要的贡献。譬如，他曾多次在报刊上撰文或在各种重要会议上，为社会学的学科地位鼓与呼，让更多的人了解社会学、接受社会学；他也曾身体力行地深入海南、贵州、云南等边远乡村，进行实地调研，既为自己的理论注入鲜活的实证材料，也为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做出了典范；他还曾组织学术力量，并多次亲自到河北定县(今定州)进行实地考察，以延续李景汉先生(1895～1986)1933年所作的定县调查。这不仅体现了郑杭生教授对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尊重，也体现了他十分重视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更体现了他关注中国农村70多年来的变迁，以便从中描绘农村变迁的轨迹，找寻农村变迁的规律。
总之，郑杭生教授20多年来，致力于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他的贡献不仅是理论上的、舆论上的，也是实践上的。甚至可以说，他所起过的历史作用和正在起的现实作用，是旁人难以替代的。
三、培养社会学人才
正如郑杭生教授自己说的，“我深信，一种学术观点，只有成为学术共同体的共同的观点时，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③。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系的创始人，他深知在现代社会不再是以前手工作坊式的学术研究，而是学术群体式的合作。他以宽厚的长者胸怀、深邃的学者魅力和严谨的师长风范，在他的周围团结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共同的追求和共同的学术理念，使他们走到一起，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共同努力。其中的李强教授、李路路教授等等，在共同的学术探讨中逐渐成长，现在都已经成为社会学界领军式的人物，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以郑杭生教授为首的学术团队的不懈努力下，创立于1984年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和社会学系，在2004年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被评为全国社会学学科的第一名。
学术团队中另一支重要的力量就是研究生。郑杭生教授自1986年开始招收攻读社会学硕士学位的研究生，1994年开始招收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他对学生既是严肃的导师，也是宽厚的长辈，为培养学生他可谓是敬业尽责、呕心沥血。他对学生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先学会怎样做人，再学怎样做学问”。他是这样说的，也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来教育和感召学生。即使在他承担繁重的行政工作的时候，他也总是每周抽出半天的时间，与学生一起探讨学术问题，有不少思想的火花就是在这样的讨论中产生的。在郑杭生教授的精心培育下，他的学生中有不少已经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作出了出色的成绩，如葛延风对“三农问题”、医疗改革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成为国家有关决策部门的决策参考，也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与赞誉；如曾获得过“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优秀学位获得者”称号的张建明，现在已经担任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再如获得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的洪大用，现在已经成长为年轻的教授、博导，成为在社会学界引人注目的年轻社会学家。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固然有个人努力的因素，同时也是郑杭生教授辛勤培育的结晶。
作为一个中年转研究方向的学者，郑杭生教授在短短的2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所做出理论创新、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这三方面的贡献，都是十分了不起的。作为他的学生和学术助手，我除了感到钦佩和尊敬之外，也感到无形中有一股力量鞭策我前行。
正值恩师郑杭生教授70寿诞之际，谨以此文作为贺礼。并祝郑杭生教授及夫人宫延华女士健康长寿、全家幸福！
作者简介：郭星华(1957-)，男，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法社会学、社会控制、研究方法、社会失范等问题。（北京 100872）
注释：
①参见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页。
②郑杭生：《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光明日报》，1985年7月29日第3版。
③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自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建构中国社会学理论的新形态
● 刘少杰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2)
〔提要〕郑杭生教授的三部著作《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应用》，最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三部著作共计250多万字，包含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表的学术论文、学术报告和学术评论等，完整地反映了作者20多年的学术历程演进和学术思想发展。如三部著作的书名所示，贯穿其中的核心是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而书中阐述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则使这个核心得到了充分展开。
〔关键词〕郑杭生/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C19-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637(2006)03-0006-02
中国社会学自20世纪80年代初重建以来，在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等方面都获得了快速发展，其学科地位和学科功能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中国社会学之所以有如此快速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对社会学越来越热切的需求，在于社会学直接面对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从现实中获得了展开自己的能量，而且也为现实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郑杭生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充分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学同中国社会现实的这种互动共进的关系。
“社会运行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中国刚刚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生活混乱无序、恶性运行的历史教训，寻求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地良性发展，不仅是党和政府面对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中国学术界急需回答的历史课题。郑杭生总结“文化大革命”和古今中外历史教训，借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实证社会学关于社会秩序和社会运行发展的理论，概括出社会运行发展的三种类型：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中性运行与模糊发展、恶性运行与畸形发展，并对社会运行条件、社会运行机制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研究。
“社会转型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它首先是对中国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生活发生日益深刻的结构变迁的重要理论概括。如郑杭生所论，时至80年代末，中国社会越来越清晰地展开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发展过程，无论是个人的身份地位、行为模式，还是社会分层状态和运行机制都发生了性质和形式的变化，现代化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理想目标，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实践过程。郑杭生在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特点、形态和运行方式等问题作出具体考察基础上，对社会转型这个含义模糊的概念作出了清晰界定，并提出了“社会转型度”和“社会转型势”两个使社会转型理论展开充实内容的基本概念。
“学科本土论”的一系列观点阐述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不仅与纪念中国社会学形成百年的活动有关，而且也同关于中国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的深入研究有深刻联系。虽然同西方社会一样，中国社会也要在一定的秩序中展开自己的运行过程，也要从农业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现代社会变迁，但是社会秩序的形式和社会运行的机制，社会转型的方式和转型的途径都有很多重要区别。因此，尽管西方社会学家对这些问题有许多深刻论述，但是他们的社会学理论并不一定能够有效地解释中国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中面临的问题与矛盾，必须建构植根于中国社会生活的社会学理论，才能对中国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作出更充分的理论概括。
“社会互构论”是前三个理论的深化发展，郑杭生对这个理论作了这样概括：“社会互构论以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为研究主题，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学具有的基本的和核心的地位为基础，通过对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具体研究，着力理解和揭示了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加速推进，人们的生活方式、关系结构和社会组织模式所发生的转换和变迁，并解释和阐述了这种转换和变迁的总体过程和重大现象的本质。”① 可见，社会互构论不仅抓住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而且将之作为社会基本问题开展深入探索，触及到社会学思维方式、概念框架、方法原则和价值评价等一系列根本性的理论问题。
上述清晰地表明，郑杭生20多年来为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作出了持之以恒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理论建树。回顾中国社会学自严复、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开始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不能不承认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是中国社会学发展自身、致用社会的根本大事。严复的“合群进化论”、康有为的“去界大同论”和梁启超的“化育新民论”，这些作为中国社会学发端的社会学理论，虽然用西方实证社会学的标准来衡量尚不算作“规范的”社会学理论。但是，正是这些同中国学术传统和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的理论观点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掀起了阵阵波澜，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启蒙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史开启，都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而使中国社会学在其发端之初成为表征中华民族时代精神、揭示中国社会根本弊端、呼唤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中心学科。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学在中西文化的深层交汇中进一步以中国社会现实为根据，建构了一些既有中国本土特点，又能同西方社会学对话、接轨的新社会学理论。梁漱溟的“文化冲突论”、潘光旦的“位育中和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等等，都是在民国期间产生的揭示社会深层结构、启示民族意识和推进社会进步的植根于本土的中国社会学理论。正是这些有中国本土意蕴的社会学理论，才使中国社会学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影响，西方人才知道中国有自己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学思想。
20世纪80年代，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发展迅速，大量的社会学教学科研单位在较短的时间里建立起来，不断设立的研究课题和不断壮大的研究队伍，使中国社会学展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社会学在快速发展中却出现了明显的理论滞后现象。一方面，大量的经验研究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或明确的理论前提，以致许多课题重复开展，缺乏学术的积累性和递进性②；另一方面，简单运用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很多经验研究往往是对某些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的粗浅证明，对处于深刻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生活的解释常常流于表层。
轻视理论思维或理论建设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其中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把社会学看作“经验学科”的普遍认识。在中国社会学界，很少有人怀疑社会学是“经验学科”这个判断。事实上，不仅社会学不能是“经验学科”，而且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可能是“经验学科”。道理十分简单，停留在经验层面上的观察与思考，不仅不能成为具有一定概念范畴和理论构架的学科，甚至连保持思想观点连续性和学术传统承继性的学术研究都谈不到。直接存在的经验都是个别的，只有用理论来概括和整理经验，经验才能显现出普遍性，而此时的经验已经不是直接存在的经验，是具备一定理论形式的经验。
孔德最明确地提出要立足经验事实开展社会学研究，并据此同传统哲学划清界限。但是，孔德从来没有认为社会学可以停留在经验层面上，相反他一再强调，社会学在观察经验事实的同时，必须保持深入的理论思维，必须用深入的理论观念才能把握经验现象的本质。孔德指出：“科学，实实在在寓于现象的诸规律之中，事实本身不管它是如何真实、众多，也只为科学提供必不可少的材料。然而，通过考察这些规律的恒常功用，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真正的科学，远非单凭观察而成，它总是趋向于尽可能避免直接探索，而代之以合理的预测，后者从各方面来说都构成实证精神的主要特性，正如整个天文学研究将会令我们清楚地感受到的那样。”③“这样的预测，是不断发现现象之间的关系的必然结果，它绝不会把真正的科学与虚妄的博学混淆起来，后者机械地堆砌事实，却不想对此加以演绎推断”④。可见，孔德十分明确地认为社会学不是仅仅停留在观察经验事实层面上的“经验学科”，而是必须用深刻的理论揭示社会现象本质规律的社会科学。
孔德没有因为强调社会学的理论性而模糊同传统哲学的界限，在他看来，社会学同传统哲学区别的本质不在于是否坚持理论思维，而在于是否坚持了相对性，他指出：“社会学的唯一特性就是它的相对性。”⑤ 孔德所谓的相对性，就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或特定的时间地点中开展社会学研究，而这种研究的结果——社会学的理论观点也就具有直接同人们的历史条件相统一的相对性或具体性。而传统哲学理论以形而上学自居，它可以不受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它追求的是超越历史条件的抽象普遍性，因而它的特性是绝对性。
概言之，孔德不仅强调社会学要上升到理论层面上展开自己，而且认为社会学的理论是在特定条件中产生的并受特定条件限制的相对性理论。如果承认孔德作为社会学创始人为社会学确立的这个原则，那么则意味着，社会学家不仅要建立理论，而且要面对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生活实际，建立具有一定时空限制的社会学理论。
由此而论，郑杭生面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际，深刻分析中国社会运行条件、机制和类型，概括中国社会转型特点、模式和趋势，建构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社会互构论，既体现了中国社会学家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为之努力的根本追求，也实现了孔德等西方社会学家为社会学确立的根本原则，即植根社会生活实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建立有民族特色的亦即有区域相对性的社会学理论。
郑杭生的三部著作内容丰富，不仅有作者以深刻的理论思维概括出的许多新概念、新理论，以积极而广阔的学术视野对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新思考、新主张，而且还有立足于国际学术前沿同当代各种流派的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开展的广泛对话，读者可以从中明确地领略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新形态的理路、构架和意义，并由此而被引入一个宏阔而深邃的思想空间。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学面临空前有利的发展机遇，中国社会学如何抓住机遇有效发展自身？这是每一个业内人士都应当深入思考并积极回应的问题。从郑杭生的著作中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没有理论的思考一定是浅薄的，而没有立足现实生活、缺乏特色的理论一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努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是中国社会学的追求者们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
作者简介：刘少杰(1953-)，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社会学理论、经济社会学、城市社会流动。
注释：
①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0页。
②参见刘少杰：《中国社会调查的理论前提》，《社会学研究》，2000(4)。
③④孔德：《论实证精神》，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页。
⑤孔德：《论实证精神》，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1页。
社会学的时代感、实践感与全球视野
——郑杭生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兴起
● 杨敏
(中央财经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081)
〔提要〕本文通过郑杭生的四个社会学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的内涵、要义、特征，从一个侧面探讨了时代感、实践感和全球视野对于社会学理论的构建和更新的根本性意义，展现了郑杭生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兴起，及其思想的推进与中国社会学步入成年期的内在关系，并对“四论”的学术贡献和发展前景给予了评论。
〔关键词〕社会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
〔中图分类号〕C91-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637(2006)03-0008-06
郑杭生教授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应用》三部著作的出版，是中国社会学界的一个大事件，也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意味着，作为一种研究理路和学术思潮，“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与构建”的真正兴起、成型和确立，并向当代中国和现代世界展现自己的理想和风貌。
自郑先生的社会学学术生涯开始以来，就将“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与构建”作为执著不舍、引领推进的一项事业。在上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中国社会学取消后重建，面对西方社会学的逼人强势，理论流派繁杂林立，学术传统悠久源远，由是“理论构建”被默视为西方学者独有的资格和“专利”。因之，郑先生的学术抱负遭遇到的问题首先是，中国人能否创建自己的社会学理论。
事实上，这也是中国社会科学所普遍面对的一个问题，而不独为社会学界仅有。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国际关系等领域，智士英才不可谓不多，但对自己理论的追求却鲜有设想和尝试；甚至史学领域，虽中华历史举世著称，却没有产生过像样的史学理论，堪与文化形态学(汤因比)、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等)、谱系学(福柯)等比肩；及至当代哲学，迄今唯有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其后再无他论。无怪有人酷评：中国大学的教授只能“解释别人理论”、“跟国际潮流”、“想不出自己的东西”①。近日，钱学森、丘成桐等对中国的教育、研究，亦发出中肯责言。
郑先生当年面对的，正是这种心理、思维及至人格的社会常态，却毅然选择了一条“另类”学术道路，担当起了理论创建的重任，以一部“社会运行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先河。此举亦可视为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发展新里程的开端——它打破了国人一向熟视无睹、听任放纵的一种心态、一种俗性陋习、一种学术僵局。自其以往，理论创建的疑虑和惰性开始消逸隐遁，“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与构建”的思潮已然崛起，并逐渐蔚为传统。
然而，理论创思何以可能？这项事业何以持续？直至今日，先生依然在不断寻求和给出新的回答。观视先生“四论”，其中逻各斯(logos)之深韵，或可曰：社会学的时代感、实践感、全球视野。
一、时代的想象与穿越
20世纪80年代，“社会运行论”问世。这是一个终结漫长时期的标识：它对中国社会学能否有自己的理论这一历史悬念，永远画上了句号；也是一个开启更长途程的宣示：它揭开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与构建的史章。
“社会运行论”立言的基点在于，它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独特阐释。此前，社会学自19世纪中期始创，经历了经典时期直至当代，关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均未能从根本上予以明白的揭示，以致这一点成为了社会学继续发展、特别是中国社会学重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中国社会学要在社会学世界格局中博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就必须对这一问题给予富于创意的、合理的回答。先生当年正是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也因此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视为社会学的全部研究的依据、可能性和必要性之所在，视为中国社会学理论的构建和站立的起点。
诚如米尔斯所言，当代历史的事实同时也是每个男人与女人成功或失败的故事②。每一个社会学家都不是历史的例外，他们也是生息、活动于社会世界的万千常人中的一员。然而，社会学的研究则要求，社会学家必须超越个人生平的视界，跃出自我直接体验的具体限制，使自己的个人化经历的述说和书写，放置于更大的社会结构现象和事件过程的背景之中，“将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这两者放在一起认识”(米尔斯)，促成某种理论的想象及穿透力，并通过富于创意的学术表达和陈述，社会学理论的构建成为可能。“社会运行论”的基本思想——“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正是对于社会的事件洪流与个人的生活历程的交织融会和相互跨越而形成的结果。
“社会运行论”首先是对社会学理论关于现代性的思考和反思的提升。它揭示了社会学理论从其创生直至当代，尽管研究范域因时代的变化而呈现游移转换，但研究指向始终是恒定不变的。在古典时期的“工业化时代的社会学理论”中，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反映了在现代性变迁、社会劳动分工、阶层和群体分化急剧推进的时期，极端的个人自由对于社会秩序的威胁，表达了社会系统对于秩序和均衡、稳定的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则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和人的异化，展现了对于新的社会形态及其运行秩序的构想。显然，如何重建和维持工业化过程的社会稳定与和谐，是古典社会学中的一个经典设问，如特纳所言，尽管每一位思想家提问题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我想他们都问及了类似的一些问题：社会为什么和怎样成为可能？什么使社会联结到一起？什么导致社会变革？③ 在成熟时期的“民主社会的社会学理论”阶段，帕森斯在其社会行动的结构理论中，对个人的可整合性和社会整合的可能性作了系统阐述，建构了个人的行动自由与社会的和谐稳定相一致的理论模型；其他如社会冲突论、社会交换论、符号互动论、常人社会学、现象学社会学、社会批判理论等，虽然它们各自的立场不同甚至对立，理论形式、观察角度、设问方式等也有很大区别，但所关注的中心议题仍然没有脱离社会的秩序与个人的权益的相互关系及协调问题，所以亚历山大作了这样的归结：正是个体的自主性使‘秩序’成为问题。正是这种秩序问题使得社会学成为可能④。
“社会运行论”也是由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历史性事件的体验和感受给予提炼，所凝成的社会学理论表达。郑先生通过对社会现象洪流的透视，总结了建国以来经历的种种曲折，归结出了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的三种基本类型，即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协调发展、模糊发展和畸形发展。这三种类型对于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两者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工具性意义，因为，这三种类型提供了使社会运行研究得以展开的具体模型。通过模型的运用，一方面，能够厘清社会“运行历程”和“发展历程”的基本脉络，在理论上给予理解和解释；另一方面，可以集结各种有意义的社会事件和细节，形成经验性的描述和刻画。实际上，正是“社会运行论”对于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双重意义，贯穿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运行的三种类型和五大机制、社会指标理论、社会运行状态的评价原则、人的全面发展等等方面，是这一体系性的社会学理论具有持久活力和广泛影响的重要根源所在。
总之，“社会运行论”聚焦于现代社会之大疑问和社会学研究之根本问题。诚然，自现代以来，社会世界不断在演替和变迁，个人生活也充满跌宕和起伏，风险与机遇互生，失落与希望交替，社会运行的条件和机制也繁复多变，而公平、正义、和谐亦难有一劳永逸的答案。然而毫无疑问，每一个时代都必须面对着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考问，每一个具体社会也在孜孜寻求自身如何能够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答案。正因如此，在时代的演替变移之中，在社会生活和个人历程的流光溢彩之中，对于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探求和阐释，正体现了社会学的多重品质——“一”与“多”、变与不变、理论范域的多样性与研究指向的恒久性——相依互成的道理。这也是“社会运行论”中的logos，这一理论具有与社会世界和现代生活相似的独特资质，并宣示了社会学家应有的特殊禀赋——灵动而沉滞、透彻而厚重、锐利而包容、刚韧不替而又无形无象。由是，先生也告诉了我们，从社会世界的常人迈向理论社会学家的途径。
“社会运行论”具有“启蒙”和“解放”的双重含意。上世纪80年代，它以时代的、民族的、本土的风貌向当代中国、向现代世界展现了自己，中国社会学的“理论构建时代”也就此开篇。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学的独立意识、责任感和创业精神也为之唤起，从此迈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此意义上说，这一理论也开启了中国社会学的“精神解放时代”。自此，“理论构建”和“精神解放”一直存显于“社会运行论”的实践之中，启迪了新的学风，垦拓出新的研究范域，培固了学科地位，润育了众多学子。今天，“社会运行论”已在学界汇为一股思潮、聚成一个流派、凝为了一种学术传统。
迄今，先生虽已有“四论”，但仍将其开创的门派喻为“运行学派”，足见“运行论”始终独得先生深爱。究其缘由，若论开源拓荒，建定基业，启育后人，融聚新论，“四论”之中功德卓著者，非“运行论”莫属。
二、实践的揭示与解释
社会理论首先是针对确定现代性形貌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的兴起所作出的一种反应⑤。社会学对于社会生活的感受力决定了理论的构建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末，郑先生形成了他的第二个理论——“社会转型论”。这一理论是对“社会运行论”思想的进一步承续和拓展。
“社会转型”着力展现的，是我们时代社会生活的现代性变迁。对于这一宏大过程中人类生活和组织模式发生的巨变，有的学者以“断裂”来描述(如吉登斯)，旨在凸显“生活于现代世界的人们与生活与先前社会和各个历史时代的人们之间的差异，同使他们于久远的过去得以联结起来的那些联系相比，意义更为深远”⑥。与之相比，“社会转型论”对现代性有自己独到的研究和阐释：它展示了现代性进程的既断裂又连续的特征，如作者所言，“社会转型论”是一种新型的现代化理论，社会转型即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和现代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既相互矛盾、对立，又相互依存、吸收⑦。因此，“社会转型论”提供了一种分析和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现代社会是持续推进的现象，通过这一过程，社会不断变得“更加现代”；这一过程是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和连续，是从传统的持续脱出、向现代的不断转变；断裂本身就是一种持久性的连续过程。
“社会转型论”聚焦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经验过程，对这一过程的各个方面从社会学理论上给予了表达、刻画。这一理论的显著特点可以称之为“实践的揭示与解释”。
首先，这一理论提供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一种经典刻画：从1840年开始，中国大致经历了低速期、中速期和加速期这三个不同的转型阶段，中国社会也由殖民化(外族入侵)引发的外源型现代化的起步，经过冷战时期的内向型发展，进入到了1978年以后的社会改革与开放，从理论上再现了中国社会运行对现代性的一系列回应，再现了一个在现代世界体系之外特立独行的“中央帝国”，如何汇入了世界体系，成为现代性之全球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进程。这种理论的俯视效果，将宏大变迁过程以及具体事件尽览其中，从而确定了观察、分析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现状的基本研究框架。
“社会转型论”尤其对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高速推进着力予以研究，涉及了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轨，社会结构变迁和重组，描述和分析了“身份体系弱化，结构弹性增强”，“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体制外力量增强”，“国家与社会分离，价值观念多样化”⑧，以及利益格局转型(社会资源的配置、社会分化、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等)，社会控制转型(组织控制、制度控制、价值评价等)，社会支持系统转型(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无偿救助和服务、社会支持主体等)，文化模式转型(主文化、亚文化、反文化的关系，中国文化模式的转型过程等)，以及农村社会转型实证研究、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问题研究，等等。
同时，“社会转型论”从两个基本方面——社会转型的整体状况和社会转型的能力、态势、发展趋势——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从中提炼出了社会转型研究的两个基本范畴——转型度和转型势，这两个基本范畴构成了社会转型研究的基本骨架。由两个范畴的进一步分解——转型度的五个次级概念(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向度)，转型势的三个相互联系的概念(转型域、转型势位、转型势级的不平衡性)⑨，等等。如此，这一新型的社会学理论所提供的框架和方法，能够应对现代生活所产生的宏大驳杂、繁复流变的表象，使深层结构和过程之中隐匿的真实性得以显现出来。运用深入的理论分析、通过大量的经验研究，“社会转型论”真实地见证了当代中国的变迁，对社会转型加速期予以了几乎全景式的展现和刻画。
“社会转型论”深沉的实践感，使“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汇合为一体，它时刻在警醒中国社会学的责任，也赋予了其本土特色的依托，如郑先生所言：“研究这个转型过程，回答转型过程面临的种种课题，不仅是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且也是它安身立命的根基。”“中国社会学必须植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具有中国特色。能否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如实地反映和理论地再现这个转型过程的主要方面，是中国社会学是否成熟的标志。中国社会学离开转型社会的实际，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⑩ 多年来，“社会转型论”对这一时代性题域的发掘形成了中国社会学的主导性研究框架，几乎所有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社会学理论观点和实证研究，都是与之相联系的。社会转型研究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学成长与成熟的一个标识，也是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表达和知识积累的重要方式，以至可以说，当代中国社会学是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知识体系。
“社会转型论”的底蕴在于，理论的陈述必来自实践的事实，而且，正因其是实践的，才可能成为理论的。理论与实践的这种一体性，从两者的成长关系来说尤其是这样：具体的实践总是局部的、分割的，特定的理论也有其覆盖限度，但也因此，社会学理论与生活实践形成了彼此助推的关系，两者共同穿凿和跨越了一道又一道解释与应用的障栏。所以，德勒兹的观点是悲观的，他如是以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要局部和零碎得多，因为理论是“区域性的”，理论的实践应用是“变动的、弹性的”，必会“受阻、碰壁”。相比之下，福柯的思考更为彻底，因为他主张，理论并没有表达、反映、应用于实践，它本身就是一种实践(11)。“社会转型论”本身就是实践的，对于“实践的揭示与解释”正是其深蕴所在。
“社会转型论”仍然在与中国社会的转型实践齐驱并进。转型的激烈推进使社会生活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具象——体制转轨、经济市场化、文化变迁、利益结构重组、阶级阶层变化、收入分配差距、社会不平等、弱势群体的存在、社会福利与救助的各种困境、人口老龄化、农村与农民问题、生态环境恶化、社会风险化，以及人权、公共领域、社会认同、社会建设、社会和谐面临的挑战，等等。这些问题向我们揭示了现代性的另一面——“社会进步”的事业常常意味着无数的代价和付出，意味着难以言喻的艰难抉择和痛苦放弃。
由“社会转型论”的实践感，郑先生概括了社会学的深层理念：“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在此，理论的宏阔质性完全超越了经验的狭隘性，社会学家的高远抱负与平民情怀也相互衬显。从中既可以听得出对社会阴暗和不平的慨叹，也可以体会到对富足丰裕、和谐生活的向往。所有这些都向我们传达了，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先生的心怀，无时不在至深至切地注视着当代中国的社会运行，关怀着中国人的现实生活。
三、全球视野：中国社会学之世界镜像
“社会学学科本土论”是对一个新题域的开拓，表现了中国社会学对自我历程的认识和分析。这种自我对象化的剖析，与自我的对话和质疑，对自我的体系、结构、因素、过程的回视和展望，以及全面性的重新判断和评价，展现了中国社会学步入成年的特征和风格。
“学科本土论”这种社会学的自我对象化探讨，是以现代性的相互依联的两个侧面——本土化与全球化——为背景来展开的。从现实性上说，现代性本身就是本土化的。迄今为止，现代性变迁总是发生在具体的社会空间范域之中的。因而转型过程的种种社会现象，如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与传统社区和乡村终结，经济市场化过程的推进与习俗和生计经济形态的衰落，社会分化、分层、流动的加剧与先赋身份制度体系的解体，等等，都不可避免地形成本土社会的个性化表达，这使现代性进程获得了各个本土社会的具体性、差异性、特殊性。同时，从世界范围看，现代性又是全球化的。“走向现代”开启了社会、个人、组织、以及国家、民族迈向全球的时代。当资本积累逐步跨出了欧洲经济世界和国际经济体系，世界经济体系也随之成型，现代性也跃出了欧美地缘，进入了非欧美国家和地区，开始了以资本的面貌征服和改变辽阔的“异邦”的过程，这使得现代性呈现出全球进程的普遍性、共性和一致性。在新的地缘空间和社会人文条件下，西方现代性模式的地缘文化理念和内涵被摒弃，其原有特征和形式也发生了重大转变，现代性具有了繁复多样、异彩纷呈的非西方形貌，也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路向和广阔前景，真正开始了由欧美走向全球的过程。
在“学科本土论”中，通过这两种视域的切换与交汇所形成的题域，在理论的高度上展现了社会学的世界格局和全球之旅：
“学科本土论”展示了社会学本土化的宏大过程，这一过程通过“地区性到世界性”的发展阶段，以世界各国社会为具体“化域”逐渐拓展；这一过程是“外来社会学与本土社会实际相结合”，可以追溯到学科发展的古典时期，这一趋势在当代仍然有增无减；这一过程也是“学科和现实”密切联系的积极建构，无论是欧美社会学还是非欧美社会学，都具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特点；同时，社会学本土化呈现出非均衡的发展状态，这一过程形成了强势身份与弱势身份、主流地位和非主流地位。这种过程性的分析揭示了社会学的包容和互动、超越和创新的学科品质。
“学科本土论”阐述了社会学世界格局的思想。社会学本土化过程型构了欧美社会学与非欧美社会学这两大基本的结构要素，“社会学世界格局”的“结构”基础得以形成，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学在“格局”或“体系”中的结构性“势位”也得以确定。这一分析暗示了，一种不平等的世界学术身份体系的存在。由此，郑先生的社会学世界格局的观点拓宽了社会学本土化的思考空间，展现了社会学本土化的世界互动、全球传播和积累的本质特征，凸现了各国社会学发展所具有的体系性意义，并勾画出了社会学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状态。
“学科本土论”涉及了作为世界体系现象的社会学，其各结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欧美社会学对非欧美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学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非欧美社会学的成果也促使欧美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进行自我反省和检讨。正是通过各国社会学的碰撞冲突、融通互构的关系与过程，社会学改变了原有的单一和僵硬模式，获得了异彩纷繁、形质多样的特征。所以，“学科本土论”揭明了各国社会学面对的世界性学术背景，无论是欧美社会学还是非欧美社会学，都必须对社会学的全球扩展予以积极的回应。所谓积极回应即意味着，各国社会学根据本土社会现实与文化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来选择自己独特的回应方式，也意味着知识的累积和学科的成熟，各国社会学必然超越本土和本土化、走向国际化和全球化。
“学科本土论”的重要意义还在于，阐明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过程的主题正在于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建构。因为，通过学科的世界格局，中国社会学获得了自我之镜像，形成了关于对象化自我的透视和分析，中国社会学因之发现了自己、领悟了自我，这就促成了创新理论、更新方法的某种必然。正如郑先生明确指出的，本土化——国际化——全球化是世界各国社会学发展的基本趋势，当然也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总体趋势；本土化和国际化是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相依不离的两个方面，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即社会学的中国化问题”，也即使外来的社会学发生转变，使之在解释、说明、应用等方面适合中国的情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气派或特征。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建构是实现从本土化、国际化走向全球化过程的根本依托。
“学科本土论”深入分析了，中国社会学积极建构自我身份和地位、自立于世界社会学界的首要基点，在于锻造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和方法，其中，理论研究的突破是推进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关键之一(12)。在中国社会学从本土化走向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具有本土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建构是一种根本性的发展方略，唯其如此才能够建立起基本的独立性和学术身份，形成自我知识传统的培育和累积，进而在形成本土特色的过程中超越本土特色，成为世界社会学知识体系中的独特的组成部分。
在一个漫长时期里，中国社会学一直处于一种晦暗不明的境地中，将自己置身于世界社会学体系结构的“边陲”，从“中心”——西方社会学——那里获得思考、讨论、研究的话语、路径等等，以本土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模仿、复制、再现或论证来自“中心”的话语、路径等，这种本土社会的学术“再生产”机制，不断延续了中国社会学对西方社会学的学术依赖。与之完全不同，“学科本土论”注入了一种逆向思考方式，它指明了在社会学的全球旅程中，中国特色社会学在东方的兴起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事件——这一事件促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社会学知识体系。因此，“学科本土论”的探讨不仅揭明了中国社会学身份处境的暧昧性，而且逼问我们的选择——是否还将听任这种状态的持续下去，同时也考问我们的勇气——是否敢于在未来博取中国社会学的无量前景。
四、理论创思的重新集结
“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既立，郑先生在中国社会学界的地位已经确定，若以“功成名就”而论，亦不为过。而先生却笃信，社会学的理论事业“永远会有值得每一代人进行再探索和再尝试的领地”，并且，此言于他本人亦不例外。因之，这种“对创新的真诚选择”敦促了理论创思的重新集结，形成了跃出既有境界的力量，把成功不断置于自己的身后，迈向新的有待开垦的理论空间——“社会互构论”正是这种选择的结果。
“社会互构论”的底蕴来自于现代性的“不安息”。现代性就是没有“现在”，是不停地流动、转变、演替。一旦驰入现代性的里程，整个社会生活就贯穿和体现了这一质性，不断形成新的问题。正因如此，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成为了“社会互构论”的一组论题。
中国社会现时正在加速从各种新旧传统中脱出，这促使中国社会学面对着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在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上，一向以来，社会屈从于经济的法则，经济发展不是服务于社会，而居于了社会生活的支配地位上，成为了社会和人的异己力量，因而如何才能引领和掌控经济运行，使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发生根本转变，使社会和人回复到应有的地位上来，就成为了一项具有时代性的课题；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在很长时期中由于经济发展需要的牵引，社会沿着“对抗自然”的路向越行越远，低技术、复制型、高耗低效的增长模式，使得自然和社会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利润和绩效也受到严重的侵蚀，与此同时，绿色的危机成为了社会安全最深刻的威胁，所以除了彻底扭转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选择，我们的行动不再有其他的选择；至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在劳动力资源绝对过剩的同时，资本却越来越摆脱了劳动的束缚，自由化程度却与日俱增，因而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和冲突也超越了传统范畴，劳资关系成为牵动社会和谐首要问题，既要实现合理赢利，又要确保资源的有效配置，也要保障劳动力的再生产，使得社会公正面对严峻的考验，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也因之变得更具有挑战性；与此相联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进入了新的调整期：经济运行的体制惯性，宏观调控机制的障碍，政府职能的公共性，中央政府权威的流失，地方政府和部门及人员对市场活动的介入等等，不仅导致了利益关系的失衡，也造成了制度性的僵局，使宏观调控机制在实践中发生扭曲和虚化。可见，“社会互构”涉及到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些重大关系的思考与反思。
“社会互构论”也基于当代世界社会的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的跨国化、市场经济的一体化趋势，个人、群体、组织的行动日益超越了国界，社会的各生活共同体、经济集团、政府组织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方式和互动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世界社会在急剧分化中在不断产生出多种不同的趋势和因素、现象和过程：全球化与地方化、一体化与“碎化”、资本博弈与文明冲突、价值的共享性与文化的多元化，以及霸权与反霸权、单边主义与多极化、强权与对话，等等。它们之间既相互对立和相互冲突，又彼此相互依赖和并存发展，每一方按照自己的意愿、理念和逻辑改变对方之时，却被对方所型塑和构建。所以郑先生认为，我们从中可以体察到一个时代性的基调，这就是和平与发展、平等互惠、协商对话、强弱双赢的基本精神。强弱悬殊和支配屈从已不是社会行动的规则，并存互构、相应协变成为了现时代社会关系的主要特征。这其中蕴有一种实质性的关系、效应和机制，即“社会互构”。因此，郑先生也将“社会互构论”称为“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13)。
“社会互构论”中贯穿着新型现代性的理路框架。现代性及现代社会引发的巨大困惑，创生了社会学这一知识体系；现代性的每一步扩展也促成了社会学的自我更新。“社会互构论”分析了西方旧式现代性的实质性前提在于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价值取向，以对自然的征服来换取人类的自由，以对自然的控制来推进现代社会工程，资本积累成为了支配社会生活的铁律，人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以及社会行动、社会关系、制度安排等等，都被置于资本需要的天平上称量，工具理性、技术主义、经济主义居于了至上的地位，科学技术的理性却为之销蚀而衰落。“社会互构论”将这种以自然和社会的双重代价为基础的现代性，称为旧式现代性。
在上个世纪接近尾声之际，现代性进程发生了巨变，欧美现代性模式的弊端显露无余，前苏联现代性模式则彻底解体，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正是在这一新的世界格局下，以旧式现代性的巨大缺口作为自己新的起点，走进了全球化时代。在旧时代的消逝隐退之际，现代性正在获得一次新生。正是在这种边界状态下，“社会互构论”阐述了新型现代性的基点和内涵——在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根本性重建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本国特色优势，包容吸纳西方现代性优点，社会与自然相携至永久，个人与社会和谐而富足。因此，社会互构论将同构互生、互构谐变视为新型现代性时代的最为基本的关系，并认为如果恪守这一基本关系，新型现代性的未来就会是社会与自然双盛，个人与社会双赢，把社会发展过程的自然和人员代价减小到最低限度。“社会互构论”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变——改革开放、科教兴国、两个文明建设、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西部开发、共同富裕，新型工业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科学发展观、节约型社会、学习型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指出了这组实践之中的新型现代性意涵。
“社会互构论”通过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阐述，重新制定了理论社会学的理路。根据“社会互构论”的观点，个人和社会分别表现了人类生活共同体相互关联的二重含义，个人是社会的终极单元，社会则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从共同体的构成而言，它是众多的个人；从众多个人之间的关系上看，它就是社会。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发展就是个人与社会的互构共变关系的演变过程。对于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基本关系，社会互构论既承认两者的区别，又强调它们的相互联系，这种相互联系既是差异的、对立的和冲突的，也是适应的、协调的和整合的；个人与社会的这种二重性关系始终互为前提和条件、不可分离。
在“社会互构论”的理论预设中，排除关于个人、社会、自然之间关系的分裂性表达，也排除对于它们中任何一方的优先选择，更不赞成任何霸权式的、单极化的陈述。“社会互构论”所见的个人与社会的基本关系，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也不是因果性关系，更不是主导和从属的、支配的和被支配的、强制和被强制的关系，而是个人与社会的“互构共变”或“互构谐变”的过程。因此，现代社会生活不是一种线性的、因果必然性的链条。“社会互构论”既看到了社会对个人、结构对行动的制约，更强调个人对社会、行动对结构的创新；因而这一理论既不是集体主义的，也不是个体主义的；既反对各种宿命论，也反对形形色色的唯意志论。
“互构共变”或“互构谐变”阐述了现代社会何以能够达成和谐的深层机制。以“社会互构论”的观点，和谐社会意味着社会中的多元主体——个人、群体(阶级阶层、社团、集体、组织、系统等)、社会，以及作为整体社会的代表的国家——之间，达成的相对稳定的、持久的行动协同和一致。具体地说，就是社会主体在对社会行动的共同参与过程中，通过民主对话、平等协商、共同分析和探讨，达成相互宽容和理解、彼此认可和让与，社会主体经由这种“行动意义效应”的过程，从意义的分歧和冲突走向意义的协同和一致，从而使得社会的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相互交融，在实践上获得最大限度共同认可的社会正义。这不仅仅是一种交流与沟通的过程，更是一种启迪与建塑的过程，是社会主体对行动共同意义的积极开拓与创新。由于这一过程所形成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嵌入和胶着，因而能够奠定社会行动的整合与协调的坚实基础。简单地说，和谐社会是行动主体在社会互构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行动关联模式化结构的最佳状态。这种状态是以个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为基本前提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明了和谐社会的制度性结构性质和价值取向，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新型现代性理论的一种富于创意的表达(14)。
“社会互构论”仍在继续展开对当代社会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最新发展的思考。由于全球化趋势对民族国家社会的某些特征的重大挑战，使社会学的传统“感知背景”的重大修正在所难免，这对“个人”、“社会”的传统概念、预设前提、研究视角和方法等形成了震撼。譬如，早期现代性、工业化、“民族国家”崛起是影响社会学研究的重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型塑了社会学关于“社会事实”的传统解释及其集体主义的预设前提，并融渗在个人、社会、家庭、群体、组织、制度、结构、变迁等等研究之中，显然，现时社会的变化已经触及到了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此外，现时现代性的诸多新趋势对社会学理论的影响也是根本性的。正如鲍曼的刻画，现代性融化了一切固体，把一切神圣的东西拉下神坛(15)。事实上，被现代性拉下神坛的既包括前现代性的、也包括现代性本身创造出来的神圣事物。现时现代性的这种流变状态、“液化趋势”是极为深刻，它意味着，集体性的记忆、命运、经验图式和行动方式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消解了，生活状况、劳动就业、社会流动变得更加因人而异、更为个人化。譬如贫困，“穷人的公共汽车不再造就集体命运，而是不断地有人在上车和下车”(贝克)。再如劳动体制和就业体制的迅速分化和瞬息变动，人们越来越放弃了充分就业、长期就业、稳定就业，各种各样的短期就业、灵活就业、临时雇佣、自雇佣等取而代之，“永结同心、‘至死不分离’的情况现已罕见”(鲍曼)。还有，社会的流动愈益自由和“液化”，在一个单位、一个地区终其一生的人不断减少，人们携带着各种资源——资本、技术、信息、知识、观念、社会关系，在不同的所有制间、地域间、社会间、国家间流动。除此之外，个人的受教育模式、家庭、成才和成功也日益创造出新的模式和途径，使得人们以往建立起来的“社会化”生活经验正在被瓦解，地位、身份、角色、权利义务、行动方式也在经历剧烈的转换，社会的认同、共识和整合也因此必须寻求新的有效机制。这就促使“社会互构论”对“个人化”和“社会化”展开新的探讨，这种思考是根本性的，因为，“个体的社会化”与知识的理性及权力的合法化，“这三个问题将被视为现代社会理论的规定性特征”(16)。
应当提到的是，“社会互构论”在理论创思方面的新集结，也带动了社会学的经验和实证研究，如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刘仲祥，2004)，农民理论更新和农民市民化(王道勇，2005)，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家庭的关系(潘鸿雁，2005)等等研究，这些都预示了“社会互构论”的发展前景。
总之，“社会互构论”再一次展示了“社会运行论”以来的一贯传统——“理论构建”和“精神解放”。社会运行的思想自其开源，及至今日，衣被学子，已非止一代；“社会运行”的事业也从最初的涓滴细流，一路轻尘，聚纳百汇，蔚成大川；“社会运行学派”也“从自身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来”，不断迈向成熟和壮大。郑先生的不断发展着的事业，划出了一条中国社会学理论成长和成熟的轨迹；“四论”的确立意味着中国社会学理论成年期的到来。
事业已经开创，道路还在继续，未来当会如何，掌握在理论自己的手中。
作者简介：杨敏(1955-)，女，社会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
注释：
①参见未知：《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人民网，http://www.mwjx.com/bbs/html/8000/6766.html。
②W.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页。
③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页。
④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北京：华夏出版社，第9页。
⑤(16)布赖恩·特纳：《社会理论指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3页。
⑥A.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7页。
⑦参见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11页。
⑧郑杭生，李强，李路路等著：《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⑨郑杭生主编：《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3页。
⑩郑杭生：《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
(11)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
(12)参见郑杭生、王万俊著：《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259页。
(13)参见郑杭生：《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一：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9～593页。
(14)郑杭生：《如何构建和谐社会：一种社会学的视角》，载《太平洋论坛》创刊号(深圳)，2005年3月。
(15)鲍曼：《个体化社会》，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3页。
“新型现代性”社会学理论实践理路
——对郑杭生“社会互构论”的初步阐释
● 张永华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2)
〔提要〕旧式现代性给人类带来了大量的问题，造成了人对自然的压榨、人与社会的冲突。我们认为，对于转型中的中国来说，旧式现代性所指引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寻找能够体现“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新型现代性。因此，中国的社会实践不仅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人类的发展极有价值。而这样的社会实践，需要一种实践的社会学。郑杭生教授提出的“社会互构论”是对这种要求的一种尝试。在本文中，我们对“社会互构论”的“实践性”作了分层分析，试图使读者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关键词〕旧式现代性/新型现代性/实践/社会互构论
〔中图分类号〕C9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637(2006)03-0014-05
“旧式现代性”的问题迫使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走上一条新式道路，也就是“新型现代性”之路。而对于这样的一种社会实践必然需要从理论方面加以描述、解释、概括与指导。实践社会学就是在社会学界对此的反应。郑杭生教授提出的“社会互构论”就是对“实践社会学”的一种初步的理论尝试。一个以社会实践为内容的新型理论路径，或许本身也不得不是“实践性”的。我们特别要强调“社会互构论”的“实践性”，把它看作是与以往的那种多少带有“静态”特征的传统理论的一种突破。在我们看来，“社会互构论”中的“实践”首先涉及到社会层面的、社会学层面的内容，此外，社会学家层面的实践也与之相关，下面分别加以论说。
一、“新型现代性”的社会实践
社会学既然是一种“生活的知识”，是关于现代社会生活的知识系统，成为生活的知识的过程形成了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结合，自然就需要反映社会的实际状况。而当代中国最大的现实就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中国向哪里去、如何去的问题。
我们知道，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中的加速期。所谓“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社会学术语，以至社会从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①。
所谓的“现代型社会”到底指什么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有些人将西方社会当作中国社会转型的样板，以为所谓“现代社会”也就是西方社会所展示出来的样子，而所谓中国的“转型”，也就是不断变得更“像”西方的过程，而转型的结果就是一个名为“中国”的西方式社会②。他们以为，只要我们变得像西方社会那样了，中国社会也就算实现了发展了。而通向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则早就由西方社会为我们展现出来了。只要我们沿着西方社会的“成功”之路走下去，我们就一定能通向“幸福”的未来。
然而，现实表明，西方社会这个模板有着其内在的缺陷性：这种所谓的“发展”，不是“把人作为目的本身”，最终的目标也并不是人类的“解放”，所谓的“自由”不过是“挑选商品”的自由，“我们的超级购物中心就是我们的先贤祠，我们的阎王殿。所有消费之神或恶魔都汇集于此”③，人成了“消费动物”，以自己不断被刺激起来的欲望来支撑着这样一个扩张性的社会的存在与发展④。而且，这种所谓的“发展模式”代价巨大：它把自然人当作人类发展的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导致人与自然关系不可逆转的恶化。一个半世纪之前，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愈来愈不可能存在。”⑤ 可见，人类欲望的恶性膨胀，已对有限的自然资源、脆弱的生态环境、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局势，以及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带来了毁灭性的威胁。
这些问题深刻地揭示了发源于西部欧洲、盛行于北美的“旧式现代性”深刻的内在困境。在一个资源有限的地球上，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已经没有必要追随西方“旧式现代性”、走“旧式工业化”的老路子。而处在转型中的中国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源于这种有着严重缺陷的“旧式现代性”。转型中的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告诉我们，“旧式现代性”本身已经是死路一条，继续沿着“旧式现代性”之路走下去注定是没有出路的。不管人们主观是否情愿，客观现实在逼着中国不得不走上一条力争“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新路，也就是“新型现代性”之路。
因此，“转型”一词，用于中国，不应理解为从一个确定的社会类型转成另一个确定的类型，比如从封建主义转到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转到资本主义目的先导性的行为，而应认作是一种各种因素持久的并存以及产生新颖现象的混合⑥。我们所说的“现代型”社会也不是西方社会这样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而是一种全新的、开放的、待创造的新型社会，换句话说，我们所说的“转型”不再是通过“旧式工业化道路”走向“旧式现代性”社会，而是要通过中国社会的实践走向“新型现代性”之路。
这样的目标指向需要现实中的实践。这样的实践必然是一种“大胆创新”的实践。既然西方式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走不通，西方的“旧式现代性”有着太多的负面效益，已经是一条死路，我们要创造“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新社会、新型现代性，那么，我们将不得不依靠创新。可以想象，要创造这样一个全新的社会必然具有极大挑战性，需要中国人极大的智慧与力量来应对。
不过，创新并不是凭空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实践应该有其特有的开放性，而且是一种“多重的开放”：它向西方优秀遗产的开放、大胆借鉴、批判地吸收发源于西方世界、同时越来越被世界多数现代国家所接受的“法治”、“民主”、“人权”、“现代福利”等所谓“普世”价值与制度，坚决否认它们是西方的独特之物、为西方所垄断，相信在中国的具体实际的基础上，做因地制宜的调整，就可以为我们所用，并进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制度。同时，这样的实践也向中国传统开放，决不认为中国传统是阻碍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绊脚石——那种“传统”、“现代”的划分是早已被人们认识到是一种过于简单的二元对立观念——相反，在清醒认识、弃绝传统中的糟粕的同时，积极吸收传统文化中有用的思想资源，让它们为中国的社会转型服务。此外，这样的一种实践也要向世界其他优秀精神资源开放，积极借鉴他们的优秀遗产，为我所用。
必须要意识到，中国的发展之路不仅仅对于中国自身、对于全体中国人具有重大的意义，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而且，中国的实践实际上也是在为人类的出路、为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明天在进行探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社会的实践具有极大的意义。
二、社会学层面的实践
对于这样的一种社会实践也必然需要从理论方面加以描述、解释、概括与指导。对于这样的理论任务，人文社会学科的各个领域自然都应该有自己的参与和贡献。处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面临这样的挑战与责任，能够通过自己的智力活动提供某种智力的支持，实际上应该是学者们的幸运，社会学家自然也责无旁贷。
社会学层面的实践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具体实践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就其深刻和内在特性而言，本身就具有社会学的性质。”⑦ 现代社会的特征，可以用韦伯“理性化”的概念加以概括，实质上就是生活的“知识化”，体现为人通过理性、借助于知识，对于自然、社会、人自身的控制。尽管“旧式现代性”的那种“占有”、“掠夺”式的，或者说“支配”式的“控制”使得我们对于“控制”这个词语十分警惕，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的转型离不开理性、离不开知识的指导。我们需要理论来为实践进行描述、解释与预期。不过，这样的知识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那种“支配式”的知识，而是一种多元的、力求和谐的知识。
吉登斯还曾说过：“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对于这些问题相关的世界的文明看法来说是绝对重要的。我们生活在一个飞速变化的时代，没有人对它了如指掌。在分析所有这一切方面，社会学家应当扮演重要角色。”⑧
中国社会学必然要将中国社会转型作为其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是现实对理论的呼唤，也是理论发展的重要契机。这样社会学研究的内容有中国社会转型的指向、道路选择、转型机理、动力机制、存在的风险、有利与不利条件、制度变迁、特定样本在转型中的具体表现等等。在这些方面的突破必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际价值。
“社会互构论”认为，中国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经验现实问题，并且着重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现实经验事实进行研究和刻画⑨。应该说，这样的一种理论取向是对社会现实的自觉回应，是现实问题在理论上做出的初步尝试。
(二)“社会互构论”——“实践”社会学的一种尝试
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布迪厄提出的“实践理论”(theory of practice)试图超越过去主观和客观主义、意志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的长期分歧，并且提出以实践为根据的理论的设想。他要求从认识实践出发，一反过去从理论前提出发的认识方法；从微观研究的人类学出发，一反过去的宏观认识方法从实践出发，他主张同时照顾到象征和物质因素(例如他的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概念)，以及主体与结构。简言之，他要求探索“实践的逻辑”，从实践中拧出它的(常常是未经明确表达的)逻辑，由此提炼出抽象的理论概念，而绝对不是纯粹经验研究的累积⑩。
然而，布迪厄本人并没有成功地把他的设想付之于自己的研究实践。黄宗智批评说，布迪厄既是成功的又是失败的。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能从人类学的认识方法中提炼出强而有力的对全社会的宏观分析概念。但布迪厄也是失败的。他自己对Kabylia的社区研究并没有能够超越其他人类学著作的局限。在布氏自己关于Kabylia社区的实地调查研究中，他只不过梳理出了该社区在象征领域的一些结构性的构造，其写作的结果是横切面的结构性分析，并没有能够关注到纵向跨时间的历史实践过程和变化(11)。
因此，如何避免布迪厄似的失败，建立一种真正的“实践社会学”就成了当代社会学人的重要任务。黄宗智本人建议：我们要到最基本的事实中去寻找最强有力的分析概念。一个做法是从悖论现象出发，对其中的实践做深入的质性调查，了解其逻辑，同时通过与现存理论的对话和相互作用，来推进自己的理论概念建构。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可以借助于有用的西方理论，但真正需要的是从实践出发的一系列新鲜的中、高层概念，在那样的基础上建立符合实际以及可以和西方理论并驾齐驱的学术理论(12)。
然而，对于黄氏的提议孙立平却并不赞同。孙立平曾一再指出，他所意味的“实践社会学”(sociology of practice)，强调的不是社会学这门学科本身的实践性，不是社会学知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可应用性。实践社会学所强调的是，要面对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要将一种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13)。
同时，他认为，实践社会学的要旨可以概括为三点(14)。第一，实践社会学要研究的是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实践社会学意味着将社会事实看作是动态的、流动的，而不是静态的。社会事实的常态，是处于实践的状态中。第二，强调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在静态中难以展示出来的事物的逻辑。在静态的结构中，事物本身的一些重要特征，事物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这一事物在与不同的情境发生遭遇时所可能发生的种种出人意料的变化，都并不是潜在地存在于既有的结构之中。相反，只有在一种动态的实践过程中，这些东西才可能逐步展示出来。第三，实践“大于”静态的结构或制度，存在着一个“实践的增量”。实践具有一种生成机制，在实践中新的因素在形成，即一种新的社会事实出现了。因此，实践是超越结构的，是不能还原为结构的。实践要比结构更多。
对他的这个观点，从郑杭生教授所提出的“社会互动论”的角度分析，我们同意他的后一个判断，特别是他所总结出来的三个要旨，但是，我们不赞成其前一个断言。
我们说，作为一种“实践社会学”的尝试，“社会互构论”所反对的就是那种将活生生的社会过程凝固化(freeze)为静态结构、个人被结构所决定的“形式化”理论，同时也反对那种将社会消解为原子化个人行为集合的意志论主张。我们认为形式化理论与意志论主张其实是两个极端，在强调了个人与社会这两大行动主体中的一方的同时，忽视了另一方，虽然二者所忽视的对象不同，但都有所偏废，都不符合社会的实际。而社会互构论所强调的是平衡看待个人与社会这两大行动主体，均衡考虑二者的相互作用，关注的是它们之间的历时的、动态的相互建构过程。我们认为，在历时的相互作用中，个人与社会处于一种相应的(responsive)、相互作用的、共时共变的过程性状态。所谓的“共变”，指的是社会关系主体之间的相互建构与型塑的关系，包括正向谐变、逆向冲突等基本形式(15)。这样的一种主张在保留行为主体能动性的同时，考虑到了行为的后果在宏观方面是一个“动态”的结构，从而避免了个人原子论；这样的宏观结构成为个人行为的条件，对个人的塑造有着积极的影响，同时，它自身却又是个人行为的产物，从而避免了结构决定论。
因此，社会互构论不仅坚持要面对中国具体的社会实践，将这种动态的实践过程作为理论的研究对象，而且社会互动论本身就是一种辩证的实践性理论，力争消解传统社会学理论中“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状况，将社会实践中的活生生的建构反映到理论中来。所以，我们坚持认为，作为“实践社会学”的一种尝试，社会互构论本身就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我们知道，所谓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就是其“理性化”、“知识化”，用吉登斯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为“专业知识”与“专家系统”所支配的世界。吉登斯认为：“社会科学实际上比自然科学更深的蕴含在现代性之中，因为对社会实践的不断修正的依据，恰恰是关于这些实践的指示，而这正是现代制度的关键所在。”(16) 社会学与社会学家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一种浸透着现代性的制度。社会学家的智力活动及其产物——社会学理论与观点——是现代“知识”体系的生产过程与产品中的重要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社会学”不但其产生过程受社会的控制，而且其产物——实践社会学本身——也是一种对社会的“知识”输出，必然对社会产生影响。
虽然吉登斯指出，“人们对有关社会生活的知识(即便这种知识已尽可能地得到了经验的证实)了解得越多，就越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命运，是一个假命题”(17)。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吉登斯所强调的是“通过知识‘控制’人类命运”这一命题，而非知识的可应用性。事实上，吉登斯与贝克等人所一再强调的“反思性现代性”，所要指出的正是知识在指导人们的实践中可能会产生的“未预期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这是由知识重新进入到所指涉的对象之中，从而又改变了它所指涉的对象所引起的(18)。可见，这样的效果必然要以知识的“运用”为前提，否则根本无从谈起。
因此，社会学知识在社会实践中的“可应用”性，并不是社会学家的主观愿望，而是作为一种现代“知识体系”的“产品”“自然地”以“专业知识”的形式，通过“专家体系”作用于社会实践的。不过，正因为这样的一种“输出”常常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所以，社会学家对于自己的智力产物必须保持必要的谦虚与应有的警惕。
(三)“社会互构论”关注的是主体之间的“相互建构”
黄宗智建议：我们要到最基本的事实中去寻找最强有力的分析概念。一个做法是从悖论现象出发，对其中的实践做深入的质性调查，了解其逻辑，同时通过与现存理论的对话和相互作用，来推进自己的理论概念建构(19)。
而孙立平则强调对“事件-过程”的分析(20)。他把对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研究概括为四个环节，即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1.“过程”是进入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入手点。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事件性”的过程，因为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逻辑，往往在事件性的过程中才得以充分地展示出来。2.“逻辑”是实践社会学的目标。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使过程自动进行下去的一种力量，也就是逻辑，通过对这种逻辑的解读可以对问题进行解释。3.“机制”是逻辑得以形成的方式；在整个转型过程中，“机制”则是逻辑发挥作用的方式。社会转型的机制涉及从制度、结构到行为以及文化的各个方面，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社会力量的组合及其变动。4.“技术和策略”指的是社会转型实践中作为行动者的那些普通人在行动中所使用的技术和策略。实践是实践的参与者能动地发挥作用的过程，这种能动的作用，是塑造实践逻辑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说，中国改革和转型的实际过程，就是人们在实践中博弈的结果。理解在这个博弈过程中人们使用的技术和策略，对于更深入地理解转型过程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认为，这种“事件-过程”分析可以对“社会互构论”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事件-过程”特点首先在于鲜明的“戏剧性”——诸“戏剧”因素如时间、地点、人物、矛盾、事件的起因、高潮、结果等等，都非常分明——很容易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从而可以减少确定研究对象的机会成本。其次，“戏剧性”的事件往往是社会转型中诸多矛盾交汇、迸发，对它们的研究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平稳进行很有意义。再次，事件性过程的轰动性往往使得该事件突破了“地区性”、“具体性”，经过媒体的渲染，使得更广的社会阶层、更多的社会成员、更加复杂的矛盾关系不断地卷入进来，成为社会实践的“放大镜”——当事件成为“全民大狂欢”时更是如此。再次，事件鲜明的戏剧“冲突”过程(温和的或者激烈的)使得“实践的机制”与“实践的逻辑”更加突出、易辨，也使得发现“冲突”几方所采用的技术与策略更加容易。最后，以“事件性”过程为对象的研究也容易凭借事件的轰动性吸引读者的注意，而研究本身反过来会影响这些行动者在今后具体实践中“技术和策略”的选择，从而影响社会事件的进程。
不过，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事件性”过程分析也有其缺陷性。作为一种“事件”，这样的实践过程往往是在“戏剧性事件”发生之后、而且常常是在引起媒体的注意之后才被社会学家注意到并进而加以研究。从而，这样的研究也就常常是“事后”性的，“戏剧性事件”之间的实践过程已经无法再进入“时时研究”的视野中，通常只能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加以“追述”，然而，因为这些手段的局限性，使得获取的材料不可避免的不完全，并且带有各种歪曲，也就大大降低了研究的价值。社会学家固然可以通过分析，预期某些地方、某些人中会产生“事件性”过程，从而提前加以注意，然而，“事件性过程”固然需要矛盾的积累，但具体的发生却常常需要“偶然因素”的添加，因此，其爆发具有不确定性，也就使得预期未必一定会实现，从而增加了此类研究的机会成本。
而且我们必须意识到，所谓“事件性”过程仅仅是每时每刻发生在社会学家周围的实践过程中的一部分，而且仅仅是一小部分。其余的大部分实践过程都是一点一滴的、悄无声息的、近乎凝固的常态的，因此也是丝毫不引人注目的，直到有一天量变的积累引发质变，引起社会形态的巨大变化为止。这样的实践过程同样值得重视。以此类“实践过程”为对象的研究必然是“长时段”的，关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此类研究以本雅明对巴黎街道的分析与埃利亚斯对社会礼仪的研究为代表。我们相信，此类“微观”“非事件性”过程的研究同样可以发现孙立平所提出的“实践四环节”，即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而且，实践的重大逻辑或许未必体现在戏剧性的“事件性”过程之中，到很可能恰恰隐藏在日常生活不引人注目的细微改变中(21)，更何况这样的研究还有助于发现更引人注目的“事件性”过程呢？
(四)在方法论上，“社会互构论”借鉴了“阐释”学的研究方法
“社会互构论”在方法论上借鉴了吉尔兹的“深描”技术，这是一种阐释学的“解释”。无论是“事件性”过程还是“非事件性”过程，以之为对象的研究要对实践过程中行动主体所处的场景、条件、行动的动机、过程、意料之中与意料之外的结果分析清楚，或许确实需要借鉴吉尔兹的“深描”手段，以便进行深度分析，才能有助于发掘出实践的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同样，我们也赞同黄宗智的看法，西方社会思想尽管常常有着“二元对立”的缺陷性，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借鉴作用。
(五)社会学家层面的实践
社会学家层面的实践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作为现代“知识与专家体系”中的一员，社会学家负有向这个体系输出知识产品的责任与义务，而这样的输出又会对社会的进程产生意料之中与意料之外的结果，因此，带有一定的风险性。这其实也就是吉登斯的“自反性社会学”所谈的内容。
其次，社会学家在专业之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意见和见解会对公众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经世致用”正是传统人士留给当代知识分子的遗产。
最后，社会学家作为普通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作为社会特定阶层的成员，社会学家受其社会地位的影响，为了争取其社会利益，在学科之外发出的声音不可避免地会作为社会众多声音中的一种，对社会的进程产生影响。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以“专家体系”内一个成员的身份，还是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还是以集团的立场，社会学家的声音都不是“唯我独尊”、“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在体系之内，他仅仅是众多知识输出者中的一个，在社会上，他/她或者代表个人说话，或者代表集团发言，都只是“声音”市场上的一种，听取或者不听取既取决于这个供应者，更取决于消费者。为了能够“出售”自己的声音而取悦听众，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道德的。
“社会互构论”将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过程作为研究的对象，通过对社会转型实践中的“事件性过程”与“非事件性过程”的“深描”，以期发现实践的四个环节，即实践的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同时，作为现代社会中“专家系统”的成员，社会学家的智力产品必然会经“反思性”过程反作用于社会实践之中，因此，这样的社会学理论与研究必定是“实践性”的，恰恰体现了“社会互构论”所坚持的“个人”与“社会”的双重建沟。此外，普通成员，包括社会学家，他们的社会实践也必然是与“社会”相互建构的。而建构的结果，我们希望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新型现代性，我们也认为，“社会互动论”可以对中国现代性的实践作出贡献。然而，历史的开放性与作为现代社会标志的“风险”的存在时刻提醒着我们，目标的实现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作者简介：张永华(1974-)，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主要关注多元现代性、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社会转型等问题。
注释：
①郑杭生：《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一·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第二部分，“社会转型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203页。
②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接受了所谓“现代化”理论、或者受其影响的那些人。
③(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8页。
④对于“旧式现代性”的负面效应早就为社会思想家们，如马克思、韦伯、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沃勒斯坦等等，所认识到了，其中尤其以本雅明的思想值得重视。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
⑥(美)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1)。
⑦(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⑧(英)安东尼·吉登斯，克利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⑨郑杭生：《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一·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第四部分，“社会转型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7页。
⑩(11)(美)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1)。
(12)(19)(美)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有删节)，全文转载《长江》。
(13)(14)(20)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5)郑杭生，杨敏：《现代性过程与社会互构的时代——社会互构导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之三》，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6)。
(16)(17)(18)(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6、38、39页。
(21)对于“系统”变换的偶然与必然性，可以参考普利高津在《确定性的终结》中所作的研究，普氏的研究虽然针对的主要是自然世界，却在社会科学界中引起了最大的反响，沃勒斯坦在其旧“世界体系”崩溃、新世界体系将在今后约五十年中形成的预言中即借鉴了普氏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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