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产短缺影响因素研究——理论及经验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短缺论文,中国论文,证据论文,因素论文,资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Caballero在多年悉心研究的基础之上于2006年提出的“资产短缺”假说①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失衡主要源于新兴经济体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在金融资产创造能力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在Caballero看来，新兴经济体内资本产出能力虽然表现强劲，但受历史、体制等因素制约，其要将这些未来产出转化为可交易的金融资产提前出售却会面临诸多困难。这种财富创造能力上表现强劲与金融资产创造能力严重不足的并存格局势必会造成新兴经济体内大量财富资金无法顺利地转化为投资和消费需求，进而导致其经济高速增长不得不依靠出口需求拉动来维持。与此相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因有着完善的法规体系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其金融资产创造能力超强。这样，发达经济体通过输出金融资产并进口产品，新兴经济体通过出口产品并输出资金，“全球经济失衡”不仅能够形成，还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得以维系。
然而，这种相互依赖的经济繁荣具有极大的脆弱性。一旦遭遇大的负向外生冲击，导致发达经济体进口需求迅速下滑，而新兴经济体自身又不能通过创造优质金融资产将其储蓄者所持有的大量资金顺利地转化为投资和消费需求；那么，这种出口需求遇冷，再加上新兴经济体内需又不能迅速适应出口需求变化以进行缓冲，其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甚至陷入大的经济衰退，也就会为期不远。这与封闭经济条件下，经济体的金融资产创造能力不适应其因财富增长而派生出来的对金融资产的巨大需求所引起的通货紧缩甚至经济衰退并无二致。
联系现实，中国经济在遭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冲击后两次陷入通货紧缩，以及2007年所出现的经济全面过热很难撇开“资产短缺”关系。试想一想，如果中国不存在资产短缺，国内优质金融资产创造能够“弹性”地适应出口需求变化；那么，在外部需求遇冷的情况下，经济体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金融资产创造将储蓄者手中所积压的大量资金转化为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国内通货紧缩也就很难发生。同样，2007年中国经济全面过热也处处留有资产短缺影响的痕迹。当然，有大量学者将这归结为流动性过剩(杨继生，2009；张会清等，2011)。但，在笔者看来，“流动性过剩”与“资产短缺”之间并非完全割裂，流动性过剩的背后只不过是多年来新兴经济体财富快速增长与其自身金融资产创造能力严重不足在特定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对优质资产的狂热追求罢了。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Caballero认为，一旦采取了“资产短缺”的视角，我们就不难理解发生于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全球失衡、资产泡沫、实际利率持续走低、利率之谜、低通胀甚至通货紧缩等一系列宏观经济现象。
“资产短缺”视角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过分放大其作用也有失公允。继续以“全球失衡”为例，若不是新型国际分工条件下新兴经济体在产品制造上具有比较优势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在金融资产创造上具有比较优势(徐建炜、姚洋，2010)，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交往意义究竟何在?又若不是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中实际所存在的美元本位制(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9)，新兴经济体通过出口补贴、汇率操纵积累大量外汇储备意欲何为?即便上述理由都不存在，但倘若经济体面临的是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那么，在外需趋冷的情况，仅仅依靠经济体内部金融资产创造能力的提升同样也会于事无补。
但不管怎样，“资产短缺”假说在为我们分析当前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确实提供了一个较为全新的视角，值得借鉴。更为可喜的是，Chen和Imam(2011)通过构建资产短缺指数(简称C-I指数)，也从经验层面为这一思想提供了有力佐证。Chen和Imam(2011)利用了41个新兴国家1995～200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认为，由于受各种内外因素叠加影响，样本期间内大多数新兴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资产短缺困扰。往往表现为，经济增长越快、政府更迭越频繁、政府腐败程度越高、贸易开放度越小、资本账户管制越严的国家，其资产短缺程度也就越严重，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名义利率越高，世界经济增长越快，其资产短缺程度也就越轻。范从来等(2013)通过对“C-I指数”中各指标统计口径的具体设定认为，中国早在2000年就已进入到资产短缺阶段。期间部分时期内，中国的资产短缺状况虽有所逆转，但这并非意味着国内金融资产供应真的就过剩了。它仅仅表明大量财富资金从中长期资产市场暂时退出，国内资产短缺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资产短缺仍是这一时期内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既然中国已存在资产短缺，那么这又可能会是什么因素引发的?Chen和Imam(2011)的研究虽给出了部分答案，但由于其变量引入缺少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框架作支撑，很难能够让人信服。范从来等(2013)虽对中国的资产短缺状况进行了测算，但文中并没有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中国目前的资产短缺?这也是笔者极为感兴趣所在。
本文其余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模型；第三部分为中国资产短缺状况，即基于 Chen和Imam(2011)所提出的“C-I指数”对2002～2011年间中国的资产短缺进行估算；第四部分为因素分析，即基于理论模型引入相关解释变量并结合经验数据对造成中国资产短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后部分为结论与启示。
二、理论模型
“资产短缺”假说认为，受经济体内金融发展严重滞后制约，新兴经济体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一段时期后将会面临资产短缺现象。为分析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是如何影响资产短缺状况的，这里有必要建立理论框架加以阐释。
假定某一封闭型经济体之前已经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期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资本积累过程(即便是开放型的经济体也不影响分析)。假定第i时期内该经济体遭受了一次较强烈的持久性负向需求冲击。由于该经济体内金融业并不发达，其可以用来进行对冲的风险规避工具较少，因而消费和投资需求将会面临永久性下降。为避免经济陷入衰退，该经济体鼓励出口。
由(7)式可知，经济增长越快，资产短缺程度越严重。由(8)式可知，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降低信息收集成本、提供更多用于规避风险的工具以及降低实际利率水平两种途径增加金融资产供给，缓解资产短缺压力；前者为金融发展的直接效应，后者为金融发展的间接效应。由(9)式可知，实际利率越低，资产短缺程度也越轻，但前文所述，如该经济体内金融业欠发达，其仅仅依靠实际利率下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产短缺问题。
也就是说，上述模型不仅说明了为何新兴经济体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一段时间后将会面临资产短缺，也说明了实际利率持续走低虽可以暂时缓解资产短缺压力，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资产短缺问题，推动“金融发展”是关键。
三、中国的资产短缺状况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大样本的需要，本文拟采用季度数据。样本期间拟定为2002～2011年间。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经济信息网、中国债券信息网、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中国金融投资网站、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国家统计局网站。
中国资产短缺状况是基于“C-I指数②”进行测算的。其中，“国民储蓄”拟采用“GDP加上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收益净流入和经常转移净流入再减去最终消费”间接获得，即中国的国民储蓄=GDP+收益净流入+经常转移净流入-最终消费。
投资者对国外金融资产的净购买(NPFA)本币数据是以相应时期内其美元累计数与直接标价法下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乘积表示。其中，NPFA美元数据拟采用相应时期内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和“错误与遗漏”三项目的借方累计余额表示。
由于没有企业和居民的短期存款变化量数据可利用，短期存款变化量(△S.D.)是以相应时期内企业存款与居民活期储蓄存款变化量的累计额近似代替。
贷款发放规模(L)是以相应时期内本国对内贷款规模和本国所获得的净境外贷款规模共同表示。其中，本国对内贷款规模拟采用境内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规模减本国对外净贷款规模表示；本国对外净境外贷款规模拟采用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政府、企业对外净贷款表示；本国所获得的净境外贷款拟采用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政府、企业所获得的净境外贷款表示。
债券发行规模(B)是以相应时期内本国对内债券净发行规模和对外债券净发行规模表示。其中，本国对内债券净发行规模是以本国政府、企业对内发债规模与其还本付息额间的差额表示；本国对外净发债规模是以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政府、企业对外净发债规模表示。
因没有本国对内股票筹资额和对外股票筹资额数据可利用，股票发行规模(E)是采用相应时期内本国A，B股市场上的股票融资额近似值表示。
不过，这里需要澄清一点的是，本国所获得的境外金融机构净贷款、本国对外净发行债券，以及对外发行股票虽受市场所在国政府严格监管，属于本国的优质金融资产创造，但这类金融资产创造只是解决境外投资者对境内优质金融资产需求的，其规模的多寡对于缓解并最终解决本国所面临的资产短缺于事无补。
以本国所获得的境外金融机构“净贷款”为例，当本国获得境外金融机构一笔贷款且本国投资者对内金融资产需求以及本国其他金融资产创造都未因此发生变化时，“C-I指数”中L(贷款)将会上升，并引起本国的AS下降。可问题是，其他因素不发生变化的假定前提并不成立，因为本国获得境外金融机构贷款属于跨国交易，它会引起与其规模同等的一笔国际资金跨境流入，NPFA此时为负值，正好与L中增加的部分相抵消，AS实际并未发生变化。而当贷款是由本国金融机构向境内企业、家庭发放且社会对本国金融资产需求以及本国其他金融资产创造都未因此发生变化时，由于这笔交易不属于跨境活动，不涉及资金跨境流出入，NPFA无变化，本国的AS将会下降。同样，对于债券和股票发行也一样。
详细测算理由可参见范从来等(2013)。测算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2002～2011年中国资产短缺状况季度走势(已经过季节调整)
由图1可知，2002～2003年间的大多数时期内，中国并不存在资产短缺；2007年第3季度以及2009年1～2季度间，中国同样也不存在资产短缺。其他时期内，中国则一直存在资产短缺。与“资产过剩”时期相比，样本期间内，资产短缺不仅持续期长，而且程度高，粗略估计平均高达36.54％。而且，2009年初的资产过剩现象也并未持续太久，自同年的3季度始，资产短缺状况又再次来袭。进一步研究发现，2009年上半年，中国资产短缺状况所发生的一次大的逆转并非真的是源于国内金融资产创造能力已大幅提升了，正如范从来等(2013)所言，那仅仅是由前期未完工项目的贷款追加、各微观经济主体大幅增持短期存款、国内国民储蓄增幅有限甚至下降、资本跨国流动由原先流入转为流出等所为。也就是说，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资产短缺状况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四、因素分析
(一)数据处理
以下回归所使用季度数据均来自中国经济信息网、中国债券信息网、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中国金融投资网站、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国家统计局网站以及美国金融预测中心网站。样本期间同样确定为2002～2011年。根据前文理论模型分析，笔者引入经济增长率、金融发展程度、实际利率作为中国资产短缺程度的解释变量，具体测算如下：
对于“实际GDP增长率”(g)，笔者通过对实际GDP取自然对数再一阶差分近似表示(石柱鲜等，2004)。其中，实际GDP是采用同期GDP经定基的CPI调整获得；定基的 CPI则是在2001年为基期100的基础之上利用CPI月度环比数据套算后的季平均数表示。
对于“金融发展程度”(FDIN)，传统上，有采用麦金农指标(简称麦氏指标)加以衡量，也有采用戈德史密斯指标(简称戈氏指标)进行衡量。麦氏指标以广义货币供应量 M2与名义GDP比值表示；戈氏指标以广义货币供应量M2、贷款余额及有价证券总市值之和与名义GDP比值表示。与麦氏指标只关注金融负债相比，戈氏指标既关注金融负债又顾及金融资产，其更能全面反映一国金融发展程度(武志，2010)。因此，有关中国的金融发展程度，笔者将采用戈氏指标表示。当然，在具体进行测算时，考虑到中国股票市场自建立之初就受到国家严格控制，由此所形成的股权结构长期割裂势必会造成流通股股价虚高；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股票总市值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出中国股市变化对金融发展的贡献，笔者以流通股总市值代替股票总市值，即本文的金融发展指数是采用我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境内各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债券总市值以及A，B股的流通股总市值③之和与GDP比值表示。
对于“实际利率”(r)，考虑到预期通胀对融资决策的影响，笔者拟采用名义利率减预期通胀率近似表示。其中，名义利率拟采用境内金融机构1年期人民币存款年基准利率的基础之上以时间为权重进行季度加权后数据。用于测算预期通胀率的通胀率拟采用 CPI季同比上涨率表示。至于预期通胀率(
)，考虑到中国经济渐进转型特点，预期对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活了几十年的人们来说应该是简单的、适应性的，本文拟采用赵博等(2004)所设定的通胀预期形成机制做法，即采用
生成(下标t为时间)。
此外，为反映资金跨境流动对资产短缺程度的影响，笔者还另外引入了美国实际利率。
对于美国实际利率(AMR)，本文拟采用美国名义利率减其预期通胀率近似表示。其中，美国名义利率拟采用其1年期国债固定期限利率季平均数表示。用于测算美国预期通胀率的通胀率数据是采用其城镇CPI季度同比上涨率表示。至于美国的预期通胀率，因其市场经济已高度发达，其微观经济体主体对通胀的预期更接近于理性，这里以其实际通胀率代替。
此外，从AS的走势来看，2009年1季度中国的资产短缺状况发生了一次大的逆转。为反映这一突发性变化，本文另设定虚拟变量DUM。其中，2009年第1季度的DUM设定为1，其他季度的DUM设定为0。为弱化异方差影响，本文对金融发展指数取自然对数。为消除季节因素影响，本文拟采用移动平均比率加法模型对季度数据进行季节调整。所有数据处理均由Eviews5.0来完成。
(二)单位根检验
因只有同阶单整的变量间才可做协整，这里有必要先行检验AS，g，ln(FDIN)，r，AMR等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及其具体特征。对于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及其单整阶数的判定，计量经济学上主要有DF，ADF和PP等检验方法。本文拟采用Dickey-Fuller的ADF检验，并采用Mackinnon临界值。滞后期的选择采用降阶搜索法(downward search)，并结合Akaike信息准则，Schwarz准则和D.W.值来进一步确定。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ADF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在水平值(level)上，当显著性水平为1％时，能够拒绝AS，g，ln(FDIN)时间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但无论显著性水平是放松到5％还是10％，都不能拒绝r，AMR时间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只有经过一阶差分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能够拒绝r，AMR时间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该组变量中，AS，g，ln(FDIN)为平稳序列；r，AMR为非平稳序列，存在一阶“单整”。
(三)协整检验
鉴于Engel-Granger两步法所得到的参数估计量具有超一致性和强有效性，本文将采用此法，即首先利用OLS法对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进行协整，以便求得残差序列；其次，再对该残差序列进行AEG单位根检验，以判定其平稳性。滞后期的选择结合Akaike信息准则和Schwarz准则进一步确定。具体如下：
由表2可知，模型残差项的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AEG统计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模型是协整的，其相应的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模型修正的判定系数为61.42％，这表明模型线性设定总体上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约能解释资产短缺程度变化的61.42％。
t检验表明，在1％的水平上，滞后一期的资产短缺程度与当前的资产短缺程度显著正相关，且滞后一期的资产短缺程度每上升1％将会引起当前的资产短缺程度相应上升约0.40％；反之，则反是。这表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本身并不能迅速解决资产短缺问题，国内金融资产创造实际存在障碍。如：我国新股发行至今仍实行核准制，企业债券发行依然受到严格控制，地方政府独立发行债券更是被严格禁止，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至今悬而未决，这无疑会弱化该类金融资产供应对市场的反应。
在5％的水平上，实际GDP增长率与资产短缺程度显著正相关，且实际GDP增长率每上升1％将会引起资产短缺程度相应上升约0.69％；反之，则反是。这说明，作为一个新兴国家，我国经济长期以来所保持的持续高速增长态势确实是造成当前国内面临资产短缺困扰的一大诱因。
在1％的水平上，虚拟变量与资产短缺程度显著负相关，且这种负向冲击会造成资产短缺程度下降约一个百分点。这说明，作为负向冲击，美国金融危机确实能够缓解我国所面临的资产短缺压力。但这种缓解并非源于国内金融资产创造能力大幅提升所致，而是源于前期未完工项目的追加贷款、各微观经济主体大幅增持短期存款、国内国民储蓄增幅有限甚至下降、资本跨国流动由原先流入转为流出所为，治标不治本(范从来等，2013)。
此外，本文研究还表明，美国实际利率对资产短缺程度的解释力不显著。这可能跟我国资本与金融项目至今还存在较强管制以及人民币汇率较稳定有关。一般来说，对美国实际利率变动较为敏感的主要是短期资金的跨境流动。白晓燕等(2008)研究认为，尽管我国对资本跨境流动管制的效力随时间推移有所下降，但境内外美元利差的持续存在以及“未抛补”的利率平价理论偏差所具有的非平稳定性足以证明这种管制基本有效；苟琴等(2012)研究认为，我国对短期资金跨境流动的管制是有效的。显然，本文的结论也再次证实了这些观点。
金融发展程度对资产短缺程度的解释力不显著。在笔者看来，这可能跟“戈氏指标”本身所具有的缺陷有关。尽管戈氏指标既关注金融负债又顾及金融资产，但与“麦氏指标”一样，戈氏指标反映的也仅仅是资金规模问题，其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出资金的使用效率。众所周知，同样的融资规模，如果私营企业以及治理结构较完善的上市公司的融资规模所占比重较大，其资金的使用效率自然会高一些。但限于资料收集上的困难，有关这方面的检验暂且无法实施。不过，无论如何，金融发展在疏通储蓄向投资、消费转化方面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否认的。
实际利率对资产短缺程度的解释力不显著。这表明实际利率在调节资产供求方面确实存在障碍。这种利率调节机制的失灵，一方面，可能是源于我国居民储蓄的目的主要是预防性的以及为了将来大额支出所需(孙凤，2001；易行健等，2008；杨汝岱等，2009)，其对利率变化不太敏感。另一方面，可能是源于政府对金融资产供给实行严格管制(如我国对股票发行至今依然实行核准制)以及因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广大中小企业融资难，金融资产供给对利率变化同样也不会太敏感。
总之，本文研究不仅证实了Chen和Imam(2011)所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资本市场自动调整机制存有缺陷是造成当前国内面临资产短缺困扰的最重要诱因；负向外生冲击利于缓解国内所面临的资产短缺压力。也证实了未被Chen和Imam(2011)所重视的“金融发展程度”和美国“实际利率”在缓解国内所面临的资产短缺压力方面作用不显著。
至于Chen和Imam(2011)利用面板数据研究认为，在以上各因素中，负向外生冲击最强，其响应系数约为0.57，方向相反；滞后一期的资产短缺指数次之，其响应系数约为0.26～0.29，方向相同；经济增速最弱，其响应系数约为0.05～0.08，方向相同。本文研究的结论是，在影响中国资产短缺状况的众多因素中，负向外生冲击作用力度最大，其响应系数约为1.11，方向相反；经济增速次之，其响应系数约为0.69，方向相同；滞后一期的资产短缺指数最弱，其响应系数约为0.40，方向相同。除此之外，其他各因素的作用都不显著。这也恰恰证实了如Caballero早年的判断：新兴经济体通过金融发展摆脱资产短缺的进程是缓慢的；短期内，新兴经济体必须要习惯于资产泡沫的存在，世界必须要适应资产短缺环境及其衍生物的出现。
五、结论及启示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及启示。
(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金融发展严重滞后是造成资产短缺的根源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已连续30多年实现高增长。这不仅在国内历史上罕见，即使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据国家统计局网站资料显示，1978～2010年间，中国实际GDP年均增长约10％，2010年人均实际GDP较1978年上涨近14.7倍(经CPI调整)。这种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势必会带来财富积累的迅速增加以及因财富保值增值需要而产生出来的巨大投资需求。然而，限于历史、体制等方面因素约束，短期内我国又无法通过创造更多优质金融资产来满足这一需要。因此，与许多其他新兴经济体一样，中国当前面临资产短缺困扰也就不足为怪。
当然，如前文实证检验所示，负向外生冲击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内所面临的资产短缺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内政府、企业及家庭的金融资产创造能力已大幅提升，而是仅仅表明大量避险资金从高风险投资领域暂时隐退，其资产短缺状况并未被根本扭转，资产短缺仍是这一时期内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增加“本国对内优质金融资产创造”是解决资产短缺的关键
Caballero(2006)，Caballero et al.(2006)以及Caballero et al.(2008)研究认为，新兴经济体普遍存在的长期实际利率持续走低、资产泡沫、低通胀和通货紧缩等一系列经济现象主要是因其境内“资产短缺”，即因其境内优质金融资产创造远远落后于因其财富创造所派生出来的对优质金融资产的巨大需求。
同样，当前，中国所面临的资产短缺也是根源于国内的财富创造远超于其优质金融资产创造。因此，解决中国资产短缺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如何尽快提升国内的优质金融资产创造能力。当然，并非本国一切金融资产创造都可以缓解资产短缺压力。前文述及，本国所获得的境外金融机构净贷款、本国对外净发行债券、对外发行股票虽受市场所在国政府严格监管，属于本国的优质金融资产创造，但这类金融资产创造只是解决境外投资者对境内优质金融资产需求的，其规模的多寡对于缓解并最终解决本国所面临的资产短缺于事无补。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解决中国资产短缺的关键在于，如何激励境内金融机构对境内企业、家庭更多放贷，如何激励境内企业对内更多发行债券及股票。
(三)金融大发展是增加金融资产有效供给的重要途径
前文实证研究显示，我国的资产短缺程度具有显著的惯性特征。这说明，国内资本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是失灵的。④理论研究表明，在金融业欠发达条件下，实际利率下降虽可以缓解资产短缺压力，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产短缺现象。解决资产短缺问题的关键，还是要依靠金融大发展。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增加优质金融资产供应：一是直接效应；二是间接效应。就直接效应而言，金融发展可以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弱化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对交易行为的影响，利于融资交易的达成。就间接效应而言，金融发展利于动员更多储蓄，降低交易费用，进而降低利率水平；低利率水平又会激励筹资者更多地增加金融资产供应。
因此，今后，为保障本国对内金融资产的有效供给，我国必须要继续深化国内经济金融体制改革。政府要从制度层面上为新金融机构的创立扫清障碍，要通过金融机构结构的进一步优化来弱化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对金融资产创造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如：可进一步降低金融企业的进入门槛，大力发展村镇银行，允许地下钱庄地上合法经营并加大对其监管力度，充分发挥小金融企业业务分布广、人员联系紧密的优势，从而真正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可进一步鼓励风险投资公司的创立并加大对其监管力度，为高新技术企业在成长初期的融资需求打造出一个良好的融资平台。要通过制度的不断创新拓宽金融企业的经营空间，鼓励金融同业竞争，降低交易费用，为金融资产创造铺平道路。要鼓励金融同业竞争，推动金融产品创新，为资金的进一步优化配置设计出更多、更优良的融资工具。要继续推进资本市场建设，鼓励公司治理结构规范、经营状况良好、符合国家产业发展规划的企业积极上市融资，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的监管体系，科学设计资本市场的奖惩制度，认真落实资本市场的退出机制。要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让国有企业以及国有控股企业从竞争性行业全面退出，有效发挥利率在引导资金流动和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机制作用。
注释：
①“资产短缺”假说主要是从宏观视角对金融资产供求进行均衡分析的，其基本架构是，金融资产需求由其价值贮藏需求和抵押需求构成，金融资产供应由其基础价值和泡沫价值构成。其中，金融资产的价值贮藏需求取决于储蓄水平，金融资产的抵押需求取决于经济体内金融业发达程度；金融资产的基础价值取决于其未来净收益流的累计贴现额。当经济体面临金融资产短缺时，资本市场将从三种渠道发挥调节作用。一是金融资产超额需求的存在造成产品市场供过于求，通货紧缩发生，物价下降，实际金融资产供应增加。二是在金融资产需求和价格上涨预期的推动下，金融资产泡沫价值增加，金融资产供应上升。三是金融资产超额需求的存在将会促使实际利率不断下降，在预期金融资产未来净收益流不变的前提下，金融资产基础价值增加，金融资产供应增加。
②C-I指数：AS=1-(B+E+L+△S.D.+NPFA)/S。其中，AS为资产短缺指数；S为本国的国民储蓄；B为本国的债券发行规模；E为本国的股票发行规模；L为本国的贷款发放规模；△S.D.为本国的短期存款变化量；NPFA为本国投资者对国外金融资产的净购买(等于本国投资者持有国外金融资产的净头寸减去国外投资者持有本国金融资产的净头寸)。
③由于这里的金融发展主要是针对国内而言的，所以没有必要考虑境外股票市场上中国企业的股票流通市值。
④正如R.J.Caballero所言，新兴经济体通过金融发展摆脱资产短缺的进程是缓慢的，世界必须要适应资产短缺环境及其衍生物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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