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性个人”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性论文,自由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历史性个人”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间的关系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重要构成环节。这一重要构成环节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旨趣和最终落脚点。目前学界研究这方面问题大体上有两条路径：一是，从康德的“世界公民”到黑格尔的“世界历史个人”，再到“世界历史性个人”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关系。这是一条从思想来源的视角对“世界历史性个人”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间关系进行纵向研究的路径。二是，直接从“世界历史性个人”概念的分析入手来把握“世界历史性个人”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关系。这基本是一条从逻辑规定的视角对“世界历史性个人”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间关系进行横向研究的路径。不过，目前学界由这两条研究路径所产出的成果大都忽略了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性个人”思想的话语前提。搞清楚这一问题，是正确把握“世界历史性个人”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间关系的重要逻辑前提。其二，随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面展开和经济学革命的基本完成，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世界历史性个人”思想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所明确提出的人的发展三形态的理论框架中获得了修正和完善。其三，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世界历史性个人”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间的关系，对于科学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人的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的启示和意义。
一、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性个人”思想的话语前提
解读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性个人”的思想，不能仅从康德的“世界公民”到黑格尔的“世界历史个人”那里追溯其理论来源，也不能仅凭借马克思直接关于“世界历史性个人”的文字，更主要的是应深入解读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性个人”思想的具体语境，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世界历史性个人”思想的话语前提。我以为，这种话语前提包括三个相互联系方面的内容，即：对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对施蒂纳纯粹个人主义哲学的批判以及马克思本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从逻辑上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性个人”思想首先是基于对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而提出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有个副标题，即：“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这个副标题中的“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主要就是指的“真正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德国带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色彩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其经济基础是德国的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经济。这种社会主义不仅用德国抽象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解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推崇抽象的人性论，而且还歪曲和诋毁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因素，责备他们“对粗暴的物质的依赖”。在“真正社会主义”看来，只有德国思辨哲学的人道主义才能在达到对于人的最高本质的认识中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真正社会主义的阶段”。这种所谓的“真正社会主义的阶段”的基本要义就是：现代社会中无产者与资产者间存在着的生产和消费、需要和供给的分裂，其根本原因不是“粗暴的物质关系”，而是人固有本质的异化。消灭了异化也就是消灭了现代社会的不公正。所以，共产主义社会是完全合乎自由的人性的社会。正是针对“真正社会主义”的上述观点，马克思在考察共产主义由以产生的历史前提时明确提出了“世界历史性个人”的思想。他说：异化的消灭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由于普遍的交往，一方面，可以发现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事实普遍竞争，而其中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最后，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①。所以，从逻辑上看，马克思“世界历史性个人”思想首先是基于对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而提出的。“世界历史性个人”是基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而产生的。随着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以及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个人”所代替，“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必然会被消灭。马克思所说的“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就是指包括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性个人”的思想与他对青年黑格尔派中的一个颇显“另类”的成员即麦克斯·施蒂纳的纯粹个人主义哲学的批判也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施蒂纳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另一个极端(与鮑威尔等相比)。施蒂纳是个“个人无政府主义”者，他的纯粹个人主义哲学是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现实状况和愿望在理论上的一种表述。他所著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被视为是“创立个人无政府主义传统的”著述。在施蒂纳看来，一般社会所公认的国家的概念、“财产是一种权利”的概念、自然权利的概念等都只是幽灵在脑海里作祟的幻象，因为，社会本身就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实体，在现实中存在的只有纯粹的个人。据此，施蒂纳尖锐批判费尔巴哈“类的人”和“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观点。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国有的学者认为：“青年黑格尔运动的主导思想是自我意识哲学，但鲍威尔的自我意识是被限定在精神领域内的；费尔巴哈用一般的人取代自我意识，冲破了这个限制，从唯心主义立场转到了唯物主义立场；施蒂纳则把‘自我意识’推到极端，从而完成了从‘自我意识’到‘人’到‘唯一者’的出发点的转移。”②我以为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
近年来，学界不少学者在探讨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对于确立“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意义。这种探讨是有价值的，但本文并不打算细论这方面的问题，而仅想就此指出，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性个人”思想无疑深深打上了他对施蒂纳批判的“烙印”，其主要表现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把对施蒂纳虚构“唯一者形态的现实的个人的历史同他关于人的幻想”的对立、“不断地把‘人’作为单独行动的个人强加给历史”③，并通过消除所谓各种“幻影”来实现个人解放等奇谈怪论的批判，在逻辑上转换为对“世界历史性个人”与现实的人类历史发展间关系的科学阐释，即：“对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至于个人的真正的精神则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但是对他们说来却一直是一种异己的、统治着他们的力量。”④在马克思看来，从来就不存在所谓的“唯一者”，“唯一者”只是施蒂纳“对黑格尔的拙劣抄袭”。
我以为，马克思之所以能展开对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施蒂纳纯粹的个人主义哲学的科学批判，并在其中提出“世界历史性个人”的思想，归根结底源于他在此之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取得的成果。为此，这里不能不提及马克思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9月至1846年夏初)前夕所写的两部笔记，即《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布鲁塞尔笔记》的前半部分马克思写于1845年2月、5月—7月间⑤，其内容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经济学方面的内容。马克思分别摘录了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2卷、萨伊的《民族与个人的富裕和贫困的主要根源》、加尼耳《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比较研究》、查·拜比吉《关于机器和工厂的经济性质》、安·尤尔的《工场哲学，棉花、羊毛、麻、丝制造工业的经济学研究，附英国工场中使用不同机器的描写》等经济学家的著述。二是政治学方面的内容，如关于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著作的摘录。这部笔记充分反映了，马克思开始从工业的历史和科学技术的角度认识到物质生产力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最终的决定性作用，并试图从基于物质生产力的经济关系的矛盾和冲突来说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曼彻斯特笔记》是马克思写于1845年7月中旬到8月下旬在曼彻斯特旅行期间。该笔记保存下来的有9本，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MEGA2)第4部分第4卷中。这部笔记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威廉·配第、查理·戴韦南特以及爱德华·米塞尔登的著作的摘录和对匿名出版的《女王陛下的礼节和对海上的统治》一书的摘录。这部分内容主要涉及重商主义经济学及其所使用的范畴。二是对马斯·图克、詹姆斯·吉尔巴特、威廉·科贝特、乔治·布朗宁、约翰·拉姆赛·麦克库洛赫、托马斯·萨德勒、纳索·威廉·西尼耳等人著作的摘录。这部分内容主要涉及经济学的对象、方法和经济学范畴的界定，以及货币流通、信用和危机等问题。三是对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威廉·汤普逊和托马斯·娄·艾德门兹的著作的摘录，其主要内容包括英国社会主义者制定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的思想基础和实质，以及他们观点的矛盾性和折中性。《曼彻斯特笔记》不仅表明马克思对当时作为工业文明中心和资本主义世界心脏的英国有了比较充分的感性认识，而且表明马克思试图把个人和社会的解放及其相互关系置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基本的经济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演变发展过程中来分析。因此，与《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相比，《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标志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向前推进了一步。正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成为马克思展开对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施蒂纳纯粹的个人主义哲学科学批判的支撑点。
例如，无论对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批判，还是对施蒂纳纯粹的个人主义哲学的科学批判，都直接涉及“世界市场”与“世界历史性个人”间的关系。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这方面关系的阐释，无疑是与《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所取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成果直接相关的。马克思如是说：“有许许多多人仅仅依靠自己劳动为生，有大量劳动力与资本隔绝或者甚至连有限地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可能性都被剥夺，因而它们已经不仅暂时失去作为有保障的生活来源的工作本身，而是一概处于完全不稳定的地位，——所有这一切，都由于竞争的关系而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所以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就意味着他们的存在是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的”⑥，“单独的个人随着他们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愈来愈受到异己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宇宙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过去的历史中也绝对是经验的事实。”⑦由于“世界市场的存在”，个人的存在才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从而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是绝对的“经验的事实”，但也正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存在”，个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才表现为异己的力量。
显而易见，马克思对“世界市场”与“世界历史性个人”间关系的阐释，是以《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成果为基础的。因此，可以认为，这两部笔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成果既体现在对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批判上，也体现在对施蒂纳纯粹的个人主义哲学的科学批判上。没有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从工业的历史和科学技术的角度对物质生产力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最终的决定性作用的确认，以及基于经济关系的矛盾和冲突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认识，没有他在《曼彻斯特笔记》中把个人和社会的解放及其相互关系置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基本经济矛盾和阶级矛盾及其演变发展过程中的考量，那么，就不可能有《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施蒂纳纯粹的个人主义哲学的科学批判，从而也就不可能有“世界历史性个人”思想的提出。
我以为，从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性个人”思想的具体语境来看，“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基本特征是：基于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超越地域性限制；通过世界市场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有力量来利用“人们所创造的一切”。因此，关于“世界历史性个人”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间的关系，笔者的看法与学界流行的观点不同，即：“世界历史性个人”不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不是“世界历史性个人”发展的高级阶段。“世界历史性个人”是共产主义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由以产生的一个重要的主体性世界历史条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凡是讲到未来社会的人的发展，从来不用“世界历史性个人”这一术语。其缘由是：首先，“世界历史性个人”是“世界市场”的产物。虽然，“世界市场”把个人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在一起，从而造就了“世界历史性个人”(各个个人必须通过“世界市场”来显示其“世界历史性存在”)，但“世界市场”本身却是一种强大的自发形成的“共同活动”。由于这种“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发地形成的，因此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权力”⑧。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即在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中，这种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⑨其次，在分工、“世界市场”、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存在的历史条件下，集体和共同体只是虚幻的集体和共同体。马克思说：“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集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⑩马克思所说的“真实的集体”即是指没有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当然，笔者讲“世界历史性个人”不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不是“世界历史性个人”发展的高级阶段，丝毫没有否认这两者间内在联系的意思，而是强调：探讨这两者间的内在联系，首先要在逻辑上搞清楚它们间的区别。
二、“世界历史性个人”与人的发展形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后，马克思没有再使用过“世界历史性个人”这一术语。这当然不是马克思舍弃了“世界历史性个人”的思想。我以为，这可能是出于两个相互联系方面的原因：其一，如上文所述，“世界历史性个人”这一术语是马克思专门针对德国“真正社会主义”和施蒂纳纯粹个人主义哲学的批判而提出的，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基本完成这一科学批判任务后就不再使用这一术语了(11)。其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后，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面展开和经济学革命的基本完成，马克思明确提出了人的发展的三形态理论，故“世界历史性个人”这一术语消融在人的发展的第二大形态中。不过，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虽然不再使用“世界历史性个人”这一术语，但关于“世界历史性个人”的思想却在更完善的人的发展三形态理论框架中得到了丰富和进一步的发挥。进而言之，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马克思在其构建的人的发展三形态理论构架中对“世界历史性个人”的规定和实质及其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关系作了全面、深入的政治经济学论证。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马克思对人的发展三形态理论做了这样“经典”的表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12)
生产能力的低下和自然化的狭隘需求、人身依附的社会关系、人的个性和独立性的缺失，是人的发展的最初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的三个相互联系的特点。这一人的发展的最初形态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讲的“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取代的“狭隘地域性的个人”在其本质上是相同的。只不过，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所明确提出的人的发展三形态理论更全面、更准确地揭示了人的发展的最初形态。由于论题所限，下面笔者将侧重阐释“世界历史性个人”与人的发展的第二、三个形态的关系。这里先说人的发展第二个形态与“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关系。
我以为，“世界历史性个人”包含在人的发展第二个形态中。超越自然需求的多样化需求、物化的社会关系、人的自主性与物的奴役并存、人的整体的全面能力的形成与人的个体的片面发展并存，是人的发展的第二个形态的四个相互联系的特点。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的第二个形态的特点、以交换价值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是一回事(13)。因此，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在阐释人的发展的第二个形态形成和发展的社会环境时，讲的就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他如是说：“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留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求、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14)
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人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的能力与人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的关系，其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源都来自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与此同时，人的社会关系也因此而全面地表现为物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通过物媒介的来表现，人被物的关系所奴役，人的整体的全面能力的形成伴随着大多数个体的片面发展。“世界历史个人”，其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源也同样来自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其规定性蕴含在人的“独立性”中。从表层的词义上看，“世界历史性个人”与人的“独立性”是两码事：前者强调的是个人超越地域性的联系，后者强调的是个人摆脱人身依附关系。但细微观之，这两者则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超越地域性限制的个人必然是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的个人，抑或说，只有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个人才能超越地域性限制。在这里，“人的独立性”在逻辑上包含着“世界历史个人”，而不是相反。
首先，“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更深刻地反映了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社会人的世界历史性联系，即普遍的物化联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虽然也提到了人通过世界市场与整个世界历史的联系，但那时他对“世界市场”的认识还比较抽象，也就是说对“世界市场”的认识还不是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和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的商品的科学分析为基础的。而只有以这种科学分析为基础，才能使对“世界历史性个人”的认识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把个人与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世界市场”的存在是以交换价值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的存在为其逻辑前提的。在这种社会中，人的关系表现为物的关系，人的能力的全面性和普遍性表现为人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能力的全面性和普遍性，所以，人的世界历史性就表现为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没有这种独立性，就没有什么“世界历史性个人”。所谓“人的独立性”就是摆脱血缘和地域束缚、通过普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形成的人的世界历史性。“世界历史性个人”就是物的关系中的具有独立性的个人。其次，既然人的独立性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那么，“世界历史性个人”当然也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而这一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尚没有以明确的理论形态确定下来。或许正因为如此，目前学界不少人才把“世界历史性个人”等同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或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视为“世界历史性个人”的高级阶段)。而在人的发展三形态的理论框架中就有了这种明确的理论形态的确定。其主要表现是：“世界历史性个人”的思想在人的发展三形态理论框架中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规定，“世界历史性个人”被融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中。正是由于“世界历史性个人”具有这样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规定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段关于“世界历史性个人”向人的更高发展形态转变的论述才清晰、明确起来，即：“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就是各个个人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世界中的全面依存关系即物的依赖关系，“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就是各个个人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世界中的共同活动，而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的人就是马克思后来所说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虽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物对人的统治的说法，但那时他所说的“物”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
再说人的发展第三个形态与“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关系。“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15)马克思的这段论述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并不等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具有普遍性和全面性的关系和能力的“世界历史性个人”当然也不等于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人，但具有普遍性和全面性的关系和能力的“世界历史性个人”却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前提；二是，人的发展第三个形态和“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关系，与人的发展的第一个形态和“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前一种关系是一种有扬弃的继承关系，而后一种关系是一种否定关系。所谓“有扬弃的继承关系”是指：物的奴役性以及由于分工决定的个人的片面发展等被否定后，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作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被保存下来。因此，在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中，“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有多层意思(16)。
我以为，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搞清楚，即：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自由发展的区别和联系。只有在方法论搞清楚这一问题，才能进一步把握“世界历史性个人”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间的关系。
“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自由发展”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范畴。“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体力、个性、智力、品质和各方面的能力的协调发展，它着重强调的是人的发展的一种客观状态或客观境界。“人的自由发展”指的是人在不屈从于任何外在目的和压迫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积极主动、自觉自愿地发展自己的体力、个性、智力、品质和各方面的能力，它着重强调的是人的发展的一种主观状态或主观境界(即人对自己发展的驾驭)。当为谋生所迫和旧式分工所限时，人就不可能自由的发展。当然，“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自由发展”又是有机联系的统一体，抑或说，“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种人的发展的客观境界和主观境界的有机统一体。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自由发展”的逻辑前提。“人的自由发展”是人的“自由个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人的个性、智力、品质和能力的全面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17)，人的个性、智力、品质和能力发展愈全面，人的自由选择的空间也就愈大，从而也就愈能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来发展自己，反之亦然。当人的总体能力发展程度低且又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时，他就不可能获得较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和条件，当然也就难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去发展自己。另一方面，“人的自由发展”又制约和规定着“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考察人的活动与旧式分工的关系过程中指出：“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8)进而言之，对人来说，旧式分工是一种自发的、被迫的活动，正是这种自发的、被迫的活动造成了人的片面发展。可见，只有在“人的自由发展”的基础上，即在获得广阔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和条件的人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来发展自己的基础上，“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成为现实。
“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自由发展”不仅是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而且也是相互渗透的。“人的全面发展”本身就包含着“人的自由发展”的因素和成分，如人的体力、个性、智力、品质和各方面的能力的协调发展蕴含着人的主动性、爱好、兴趣等因素，否则，“协调发展”就是不可想象的了；“人的自由发展”本身也包含着“人的全面发展”的因素和成分，如“人的自由发展”蕴含着全面发展了的个性、智力、能力等因素，否则，“人的自由发展”永远只能存在于彼岸世界。所以，如果把“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自由发展”割裂开来，那么这两者就都会被扭曲。当然，学术界许多人惯于把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理论简称为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这并无不可，但在逻辑上不能忽略“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的自由发展”间的内在联系。
“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的自由发展”间的区别和联系进一步说明：“世界历史性个人”还不是自由发展的个人，因为这种个人还不是能够驾驭着自己发展的个人，但却是“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世界历史性个人”也不是全面发展的个人，因为，这种个人还不是体力、个性、智力、品质和各方面能力协调发展的个人，但其所具有的关系和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却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19)。
三、方法论意义
我以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人的发展来说，“世界历史性个人”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间的关系蕴含着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即：从逐步造就和培育构成“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因素、环节及其由以形成的条件和前提着手来推动人的发展，其中逐步造就和培育社会主义社会的“世界历史性个人”至关重要。这一方法论启示包含着共时性和历时性这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规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人文本质和社会主义终极目的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在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的理想；“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实现所必需的因素、条件、关系在当代社会正在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当然，这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
在方法论上正确把握“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辩证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众所周知，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且国情复杂。笔者这里并不打算专门探讨我国国情问题，而仅想就此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总体落后且发展极不平衡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应处于何种地位。
首先这里需要肯定的是，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具有内在逻辑规定性整体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人的发展状态，而在我们这样的即便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在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方面也有较大差距的发展中国家(更不说与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比了)，这种人的发展状态当然只是一种理想。在马克思那里，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见是展现在这一逻辑思路中的：基于人的生产力全面发展的人是“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人，基于人的生产力全面发展的社会是全面发展的社会；在人的生产力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互为前提。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指人的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引者注)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20)。因此，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我们不能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一种当下就能实现的目标去对待。但另一方面，“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又不是在“未来社会”突然实现的人的发展形态，换言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实现是一个非常漫长和复杂的世界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构成“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因素、环节及其由以形成的条件和前提将逐渐地发展和成熟起来。我们现在所说的在中国社会主义现阶段要“促进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其主旨就是强调要注重培育构成“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因素、环节及其由以形成的条件和前提。
当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方面的原因，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其起点都比较低，故我们对人的总体发展状况不能乐观。我国的人的发展状况与我国的基本国情相同，即总体上的相对落后和发展的极不平衡。其主要表现是：在发展的时间、空间等方面，不仅每个社会成员之间有较大的差异，而且先进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以及社会各阶层的成员之间也有较大的差异，从而社会成员不能获得同样的发展机会和享受同样的发展结果；在人的素质和教育程度方面，我国目前仍有几千万人不识字，至于科技“文盲”和人文“文盲”那就更多了，这说明我国人的发展在整体上是很不协调的；在人的关系和思想观念方面，我们在应对“物的依赖关系”即市场经济的双重作用对人的发展带来的挑战的同时，又不得不重视大量存在的“人的依赖关系”对人和整个社会的严重侵蚀作用，如“官本位”、“等级本位”等对整个社会机体和人的思想观念的严重侵蚀；在人的道德建设方面，目前我国仍有较大的“缺口”，人的思想道德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人的才智的发展(尽管这方面的总体发展程度也不高)，如目前存在的“诚信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在一个社会普遍存在着“诚信危机”的情况下，对人的高尚道德情操的培养就会遇到难以想象的巨大阻碍。可以说，目前我国人的发展的滞后状态已使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付出了极大的、本不应该付出的代价，从而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21)。
因此，对于当代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当务之急的不是如何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是如何创造和培育构成“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因素、环节及其由以形成的条件和前提，并在创造和培育构成“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因素、环节及其由以形成的条件和前提的过程中推进人的发展。我以为，在这方面，马克思“世界历史性个人”思想仍然值得我们重视。“世界历史性个人”既是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产物，也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的作为未来社会人的发展形态直接准备的人的主体形态——“世界历史性个人”，对于处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代中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人的发展来说，仍然是必经的阶段。不过，由于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性个人”的思想时是舍去了由资本主义向他所科学预见的未来社会的复杂发展过程的，故对他这方面的思想不能完全照搬(22)。结合我国人的发展的现实状况，我以为，从目前来看，我们所塑造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世界历史性个人”至少应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性。
第一，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世界历史性个人”首先应是能够打破人身依附关系、超越地域性限制的世界历史性个人。这也是“世界历史性个人”最基本的规定。目前中国社会人的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人的发展理念在整体上还没有摆脱小农经济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直接相连的“官本位”和“等级本位”观念的束缚。小农经济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直接相连的“官本位”和“等级本位”观念是以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社会中人的形态的一个重要特点。如果笔者的这一论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就可以在这里做出这样的推论，即：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判断“世界历史性个人”是否普遍形成的尺度就是看小农经济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直接相连的“官本位”和“等级本位”观念被消除的程度。就目前我国而言，虽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与整个世界发生广泛和深入的交往，但这并不就等于小农经济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直接相连的“官本位”和“等级本位”观念自然而然的消除。只要我们没有基本消除小农经济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直接相连的“官本位”和“等级本位”观念，就不能说我们打破了人身依附关系、超越了地域性限制。因此，至少从现在来看，对我们来说，“打破人身依附关系、超越地域性限制”主要不是形式上的，即不是对外部世界事务简单地增加了解，而主要是内容上的或质上的，即真正肃清小农经济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直接相连的“官本位”和“等级本位”观念对人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影响。众所周知，目前在中国各主要媒体上，学术“去官僚化”或“行政化”和高校“去官僚化”或“行政化”的呼吁日趋高涨。这种日趋高涨的呼吁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官本位”和“等级本位”观念对当代中国社会和人的发展的危害程度。连一个社会内部最应“纯净”的领域都被“官僚化”或“行政化”严重地侵扰，就可想其中的其他领域了。“官僚化”或“行政化”就是“官本位”和“等级本位”观念的表现形态。所以，我们离“打破人身依附关系、超越地域性限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二，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世界历史性个人”也应是能够最大限度地限制物的依赖关系负作用的世界历史性个人。中国虽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仍必须按“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来促进人的发展。因此，我们所要培育的“世界历史性个人”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世界历史性个人”也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应能够最大限度地限制物的依赖关系的负作用(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物的依赖关系虽然比人的依赖关系先进，但其弊病也是明显的，即它在使人具有打破人身依附关系、超越地域性限制的独立性的同时，也使人的关系异化为物的关系，人只有在这种关系中才能显示其世界历史性存在。在物的依赖关系中体现出的人的独立性诱发着“物的崇拜”和绝对个人主义的观念。然而，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情况更为复杂的是：人的依赖关系中渗透着物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中也渗透着人的依赖关系。因此，人的依赖关系的弊病与物的依赖关系的弊病往往纠缠在一起。这也是在中国“官”或“行政权”可以与任何领域的资源进行“交换”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进而言之，在当代社会主义中国，培育“打破人身依附关系、超越地域性限制的世界历史性个人”与培育“能够最大限度地限制物的依赖关系负作用的世界历史性个人”是统一的。
第三，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世界历史性个人”应是具有牢固的“公民观念”的世界历史性个人。其特点有二：一是，具有强烈的政治主体意识和权利义务意识。在人的依附关系中，个人是没有政治主体意识和权利义务意识的。在物的依赖关系中，个人虽然具有政治主体意识和权利义务意识，但这种政治主体意识和权利义务意识往往又被物的关系所扭曲，这一点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所以，社会主义中国的“世界历史性个人”所具有的政治主体意识和权利义务意识是基于汲取资本主义制度相关肯定性成果、但又超越资本主义政治逻辑的建设新的社会形态的政治主体意识和权利义务意识。二是，民族性与世界历史性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中国的“世界历史性个人”不是无民族特性的“世界公民”，而是把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有机统一起来的“世界历史性个人”。这里所说的“民族性”是指以理性、开放的态度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这里所说的“世界性”是指对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以及承担维护和推进人类社会进步的责任的认同。社会主义中国的“世界历史性个人”所具有的上述这两个特点是相互联系的。
最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世界历史性个人”也应是具有基本的公德、私德和职业道德的世界历史性个人。当然，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世界历史性个人”也是能力和关系全面性发展的个人，但这种全面性发展必须是与基本的公德、私德和职业道德互为前提的。作为个人而言，缺乏基本的公德、私德和职业道德，不仅难以发展起能力和关系的全面性，而且也难以与世界文明发展主流接轨。
综上所述，虽然我们所培育的“世界历史性个人”还不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但对这种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培育实际上就是对构成“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因素、环节及其由以形成的条件和前提的培育。我以为，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培育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会进入到更高的一个发展阶段。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9页。
②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5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2页。
⑤《布鲁塞尔笔记》还包括马克思1845年9月至1947年的经济学笔记。为了研究的需要，我这里所说的《布鲁塞尔笔记》只是指马克思写于1845年2月、5月-7月间的笔记。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0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1-4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8-39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6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4页。
(11)这并不是说马克思此后就不再进行这种批判了。如：因革命实践的需要，在《共产党宣言》第三部分“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中就有专门对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批判的一节。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13)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但构成“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因素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条件却不断地滋生和发展起来，如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劳动变换日趋频繁和普遍、教育的“终身化”趋势、城乡差别和脑体差别的逐渐消除、人们的闲暇时间不断增多和个人的活动日益多样化、个人的社会关系日渐丰富以及生产管理的越来越明显的“人化趋势”等。之所以如此，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造就了普遍利用自然的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即普遍有用性体系、社会关系的全面性和需求的多样性，特别是个人的能力和关系的普遍性及全面性。马克思认为，人的能力的全面性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而“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8-109页)。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在给人的发展带来极大的磨难的同时也提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2-39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8-109页。
(1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3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30、296、51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3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9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7页。
(19)这里所说的“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主要是指“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它并不等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笔者把这种“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称之为个人在“技术—工艺”能力上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然而，这种“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毕竟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30页。
(21)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需要搞清楚。学术界有的人认为，中国目前并存着多种文明及其过渡形态：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以及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由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过渡形态。我以为，这种划分有一定道理，但不能绝对化。因为，至少就一个有着共同文化传承的民族来说，社会时空在总体上是统一的，抑或说，在总体上不出现社会时空的割裂。在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虽然不平衡，但人的发展间的差异远远达不到可以隶属于不同文明形态的程度。
(22)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性个人”思想时所舍去的由资本主义向他所科学预见的未来社会发展的复杂过程(对马克思来说，这种“舍弃”是正当的，无可指责的)，正是我们今天所要深入研究的。进而言之，“世界历史性个人”最初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产物，但他本身也是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包括最初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世界市场的变化等)而发展的。基于对此的思考，并结合对我国人的发展状况的分析，本文提出和论证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世界历史性个人’”概念。“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世界历史性个人’”在其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世界历史性个人”的辩证扬弃，是“世界历史性个人”发展的更高阶段，其中将会蕴含着越来越多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因素和成分。当然，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人的发展来说，实现这种辩证的扬弃是需要一个比较漫长、复杂的历史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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