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名运动与城市的历史文化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文化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
[美]大卫·哈维著，黄煜文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
城记，王军著，三联书店，2003
采访本上的城市，王军著，三联书店，2008
2010年，借助于国家“十二五”规划，我国一批城市的总体规划出炉。尽管改革开放的整体经验告诉我们，实践总是跑在规划的前面，但从这些规划本身来体现中国城市建设(以及由它表征的整个社会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规划实际记录了过去近20年(与上个世纪80年代早期进行的那次总体规划相比)的成果，也充分表达了各地的胃口和决心。规划虽然是抽象的，但它在质与量两个方面仍然刺激着我国城市居民在自己日常生活中几乎麻木的“大工地”经验。在量的方面，尽管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城镇人口的比重略高于36％，但多数省会城市目前公布的数据都远远超过50％，其中不少在城市化率的目标上设定为90％(即假想的发达国家水平)。除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深圳外，也有不少省会城市提出总控制人口超出千万的目标。以此计算，未来中国特大都市在量上将改变全球城市格局。这些抽象的数据能够在各大城市都变成了“大工地”这一事实中得到体验。如此引人注目的量的增长，也使得质上的发展成为焦点问题。各大城市，在地方性(包括民族文化)、区域性和世界性三个层次上做足了“名城”、“中心”、“基地”、“枢纽”等方面的文章。在其中，“历史文化名城”几乎成为无一例外(除了北京明确地提出“世界城市”这个尤为令人注目的战略)的叙述方式，这意味着“历史文化名城”这个符号实际上成为我国城市书写标准的意识形态母体。不过，恰恰在这个点上，当代中国城市轰轰烈烈的逐名运动与快速积累的“城市病”这种对立极为尖锐地提出了城市书写问题，使得“历史文化名城”这个文物保护机制成为一个特殊的难题。
在面对“历史文化名城”这个问题的时候，多数人首要考虑是作为历史和文化书写的城市，这样的空间正是人类追求自我实现的场所。因此，在对抗城市规划和实际的时候，我们往往抓住名实分裂而把重点赌在“历史文化”的定义上面，以已经结晶为物质形态的文物保护来捍卫历史和文化的尊严。不过，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一思路是十分无奈的。别的不说，仅仅考虑一下作为一种文物保护机制的“历史文化名城”在中国各级城市发展中的落实情况及其实际功能，我们就能够真切地理解这个问题。“历史文化名城”成为我国的文物保护机制之一，得益于1982年几个专家的上书。在今天，这个标志不仅写进了实际获得国务院批准的114座城市的名片，并成为其规划的标准，而且成为我国所有城镇规划和建设的意识形态框架，因此亦成为其他城市追逐的目标。这是“国”字号的，如果进一步考虑“国际”层次和地方级的各种名声，从联合国的“世遗”保护名录和各种组织有关“最佳人居”等名号的申请热情，到由媒体推动的名人故里之争，西门庆、小乔这些虚构人物都成主角，我们将会感受到中国地方逐名的冲动是如何地强烈。
必须注意到，“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机制的形成，是一个极具前瞻性的知识成果，它在中国城市进行快速发展的起步阶段便直接面对它与历史文化保护之间的冲突，试图以后者为之提供规范从而摆脱盲目发展。在表面上，我们今天似乎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但是，究其实质，意味却几乎不一样了。这并非因为历史文化的保护作为一个问题更严重了，而是因为“历史文化名城”恰恰成为许多城市破坏性更新和扩张的合法性理由。这是为什么它必然会出现在几乎每个城市总体规划文本中的必然原因！面对那些规划文本，我们不能不承认，它们都适合美好的图景，充满了创意。这意味着，当代中国城市建设的问题并不出在规划上，即便是规划问题，也不在于“历史文化名城”的定位，而是支持这些规划的潜台词：以合理规划为名义的大规模政治和商业的重组。这个潜台词不是别的，正是近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现实。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阔步走向市场社会之后，城市作为现代经济的增长极或增长机器的地位便牢牢地在意识形态上锚定了，在这种框架中，“历史文化名城”，与遍地开花的特色商品、产业以及普遍的地产和商业繁荣，功能一样，只是名义有差异。文化、历史搭台，或者科技搭台，还是资源和商业搭台，并没有实质性差异，唱戏的都是资本(商业或作为商业的政治)。城市决定性成为当代资本运动的“增长机器”，历史和文化逐利的资源或者进行营销的象征资本，也就是一种名声而已。在这一背景中，就如雷同的各地老街或民俗文化村所表明的那样，新建的或重建的“历史”和“文化”项目是否具有“本真性”，这倒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在我国，正如各地都把城市建设作为招商引资的手段这个标准做法所说明的那样，历史文化只是建设资本友好型的资源。当然，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因为，从世界社会史看，这曾是欧美多数城市曾经历过并正在经历的问题，只是奇迹般的现代化速度和当代强大的能力使得中国的问题格外突出。
《采访本上的城市》，王军著，三联书店，2008
简言之，在今天，我们纠结于“历史文化名城”这个问题的时候，尽管与1982年提出这个问题时的意图并没有两样，都是试图捍卫我们的历史记忆从而保护自己生存的根基，但在实践中，问题的性质几乎颠倒了。正在进行中的超大规模的城市重组运动，因其对历史的曲解和对文化的抑制而使“历史文化名城”成为一个丧失了内涵的空洞术语，而其对这一名声的挪用则颠倒了由其代表的城市建设原则和理念。甚至，因为中央政府权威论证实际上加强了其作为象征资本的有效性，当各个地方将其作为匪夷所思的宏大规划(“超常规”是典型的口号)之合法性依据时，“历史文化名城”这个名声已经颠倒为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的最显著障碍之一。由此，此时的各地居民、学者与城市营销的CEO们在讨论“历史文化名城”问题时，确切地说已是鸡同鸭讲。城市定位或建设是否应该挪用“历史文化名城”之名义或遵循其逻辑，“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究竟是什么，继续纠缠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无意义的书呆子行动。
如果说我国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已经提出这个问题，在城市的逐名运动中真实发挥作用的不是“历史文化”而是利，那么在谈及“历史文化名城”时候，不能不首先考虑这两个问题：一座城市，为什么需要一个响亮的名字？在今天，城市又因何追逐“历史文化”名声？如果不考虑这两个问题答案的冲突，恐怕难以正确地诊断由名声提出的当代中国城市发展难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触及的正是那个根深蒂固的问题，即城市是什么。
为说明问题本身所包含的内在张力以及回答的可能性，让我以自己生活其中的城市南京为例。它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正是以它在1982年获得这一殊荣作为参照点，其前后的历史在今天看来矛盾重重。一方面，即便没有这个名声，它亦是中国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城。作为最具标本意义的中国城市之一，它自战国时代便开始了自己的建城历史，而在东吴时期步入都城之列，不仅留下东吴建康以来的完整建制，而且成为明以来中国历史记录最集中的空间。“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秦淮”、“红楼梦”这些词句代表的婉约与风情故事；“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大报恩寺”这些符号所记录的佛教文化，如果它们已经成为残存的记录，那么近代100多年发生在此的事件则无不让人依然惊心动魄：太平天国、南京条约、“中华民国”定都、奉安大典、日军南京大屠杀、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另一方面，有了这个名声之后，它的表现却反而使人感到它离历史和文化越来越远。它经常将其挂在嘴上，许多重大的城市建设工程都是以这个名义而实施的，然而正是这些工程比较彻底地让它远离了历史和文化。以至于，2006年10月，作为1982年“历史文化名城”之动议的三位倡导者之一的侯仁之，与其他学者联名上书国务院要求保护南京的老城南，引起总理重视并批示。2009年，老城推平式改造引发总理两度批示。2011年，因为地铁工程建设需要再度大规模迁移作为南京标志之一的法国梧桐不仅引发市民抗议而且引起台湾国民党人士的反应(民间称“砍树事件”)。可以说，恰恰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历史名城、文化名城和科教名城”之口号越来越响的背景下，南京越来越失去了其韵味。现在，走在街道上，很难再让人产生独特的文化和历史体验，许许多多被冠以“历史文化”的项目只不过是对被现代化高度撑破的空间的某种名义上的补偿(例如历史上有记无楼的阅江楼的建造、江宁织造府的重建，等等)，在某种意义上，与那些附着在历史空间之上迫使其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更大剩余价值功能的新的建筑(例如南京长江大桥新的引桥和城西干道高架桥)一样，它们与历史无关，而只是一种注定要贬值的固定资本投资，也因此在根本上无法掩盖作为增长机器的南京之空虚感。所以，它得不断地和反复地新建和重建，长期地保持一个巨大的工地状态。并且，由于它的能力的日益强大，那些真正属于历史和文化但不能适应新型资本积累需要的空间形态和物质记忆则越来越大规模地和永久性地流失了，以至于民间产生了“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金陵古城已到历史的最后关头”等口号。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南京的规划与建设有其自身的特殊之处，但是，正如大多数人感觉到的那样，在近20年的背景中，它也不是例外。在中国遍地开花的“历史文化名城”规划运动，只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地方开发思路的一种代表性思路，其实质与历史和文化无关。因此，尽管“历史文化名城”这个论题是由像北京这样的城市规划再度引发的，但它见证的是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模式的内在问题。由于这一点，真正问题既不在于城市对名声的追逐，也不是其扩张过程中的策略性失误。我们可以把城市比作一个人，并且像古典经济学那样承认，一座城市的逐名尽管不是好的动机，但并不见得是件坏事，因为那种虚荣的动机或许正是我们走向普遍繁荣与自由的必要条件。一个响亮的名字、一部英雄的历史、一种深厚的文化，它们是居民的自豪之根、认同之源和创造的动力，我们没有理由简单地否定城市的追名行动。至于逐名的手段，无个性的拙劣模仿，例如南京以“1912”模仿上海的“新天地”；或者惊世骇俗的标新立异，例如中央电视台那件“大裤衩”；无节制的权力，例如超大规模的新城计划或者工程；或者甚至无度的商业利益，都不是问题的重点。在历史经验中，没有一个城市能够保证自己不犯错误，最近的例子之一便是沦为笑柄的伦敦千年虫建筑——作为该市新千年纪念的十大地标之一，其华而不实已经成为一个累赘，但也没有什么比这点更严重的了：名声变成只是逐利的象征资本，在滑稽的模仿和标新立异中，权力和利益紧紧地绑在一起成为作为增长机器的城市变迁的主要动力，既破坏了作为居民认同之根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又排斥了居民忠诚之源的价值(参与热情)投入，从而使城市本身变成了排挤着人的物的堆砌。
因此，面对“历史文化名城”这个当代难题时，真正需要我们追问的不是“城市要不要或需要什么样的名声”，而是“城市是什么”。正是在美国城市的发展困境中，芒福德提出了“何为城市”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城市不仅培育出艺术，其本身也是艺术，不仅创造了剧院，它自己就是剧院。正是在城市中，人们表演各种活动并获得关注，人、事、团体通过不断的斗争与合作，达到更高的契合点。在今天，我们真切地面临着芒福德等人曾经思考的问题：作为增长机器的城市，作为现代性外在标志的城市，作为资本积累运动之地的城市，当它开始最剧烈的扩张(在50年不到的时间将完成城市化率从50％向80％-90％的跃升)时，不仅历史文化沦为空洞的名声，而且其内部的分裂和冲突也日趋显著。因为，按照商业友好型排名之“名”建构出来的名城，尽管仍然打着历史的和文化的名义，但它显然不是居民参与塑造的生活方式或场所精神。权力与利益排斥了居民，后者虽然仍然生活在其中，但他们却俨然在精神上被逐出了城市。正是这一原因，像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都开始丧失其本土性和本真性，而成为随着官员和资本的流动而流动的漂泊之城。在这一背景中，“认同”和“更高的契合”成为理想中的理想，远离现实，甚至成为抗拒现实的理由。那些思想大师的警告则再度在多数人的耳边响起，如果逐利的动机不是服从于人类自我改善的历史趋势，它带来的不只是嫉妒、竞争和堕落。
《城记》，王军著，三联书店，2003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历史文化名城”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不只是压抑了“民生”的“名声”成为城市之重，而且以尊重历史的名义与历史实现着彻底的决裂。这种决裂，体现在摧枯拉朽的“拆”与“建”运动中。在多数中国当代城市建设的效率和规模面前，重建巴黎的奥斯曼只是小儿科。一方面，大同小异的“老街”遍地开花，唐城、宋城不再稀奇，而像南京有记无楼的阅江楼的诞生，即将重新诞生的大报恩寺，以及许许多多虚构作品(甚至清明上河图)的现实化，早已说明我们今天构建所谓“历史文化”的能力；另一方面，无论是都市还是县城，都像摊大饼一样扩散开来，它也表征着不给后代留下空间的决心。在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建设运动中，批评虽然仍然保留着其尊严，但也往往面临着这样的无奈：只要它对历史文化的内含进行定义，就难免有被收编的风险。因此，在这里，我提出的问题不是名城之历史和文化内涵的定义，而是对“城市是什么”的追问。无论是南京这样的名城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还是芒福德这样的思想先贤总结的，城市的真正的内涵在于其是人类追求自身实现欲望的最集中的投资场所，在这里，由于多种力量的竞争，人与自然、过去与未来、本土与世界等等对立获得了某种开放性平衡。就规划来说，既不应该以世界的名义压抑本土、以逝者的名义压抑生者、以已死之物的名义压抑活的精神，或者相反。“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一个文物保护计划开始之际，它的意义便凝结在这一点上。
正是这种追问支持着真正的批评视角和乌托邦规划，它们打开了真正的历史洞见，亦展现了文化的底蕴。在此，提及一部新近中译的西方作品《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哈维著，黄煜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该书描述了巴黎19世纪中期至70年代脱胎换骨的过程，它的建筑记录了这一过程中的血与火，但那些东西并不在表面呈现。历史文化名城，如果有意义的话，不就是通过城市的形态来维护那些作为意义之源的记忆，从而展现一个更加开放和美好的未来前景？因此，在这里，我引证那本书的最后一段话：圣心堂将秘密埋藏在坟墓般的静谧中。唯有熟知这段历史、了解已逝人们何以为这座教堂建造与否而斗争的生者，才能真正掘出埋入坟中的秘密，并从墓穴的死寂中解救出丰富的体验，将其转变成喧嚣的新生摇篮。
对于学者来说，书写城市，考量历史和文化，不是去追求一个表述、公式、形象或神话，将城市凝聚为这样东西的做法不仅徒劳无益，而且恰恰是放弃责任的表现。再次回到南京这个例子。它是那些属于这个城市并试图掌握自己命运的一代又一代居民之不息努力的凝结，北门桥之“雕栏玉砌”记载了李后主的个人哀愁，静海寺见证了近代中国屈辱的开始，中山陵表征着现代中国的梦想，总统府告诉我们中国追求现代化进程中的痛苦的代价，南京长江大桥仍然叙述着新中国工人阶级的尊严和梦想，金陵饭店仍是改革开放的见证物，虽然它们在历史和文化在时间中凝结成一层层堆积起来的物，但它们本身却是定义地方精神和追求永恒品质的那种激情和战斗，因为，尽管内部权力之争和外侮而使这座城市数遭屠城之厄运，但屠城并没有压倒这座城市，它始终不屈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占据着排头兵的位置。这正是这座城市英雄性质之所在。我们仍然需要这种激情与战斗，因为“战斗一旦中止，一切也就随之坍塌”([法]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顾良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9页)。所以，如果像一阵风那样忽视真正地创造着历史和文化的人而一根筋地追求物质化的“历史”和“文化”，“历史文化名城就要名存实亡”，这将不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流言，而将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谶语。
在今天，保留那些记录着刻骨铭心的欲望和挣扎、屈辱与荣耀的物质载体，便是让那些已逝者活在今天，让他们的希望成为这个城市追求进步的不息动力，让他们的失望成为监督这个城市的永恒良心。当代中国城市的逐名运动中颠倒了这一意义，对它进行质疑和尖锐的批判，在今天尤为重要，因为希望并没有泯灭，我们仍然有义务和能力防范那个乌托邦预言的自我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