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前期诗学思想研究——从《乐善堂全集》与《御制诗集》看乾隆对唐诗的接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乾隆论文,诗学论文,诗集论文,唐诗论文,清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是清朝第六代皇帝，掌管清朝六十余年，开创了所谓的“盛世”。虽然是皇帝，但有那么点儿“不务正业”，喜欢诗歌创作，自称“平生结习最于诗”[1]1307册四集卷25，681郭知达集九家注杜诗、“笑予结习未忘诗”[1]1311册五集卷70，31玉澜堂。乾隆一生创作弘富，登基之前创作的诗歌收录在《御制乐善堂全集》(卷14—30)之中，登基之后创作的诗歌收录在《御制诗集》(初集44卷、二集90卷、三集100卷、四集100卷、五集100卷)之中，退位之后做太上皇时创作的诗歌收录在《御制诗集》(余集20卷)之中。乾隆一生创作的诗歌作品的数量，历来没有一个绝对精准的统计，但大约有四万三千首，这个数字是不会有问题的。乾隆一生写作之诗歌，几乎是一部《全唐诗》的诗作数量，无疑算得上古今一人，无人能出其右。《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御制诗集提要》云：“自古吟咏之富，未有过于我皇上者。”但若就质量而言，很不幸，几乎无一首写得很成功的作品。可能是因为乾隆的诗歌写得不怎么高明，数量又多，距唐代又比较遥远，其诗歌创作对前代诗歌的接受这一颇值得关注的课题，至今尚未引起学人应有的关注，从未有一篇文章专门探讨这一问题。至于学术专著，更对这一问题不置一辞，似乎它根本就不存在一般。事实上，对于文学史的研究来说，写得不怎么成功的作品，无疑文学价值也不高，但文学价值不高的作品并不是没有价值，很可能对文学史的生态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其文学史价值并不低。探讨乾隆对唐代诗歌的接受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乾隆的诗歌创作，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唐代诗歌在后世被接受的一些情况。而了解了这些问题，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发展轨迹。
一、乾隆接受唐代诗歌的分布
清乾隆时期所纂修的有唐一代诗歌总集《全唐诗》，共收录两千余位诗人的四万余首作品(包括残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创作风气，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诗学观点，而且，一个人往往有自己对某个时代、某一作家、某一类诗歌作品的独特偏好。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作家在自己的诗歌创作过程中，就会有选择性地对某一时代的诗歌、某一作家的诗歌、某一类型的诗歌，有更多的关注、学习或模仿。研究者从作家的这种选择性接受中，就可以获知这位作家诗歌创作的一些“密码”，并借以窥知这位作家的诗歌创作与他所处时代的一些也许有些隐秘的关系。通过对乾隆诗歌创作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1.最喜爱中唐诗人及其作品
唐代诗歌的发展，一般分为四个阶段，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最初的九十年左右是初唐时期，唐玄宗开元之后至唐代宗永泰年间的五十余年为盛唐时期，唐代宗大历之后至唐文宗大和九年约七十年为中唐时期，唐文宗开成之后至唐灭亡的七十左右为晚唐时期。虽然整个唐代诗歌在后人眼中成就甚高，是足以模仿效法的样板，但每个时期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各有其特点，后世文人因而对各个阶段诗歌的评价存在一些差别，对各个阶段诗歌的接受也有所不同。据笔者对《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御制诗集》的统计，仅就题目中所涉及的唐代诗人，就有40余位，其中涉及最多的诗人是中唐时期的诗人，约占所涉及的唐代诗人总数的一半。其次是初唐时期，共涉及9位诗人。再次是盛唐时期，共涉及7位诗人。最后是晚唐时期，共涉及6位诗人。初、盛、中、晚唐各个阶段的时间长短并不绝对一致，诗人数量的多少也并不绝对相同，《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御制诗集》涉及初、盛、中、晚唐诗人数量的多少并不具有绝对的可比性，但毕竟初、盛、中、晚四个阶段的时间长短与诗人数量并不是天壤之别，因此，对《乐善堂全集》《御制诗集》涉及初、盛、中、晚唐不同阶段诗人数量的统计，在一定程度上仍能说明乾隆皇帝对唐代文学各个阶段的不同喜好程度。
2.最偏爱元稹、白居易等诗人
在《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御制诗集》所涉及的初、盛、中、晚唐四个阶段的诗人中，乾隆也不是“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而是有所侧重。对有的诗人，或吟咏其事迹，或追和其诗作，或模拟其诗作，或化用其诗作之词句，乾隆一再提及，表现出对该诗人及其诗歌的极大兴趣；而对有的诗人，即使存世诗歌数量不少，其中也不乏非常有影响的成功之作，但乾隆在其创作中则略而不言；对有些诗人，乾隆或偶一言之，也带有极大的偶然性、随意性，根本谈不上喜欢与否。而对有些诗人及其作品，则一再涉及，充分证明了乾隆对这些诗人及其作品的偏好。在初唐诗人中，涉及最多的是李峤，虽然只有两题，但其中一次就追和李峤作品120首，单次追和规模之大，无人能及。其次是沈佺期，共9首，其中一首诗作被乾隆八次追和，创下了唐人单篇诗作被追和的历史记录。应该说，李峤与沈佺期创作的文学价值很高的诗歌并不多，甚至可以说很少，今日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能背出两人的一两首诗歌的人很少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而对今日文学史所述及的最重要的诗人初唐四杰，古今唐诗选本选录其作品往往多于李峤与沈佺期，但《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御制诗集》则很少涉及或根本就不涉及。
在盛唐诗人中，《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御制诗集》涉及最多的诗人是杜甫，仅题目所涉及之诗作就有33题，作品范围之广，形式之多样，都是其他作家无法望其项背的。其次是李白，仅题目所及之诗作就有14题。另外，题中涉及刘长卿的诗作也较多，共7题11首。李白、杜甫是古今公认的唐代诗歌成就最高的诗人，《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御制诗集》涉及其作品较多很好理解，但乾隆对并不甚出名的刘长卿青睐有加，而对于现在公认的诗歌大家王维、高适、岑参、孟浩然等，则或涉及甚少，或根本就不置一辞，则多少有些出乎人的意料之外。而且，在涉及杜甫、李白的诗作中，多是读李杜之作品有感而作，或吟咏相关本事而作，而在艺术技巧上则受李杜影响并不是太大，远远没办法与中唐的元白甚至初唐的李峤、沈佺期等人相比。
在中唐诗人中，《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御制诗集》涉及最多的诗人是韩愈、白居易、元稹三人。其中白居易尤多，仅题目所及的诗作就有30余题。至于元稹，《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御制诗集》题中所及的诗作有10题108首。韩愈、元稹、白居易都是元和前后诗坛的大手笔，《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御制诗集》多有涉及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涉及之多仍有些超出人的意料之外。刘禹锡、柳宗元也是中唐的大诗人，其作品也颇具特色，而《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御制诗集》则涉及甚少，同样有些超出当代学人的预期。而且，元稹、白居易的诗歌作品虽然涉及较多，但写得最成功、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如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元稹的悼亡之作，则完全没被乾隆纳诸视野，在其作品中几乎从不涉及，仍然让人乍看上去有些难以理解。
至于晚唐作家，《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御制诗集》所涉及的作品普遍不多，题目中涉及最多的是杜牧，亦仅有4题，一题为效杜牧体，两题为用杜牧诗之韵，一题为读杜牧集有感而作。其他23题涉及杜牧的诗歌都是化用杜牧的诗句或意境。而对于晚唐诗歌成就最高的诗人李商隐，乾隆则在其诗作题目中根本就没提及过，只是在咏瑟(《御制诗集》二集卷58《瑟》、四集卷63《题旧端石雁柱砚》)，咏夜雨(四集卷58《文徵明春山夜雨即用其韵》)，咏岚霭(四集卷83《岚霭》、五集卷12《停霭楼口号》)，咏夕阳晚照(余集卷19《宜照斋》)，咏碧城(二集卷85《香扆殿》)，咏绫(二集卷58《绫》、三集卷15《清绮书屋》)，咏楼(四集卷84《不遮山楼》)时偶及之，既未模拟其体，亦未沿用其韵。因此，我们可以说，杜牧也好，李商隐也罢，都不是乾隆学习的主要对象。在乾隆的意识里，晚唐诗歌远没有中唐、盛唐甚至初唐诗歌显得重要，具有效法的价值。
二、乾隆接受唐代诗歌的方式
后人接受前人之作，有两个要素需要重视：一是接受的对象是什么，二是接受的方式怎样。同一个受后人喜欢追捧的作家，不同的人的接受方式也可能不一样。从后人接受前人之作的不同方式，亦可窥见接受者的价值取向。乾隆接受唐诗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追和前人诗作
唱和诗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形式的诗歌，有较强的沟通人际关系的作用，它由一唱一和、一唱多和及酬和他人原唱、唱和自己旧作几种形式。如果从原唱与酬和用韵之关系看，唱和又可分为和意不和韵的一般唱和、依韵唱和、用韵唱和、次韵唱和。在这四种形式中，酬和难度最小的无疑是一般唱和，即和意不和韵，而唱和难度最大的无疑是次韵唱和。因为一般酬和只是就原唱之意表达相同或不同的看法，而依韵酬和、用韵酬和，则要求用原唱之韵、用原唱原韵之字，甚至所用之韵不仅与原唱全同，而且次序也和原唱一模一样。中唐时期的元稹、白居易是唐代唱和诗发展史上最为关键的两个人物，唱和诗发展到元白，在体制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由原来的主要和意不和韵发展到以和韵为主，出现了思想情感的交流被技巧的竞赛所取代的发展趋势。元白之后，唱和诗的形式又增加了追和古人作品一类。
乾隆追和前人之诗，绝大部分都采用和韵的形式，尤其是次韵，更是乾隆的偏好。以乾隆最喜爱的元稹、白居易为例，乾隆追和白居易诗20题，全部为次韵；追和元稹9题111首，只有《杂和唐元稹东川诗四首》非次韵，但亦有两首与元稹原唱用同一韵部，而其余则全部次韵追和。而且，乾隆往往多次次韵追和前人之某一首诗或某一组诗。如元稹有《生春二十首》，乾隆四次写作《生秋诗咏元微之生春诗韵》《生春二十首用元微之韵》《生夏二十首仍用元微之生春诗韵》《生冬二十首仍用元微之生春诗韵》以追和；白居易有《白云泉》一诗，乾隆六次写作《白云泉》诗并次白居易原唱之韵。元白之外，乾隆还数次次韵追和李白、杜甫、沈佺期、刘长卿、张祜等人的诗歌。因此，乾隆追和前人诗作特好用次韵追和，特好多次次韵追和，是一个颇值得关注的事实。
2.反前人诗意
所谓“反其意”，就是不同意原作者在诗歌作品中表达的看法，有意在自己的诗作中与原作者唱反调，以表达自己不同于原作者的认识。这些作品在《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御制诗集》中共有9篇，它们是：《反元稹将进酒乐府》《古筑城曲效元微之体亦反其意也兼用其韵》《反白乐天放言句》《反白居易阴山道乐府》《再反白居易阴山道乐府仍用其韵》《反韩偓斗鸡诗》《反李白丁都护歌》《反韦应物采玉行即用其韵二首》《咏金廷标四皓图反杜牧诗意》。其中“反”元稹原作之意者两篇，“反”白居易原作之意者三篇。如元稹《筑城曲》谓辛苦“塞下丁”以筑城，其实不是消除边患的根本措施，根本措施是修明政治，不筑城而国防自安。而乾隆《古筑城曲》则谓新疆边地筑城，乃利用“镇抚兵”之“余闲”，并不给百姓造成负担，而边地筑城，保证了边塞地区的和平安定。显然，元稹之诗，是站在具有民本思想的官吏的立场上，“哀民生之多艰”，有感而作。而乾隆之诗，则是基于皇帝之立场，为边塞筑城进行辩护。其他原作与“反其意”之作，与元稹、乾隆《古筑城曲》，题材虽然不同，但原作者与乾隆的创作立场却是基本相同的。在这里，作者之“立意”是第一位的，艺术上的雕琢或锤炼则是次一位的，如果说，乾隆与原作者有争胜之意在，那也主要是在“立意”上有意一决高下，而不是在艺术上争奇斗巧。这些作品是贯彻作者诗学主张的“成功”之作，虽然艺术上算不上特别成功。
3.效前人之体
乾隆诗歌作品中，效前人之体之作数量亦不少，尤其是效唐代诗人作品之体，数量之多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据统计，仅题目或诗序中明确标明“拟”、“效”、“用”唐代诗歌之体者，就有30题161首之多。在唐代诗人中，效元稹、白居易之体者最多，其中效元稹之体者6题86首，效白居易之体者10题59首。其次是杜甫、李白、韦应物、李世民等，但最多也不超过4首。效某人之体，是作者偏好某个诗人诗作的一个明显标志，它比出于某种考虑而表达的理性的诗学观点，更能真实显现出作者更为真实的审美趋向。可以说，乾隆真正喜欢的诗人不是李白、杜甫，更不是王维、孟浩然，也不是刘禹锡、李商隐，而是在中唐时代曾经风靡一时，在后世也颇多追随者的元稹、白居易。
4.化用前人诗句
“赋得”指摘取古人成句为题以写作诗歌，南朝梁元帝已有《赋得兰泽多芳草》之诗。后科举时之试帖诗、应制之作及诗人集会分题之作，亦往往取前人诗文中之成句，而于题中冠以“赋得”二字。因此，“赋得”类诗作实际上就是取前人之意(境)而再“形容”之，亦是后人接受前人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乾隆诗歌中以“赋得”为题者共293题，其中以唐代诗人作品中之辞句为题者较多。值得注意的是，效其体、次其韵等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诗人的诗歌，在“赋得”类诗歌作品中出现的频率却比较高，如王维《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乾隆有《赋得明月松间照》：“朗彻三千界，弗承照者谁？如何右丞句，独谓老松宜。秉是孤高性，撑为潇落枝。流光寒不湿，写影正兼奇。鉴似轩皇铸，涛如仙乐吹。童童迎迥矗，皎皎傍疏移。岱岳姓名著，广寒宫殿披。犹疑峙丹桂，吴质那能斯！”[1]1305册三集卷34，763-764王维之诗写“山居秋暝”，“明月松间照”只是其中一景，而乾隆之诗则仅赋“明月松间照”，故着意写“松”，写“明月”。
除“赋得”式诗歌之外，尚有将前人作品中的诗句整句用在自己的作品中或稍作变动化用在自己的作品中。用前人诗中成句，如乾隆《偶题》：“山行数息树边身，不为己劳为众人。设使浪仙独临此，蓦前宁复肯逡巡。”[1]1306册三集卷59，247就化用了贾岛《送无可上人》颈联中的下句“数息树边身”。用前人诗句而稍加变化，如乾隆《山桃花》：“花光如草色，遥看近尚无。□题却见春，待客欣相于。负阴抱阳陽巘，暖律偏吹欨。荑萼绽芳条，蜂蝶环琼株。对之意邈然，武陵了不殊。”1]1303册二集卷39，697-798就化用了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之一的首联下句“草色遥看近却无”。这种对前代诗歌的接受，是许多诗人采用的惯常手法，不是乾隆的特色，没必要细致分析讨论。
三、乾隆选择性接受唐代诗歌的原因
通过以上统计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乾隆虽然如其他后世诗人一样，喜欢用前人诗中之词语、句子于自己诗中，也喜欢吟咏前人诗歌之意境或将前人诗歌之意境再行推衍，但他对唐代诗歌的接受有明显不同于他人的选择性：乾隆最喜欢中唐诗人及其诗歌作品，尤其是元稹、白居易，而在对元稹、白居易的偏好中，又尤其偏好其次韵唱和之作；乾隆喜欢写翻案之作，有意与唐代诗人唱反调，在这一点上也以元稹、白居易为较突出；乾隆喜欢用前人诗作之韵来写作诗歌，尤其是在追和唐代诗人的作品时更是如此。
中唐诗歌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新变特征比较明显的时期，且不说它在艺术风格、题材内容上的穷力开拓，只说中唐诗歌在艺术技巧上就不断花样翻新，争奇斗巧。苦吟诗派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元稹、白居易在唱和诗体制、用韵方面的不断探索，韩愈的怪怪奇奇与“以文为诗”等等，都是中唐诗歌在新变大潮中最为耀眼的“表演”。乾隆对中唐诗歌引人注目的接受，在中唐诗歌领域对元白的“情有独钟”，在追和前人诗歌上一而再、再而三的次韵等，都正说明他有意在诗歌艺术技巧、在立意方面欲与前人一比高下。
当然我们也没忘记乾隆在自己文章中表述出来的诗学观点。乾隆《杜子美诗序》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孰谓诗仅缘情绮靡而无关学识哉？然三百篇之诗，不拘格律而音响中度，所谓太羹不和而又至味也。汉变四言为五言，间亦有七言之体，至魏晋而音韵愈盛，入唐而格律益精。盐梅之设，太羹之害也；七窍之凿，混沌之贼也。至有不言性情而华靡是务，无劝惩之实，有淫慝之声，于诗教之温柔敦厚，不大相刺谬乎？”[2]乾隆认为：“寻常题咏，亦必因文见道。”[1]1311册余集卷19，783自称：“予向来吟咏，不为风云月露之辞，有关政典之大者，必有诗纪事。即游艺拈毫，亦必于小中见大，方之杜陵诗史，意有取焉。”[1]1311册余集卷2，570。他还明确宣称，诗歌写作的目的就是宣扬忠孝：“离忠孝而言诗，吾不知其为诗也。”[3]1301册初集卷12，114然而，从上文对乾隆接受唐诗的考察来看，乾隆有太多的诗，正务技巧而落性情，务音韵而离“忠孝”，背离其所谓之“诗教”亦远甚矣。理性的宣传是一回儿事，实际的诗歌创作又是一回儿事。
那么，乾隆对唐诗的选择性接受，是什么样的心态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呢？我以为自卑心理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清朝是我国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一个政权，原先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明显落后于其前汉族建立的政权。随着势力的扩张，其政权日渐汉化，至乾隆时，统治阶级的汉化已达到比较高的程度。乾隆精通汉文化，可能不亚其父，他在诗、书、画等方面都有较高的修养，但他与他的祖先们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异族的主子，始终觉得自己祖宗建立的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的外来政权，而且，始终觉得汉族知识分子看不起清朝皇室并不高贵的出身、有些野蛮的风俗、有些粗鄙的生活方式、与汉族相比低下得多的文明水平，由此产生了一定的自卑心理。心理学家认为，当人们对自卑感觉的应对觉得无法得心应手时，常常变为对自己自觉不如者的加倍压制甚至灭之而后快，以重新肯定自己的重要性，找回失落的自尊。因此，臣民一旦无意中以小过错或不是过错的过错，触动了皇帝的自卑神经，就会招来残酷暴虐的训斥、贬谪甚至诛戮。清末民初天嘏著《满清外史》曾记载乾隆皇帝一次训斥大学者纪晓岚：“朕以汝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著者评论说：“夫协办大学士，位亦尊矣，而曰‘倡优蓄之’，则其视群臣如草芥，摧残士气为何如者！”[4]满清的文字狱达到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峰，乾隆时期的文字狱达到了整个满清历史上的最高峰，就与这种潜隐的自卑心理有着密切的联系。
每个人都有程度不同的自卑感，因为每个人都希望改善自己原来的地位，使自己变得更好。但并不是人人都能正确对待人生中所遭遇的各种问题，克服或超越自卑感对自己带来的心理压迫。个体心理学创始人A.阿德勒(Alfred Adler)博士认为：“由于自卑感总是造成紧张，所以争取优越感的补偿动作必然会同时出现。”[5]48争取优越感的一个补偿动作，就是“希望能成为整个世界注意的中心，成为四面八方景仰膜拜的对象。”5]55仅仅做一位有权有势的皇帝，并不能让乾隆获得足以完全战胜自卑的优越感，因此，他一生总是富于强烈的争强好胜，不断地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不断地炫耀自己超出他人的成就，将自己打扮成一个领袖群伦的高高在上者、无所能及的成功者。日本人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乾隆帝虽恶旗人之感染汉习，而在己一身，则甚耽汉人之文化。其御制诗至十余万首，所作之多，为陆放翁所不及。常夸其博雅，每一诗成，使儒臣解释，不能即答者，许其归家涉猎。往往有翻阅万卷而不得其解者，帝乃举其出处，以为笑乐。”[6]这虽然是就乾隆诗歌用典而言的，但我们完全不难从被问者瞠目结舌、拜服赞叹的恐惧与膜拜中，从乾隆胜利者的“笑乐”中，领悟到乾隆不甘屈居人下而一定超越众人的争胜心态。他是政治上的皇帝，但又不甘仅仅做政治权威，还要做文化权威，使自己在文化上处于高高在上的位置，使自己拥有超越汉人的文化上的话语权。“予以望九之年，所集篇什几与全唐一代诗人篇什相埒，可不谓艺林佳话乎？”[3]1301册余集卷2，702自封“十全老人”，是乾隆在军事上的自诩；“所集篇什几与全唐一代诗人篇什相埒”，是乾隆在文化上以数量找到的一点儿自信。这就印证了A.阿德勒所指出的观点，即“争取优越感的动作总是朝向生活中无用的一面，真正的问题却被遮掩起来或摒开不谈”[5]48。
在清朝历史上，乾隆还算是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在其统治期间，清朝帝国的疆域比较辽阔，国力还比较强盛，没有沦为异族统治的危险，但这些并没有消除他心灵深处的民族与文化上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使他在接受唐诗这份丰厚的遗产时，极力想超越前人的创作，因此，他反前人诗歌之意以凸显自己的识见上的高明，次韵追和前人诗作以凸显自己在艺术技巧上的更为娴熟，效法前人诗作之体以突显自己写作能力的超群绝伦。乾隆自称的“不为炫能频叠韵”[1]1305册三集卷22，603、“不欲与文人学士争巧”[3]1301册初集卷9，90，不但不可信，而且有欲盖弥彰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