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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百富勤投资银行于今年初清盘，消息传出，对国际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较为熟悉的《中国工商时报》资深记者不禁发出感叹：“百富勤的失败，不仅对香港，而且对整个新兴市场都是一个损失。因为……撇开欧美和日本的投资银行，我们在新兴市场中找不到一个象百富勤那样‘土生土长’、但具有真正国际性的投资银行”。百富勤的创立，发展和失败对中国的投资银行业的开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该不该发展投资银行业？中国具不具备发展投资银行的微观和宏观基础？……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已经到了该当机立断的关键时刻。本文拟从与国外发展投资银行业的核心业务——充当企业重组和兼并的策划执行人角色的时机和背景之比较，论证投资银行业，尤其是投资银行的创新业务（核心业务）在中国发展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并殷切地盼望投资银行业在中国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一、美国发展投资银行的时机与宏观经济背景
投资银行业在美国较早得到开展，发展至今，已经形成综合性大型投资银行和专业小型投资银行并存的格局。考察美国投资银行的创立和发展过程，有利于弄清投资银行所需的微观和宏观环境。
美国最早充当重组和兼并职能的投资银行活动形式出现在70年代初，当时一些投资银行和投资公司为收购制造业公司而组成各种财团。80年代以后，投资银行的业务活动有了新的发展，他们利用部分资产设立了信托基金，并委托一种特别的公司进行管理。他们寻找了一些经营业绩不佳或发展不健全的企业，将其收购后，通过注入新的管理手段并借助大量的借入资本提高企业的股本收益。美国投资银行业的核心业务——经营“企业”、策划和执行企业的重组与并购——在美国从1975年起的两次兼并收购浪潮中扮演了重要的中介人和推进器的角色。
在美国投资银行业应运而生，继而蓬勃发展的时期，美国的经济状况具有明显的特征。从以下几方面的表现可以看出投资银行业的逐步发展与美国宏观经济背景的联系。
1.资金出现剩余、投资渠道减少
在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期，美国的储蓄率在17%左右，高储蓄率代表了资金供给的剩余。特别是在1970年、1971年储蓄率只有15%左右，到了1973年增至18.53%。虽在70年代中期有所回落， 但在 1978 年和1981年仍然达到18.16%和17%。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减少， 可供投资的项目不多，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由70年代初开始减缓。在中期有所回升，但在储蓄率较高的1981年后，又降至4%左右，甚至更低。同时，外汇储备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猛增，1982年达到了创纪录的102亿美元。由此，美国这时期的资金供给剩余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无能为力。
2.传统产业受限，发展缓慢
美国的制造业在70年代有过高速的发展。从1970年的2523亿美元增至1980年的5810亿美元，增长130%。但进入80年代后， 受其产业结构限制，传统产业潜力挖掘殆尽，发展速度大幅减缓，从1981年至1983年只增长6.2%。
3.劳动力资源过剩、失业率提高
1970年，美国的失业率仅4.8%， 这段时间正是投资银行活动萌芽阶段。随着时间推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在投资银行业稍具规模的1975年，失业率却达到了8.3%，之后一直保持较高水平。80年代， 投资银行也有了新的发展，而1982、1983年的失业率达到了9.5%。
经验证明失业率达到10%就会引起社会不安定，而美国在投资银行产生、发展的七、八十年代有如此高的失业率，不能不说投资银行业的出现与其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
70年代及80年代的美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实业投资减少，资金剩余，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减少、市场需求不足……大量数据和表现证明，美国当时的经济正处于“剩余经济”时期。此时，增量需求由于固有的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而难于对国民经济产生大的推动力。不合理的产业组合构成了美国经济发展的桎梏。能不能对产业结构再调整，让存量资产变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正是基于这种思想，美国才有了里根政府的“再工业化政策”。投资银行是推行这项政策的急先锋。作为特殊的金融企业，投资银行在市场上通过企业的重组和并购，魔术般的进行着存量资产的优化配置，极大地发掘了产业结构的巨大能力。
投资银行是资本市场上高级形态的中介机构，有人称之为资本市场的“灵魂”。投资银行的发展离不开资本市场这个母体。美国投资银行业的迅速崛起，除了国民经济环境的土壤外，与其发达的资本市场也是密不可分的。
美国的证券交易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战后美国的证券市场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这些新的变化对美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为：多层次证券市场的产生，证券种类的增加，废除了证券交易所的最低固定佣金制，加强了证券市场的全国一体化和国际化。而美国的投资银行业正是在这块活土上生根发芽、枝繁叶茂起来的。
概括地说，“剩余经济”的宏观背景、存量资产的客观需求、资本市场的有利环境为投资银行业的应运而生充当了助产士。投资银行业得心应手地兼并组合企业，资源优化配置功能对“再工业化”、重整国民经济确实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中国宏观经济的相似背景
宏观经济的环境条件，决定微观经济个体的行为。正因为美国剩余经济的背景，才促使从事票据贴现的商号发展成为投资银行。考察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背景，才能充分理解为何投资银行业必然将在中国出现。
1.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表现：
1993年以来，混乱的金融秩序得到治理，过热的经济逐步降温，“软着陆”成功地实现了高速度低通胀，中国经济步入了稳步发展的时期。经过改革开放后的持续努力，国民经济开始告别短缺时代，步入剩余阶段。宏观经济的剩余特征逐步显现。具体体现在：
1）市场供给剩余
国内贸易部对613种主要商品供求排队表明：1997 年下半年供不应求的商品只有10种，占1.6%，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66.6%， 供过于求的商品占31.8%。供给过剩也包括工业品。在47种主要工业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297种，占66.4%，供过于求的商品150种，占33.6%，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更重要的是供给剩余是在较高的市场化程度下实现的，这与短缺经济下，行政控制需求有着本质的不同。
2）生产能力剩余
第三次工业普查表明，全国900多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中， 半数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低于60%。例如，纺织品生产能力高出市场需求40%，彩电生产能力高出60%，空调生产厂家开工率只有30%。凡是国内企业能够提供的有效供给生产能力，绝大部分存在过剩问题。
3）资金供给剩余
高储蓄率是资金供给剩余的重要检验标志。80年代，我国储蓄率已高达36%，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储蓄率不断攀升，上升到40%，在世界上排名第二。除了储蓄以外，经济运行中还出现了大量金融剩余，外汇储备从80年代末不足100亿美元增至目前的1400亿美元， 也居世界第二。
4）劳动力资源剩余
从1986年到1996年，城镇登记待业率由2%上升到3%，1997年迅速接近4%，全国下岗职工达到1200万人， 经济高峰时期动用的劳动力大量闲置。
2.剩余阶段的宏观调控方式
在短缺经济状况下，经济在不断弥补短缺缺口的推动下得以发展。在剩余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在相当程度上则来自调整结构。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剩余经济快速增长的根本途径在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正从短缺经济走向剩余经济的中国，结构问题表现为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失衡。当前，迫切需要从调整产业结构入手，进而改变产品结构，使需求结构与产业供求结构、产品供求结构一致起来。
我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导致投入的大量资金如陷泥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单纯放松银根，盲目地扩大增量需求，只会使效益差的企业占用更多的资金，而新兴领域内极具发展潜力，又难以得到资金的企业只能望洋兴叹。因此，重新组合存量，释放存量潜力，动员存量需求，经济增长就不愁缺乏推动力。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也应由调控传统的增量需求转为调控存量需求，大力度促进企业的改革、改组、改造，实施破产、兼并手术，大发阔斧进行资产重组，一方面及时淘汰无效生产企业，一方面“活化”呆滞的剩余资源，形成新的生产能力。
美国的投资银行业在剩余经济时期，能从企业大规模兼并与重组中觅得生机，为什么中国的投资银行就不能挺身而出，挑起新时期的大梁呢？我国正面临与当初美国极为相似的经济背景，中国也在呼唤中介、经营企业的金融机构——投资银行的诞生。
三、投资银行在中国经济中的角色
中国的宏观经济背景使投资银行业在中国的出现成为必然。并且微观经济的个体行为也赋予了投资银行家组建真正的投资银行的必要性。
剩余经济中的经济结构调整在微观上即表现为企业的重组与并购。这个过程涉及到的主体与客体成千上万，其中也不乏金融中介机构与政府权力部门，但投资银行担当的重任是其他部门难以实现的。
1.政府、企业和商业银行在企业重组和并购中的局限性
政府：政府一向以宏观调控者的姿态出现，从宏观上把握经济发展的方向。“政府是规则的制定者、比赛组织者和最后裁决者”。现代企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政企分开。若政府参与了企业重组与并购的具体操作过程，一来企业与政府必将扯上千丝万缕的联系，与现代企业制度向背；二来，政府若作为比赛参与者加入企业的重组与并购，则由参与者来裁判的比赛结果就可想而知。因此，政府必须脱离具体的企业重组与并购的交易过程，主要从宏观上把握方向，因而其作用是有限的。
企业：企业在重组与并购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参与客体，又是直接主体。企业作为客体时是被动的，作为主体时则是主动的主导力量。无论是客体或者是主体，企业都非常关注重组与并购的每一步。然而，企业的长处和优势在于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对于象重组和并购这类“外部交易型战略”既非企业强项，企业也决不愿在这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类事应该交给专家去处理。企业在优化组合的过程中扮演的是被重组、被并购和重组、并购以及委托人的角色，而不是交易过程的策划者和执行者。
商业银行：由商业银行策划和执行企业的优化组合，同样如同为比赛一方下了巨额筹码的裁判在赛场执法，公正性受到了挑战。商业银行是按商业规律运作，信贷资金的安全性和盈利性是经营者最为看重的。借款企业的信用状况虽在借款前已由银行调查过，但银行也难以百分之百保证能按时收回本利。因此，在交易过程中，一旦涉及借款对象，银行为维护自身利益，采用不公正手段就很难避免。再者，理顺商业银行与企业的资金关系是金融改革的重点，若再让商业银行加入企业交易行为，无疑会使关系更加混乱。因此，商业银行应该是交易的局外人。而商业银行完全可以借助对交易金融中介的支持和影响来重整其借款企业的债务。
2.投资银行在中国经济中的职能
在美国称为“投资银行”、在英国称为“商人银行”的金融顾问产业，自产生至今，其业务逐渐扩展。到目前，其业务可分为三类：传统型、创新型和引伸型。传统型业务包括证券发行和代理买卖等金融型业务；创新型业务则主要是企业兼并、收购和重组等策略型业务；引伸型业务包括基金管理、风险管理及直接投资等。
目前的中国，仅具备经营传统投资银行业务的证券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而本文所讨论的投资银行业是在中国宏观产业调整中起重要中介人作用的、经营创新型业务的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
投资银行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是在宏观上建立企业兼并、重组市场，并按国家的产业政策，引导企业的重组和并购行为。股票市场在企业重组和并购中起的作用并没有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这样大。在美国工业化时期，大量新生的和破产、被兼并的企业都是没有上市的中小型企业。因此培养未上市公司企业的重组并购市场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很大的意义。当然，上市公司往往是本行业的领头企业，其行为举足轻重。上市公司的重组，特别是强强间的并购与联合对行业、对产业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投资银行利用好传统型业务——股票市场和证券市场；利用好创新型业务——培养重组并购市场，定能做好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领航员。
在微观上，投资银行是企业重组并购的策划者和执行者，为每家需要金融服务的企业提供金融咨询和财务服务。投资银行和企业关系的密切程度甚至比商业银行与企业的密切程度更甚。其关系可以由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一位董事的话来概括：商业银行只是同企业的财务部打交道，而投资银行在发行股票、债券方面却是成天同企业的董事长、总裁这类决策人物打交道，熟悉他们的发展战略。
投资银行正是介于微、宏观之间，综合运用价值法则经营“企业”、应用市场法则进行资本运作、运用直接融资手段优化资源配置、运用密集型知识提供咨询服务。
中国的经济发展到这一步，正是该投资银行粉墨登场的时候。无论是中国剩余宏观经济的背景，还是兼并浪潮的微观需要，以及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都为投资银行业的出现做好了一切的幕后准备，借用一个较为流行的词来形容，让我们期待着中国投资银行业“闪亮登场”！
注：所有关于美国经济的数据均出自《美国经济统计手册》，宿景祥著，时事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