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观的人学底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底蕴论文,发展观论文,人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可持续发展是本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居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范式。从显层面看，可持续发展重在解决资源与环境的再生性和可续性问题，追求人类与自然界的协同进化。但从深层次看，可持续发展却是一种环绕人并为了人而使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环境协调互动的社会发展范式，以人为中心是可持续发展观的根本特点。所以，探究可持续发展观的人学底蕴，有助于澄清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指归。
一
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是人类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理论的最主要的直接现实基点。生态危机的加剧表明，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处于全面紧张乃至严重对立的状态。生态危机以直接感性的形式展示了传统社会发展模式所具有的反自然界的性质，它要求人类重新审视自己在自然界中的地位。
消解传统“人类中心论”的纯功利主义性质、重建人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这既是可持续发展观得以形成的思想逻辑前提，又是可持续发展观内在固有的本质内容之一。传统社会发展模式浸透着一种纯功利主义的“人类中心论”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人是整个宇宙中至高无上的绝对目的主体和无所不能的绝对理性主体，自然界不过是人用来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有用物”。近代以来的实证科学、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加剧了人类对自然界“有用性”的片面强调和对功利价值的片面追求。以经济增长为元价值的传统社会发展观倡导人类对自然界的单向度物质征服和物质改造，助长了人类从纯功利目的出发去无限度地掠夺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的盲目倾向，客观上破坏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有机联系，弱化了社会发展的自然基础，使社会的发展难以持续进行。可持续发展观以现代生态学革命为契机，倡导“没有破坏的发展”，认为人类的发展不应干扰和削弱自然界多样性存在的发展能力，人类的发展必须考虑自然成本。人类在与自然界的各种变换关系中，必须把自己置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联网络中，在自身的发展中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生存与发展，达到人与自然界的互利共生和协同进化。
可持续发展观首先凸现的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一体性的内在关系。它认为社会发展的持续性就在于，人能够通过自己的活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就它是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而言，其次就它是人的生活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而言——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要做到这一点，人类就必须以“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马克思语）的方式来利用和开发自然界，合理调节自己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从终极意义上说，可持续发展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5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它要在自然界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有机统一中实现人类从自然界的真正提升和不断解放，确立人在自然界中合理性的主体地位。
二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只能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被现实化。生态危机展露的是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全面紧张，但烘托出的则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全面紧张乃至根本对立，显现出传统社会发展模式所具有的社会对抗性质。这种对抗性质表现为一些国家、民族或阶级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另一些国家、民族或阶级的不发展的基础之上，“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07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当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非常有限时，社会发展的这种对抗性质有其合理性，而当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达到较高程度时，如果还维持社会发展的这种对抗性质，那就会妨碍社会的持续发展。对此，马克思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给予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强了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促进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但它同时也加剧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对立，阻碍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世界性生产力，要求根除一切狭隘的国家、民族和阶级利益偏见，代之以适合全人类利益的新型社会发展模式。
社会可持续发展就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这一经典定义突出了人的类特性和人的类意识。“类”标识的是人的自身同一性和自身统一体的性状，是指人与人之间一体化关系的持续逼近和不断实现。人的类特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尚不具有实体性，当时人们是用更具血缘和地缘色彩的“群体”尺度来认识“人”的，因而有“部落歧视”、“种族歧视”等现象的产生。资本主义社会张扬了人的世界性存在特征，人朦胧的意识到要用“类”来把握人，因而有“平等”、“博爱”等思想的产生，但资本主义社会强化了人的民族、国家、阶级的存在特征，使它关于人的类特性的认识泯灭于其狭隘的阶级偏见之中。20世纪是人的类特性和类意识不断凸现和逐步提高的世纪，新的科技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以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为代表的两次社会主义革命高潮、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产生、全球问题的出现等社会历史事件，把与全人类利害相关的共同事物以感性经验的形式呈现在一切民族的面前。人们认识到：尽管人类目前仍有着民族、国家、阶级等的差别乃至对立，但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阶级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都应被当做“人”来看待，都应被视为“人”这一类中平等的一员。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战略就是在这种背景中孕育和形成的，它强调人与人平等发展的价值观念，认为这种平等发展既是代内的又是代际的，同一时代的任何民族、国家、阶级或个人的发展都不能以损害别的民族、国家、阶级或个人的发展为代价，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当代人对后代人生存发展的可能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文明观，可持续发展观更加凸现出人的类特性，强化了人的类意识。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人类对自身的类特性有更加深刻的理性认识和更加自觉的高度认同。邓小平同志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高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基于这样的认识，邓小平把对外开放视为中国社会持续发展的支撑力之一。他认为，中国要保持自己的持续发展，就“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
三
20世纪以来，有关人的异化、人性危机的议论沸沸扬扬，这些议论展示了传统社会发展模式对“人”的无情肢解。传统社会发展模式对“人”有两个设定，一是“经济人设定”，二是“理性人设定”。“经济人设定”肢解了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和完整性，认为物质需要是人的终极性和至上性的需要，追求物质需要的满足是人生的惟一目标和全部内容。“理性人设定”肢解了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完整性，认为人的精神世界可分割为经验和理性两大块，理性是经验的归宿，而理性本身可归结为自然科学理性。在这种理性框架中，人变成了能思之物，人的精神世界成了一个可以按照逻辑程序来处理的僵死的“物相”。“理性人”是“经济人”的工具，人的精神世界完全服从于人的物质需要，并成为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工具。“经济人设定”和“理性人设定”肢解了人的自我个性的丰富性和完整性，表明传统社会发展模式塑造的人是异化人、单面人，个人在社会发展中只得到片面的、畸形的发展，人生的全部意义被淹没于对外物的极端追求中，人性的丰富内容被消融在物性的纯粹释放里，人对自我的认识和关怀服从于“逐物”的需要。马克思和现当代许多思想家对“异化人”、“单面人”等的透析和批判，都昭示了传统社会发展模式对人性的扭曲和对人性的肢解。
可持续发展观一反传统社会发展观的“物本”倾向，强调社会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自然诸领域协调互动、全面进步的过程，是人的多种价值要求的实现过程和人的自身价值的提高过程，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元价值和终极目标。它也承认社会发展在物相层面必然表现为追求经济增长、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提高科技应用水平等经验事实，但它更强调社会发展的人文价值方面，认为社会发展在物相层面的经验事实只有在“人本”价值原则的规约和引导中，才能获得持续发展和真实意义。可持续发展观要求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9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每个人在物质享用、创造性能力、社会关系和个性诸方面的全面自由而充分的发展，这就是可持续发展观的元价值和终极目标。
历史的发展表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有其现实可能性和实现趋势，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理论力求提升这种现实可能性的程度和加速这一趋势的实现速度。而只有当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种价值原则来规约和引导社会的发展时，社会发展才有可能是持续不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