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和回归的一年——1996年经济社会思潮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经济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社会思潮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1、经济学界的分化。 提出了“经济学家能否团结在同一旗帜下”的问题。
2、经济学界展开了两种改革观的争论。
3、对外资政策提出质疑，提出了保护民族工业的问题。
4、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上述四个方面，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学界对理论和实践的评价，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而且在争论中，一方面并不活跃；另一方面，是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它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温和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保护”，一是强硬的民族主义，显示了挑战者的性格。这两个层次的民族主义，可以说是1996年社会思潮中最有代表性的，显示了向民族本位回归的倾向。
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
“两种范式危机”的争论，发生在1995年下半年。崔之元、樊纲分别提出了西方经济学范式危机和苏联经济学范式的危机。（1995年《中国书评》第9期；1995年《经济研究》第10期）， 崔之元在其短文中提出了经济学家们能否“团结在同一个旗帜下”这样的问题。
“崔之元问题”在1996年引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易风的共鸣。这位教授撰文批评樊纲的苏联范式危机论。（《当代经济研究》1996年第二期）该文认为樊文所谓苏联范式危机实际上是指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危机。
樊纲没有撰文回应吴易风的批评。
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的一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对樊纲的批评。这位在经济学界有很高威望的老学者在为首都经贸大学教授丁冰的一本书撰写的序言里，指责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这篇序文在《高教理论战线》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
然而，被批评者保持沉默。预料中的恶战没有出现，1996年呈现出的这种不对称，显示了当前经济学界也象人文领域一样，出现了“失语”现象。面对进攻，却没有反攻，或许并不是没有武器，而是武器还不太合法，这种失语说明，中国经济学存在着语言转向的任务。
盛洪等经济学家对这场争论保持着距离。但他的一篇文章可以看作是运用“规范的经济学语言”对经济学家能否“团结在一个旗帜下”这一问题的一种叙述。在他那里，经济学家的联合，是大脑的联合，而分化，则是大脑的不同分工（《中国书评》1996年第5期）， 盛洪一方面与樊纲不同，因为对于前者，只有加进了中国学派的贡献，经济学才会变成一般的和世界的，“经济学家”是有国界的，对于后者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则是无国界的，是“一般的科学意义”上的；另一方面又与吴易风不同，因为盛洪所说的联合是大脑的联合，而后者的联合，则是阶级的联合。
两种改革观
与“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的争论同时展开的，是所谓“两种改革观”。这场争论的缘起，除了对西方经济学的不同评价引发的对实践的不同评价外，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这就是吴易风的“访俄报告”。
吴易风的《俄国经济学家谈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一文（《高教理论战线》1995年11—12期）先以内参的形式反映到有关部门，后来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出乎作者意料，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台湾《中国时报》以“大陆左倾势力回潮蔓延到经济学界”为题做了报道；香港《镜报》月刊发表了评述。海外一些媒体发了消息。一时间，该文成为评价中国政情的风向标。
1996年4月15日， 《经济日报》理论周刊在头条位置发表北京大学教授晏智杰的文章。该文认为，吴易风文章的视角是“本本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4月19 日《中国经济时报》在“新观点”版发表三篇文章，评述了这场围绕改革的争论。
要求对私有化保持警惕成为1996年经济社会思潮的特点。这种思潮之所以十分强劲，与国有企业的困难局面和改革的呼声有关。而由于国有小企业改革的步子迈得较大，而批评也更多地针对小企业改革。
袁木撰文说，放活小企业不是一放了之，更不是卖掉拉倒。抓大放小，不应简单地理解成“小企业卖掉，大企业股份化”，以避免被私有化思潮及其影响钻了空子。（《求是》1996年第11期）
从1996年3月29日起， 《经济日报》发表山东诸城改革的系列报道。诸城经济引起热烈争论。
蒋明批评诸城的股份合作制。他认为，虽然这些股份合作制外表上涂有一层人人持股的油彩，但仍然是资本家办的剥削雇佣劳动者的企业。并断言，从趋势看，不必经过太长的时间，这种股份合作制，实质上只能是通往资本主义企业的桥梁与过渡。（《真理的追求》1996 年第6期）
“姓社姓资”是这些学者的基本话语，他们的论证基本上是围绕对具体改革性质的判定而展开，而不太关注改革的效果，相当多的学者则更注重操作问题和效果问题。
质疑吸引外资政策，呼吁保持民族工业
1996年初，经济学界对外资政策带来的一些后果表示了忧虑，在华外资的策略、行为、后果等被集中地提了出来。国内名牌易手的信息被大量报道。
6月20日，《经济日报》就“提高开放水平、 振兴民族工业”展开报道。
一些学者提出了外资在华扩张对中国产业安全，甚至国家安全的影响问题。有的学者则提出了“改革”、“开放”的顺序何者优先的问题。”（熊贤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年第2期）
问题进一步引向“什么是民族工业”的讨论。
国内实业界对这场争论十分感兴趣。一些国内名牌产品在夏初开始采取降价促销，并打出了发展民族工业的广告语。国内企业借助理论界的争论，开拓市场，是1996年经济社会思潮的一个特点，而媒体对自己立场的选择，对自己广告的影响开始引起注意。可以预料，这种情况，在今后会更加突出。
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如果说保护民族工业是比较温和的民族主义，显示了企业界和经济学界对市场份额、资源和财富不同流向的关心，那么较强硬的民族主义，则体现了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权势的关心。
“中国崛起”论1996年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众多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各国政要和投资者对中国前景的乐观评价，推动了中国崛起舆论的形成。
1996年，是大国关系作出战略的调整的一年。俄国、日本、美国等国国家首脑或政府首脑发生了变更，各大国围绕21世界的战略进行着激烈的辩论。
俄国左派力量重新崛起、中俄两国经济社会形势的对比，使国内人士自信心增强；日本右翼日趋活跃并不断滋生事端，刺激国内的反日情绪；中美关系在第三季度前的紧张，亚特兰大奥运会、大选年特有的反华声浪、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等，使国内相当一部分人对美国失去好感。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学界对中国的国际战略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这是前所未有的。出版界推出了大量战略问题的书籍，学术刊物、报纸等媒体发表了大量讨论战略问题的文章。可以认为，1996年是学界的战略年。
5月份，中华工商联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可以说不》。 这是一部其影响与内涵不相称的书。这部书有很强的情绪表现，但缺乏学理脉胳。此书一出版，就引起海内外媒体的炒作。
在这部书后，接连推出若干种或附合或批评的书。何新先生推出《为中国声辩》等两部书，他坚持的观点似乎不再孤立。舆论一般将“说不”现象视作民族主义。这一现象吸引了陈平原、孙立平、何博传、许纪霖、萧功秦等学者参与讨论。
（摘自《信息文荟》97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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