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韫玉而山辉——刘绍棠的成功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功之路论文,石韫玉论文,刘绍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绍棠是我国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他从13岁（1949年）发表处女作，到目前的40多年时间里，出版、发表了12部长篇小说，30部中篇小说，100余篇短篇小说，还有数百篇散文和政论文章，约700万字。他的小说不仅在中国得了不少奖，而且不断地被外国翻译出版：50年代的短篇小说《红花》、《摆渡口》、《青枝绿叶》，被翻译成俄、英、阿尔巴尼亚文出版；80年代的短篇小说《峨眉》、《青藤巷插曲》，中篇小说《蒲柳人家》、《瓜棚柳巷》、《小荷才露尖尖角》、《烟村四五家》，被译成英、法、俄、德、日、西班牙、泰文及孟加拉文出版。中篇小说《蒲柳人家》出了英、法、德三种文字的单行本。刘绍棠本人，1985年被载入英国《世界名人录》，1987年被载入英国剑桥《当代世界名人录》、《世界作家名人录》。
读刘绍棠的作品，不管是小说、散文或政论文章，没有荒诞，没有颓废，没有低级趣味，而是一身正气，充满激情，催人奋发向上。正因为这样，他才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他的家乡父老兄弟姐妹们，以在自己家乡出了这样的作家而感到光荣和自豪。1992年5月27日，刘绍棠的家乡通县，为刘绍棠建立了刘绍棠文学艺术档案馆和“人民作家，光耀乡土”的纪念碑。
刘绍棠的成就，在中国作家中并不多见。他所以有如此的成就，主要是四方面的因素：第一，端正的政治方向；第二，良好的个人品质；第三，较高的文化素养；第四，雄厚的生活基础。
政治上坚定才有创作方向的坚定
刘绍棠最近出版了一本散文集《红帽子随笔》，他在《走必由之路》一文中说：“政治方向决定创作道路，思想意识倾向主导创作思想倾向，我的创作历程便是与我的革命道路同步。”这是刘绍棠的经验之谈。这对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请注意这里说的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作家来说，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综观当代我国的作家，凡是在这个问题上解决得好的，他就会创作出符合党和人民要求、鼓舞人们奋发向上的优秀作品；解决得不好的，就会产生颠倒是非，格调低下，腐蚀人心，搅乱人们思想的坏作品。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
刘绍棠不愧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人民作家”。他的历史和约700万字的创作成果证明了这一点。刘绍棠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作家，他的一生在政治上经历了两次大的考验。第一次考验是反右扩大化。他因为对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一点现在看来是正确的意见（策略性部分有待发展）和反映了一些农村的真实情况，而被划为右派，在全国进行批判，1958年头戴“铁帽子”回乡劳动22年，一直到1979年1月才得以改正。这是刘绍棠政治上一次大蹭蹬。
一般人会认为刘绍棠遭受这么大的不白之冤，一定会心怀不满，尤其是对毛泽东一定会咬牙切齿。但刘绍棠却以为这不过是革命道路上的插曲，共产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改变的，马克思主义总将战胜“左”和右的错误而向前发展，革命一定会胜利，他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他被开除出党的当天晚上就写信给友人，说：“我虽然在组织上被开除出党，但思想感情永远不离开党。”他要做一个“名亡实存”的共产党员。他被“流放”农村的22年里，不仅没有任何反党的社会主义的言论，还在家乡教育青年争取入党，“十年动乱”中儒林村有7名青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中有4名是在刘绍棠帮助教育和具体指导下写的申请书。在这期间，刘绍棠始终坚信党不会忘记他，他终有出头之日。他常以农村的谚语来形容他与党的关系：“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天飞”。他自比“家鸡”，就是打他也只在院子里转，而决不飞出去，不自外于党。与此同时，他不放下手中的笔，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伏炕而写，写出了《地火》、《春草》和《狼烟》三部长篇小说，讴歌家乡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及至1979年1月，刘绍棠的“错划”问题得到改正以后，他立即宣称：要从21岁开始，以那时的锐气，加倍努力为党工作。这种政治品质是多么可贵啊！
刘绍棠另一次政治上的重大考验，是他“错划”问题改正后的几年。当时正是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时候。这时候一些“新潮精英”们，正在肆无忌惮地写文章或发表讲话咒骂共产党，咒骂社会主义，咒骂人民民主专政，咒骂毛泽东。有人认为刘绍棠吃了那么多苦头，一定也会跟着他们一起骂。但是，出他们的意料，刘绍棠不仅不骂，反而大谈“党是我的亲娘”，娘打儿子打错了，赶出了家门，但又把儿子找了回来，搂在怀里，承认了错误，难道还能啐母亲的脸，逼着母亲下跪？！与此同时，他坚定不移地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他说：“我因写纪念《讲话》文章而获罪，历史已经证明我当年的观点完全正确。但是我对以《讲话》为主体构成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更加坚信而不动摇，因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是科学是真理。”（《威信》）刘绍棠的这种表现，受到党和人民的热情称赞，却激怒了“新潮精英”们，他们对刘绍棠发起了围攻，说他“认‘左’为母”，说他“老观念太多”，对他加以排斥，使他身心都受到了伤害。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动摇刘绍棠的信念，他通过各种场合，写文章，发表谈话，反击“新潮精英”们。他说：“在反对我的人当中，有两种人我最不服气。一种是‘文革’中的造反派，不久前还是个人迷信的宗教狂和极左路线的打手，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变成了时髦走俏的‘思想解放’派。一种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整人老手，也摇身一变老来俏变成摩登的‘圣之时者也’，大唱否定一切（只是不肯否定自己）的‘思想解放’高调。这使我惊诧又怀疑，他们那多变的脸色，哪一会儿真，哪一会儿假？他们那横竖都仍使用的嘴巴，哪句是真话，哪句是谎言？”（《组装京门脸子》）“新时期以来，我对‘新潮’人士之不以为然，就是因为其中颇有几位曾以极‘左’的态度和言词对我口诛笔伐；但是，时过境迁、忽然摇身一变而‘潮’得极‘火’，旧貌换了新颜便又斥骂我为‘僵化’。比起他的‘左右逢源’，我可真‘左右为难’了。随机应变，争先恐后，改头换面，‘咸与维新’，此所谓‘圣之时者也’。其中奥妙，秘而不宣。他们何时何以‘观念更新’，我至今困惑不解。”（《感言》）刘绍棠经受住了第二次政治上的考验。
经历了来自“左”和右的两方面打击的考验，刘绍棠始终坚定不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凛凛正气，使他更成熟了，更加看清了机会主义的嘴脸。他明确表示：“匹夫不可夺志。我认定了这个死理儿，绝不趋炎附势，绝不朝秦暮楚，绝不墙头草随风倒，贪小利而忘大义。”（《拜领乡赏》）他宣布：“我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文化人（作家）”（《百年毛泽东》）。这表现了他坚定的立场。
由于刘绍棠政治上坚定，在从事创作时，始终遵循社会主义的创作方向。他给自己规定的写作原则是要写“大多数中国人喜欢的中国文学作品，一要有社会主义，二要有中国特色，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也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方向与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文学，也可以称为革命的思想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或社会主义思想与民族形式相结合的文学。这才顺乎民意，顺乎民情。”（《杂感丛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刘绍棠着力于反映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从不赶时髦、趁热闹，从不迎合低级趣味。粉碎“四人帮”以后，“伤痕文学”流行，不少人趋之若鹜。刘绍棠说难道我没有伤痕么？我的伤痕并不浅。但他不写“伤痕文学”，不去编造血淋淋的故事赚人眼泪，而是从积极方面着重于写乡亲父老兄弟姐妹对遭难者的关怀、照顾与保护，通过他的切身经历来歌颂伟大的人民。这就不仅能使人们深刻认识“左”倾路线的危害，更重要的是使人们看到了人民群众明辨是非和宽阔的胸怀，表现了人民群众的纯朴与敦厚，使人们从中获取教益和力量。
刘绍棠的经历和他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世界观的改造，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作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崭新的社会，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同时也因为这个伟大事业史无前例，难免出现曲折与失误，作家要想在这种情况下认清方向，正确地把握历史的进程，明辨是非，反映新生事物，塑造新的典型，处理好各种关系，没有正确的世界观，是绝对办不到的。茅盾说得好：“作家和艺术家，只有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能正确认识生活，分辨和批判旧的意识形态，创造出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文艺作品，才能不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称号。”（《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年第4期第7页）江泽民同志在《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讲话中指出：要“通过学习，坚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掌握观察事物的科学方法，增强分清理论是非，政治是非的能力，提高运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保证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这对我国的作家来说同样适用。
人品和文格决定作家的成败
刘绍棠在许多文章中，反来复去地讲作家要讲人品和文格，他说：“人品和文格决定着大众文学和大众作家的成败存亡”，“人品和文格之本，是作家和作品的自尊、自重、自强”，“自尊、自重、自强的大众文学作家，必须写出思想格调高尚、艺术水平上乘的大众文学作品。”（《不如此又如何》）这是刘绍棠的自白，也是他生活与创作实践的准则。
凡读过刘绍棠作品或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承认刘绍棠是个品格高尚的人。长期生活在劳动人民之中和较早地受党的培养教育，使他既继承了中华民族良好的道德品质，又接受了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使他集新旧良好传统思想作风于一身。他在个人生活和待人处事方面，堪称模范。可以这样说：他在党内是好党员，在社会活动中是好代表（他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经常为了人民的福利奔走呼号），在日常生活中，他是好学生、好丈夫和好家长。
他尊师重道。对教过他的老师，对帮助过他的同志，他都非常尊敬。他的著作中，念念不忘他的启蒙老师田文杰，上中学的老师茅南山，上大学的老师王力、魏建功、游国恩；而在文学创作上，又念念不忘远千里、康濯、孙犁、邵荃麟、沙汀等人对他的帮助。对这些人，他始终恪守师生之礼，他的启蒙老师田文杰年老退休以后，每次回乡见到田先生，总是恭恭敬敬行弟子鞠躬之礼；对老师的教导则身体力行，他的为人之道，很多都是老师的教导；而对帮助他的孙犁同志感激之情常溢于言表，他说：“没有孙犁同志的作品薰陶，没有孙犁同志对我的扶持，我是不会写，更写不好。”（《〈运河的桨声〉后记》）
他孝敬父母。他在好几篇文章中盛赞中华民族尊敬长辈、瞻养、孝敬父母的美德，而且他自己就是这些美德的实践者。他的父亲在旧社会是个店员，没有能力供刘绍棠上学，他就当报童赚钱供自己上学，毫无怨言。及至父亲所在的商店倒闭，改当摊贩，收入更少，生活更拮据时，他拿出稿费帮助父亲养家活口。父亲一生谨慎，为人厚道，刘绍棠认为“做他的儿子，我引以为荣”。在父亲去世以后，专门写了《父亲》这篇散文以示追念。而对他的母亲，则在许多地方提到，认为她是鱼菱（儒林）村最美的媳妇，聪明能干，识书达礼，字里行间充满对母亲的爱。
他爱情专一。他的恋爱生活是“一次成功”。他的老爱人曾彩美是个归国华侨，在学生时期与刘绍棠相爱，经组织批准结婚。二人几十年来相敬如宾，互尊互爱，不管刘绍棠处于顺境还是遭受坎坷，夫妻俩都相依为命，忠贞不二。对此，刘绍棠在小说《两草一心》中有很好的描述。
他对儿孙们爱中有严，有良好的家教。他是作家，但他的三个儿女则是搞科技和做行政工作的，没有一个搞写作的，刘绍棠说这是他“一手造成的”。刘绍棠说：“倒不是怕我的子女弄文罹文网，戴上帽子，株连六亲九族，重蹈我的覆辙，而是因为余致力文学创作40余年，积40余年之经验，深知一个文人，倘无风骨，便流于轻浮，坏了人品，蒙人误己，祸害社会。还是鲁迅先生在遗嘱中所说的‘找点小事干干’，于己于家于国，反倒更好。”刘绍棠17岁入党，老伴曾彩美15岁入党，但他的儿女至今还都不是党员，这也是刘绍棠“一手造成的”。他的儿女在思想、学识、工作和品行上都很好，所在单位也打算发展他们入党，但他们都没有提出申请，不是不想，而是牢记父亲的教导：“你们只有毫无杂念，具有充分的牺牲精神，才配入党。”儿女们牢记父亲的叮嘱，不愿问心有愧，自己认为还不够共产党员的条件，至今未提出申请。
最突出的是他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他对党的培养和家乡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的关心与爱护，始终铭感五内，而且知恩图报。他声称要“忠于党孝于人民”，“人民是作家的母亲，作家要永远做人民的儿子，努力争取做人民的孝子。”（《致青年文艺创作者》）因此，他要一生为家乡粗手大脚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画像”，把拿出好的作品贡献给党和人民作为他终生的奋斗目标。这种报恩思想支配着他创作生涯的全过程。
第一，他以反映北运河家乡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伟大实践为己任。打开刘绍棠的作品，一幅北运河两岸人民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壮丽画卷立即展现在眼前，从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阶段，特别是新时期，他的作品都有反映。在这些作品中他很好地勾勒了北运河半个多世纪以来大致的历史面貌，塑造了一大批新型人物，歌颂了党和人民的业绩。
第二，把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写作的基调。刘绍棠认为：大众文学和大众文学作家，要“时刻想到自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者，时刻想到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写小说。”（《敬柳亭说书》序）因此他的所有作品都是格调高尚、积极向上的。刘绍棠一生坎坷，但他的作品仍然是以歌颂为主。他说他“不会和不忍心展示生活中的黑暗面，甚至不会和不忍心写缺陷的美或美的缺陷。”（《蒲柳人家》后记）他的作品充满了乐观情绪。他的小说不少是写战争年代北运河人民和敌伪斗争的事迹，战斗有胜有败，但结局都能使人看到希望，使人感到胜利必然属于奋起的人民。写人民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男婚女嫁，结局都是圆圆满满。这基于他的乐观情绪，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也有不如人意的事情，但从总体上来说，在共产党领导下，最终总是光明战胜黑暗，正义战胜邪恶，正确纠正错误。写社会主义小说，安排光明的结尾，从总体上来讲符合社会主义的实际。
社会上有男欢女爱的事情，作家小说中当然可以有所反映。但为何反映却大有学问。刘绍棠坚决反对嗜淫成癖的作法，把赤裸裸的具体的性动作描写当成看家本领。他反复强调作家要“走正路”。他的作品都是美文，干干净净，悦人耳目。就是写男欢女爱也都适可而止。他的作品在写男女相爱时，在不合道德习惯的情况下，决不跨过性爱这一步，不像有些作家，只要男女相爱，动不动就上床，而且作具体的性描写。刘绍棠的作品，道德界限非常清楚。即使故事发展到不写男女之事就不足以说明问题时，刘绍棠也是采取淡化处理的方法，或一笔带过，或虚拟描写，决不故意渲染，刺人耳目。
过去常说：文如其人。刘绍棠为人正派，人格高尚，他的作品格调也是高尚的。作家的道德修养，实在是不可缺少的！
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才能有较高文化含量的作品
文化素养的高低，不仅影响着作家作品的量，也影响着质，更影响着作品中的文化含量。人们读小说，是为了了解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塑造，所蕴含的思想，所反映的现实，所预示的未来，以及得到美的享受。但这只是一方面。好的小说不仅能满足上述期望，还能使读者从中获得历史和文化知识。就如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小说那样：“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所以，小说中的历史文化含量大小，是一部小说成功与否的重要方面。有些小说因为历史文化含量低，读后了解个故事而已（有的故事也编得很拙劣），读而无味，值得回味的东西不多，也没有使读者增长什么知识。读刘绍棠的小说，在使人们了解故事情节和欣赏所塑造人物的音容笑貌和得到美的享受以外，还能获得不少历史文化知识。
读刘绍棠的作品，常常使人感到正气磅礴而且才华横溢，博古通今。作品的正气，来自刘绍棠高尚的道德情操；而横溢的才华则来自他多年的勤苦学习所得的文化积累，是厚积而薄出的结果。刘绍棠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喜欢写小说，上作文课时，别的同学交作文，他则是要求写小说，而且得到老师的欣赏。但当他要求国文教师潘逊皋指点时，潘先生语重心长地说：“要写出好小说，还得在古文上下功夫。”从那时起，刘绍棠就跑图书馆最勤，读了不少古典著作。到了50年代初，刘绍棠有了名气，受到领导同志的重视，胡耀邦在一次谈话中说：“没有知识的人是浅薄的人，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是大学问家。”要求他“古今中外一切有用的书都读，要如饥似渴地读书，不拒绝任何知识，要使自己学富五车，一年最少读上一千二百万字。”从此刘绍棠读书更加勤奋。就是在他罹难还乡劳动的时候也没有丝毫松懈。刘绍棠在乡间住的是一个“鬼宅”（吊死过人），就在这座阴森的“鬼宅”中，他勤学不辍，每天读书。他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中外名著全拿来，每天读到深夜，白天干活再累，也照读不误，常常读到后半夜一两点钟。数九寒天屋里水缸里的水冻成冰，他就围着被子读。为了激励自己，每天朗诵一遍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参看郑恩波著《刘绍棠传》）。在乡间劳动的22年，不仅使他获得了大量的素材，而且“读完了他的乡野大学”（郑恩波语），在学问上大进了一步。
读刘绍棠的作品，突出的感觉是他非常了解家乡的历史。他的家在北运河岸边的通州，关于运河和通州的历史背景，可以说他如数家珍。比如对于运河，他在《豆棚瓜架雨如丝》小说中有概括的记述：“大运河长三千四、五百里，从浙江的杭州到江苏的扬州，叫南运河；从扬州到江苏清江，叫里运河，从清江到山东的临清，叫鲁运河；从临清到天津，叫南运河；从天津到北京的通县，叫北运河。元朝至元29年（公元1292年）春，元世祖下令修凿大都运河；两万民工，一年时光，到至元30年秋竣工。于是，千帆万船从通县东关码头沿大都运河直达北京城内，停泊在现今的什刹海上；元世祖龙心大悦，又赐名通惠河。”
刘绍棠非常热爱他的家乡通州，他在《敬柳亭说书》、《豆棚瓜架雨如丝》、《十步香草》、《这个年月》等长篇小说中，有多处翔实记述。在《敬柳亭说书》中有如下的记述：“古老的通州在夏、商、周之代，分属冀、幽二州，春秋战国时期是燕国的领土，秦朝隶属于渔阳郡，有史可考两千多年。西汉正式设立县治，名曰路县。王莽篡位，改国号为新。路县也改称路亭。东汉光武帝刘秀登基，又将路亭恢复为潞县。这个特定的潞字，也就是水路的意思。当时的县城，在现今通州城东八里的古城村……历经三国、西晋、东晋、前燕，北魏时升为潞郡。又经北齐、北周和隋，到唐高祖武德二年改为玄州，唐朝灭亡，五代、宋、辽县治小有变动。到金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才命名通州，沿袭至今八百多年了。”在小说《豆棚瓜架雨如丝》中，有如下记述：“通县自古就是京东首邑，元、明、清三代……通县城内设有漕运总督府……代管京东八县。……通州城内，又曾先后是燕京道、京北道和蓟密行署的所在地，还曾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首府。全国解放以后，通县专员公署设在通县，管害十三县一个市……1958年撤销专员公署，划归北京。”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刘绍棠在查阅、积累历史资料方面下了大功夫。这些东西在刘绍棠的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可以使人们了解作家家乡的历史沿革，民族风情，故事发生的背景，人物性格形成的客观条件。
还必须提到的是，刘绍棠对典故、古诗词在作品中的运用，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读到刘绍棠的作品，使人感到他脑海里装满了典故和古诗词，信手拈来都可入作，而且恰到好处，毫无牵强附会的感觉。他的书名，不少是从古诗词中撷取的，如《两草一心》、《孤村》、《小荷才露尖尖角》、《燕子声声里》、《豆棚瓜架雨如丝》等都是。在作品的写景状物和人物对话中，常常是不知不觉带出典故和古诗词，如说走路，作家写道：“一去二三里，何满子跟周檎到钉掌辅。”（《蒲柳人家》）两个知识分子在找他们的同伴，其中一个说：“关关睢鸠，在河之洲。”“只怕艾蒿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京门脸子》）如说有人被辞退了，作家写道：“打起铺盖，古道西风瘦马，回北京孵豆芽儿去了。”（《瓜棚柳巷》）形容一个有身份的退休将军喝酒，写道：“姚六合正在孤单、空虚、无聊之中独酌独饮，不觉低吟：‘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在他听到有客人来访，又顺口吟道：‘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渔火》）更多的地方，刘绍棠在行文中带出典故，如小说《敬柳亭说书》中形容作家住在农村不想回城时说：“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文场如官场，也如市场，有几个不争名于朝，逐利于市？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能有几人？”这里一连用了几个典故，都恰如其分，证明作家的语言非常丰富，文化积累厚实。
著名的俄罗斯作家契诃夫说：“为了做一个真正的作家，必须把自己完全献给这个事业，玩票态度在这儿跟在各处一样不会使人有什么成就。在这种艺术里如同在一切行业里一样，需要才能，可是也需要劳动。得真正苦干才行。”（《契诃夫论文学》）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成。刘绍棠在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因而也取得了相应的收获。
丰富的生活积累是文学创作之本
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这是老生常谈的命题，但在不少作家那里并没有真正解决。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时期，流行“表现自我”和“到处有生活”的论调。他们声称：“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他们“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要“创造自己的世界”。因此，他们脱离伟大的时代，热衷于寻寻觅觅，闭门造车，写些“小是小非小风波”自我欣赏。这种作法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作家的宗旨。
刘绍棠从从事文学创作那天起就踏着坚实的步伐前进。他的约700万字的作品，没有一部一篇离开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读他的作品可以明显地感到时代脉膊的跳动和浓重的生活气息。这与他长期地生活在农村，与家乡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同甘苦共命运有关。刘绍棠说：“我的作品的重要特色之一，是生活气息浓郁。我在少年时代曾被偏爱我的人称为‘神童’。但是，我从不靠灵气玩花活儿，更不靠小聪明胡编乱造。我坚信和执行《讲话》的指示，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必须深入生活，反映生活，作品才有长久的生命力，才有保存和流传的价值……我在我那生身之地的小村，打下超过‘桃花潭水深千尺’的一眼深井，因而在创作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走必由之路》）“40多年创作生涯，我始终如一致力乡土文学……我喜欢自称上著或‘土家人’。乡土是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我虽然不是希腊神话的英雄安泰，但是我也是时常从地母的怀抱中汲取灵感，汲取才智，吸取能量。”（《爱得深沉》）
这就是刘绍棠的体会。刘绍棠现年60岁，在1988年8月由糖尿病、冠心病合并症导致左体偏瘫以前52个岁月里，他有30多年生活在农村。幼年的刘绍棠，天资聪颖，很受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的疼爱，他串百家门，坐百家炕头。这就扩大了他的接触面；他悟性好，博问强记，对农村的风俗习惯，生产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长辈对他讲的故事，都能过目入耳不忘。这是他初期创作的源泉。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后来的补充，很难说他能以为继。
刘绍棠被错划为右派以后，被遣返农村劳动22年。这无疑是一件大坏事。但却引出了好结果。刘绍棠这样到农村，不同于下放锻炼，不同于体验生活，带有客情。他当时看不到尽头，必须踏下心来切切实实“面向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完全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参与生活，过着与一般普通老百姓同甘共苦的生活。这在两个方面丰富了他：第一，增进了生产劳动技能与知识；第二，增进了他与家乡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的感情，改造了思想，积累了素材，而且所有的素材都是原汁原味，没有掺半点假。这就在更高的水平和更深层次上了解了农村，了解了农民，使各方面都有了升华，为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绍棠初期的作品，一般情节都比较简单，艺术上也比较稚嫩。但事过22年，1979年他的“错划”问题得到改正重返文坛，则是以一个文学巨匠的姿态出现在文坛上。这一段时间里他突出的表现是作品量多质高。他从1979年到1991年12年的时间里，出版了34本书，人们形容他这时的作品“如涌泉喷出”。这些作品大处着眼，小处落墨，通过活生生的事例，反映出北运河两岸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业绩。这个时期，刘绍棠“告别”了短篇，专攻中、长篇小说，长篇小说《这个年月》、《京门脸子》、《十步香草》、《敬柳亭说书》、《豆棚瓜架雨如丝》、《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孤村》；中篇小说《蒲柳人家》、《两草一心》、《二度梅》、《鱼菱风景》、《莺飞草长时节》、《绿杨堤》、《小荷才露尖尖角》、《花天锦地》、《村姑》、《渔火》、《瓜棚柳巷》、《烟村四五家》、《乡风》、《年年柳色》，等等，都是这一段时间里写出来的。这些作品，有更大的场面，更多的人物，比起他的短篇小说更充分地反映了家乡各个时期的历史面貌；创造了更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如夏竞雄、俞昌蒲、蒲天明、吴钩、龙抬头、何大学问、柳罐斗、何满子、徐芝罘、蔡椿井、柳岸，等等。这些典型人物，有的是反帝反封建的英雄，有的是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的赤子；有的仗义疏财，有的勤劳勇敢，使人感到我们这个时代英雄辈出，革命和建设事业蓬勃向上，对人起着巨大的激励和鼓舞作用。
刘绍棠的创作可谓多、快、好。目前他身体不佳，但仍然雄心勃勃，顽强写作。他说：“大运河是我的慈母，为我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我虽然已经写得不少，但只不过在满槽汪洋的运河岸上，扳着石砘吊竿，刚刚汲上两筲水。”可见他积累之丰厚。我们相信只要刘绍棠身体状况允许，他会不断地有新作问世。正如古人所说：“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润”。有刘绍棠这样的素质，创作一定会有更大的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