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整合、组织生长与和谐社区的建构——杨家农民工工会的调查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杨家论文,工会论文,生长论文,和谐社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6；D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0)03-0043-03
1980年代末以来，农民以“离土又离乡”的形式回应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乡村社会控制的松动，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民工潮”。[1]这种流动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自发性，是农民自动的选择与自主的行为，[2](p115)农民工的自主流动给流入地的社区治理体制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杨家村组建了农民工工会，给农民工的社区参与提供了组织平台，促成了社区的和谐与稳定。笔者以为，杨家村的实践对于破解农民工流入地的社区治理困境具有普遍性的借鉴意义。2009年5月—6月，笔者曾二度前往杨家村作实地调研，对多名村干部、工会负责人、外来农民工精英进行访谈，并收集了相关的文献资料。本文主要运用社会整合、组织生长与公共参与的研究视角，对杨家农民工工会的生成、运作及其对和谐社区的建构功能进行理论解读。
一、社会整合与杨家农民工工会的生成
(一)单向度治理与社区的治理困境。
杨家村隶属于浙江省东阳市白云街道，户籍人口只有128人。该村地理位置优越，省道公路穿村而过，周边的西甑工业区聚集着20多家企业，有2万多名农民工。从2004年开始，陆续有农民工来杨家村租房。在完成整体式旧村改造后，有4000多农民工搬进了杨家村。2007年，杨家村投资150多万元建了一幢1200平方米的文化大楼，并兴建了健身小花园、篮球场和露天溜冰场等文化设施。是年11月，在东阳市宣传文化部门的支持下，杨家村农民工文化活动点挂牌成立，村里的文化设施全部向农民工免费开放。每逢节假日，村里还经常举办一些公益性文艺演出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工的文化需求。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来到杨家村租住。2008年6月，租住在该村的外来农民工达到了7000多人。
然而，在现有的社区治理体制下，社区的治理主体是拥有社区户籍的本地居民，社区的公共参与呈现出“对内开放”与“对外封闭”的双重特征。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租住于此的外来农民工无法正常地参与社区的公共生活、平等地享受社区的公共服务。他们与本地居民之间在生活方式、活动空间等方面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因此，他们的“过客”心态比较普遍，[3]大都缺乏对租住地的“社区认同”，他们的行为也体现出“无序化”、“短期化”的特点。7000多名外来农民工的涌入，在给杨家村民带来丰厚的房租收入的同时，也造成了社区治理的严重失序。如很多农民工以打牌、玩麻将等不良消遣方式打发业余时间，有的还经常聚众赌博；有的农民工因酗酒闹事或言语不和而打架斗殴，甚至还发动老乡打群架；也有个别的农民工因工作无着落而采取偷盗行为解决生计问题。此外，垃圾乱丢、衣服乱挂、自行车乱停放等现象也比较普遍。这些都使杨家村的社会风气和村容村貌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本地居民对外来农民工的不满情绪开始发酵，同时外来农民工对本地居民的优越感也颇有微词，两大群体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开始升级，杨家村的社区治理陷入了困境。
(二)社会整合与杨家农民工工会的生成。
面对社区的治理困境，村干部积极应对，深入农民工群体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及对社区治理的看法，村干部的努力也得到了农民工的积极回应。在互动过程中，村干部老李得知在这7000多农民工中，有很多人还没加入工会组织，他们大多在附近的中小企业上班。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讨论，老李考虑着能否在杨家村成立租住地农民工工会，把这部分农民工组织起来，并吸收各省籍农民工精英参与工会与社区的日常管理。这个思路获得了当地政府的积极支持，他们也试图把尚未入会的农民工吸纳进工会组织，引导他们适度地参与租住地的公共生活，以解决由于监管失序而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因此，杨家农民工工会的组建工作被正式列入东阳市总工会的工作计划，东阳市委、市总工会及白云街道的领导多次深入杨家村指导农民工工会的筹建工作，并向其提供了政策指导和资金支持。
2008年4月，杨家农民工工会的筹建工作正式启动，村干部对租住于此的7000多名农民工进行调查摸底，初步甄选出1200多名尚未加入工会组织的农民工，再按出租房分片，其中每15人—20人选1个代表，共选出了52名代表。他们分别来自于企业、个体户、自谋职业者和其他领域，有本地的农民工，也有安徽、湖北、河南、江西、贵州等外省和本省其他地区的外来农民工，其中妇女代表17名，占代表总数的32.7％，外来农民工代表45名，占代表总数的86.5％。在此基础上，按照省籍因素及个人素质，在这52名代表中确定了13人为工会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上报白云街道总工会审批。2008年6月16日，杨家农民工工会宣告成立。
(三)杨家农民工工会的制度体系与人事安排。
在东阳市总工会和白云街道总工会的业务指导下，杨家农民工工会制定了一系列制度规则，在组织建设和职能配置方面也相当健全，这为它的正常运行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首先，它拥有较完善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工会代表大会制度》、《工会会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工会财务管理制度》、《工会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工会办公和建档管理制度》。其次，在组织建设方面，杨家农民工工会除了会员大会、会员代表大会之外，还设有工会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女职工委员会、会务公开民主监督小组等常设的办事机构。最后，它还明确了工会委员会和工会主席的主要职责、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和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在制度安排上做到了权责一致、责任到人。
与此同时，当地政府和社区干部非常重视对农民工精英的“组织吸纳”，以充分发挥他们的利益表达与自我管理功能。在杨家农民工工会第一届代表大会上，与会的52名农民工代表从13名候选人中选举产生了11名工会委员会委员。其中，杨家村的老李当选为工会主席，湖北籍农民工阿念等3人当选为副主席，贵州籍农民工阿奇、湖北籍农民工阿平等7人当选为工会委员，他们多是在东阳市工作时间较长、经济基础较好、在农民工工友中享有较高威信的农民工精英。同时这一人事安排暗合了农民工“老乡管老乡，有事好商量”的朴素愿望，赢得了农民工的广泛认同。
二、杨家农民工工会的绩效分析
(一)社会整合与农民工的组织化。
“制度和组织，如同莎士比亚眼中的病态，既不是无因而生，也不是无因而止，农民工有强烈的制度和组织要求，政府还没有准备好提供这项服务，就意味着将产生一个制度和组织的空白点，就会生长出一种替代。”[4](p175)以往，租住在杨家村的很多农民工缺少自己的利益代表组织，“基本上处于孤独和无援之中，基本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因而他们成群结伙、互帮互济，形成‘同乡会’、‘老乡会’等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准社会组织”[5]以寻求保护和归属感。这些“同乡会”、“老乡会”在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提供就业信息、扶危救困等方面的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操持下，这些准社会组织很可能蜕变为“黑社会组织”。如根据《瞭望》杂志记者的调查，一些城镇的外来务工者“老乡会”中，还演变出一批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6]
为了解决外来农民工的组织化问题，在当地政府和社区组织的“社会整合”下，杨家农民工工会应运而生。为避免各“同乡会”、“老乡会”操控农民工代表的推荐、提名工作，杨家农民工工会在筹建过程中，就以农民工的居住地为“选区”划分的单位，采取“按出租房分片”的办法，由同一居住地的每15人—20人选1个代表，共选出了52名代表，进而由这些农民工代表直接选举产生11名工会委员。通过农民工与农民工代表、农民工代表与工会委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杨家农民工工会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机制。与此同时，该工会还采取适度的“地域平衡”的办法来进行工会的人事安排，主动把各地农民工精英吸纳到工会管理层，再授权他们协助对各自省份的农民工开展管理与服务工作。由此，杨家农民工工会实现了对这些农民工精英的“组织吸纳”，“以避免非制度化的力量在体制外的集结”，[7]从而部分消解了农民工群体中“老乡会”、“同乡会”存在的社会基础，有效地防范了该类组织可能蜕化为“黑社会组织”的政治和社会风险。
(二)权利保障、社会服务与组织生长。
在当地政府和社区组织的支持下，杨家农民工工会自成立伊始就积极地开展工作。工会主席老李运用身为杨家村社区组织负责人的便利条件，为工会的正常运转争取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工会的办公场所、活动场馆、活动经费等都是在他的努力下逐一得到解决的。工会专职副主席阿念原先在一家私营企业从事管理工作，在当选工会副主席后，他辞去了企业里的工作，成为工会事务的主要经办人。阿念还办起了农民工文化长廊，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向广大农民工会员宣传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及相关的法律制度，该文化长廊逐渐成为工会发布服务信息的重要平台。
在工会负责人的推动下，杨家农民工工会在农民工会员的权利保障、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农民工会员的权益保障为例，工会已帮助农民工会员调处劳资纠纷80余起，追讨欠薪近2万元；调处医疗纠纷一起，为工伤农民工会员争取医疗赔偿费22万余元；另有25起事件转入东阳市职工维权中心予以解决。与此同时，工会还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在农民工会员的技能培训、文化娱乐、计生服务、子女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仅在成立初的半年时间内，工会就举办了6次专业技能与企业管理方面的培训，600多名农民工会员接受了培训服务；与多个单位联合开展了“广场舞蹈培训”、“柔力球培训”、“广场电影套餐”等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部分满足了农民工会员的文化需求；不仅专门成立了计生协会，免费为农民工发放计生药具，而且还设立免费的计生服务室，让农民工享有与村民同等的计生服务；积极致力于农民工会员的子女教育事业，联合东阳市文化馆为农民工子弟举办了暑期公益性艺术培训，并促成了杨家村农民工幼儿园的顺利开园，现已有150多农民工子女在此就读，占了全园学生总数的90％左右。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杨家农民工工会在农民工会员中树立起较高的威信，“有事找工会”成为他们的自觉意识。
(三)公共参与、社区认同与社区和谐。
以往，由于缺乏对流入地的“社区认同”，外来农民工普遍有一种“过客”心理，导致其行为“无序化”、“短期化”。为了培植外来农民工的“社区认同”，建构和谐的社区环境，杨家村社区组织与农民工工会致力于搭建农民工参与社区公共生活的平台。在现阶段，它们主要是采取引导农民工参与社区的文娱、体育活动的方式来进行的。通过频繁地参与社区的文娱、体育活动，各地农民工之间、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相对隔绝的状态被打破，本地居民对外来农民工的防范、排斥心理在逐渐减退；外来农民工对本地居民的印象也逐步好转，他们感到自己不再是社区的“局外人”，而是与社区息息相关的“一分子”，他们的“社区认同”开始萌生。外来农民工对杨家村发生的事，不再像以前那样漠不关心、不闻不问，而是积极参与其中。村边的山林发生火灾，很多农民工主动地与村民一起上山扑火；村里的下水管道堵塞，农民工和村民一起清淤排污；村里搞文艺晚会，农民工自编自导与村民同台献艺，杨家村的两大群体间初步形成了和睦相处、互敬互谅的新型“乡邻关系”。
除了参与社区的文体活动外，一些农民工精英还参与了社区的公共管理。如工会委员、贵州籍农民工阿奇成为杨家村夜市的主要管理者，先后有20多名农民工参与了夜市秩序的维持工作。在他们的精心运营下，杨家村夜市日趋繁荣，吸引了附近众多农民工前来购物，大大地提升了杨家村的人气。由此还招徕了数十家商家入驻，使杨家村村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有的临街门面房的年租金已高达3万多元。2008年，杨家村村民的年房租总收入超过140万元；村集体收入也水涨船高，达到了130多万元/年，村民的人均年收入超过了2万元。
与此同时，杨家村的社会治安、环境卫生有了显著改善。在工会成立后，各个省籍的农民工精英都被吸纳进工会管理层，借助这一组织资源，工会发挥出较强的“维稳”功能。农民工之间出现纠纷，不再诉诸武力，而是交由工会进行调解，以往常见的打架斗殴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在正当权益得到维护、基本生活有了切实保障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偷窃行为大幅度地减少，更没发生一起刑事案件。在社区文娱、体育活动的“替代效应”下，打牌、玩麻将等不良消遣方式正逐步地失去市场，聚众赌博的情况已不多见。随着农民工群体“社区认同”意识的发育，他们开始注意自身的社会形象，自觉维护社区的居住环境；有的农民工还自愿参与“文明社区”的创建活动，义务为社区的环境美化作贡献，杨家村的环境卫生有了明显的改观。
三、结论与进一步的讨论
综上所述，作为农民工流入地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一种尝试，当地政府和杨家村社区组织采取了“以疏代堵”、“变防范为引导”的方式，创造性地成立租住地农民工工会，主动把各地的农民工精英吸纳进工会管理层，并为广大农民工参与社区公共生活创造条件，由此逐步培植起农民工的“社区认同”意识，进而促成了社区的和谐与稳定。
目前，杨家村建构“和谐社区”的实践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外来农民工之间、本地居民与外来农民工之间的互动与信任感正在加深，社区的和谐因子正在快速增加。但是，它还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杨家农民工工会还处在政府推动与精英主导的成长阶段，它的独立性与自治性还有待增强。它没有向工会会员收取会员费，其运行经费主要来源于当地政府、社区组织和工会管理层的捐赠；在工会的社会基础方面，大多数农民工精英已被吸纳进工会管理层并成为工会事务的积极行动者，普通农民工也已对工会产生一定的身份认同，但他们还没有被全面地动员起来，他们大多对工会持工具理性的态度。其次，杨家农民工工会与社区组织的关系形态还没有理顺，它们在社区治理中的权利、责任的配置还没有制度化。目前只是通过老李“一肩挑”的方式来协调两个组织的工作，一旦出现人事更迭，就会对既有的治理绩效产生较大的冲击。最后，在既有的法律体系下，外来农民工还无法正常地参与社区的民主选举、分享社区的经济收益；农民工要完全融入流入地社区，还需相关的法律制度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