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政党组织形态变化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政党论文,形态论文,当代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工业化时期西方政党组织形态的回顾
西方政党的发生和发展一直与工业化进程紧密关联。18世纪70-80年代，政党首次出现于工业化的故乡——英国。工业化初期的政党基本都是出于议会斗争的需要，内生于议会政治活动当中。这些党由政见相近的议员联合而成，所以称为核心型政党(Caucus Party)，也有人将其称作权贵党，因其党员大多是议员，多数又拥有贵族身份和地位，他们组党、控党和发挥政治影响，也大多与其身份地位有关。核心型政党的党员是议会成员及其亲信，结党目的基本上不是为了争取社会支持，而是要维护权贵的利益和地位。政党组织及其活动的主要方式是依托议员、党员私人的社交网络，通过权贵实际控制的地方选举将权贵或其代理人送入议会和政府。从组织形式上看，这些政党一般都是精且小，结构简单，同时，它们都没有什么基层组织，比较松散，也不稳定。从组织行为上看，由于只是为了确保自己对选举的控制、确保自己的成员顺利当选，政党及其党员不太关注社会大众的反应，反而对公众参与保持高度的警惕。“如果这样的政党需要有人协助动员选民，那么它会竭力确保这些人不会因协助行为而产生要求对政党事务施加影响作为回报的想法。”①
19世纪中后期以来，工业化在欧美的全面铺开摧毁了将政党政治控制在社会上层的努力。大众型政党(Mass Party)发展起来。这类政党的出现是工业化中期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表面化，阶级冲突尖锐化的结果。在百多年里出现过的大众型政党有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主义政党和宗教政党。②大众型政党在议会外生成，有的在体制外生成，都宣称代表社会某一阶级或群体的利益并将其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它们因此构成公民社会的一部分。与工业化造就的社会结构相一致，这些党组织严密、结构完整。它们由党员和领袖构成，领袖通过制度化渠道推举产生，并向党员负责。党的组织分为全国和地方性组织，配备专业或业余的党务人员，维持各机关、部门的运转。群众性政党还发展起了包括党报、消遣性俱乐部等辅助性组织系统，除平常用做政治动员，还可用以满足党员交往、休闲等需要。这些政党还经常与商会、工会、教会等各种社团、集团结盟，既可实现对社会的渗透，壮大自己的党员队伍，巩固、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又可以通过它们实现自己包括选举在内的广泛的政治与社会性策略、战略目的。
大众型政党对老式核心型政党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英国的保守党，为了竞争和发展，也逐步走向社会公众，建立自己的地方和基层组织，建设自己的组织辅助系统。但它们始终没有发展成类似社会主义政党的大众型政党，而是更多地保持了自身传统，党内的权贵气息也存续至今。
二战后随着西方工业化走向尾声，努力拓展社会基础、追求党员数量规模、在选举中广泛动员、人多力量大的竞争模式日渐失效。传统核心型政党和大众型政党开始逐渐缩小它们在组织形态上的距离，前者进一步希望寻求来自公众的支持，后者退一步企图摆脱来自社会的操控，多数老党、大党开始向全方位党(Catch-all Party)转变。全方位党的组织目标不是有针对性地维护社会某些群体的利益，而是要充当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掮客、经纪人，更好地管理国家和服务公益。③组织结构上，这些党基本延续了大众政党的模式，由全国、地方组织和各类辅助系统组成，但又有所不同。首先，组织对党员的门槛要求下降，党比较强调党员的权利，但不大提及义务。其次，相对于群众政党，全方位党党员在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下降，党员和领袖、组织的关系比较疏离。同时，党的领袖与组织间的关系也很微妙，有的领袖与党若即若离，有的根本就只是在借用党的招牌。结果是，党员无法对领袖、党形成约束，领袖、党的组织也无法对党员形成约束，政党组织对领袖和党员都不形成强有力的制约。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在这方面就比较典型，除了初选产生各自的领袖外，两党的组织和党员基本都在充当大选吹鼓手的角色。
二 后工业社会初期西方政党的组织形态
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工业化完成，各国相继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由知识技术形成，信息和知识是其主要特征。④在后工业社会，工业化阶段板块式的社会结构被解构，社会碎分化趋势加剧，政治生活的地位和作用更为凸显，社会生活中决定性的影响属于政府和经济部门中的技术人员。同时，关键性决议也更多地由政府而非市场做出。于是，社会上越来越多的集团、群体试图通过政治制度来确立自己的社会权利。在这场权力重整的竞逐中，西方政党组织形态的演化也出现了新的动向。
1995年，卡茨和梅尔提出卡特尔政党(Cartel Party)的概念。⑤他们认为，随着政治活动越来越职业化和专业化，面对新的社会形势，特别是面对来自其他社会团体的竞争，各政党开始逐渐脱离公民社会而融入国家，实际上是变成了“准”国家机构。政党自身的存续不再依赖党员筹集经费和进行大规模人力密集型政治动员，而是通过获得国家补助进行资本密集型政治活动，通过国家许可的权力运用现代媒体进行政治沟通和宣传。各党间也愿意达成妥协，有意识地将选举、竞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确保各党能够共存并共享政治与社会资源，同时排除新政党和来自其他政治力量可能的竞争。由于各政党政策逐渐趋同，竞选越来越多地着重于选择较好的选举专家。
从政党组织形态变迁的角度来看，卡特尔政党不能算作全方位党之后新的政党类型，它更多地是描述、强调政党卡特尔——一个企图垄断公共管理权力的政党联盟。从政党关系变化导致政党形态变化的角度和从政党形态变化影响政党关系变化的角度来看问题，结论是不一样的。把卡特尔的特征等同于新型政党形态的特征，是把政党关系变化本身，以及这种关系对政党形态的影响当成了新型政党的本质。其实，新型政党更多地是政党适应社会发展，特别是政治生活新变化，其内部人员、技术和结构等诸要素的有机系统出现根本变化，以及该结构对政党内外环境变化做出整体调适的结果。因此，虽然卡茨和梅尔所看到的政党关系的变化，包括这种关系对政党组织形态的影响的确构成新型政党孕育过程的重要部分、环节和侧面，但它们还不足以导致新型政党的产生，也不足以证明卡特尔政党是一个独立的、历时性政党形态。
如果具体指称某个政党就是卡特尔党并不恰当。毕竟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还不到半个世纪，西方国家也还仍然处于一个转型阶段，新秩序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人们也无法在现实中完整地认识和把握它。相应地，新的政党形态也还处于孕育、发展过程中。也许看到了这一点，梅尔在1997年又指出，卡特尔政党的形成还处于“初级阶段”，同时他也提到：“英国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在那里与卡特尔政党相关的行为越来越不怎么时兴。”⑥其实，将卡特尔政党视为政党形态演化在某一特定阶段，各政党出于种种自身现实利益考虑的一种集体表演、一种共时性状态还是比较合适的。这也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什么我们实际看到的西方政党形态基本上还是大众党和全方位党两种（核心型政党已经基本消亡，或已成为全方位党）的原因。当然，这两种政党为了适应后工业社会的发展，正在尝试变革自身的组织形态，并由此获取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特点。
从组织形态上看，后工业社会初期的西方政党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趋同倾向。一是大众型政党越来越向全方位党靠近，二是几乎所有政党都越来越倾向于直接诉诸选民，诉诸大众。
当代英国工党是大众型政党向全方位党转向的典型。工党曾经是标准的大众型政党。由于长期为英国工会所操控，工党迎合社会各阶层要求的口径过窄，组织形态愈益保守和僵化。为此，工党的政治行情低迷，曾长期在野。从金诺克开始，经史密斯等几任党的领袖努力推动，工党基本上完成了自身的改革。改革的突破口就是弱化、排除工会对党组织的决定性影响，继而把工党从工运政党变成选举党，将组织目标由代表工人利益变为在大选中获胜。具体做法是：(1)党的组织面向全社会开放，重视个人党员的吸收，尽可能将工会集体党员转成个人党员，大力吸收新党员，以此削弱工会在工党中的组织优势；(2)革新基层组织“管理委员会”，提升个人党员在其中的地位，赋予个体党员选举选区议员的权力，以及比集体党员（比如工会）更大的表决权；(3)党的经费筹集转向寻求社会捐赠，摆脱对工会的财政依赖，相应切断工会伸向工党的组织触角，使党的组织系统及其工作人员放弃工会取向并找回政党取向；(4)强化中央党部和领袖的权限，限制、削弱地方组织的权利。在选举中，党的领袖、中央组织及其所雇佣的党外选举专业人才和组织集权操控，基层和党员个人的作用明显减弱。1997年以后，工党在大选中连续获胜执政至今，说明它趋向全方位党的改革还是比较成功的。
进入后工业社会，传统的政党组织日渐衰朽，对党员和选民的吸引力大幅度下降，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西方政党党员的绝对数量和党员参加选举活动的比例都在大幅下降。在欧洲13个老牌民主国家，党员绝对数量缩水比例为13%，其中英国和意大利政党党员数量竟然下降了50%，以致观察家惊呼：这简直就是大出血。⑦同时，政党组织体系担负的一些传统政治功能在弱化，与政党所期望的组织行为差距拉大。在美国，1973-1994年，为政党工作的人减少了42%。⑧在英国最近的选举中，不到一半的工党党员参与分发传单或提醒别人投票，少于四分之一的人协助工党寄信、挨门挨户拉票和催票，只有10%的人从事过电话动员和应答、街头造势或计票监票工作。1990年代末，65%的工党党员根本没有为党工作过，75%承认对党的事务从来就不主动或不太主动。意大利的情况也一样，在那里各党党员很少同党的组织发生联系，也很少参加党的活动。⑨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政党共同面对的难题，形成所谓“政党危机”的重要方面。
造成上述问题的初始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强调的是，全方位政党赢得选举与壮大党员队伍、强化组织建设这两个组织目标的相关性越来越低，甚至相互冲突。政党要想赢得选举，从组织形态上讲，它最好能兼具人力密集和资源密集的双重特点。这样，党的组织行为才能得心应手、收放自如并产生实际绩效。但实际情况却是，长期以来西方政党的领袖和党的高层对于壮大队伍、强化组织建设这一目标一直是有心无力，以至于不得已干脆另起炉灶，将选举功能部分或完整地从党的组织方面剥离出来。这就进一步加剧了政党组织的衰朽。在这方面，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非常典型。这两个党自形成之后就一直处于组织弱化和虚化的境况。这一特点延续至今，反倒与后工业社会政党组织变迁的趋势相暗合。美国两大党的初选都是开放地面向社会，党员在这一阶段的组织行为并不突出，与一般选民区别不大，党的组织行为从选区到县和州委员会、直至全国委员会组织依法为候选人登记、组织投票和根据投票结果提名大选（议员）候选人等都是例行公事；在大选阶段，政党领袖（两党总统候选人）和其他公职的候选人都是凭借自己的竞选班子——选举专家集团来领导选举，党员和党组织不过是打下手，敲边鼓；一旦党的领袖、候选人当选，领袖关注的重点自然转向政府事务，议员们也很少受党在国会组织的制约。英国工党在这方面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为了竞选胜利，领袖最佳的政治选择就是直接诉诸选举专家、直接诉诸选民，从而客观上使党员与选民的边界被模糊，使党的组织与大众组织相混同。近年来，随着选举周期不断拉长，选举甚至延伸到政党政府日常政策活动中，这已经形成一种马太效应：政党组织越是想胜出，就越是损及自身应有的结构和功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代西方各国政党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美国政党文化的影响，有些国家的政党组织发展甚至给人以“美国化”的印象。原因就在于，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政党在这里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以及可资利用的组织与技术手段都是最新的。但是，这与各国政党继续保持其组织形态的民族特色并不冲突。政党的民族差异是由包括理念、行为、制度和器物在内的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性和地域性所共同决定的，因而是不可能抹除的。
三 政党的信息化以及组织形态的新变化
1990年代以来互联网络在世界范围内都有了飞速的发展。信息和互联技术(ICTs: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的应用，或曰信息化，对政党产生了全面、深刻的影响。
政党与互联网络的关系基本上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互联网络对政党来说不过是分发通讯、党刊、会议备忘录等政党信息的常规手段，政党“利用因特网去做政党以往在选举中重复的老套路”，⑩只不过是把一些人们常见的政党相关信息，比如各机关的电话号码簿、新旧杂陈的公告、新闻稿等等，简单地剪贴和搬运到网页上，这些东西人们即便不通过因特网，也可以由别的渠道去获取。此时互联网对于政党来说不过就是一个电子档案柜、文件库罢了。
第二阶段，选举逐渐延伸到网络空间，政党开始有意识、专门地为互联网络加工、生产合适的信息内容。互联网成为与报纸、广播电视等同的宣传手段，政党也开始利用因特网锁定党员和其他目标群体，一方面可以对他们施加影响、做出反应，另一方面也可一定程度上降低与这些工作相关的管理负担。同时，一些带有互动特征的政党网络活动，比如民意调查、测验和简单的在线交流等等，也开始出现。总体上讲，尽管政党开始利用因特网实践自己的政治功能，但它的互动性还是比较差，并不太注重网上的反馈信息。此时政党的因特网页对于研究人员、记者、政党活跃分子等特定人群来说，是相当不错的信息发布平台，但对政党自身而言，还没能成为强有力的“劝票工具”。(11)
进入21世纪，互联网络开始成为西方政党选举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这一阶段，政党希望利用互联网在选举中相继达成打动说服选民、募集竞选资金和投票总动员的目的，除了更富于效率的选举信息资源管理之外，政党候选人个性化的博客网页(Blogs)以及候选人及其选举班子与选民之间的在线互动也越来越多，甚至呈现出从根本上撼动既有选举模式和政党组织形态的态势。
2003年美国主流媒体都在密切关注前佛蒙特州长迪恩（后任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怎样充分利用因特网参加民主党总统初选。迪恩是临时决定参选的，作为卸任的州长，他一开始并不起眼，没有竞选资金，只有400来名支持者，但不到一年，迪恩及其手下（3名全职的网络工程师，一个100名左右自愿者共同维护的网站）利用互联网、博客网页进行了成功的电子动员(E-mobilization)，筹得四千多万美元的竞选资金，争取到大约一百多万的支持者。(12)尽管后来迪恩落败，但其做法却在西方风靡一时。意大利就出现过“迪恩式选举”，贝卢斯科尼的意大利力量党(FI)基本上就是凭借因特网来成功组党并竞选上台的。2005年，丹麦大选947名候选人中有57人利用博客网页与选民间保持长时间持续的互动和沟通，这些人当中主要是年轻人，但也不乏政坛宿将。(13)英国工党对“迪恩式选举”也深表关注，工党议员、下院议长皮特·海恩就指出，工党要用新技术武装自己，要站在信息革命的前沿。(14)
“迪恩式选举”已成为一个信号，预示新的网络选举(Cyber-campaign)和新型政党的时代即将来临。从外部组织行为角度看，“迪恩式选举”无非还是动员、筹款和选举，但是，迪恩实际上是创造了一个现实与虚拟结合、政党与“自助性团体”结合的后现代政治组织形式。这一组织的全部活动都由它的神经系统——互联网络，精确地说，是“迪恩的空间”（Deanspace：迪恩的博客网页）来调动的。具体流程是，网民登陆“www.meetup.com”主页，选择加入不同的讨论组，成为“迪恩集团”(Dean Group)的一员，他们参与讨论的意见都可以直接回馈、粘贴到迪恩的博客网页（有时一天可粘贴数千条）。(15)同时，这些参与讨论的网民们分不同地域组织“网友会”(Meetups)，在网上交流之余，还可不时地走下网络，在现实世界中聚集、活动。
“迪恩集团”以及它的基层组织“网友会”给当代西方政党的组织形态带来强劲的挑战。如果比照这个模式去组织，那么未来政党将有可能发生根本的变化，将会具备以下的特点：(1)实时性和互动性。政党不仅在选举时与党员发生互动关系，而且通过互联网始终在线，始终与党员保持沟通。(2)基层组织的自助性和民主性。采用网友聚会形式建立基层组织，其成员构成、活动形式和内容都是自然交往、自助选择的结果，排除了外在的预制性安排。(3)组织整体的拟真性和集权性。党的整体组织将越来越具有象征性，而网络上被偶像化和作为象征性符号的党的领袖，在现实中又可以协同组织高层，包括竞选专家通过网管控制网络来决定组织整体的存废、发展和日常行为，包括号召、指导基层组织投入竞选活动。(4)基层组织与组织整体及领袖之间存在一种合适的张力。党员完全主导基层组织的建构和运转，可以随时向领袖提出自己的观点，尽管不一定被接受，但肯定会被受理和答复；高层组织既相对完整地保持了自己领导政党的权利，又收获到人力、财力和智力资源的支持。但两者都保持适度的谨慎，因为彼此都不能突破对方权利的边界，否则大家都会转向其他替代性选择。
鉴于上述的新情况、新特点，现在西方已经有学者在频繁地使用“网络党”(Cyber Party)、“动态行进党”(Moveon Party)等新概念。的确，“迪恩集团”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实时性、互动性和自助性政治组织，它也极有可能就是未来新型政党的雏形。但是，迪恩本人也承认：“在我们拥有一个组织之前，他们就已经为我们建造好了一个组织。”(16)因此，“迪恩集团”实际上是既有网络社会与政治家结盟的一个尝试。未来这一结盟的命运如何，取决于其能否在传统政党组织和与其相类似的其他社团组织的夹缝中保持独立并逐渐发展和壮大起来。就目前而言，它还是一种“概念党”，因其事实上还是被纳入传统政党的体系，作为后者的一部分而存在。
四 政党组织形态与交往方式、社会资本的变化
当代西方政党组织形态的发展与西方社会生活的变化（特别是交往方式、社会资本的变化）是密不可分的。
工业社会中，大机器生产改变了人与人直接交往为主的方式，代之以人——生产单位——人这一间接交往为主的方式。组织相对严密的大众政党就是这一间接的交往方式在政治生活上外化结果的一部分。因为单个的人在庞大的工业体系面前必须结成严密的政党组织，否则无法与之相平衡，也无法对公共权力施加影响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当然，这也不排除由于各国具体情况的不同，在一些地方（比如美国）工会事实上取代了大众政党发挥作用，从而使政党组织形态直接从现代化初期的核心政党跨越到全方位党。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很好地揭示了为什么全方位党的基层组织始终不如大众政党发达的原因。
当代西方世界已经从工业社会过渡到后工业社会，人们的交往方式也相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该变化又引发了社会资本的重组，继而影响到社会规则和社会制度的解构和重构。在后工业社会，追求优越的生活质量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主轴，这使技术创新主导的服务业取代机器生产主导的工业成为后工业社会的基石。经过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否定之否定，社会交往中的直接交往关系正在取得相对于间接交往关系的优势，并成为决定社会效率的关键，人与人之间的职业差别也已成为阶级、阶层的基本标准，所有这些在政治上的集中体现就是知识统治。(17)知识统治起码包括两方面的要素，一是知识及其派生的技术手段，二是掌握和运用它们的人。知识统治因此就是掌握知识的人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直接、全面地控制社会生活。
知识统治拓展了政治活动的领域，也丰富了政治参与主体的类型以及这些主体参与政治的形式。这就使原有国家——公民社会（包括政党）政治架构、治理体系受到挑战。普特南曾经于1995年以详尽的数据来证明美国人参与诸如宗教、学校、工会，甚至保龄球俱乐部等社团及其活动的人数都在大幅下降。当然，他也注意到一些“第三类社团”(Tertiary Organization)，诸如从事环保的Sierra俱乐部，以及美国退休人员联合会——AARP等组织却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他的结论是，在美国以公民社团形式出现的社会资本总体上是下降了。(18)他所说的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包括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19)在后现代社会，这些信任、规范和网络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是从传统社团中转移出去，另一方面是它们自身也正处于解构和重构当中。这两方面似乎能够比较合理地解释普特南所看到的种种现象。
正如我们前面提及的，西方政党原有的许多传统职能现在基本上都可以剥离、转移到因特网上去做，民众甚至可以撇开传统的政党组织去达成同样的政治目的。对于这一点，政客们也有相同的感受。至于组织，不论是传统的非政府组织(NGO)，还是后工业社会公民自助性的“第三类社团”，事实上都可以部分甚至全部地取代政党组织达成组织目的。这就是人们日常所谓的“当代公民社团对政党存在的替代和溢出效应”——它实际上成为政党卡特尔结盟以维持政党这一政治组织形态存续的主要原因。政党同样也面临社会资本重组的问题。很明显，以往存在于社团组织外部的国家——公民社会二元矛盾现在已经内化到了传统社团组织当中，比如政党内部就已经非常明显地区分为趋向国家的上层精英以及取向社会自主的基层党员。大众与精英政治取向上的这些差异自然就会外化为普特南所看到的社会资本变化现象。这也折射出包括政党在内的所有传统社团，它们作为传统的社会资本载体，与社会资本一样，正面临解构和重构的命运。
在当代西方国家，信息和互联技术(ICTs)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新兴社会资本形式，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利用，正在书写社会交往以及社会资本重组的历史。信息和互联技术同时发展、推动了两种政治民主：大众的民主和精英的民主，前者好像是向直接民主的某种回归，后者则似乎是现代代议民主的极致。作为民主政治赖以实现的手段——政党将何去何从？未来西方政党的组织形态又将如何？这将是一个需要人们高度重视和深入思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注释：
①A.Ware,Political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65.
②See R.Gunther & L.Diamond,"Species of Political Parties:A New Typology",Party Politics,Vol.9,No.2.
③See P.Mair,Party System Change:Approach and Interpretations,Oxford:Clarendon,1997.
④参见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
⑤See R.S.Katz & P.Mair,"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The Emergency of the Cartel Party",Party Politics,Vol.1,No.1.
⑥P.Mair,Party System Change:Approach and Interpretations,Oxford:Clarendon,1997,p.157.
⑦P.Mair & I.van Biezen,"Party Membership in 20th European Democracies,1980-2000",Party Politics,Vol.7,No.1,pp.5-21.
⑧R.D.Putnam,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N.Y.:Simon and Schuster,2000,p.45.
⑨L.Bardi & L.Morlino,"Italy:Tracing the Roots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How Parties Organize",in R.S Katz & P.Mair eds.,How Parties Organize,London:Sage,1994.
⑩S.Ward et al.,"Parties and the Internet:an Overview",in S.Ward ed.,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Internet:Net gain? London:Routledge,2003.
(11)R.Gibson et al.,"Election Campaigning on the WWW in the US and UK:A Comparative Analysis",Party Politics,Vol.9,No.1.
(12)See I.Hardy,"Web Campaign",BBC World News,July 1,2004; D.McCullagh,"The Cyberbrains Behind Howard Dean",CNet News Online,February 25,2004.
(13)Pedersen & Saglie,"New Technology in Ageing Parties:Internet Use in Danish and Norwegian Parties",Party Politics,Vol.11,No.3.
(14)Peter Hain,"The Future Party",May 23,2005,http://www.catalystforum,org.uk.
(15)See D.Gillmor,We the Media:Grassroots Journalism,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O' Reilly,2004.
(16)G.Wolf,"How the Internet Invented Howard Dean",Wired Magazine,Vol.12,No.1,2004; Retrieved February 16,2005,http://www.wired,com/wired/archive/12.01/dean,html.
(17)参见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18)R.D.Putnam,"Bowling Alone: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Journal of Democracy,Vol.6,No.1,January 1995.
(19)See R.D.Putnam,Making Democracy Work,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