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经济统计发展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经济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2年10月，教育部颁布了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在该目录中，经济统计学（020102）被作为与财政学、金融学等专业并列的专业纳入经济学门类中，成为一个独立的本科专业。回顾过去，经济统计学经历了许多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中很多历史需要回顾和总结，而以史为鉴，可以使未来的中国经济统计有更好的发展。
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统计
1.建国前的中国经济统计
在新中国经济统计起步前的20世纪上半叶，国际上的统计学正处于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世界各国对经济统计的需求大增，宏观经济理论为经济总量统计的规范提供了基础，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也即将初创完成，经济统计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在此时期，随着统计方法在天文学和生物学等领域的突破，现代意义上的数理统计学也已呼之欲出，1940年，以克拉美的《统计学的数学方法》一书出版为标志，数理统计学被公认为已经形成一门严整的学科[1]。在此背景下，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统计学也有较为快速的发展。在经济统计方面，一批学者展开了科学意义上的统计调查和研究，涉及到人口、物价、教育、农业、工业统计等问题，例如巫宝三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编制过中国的国民所得数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建国前就编制了居民生活指数[2]。在数理统计学方面，欧美的统计学教材被大量介绍到中国，这一时期中国的统计学教材种类繁多，内容也较全面[3]。1930年，当时的中国统计学会也宣告成立。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统计学基本与当时的西方国家国际接轨，但在1949年以后，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
2.建国之初的中国经济统计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在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中国全面学习苏联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原有的经济统计学难以适应从商品经济到计划经济的转变，面临着另起炉灶、大破大立的问题。
建国之初，新中国的大学仍然沿用新中国成立前的统计教材，其中一些学者还按照原有思路修订和出版了一些统计教材。例如金国宝的《统计学大纲》（1950）、王忠立的《统计学通论》（1951）、张志鸿的《农业统计学》（1952）和邹依仁的《工业统计》（1951）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著作很快就因其“资产阶级统计学属性”而遭到批判。
建国之初的中国统计学家们遇到的尴尬境遇从金国宝的当年的一篇自我批判里可见一斑，他不得不写道：“我这一本书，全部都是‘陈言’，全部是抄袭英美各统计学家的书籍，可以说，没有半句是从我心坎中说出来的‘新意’、‘创见’。这种书，至多只能说尽了一些介绍之责，绝对说不上是著作。……我学习统计学，正在英国统计学家皮尔逊和美国统计学家费暄鼎盛之时。所以我对于《科学入门》和《指数编制论》两书认为杰作，奉为至宝。他们的学说，我全盘接受，绝无质疑，当然更无批判了。因为受了他们的影响，我在思想上就造成了一种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倾向。……现在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统计学后，才知道统计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统计学的对象是社会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但在解放以前，这些我确乎是不知道的”[4]。
正如金国宝遭遇的那样，建国后，原有的统计学发展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数理统计因其统计推断理论的“唯心主义倾向”被束之高阁，经济统计也因不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而被迫转轨，当时的一些统计学家的学术生涯也就此停滞。当时南开大学的林和成说：“国家统计局是否否定了老年一代的统计学者，使他们近几年沉默寡言”[2]。
3.新中国经济统计的重建
在1951年7月召开的全国财经统计会议上，时任计委主任的李富春说：“我们要实行国家的管理与监督，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统计学，而只能向苏联学习社会主义的、以马列主义所武装的统计学”[5]。
1953年，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在统计局机关全体人员大会上做报告指出：“全国的统计工作要依据国家建设特别是计划工作的需要制定工作纲要”[6]。
1954年3月，苏联科学院、苏联中央统计局和苏联高等教育部联合召开统计科学会议，并做出决议，决议指出：“统计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统计学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学”[7]。这一决议成为新中国经济统计重建的基本原则。
根据这一决议，统计学必须首先集中注意力来研究现代苏维埃统计中具有重大国民经济意义的最迫切的问题，如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重工业的主导作用、成本的降低、产品质量的提高和企业利润的增加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该决议还提出一个“需要进行科学研究的统计学问题标准目录”，包括对重工业、国民经济平衡表、劳动生产率、生产潜力、生产能力利用、工业成本降低、农业生产率、农产量、土地开垦、建筑成本和物质文化生活等一系列计划经济统计问题[8]。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和指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统计工作”基本建立起来了。截至1957年9月，新中国翻译出版的苏联统计书籍已达100种之多，这些书籍包括的范围很广，从统计学原理一直到各种专业统计，如工业、农业、基本建设、贸易合作、物质供应、交通运输、财政金融、文教卫生统计等。其中彼得洛夫主编的《经济统计学教程》、《工业统计学教程》印行数量在二三万本以上[9]。这些著作成为新中国经济统计的理论基础，影响深远。
同时，中国学者也开始尝试把“先进的统计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和中国统计工作实践相结合”，探索中国自己的经济统计体系。1957年，统计出版社出版了由徐前等编写的《经济统计学讲话》。全书包括24讲。首先概述了社会主义经济统计学的对象、理论基础和方法，以及经济统计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任务；其次以政府经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全部过程作为脉络，顺序概述了人口、国民财富、社会产品的生产、流通以及分配和消费各个主要方面的统计问题；最后以国民经济平衡表作为全书的结束。从内容体系上看，这一著作基本上是苏联彼得洛夫主编的《经济统计学教程》的简洁化、通俗化和中国化[10]。
4.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统计面临的挑战
新中国经济统计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从一开始就遇到了诸多的挑战。
第一，经济统计工作逐步内部化。某些统计工作和统计数字作为国家经济情报受到严格控制，即使是大学和科学院里的统计学专家也被排除在外。巫宝三曾无奈地说：“国家统计局常向我们要旧中国的材料。例如国民收入的材料，我们是尽量供给，因为理解到这是国家经济工作的需要，应该充分帮助。这里的问题是：光是你们向我们要，而我们没有办法向你们要。我们无法继续进行研究。这样，我们的资料就成为无源之水”[2]。
第二，受到中苏关系变化的影响。曾经于1950—1953年供职于东北统计局的东北财经大学终身教授佟哲晖作为以巴巴绍夫为首的苏联中央统计局派驻东北统计局统计专家组的工作人员，协助苏联专家制定了新中国工业定期统计报表表式和填表说明，直接参与了把苏联社会经济统计学理论移植到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他后来总结道：“学苏联我们有得有失，得在迅捷形成了社会主义统计学理论体系，以此为指导，迅捷展开了大规模经济恢复与建设，并取得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辉煌成就；失在把苏联经验当成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封闭了我们的视野，僵化了我们的信念，甚至在‘反修防修’背景下，主观上想走自己的路，客观上更加封闭、僵化、极端化，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11]。
第三，统计实践基础还很薄弱。尽管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于1952年建立了新中国的政府统计体系，但经济基础薄弱、工作人员专业能力缺乏仍然使新中国的经济统计工作举步维艰。例如对于统计报表混乱问题，毛泽东在1953年曾专门指示：“要求分别宣布停用、保留和改进，并规定简化报表及控制报表的可行办法，坚决制止滥发统计报表的严重现象”[12]。再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正当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Balances，MPS）编制工作刚刚开始的时候，恰逢“大跃进”时期的反教条运动，大部分平衡表的编制工作不得不停止[13]。从这个意义上说，MPS体系从来也没有在中国全面推行。
综合看起来，由于国内外统计环境的影响，新中国经济统计困难重重。一方面，旧的体系已经打破；另一方面，新的体系只有一个雏形。这一时期的经济统计不得不转向以实践需求为导向，而无法强调体系的完整性，这也给后来的中国经济统计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随着“大跃进”的来临，中国经济统计受到了进一步的干扰。20世纪50年代末，出现了虚报统计数据的严重问题。1958年11月，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普遍存在的虚报现象，他说：“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14]。在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全面调整时期，许多经济统计工作的职能被经济与计划工作取代，国家统计局逐渐边缘化，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更使原本脆弱的统计工作受到了更大冲击，到了1969年12月，国家统计局被正式撤销。同期，绝大部分财经院校被停办，全国仅存的辽宁财经学院计统系不得不“开门办学”，但仅限于开设“工业统计学”、“工业八项指标统计”等培训课程。可以说，在这一时期，新中国经济统计的理论与实践都遭遇到空前的挑战。
二、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经济统计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国家统计局得以正式恢复。同年底，国家统计局在四川峨眉召开统计教学、科研规划座谈会，以这次著名的峨眉会议为标志，中国经济统计逐渐走向正轨。
1.峨眉会议的新开端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峨眉会议与会代表解放思想，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热烈的讨论并取得重要成果：（1）编写教材。会议决定组织全国专家编写13本教材，以提高全国统计学的教学水平。（2）加强统计教育。会议建议加快恢复和扩大高校文科社会经济统计学专业的招生，同时也要委托综合大学培养理科的数理统计毕业生。（3）酝酿成立中国统计学会，加强统计科研。（4）加强院校与实际部门的结合。包括统计实际部门与院校人员互相兼职；加强联系与合作，对促进理论联系实际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5]。
从内容上看，峨眉会议主张以苏联式经济统计为主流，恢复了建国之初以统计学原理、部门统计、综合统计为主要内容的学科体系。会议还强调了数理统计学和计算机应用的重要性，这是一个重大进步。
此后，1979年全国工业统计学科学讨论会在大连召开，会议议题集中于用什么指标反映工业生产水平、速度和比例的关系，用什么指标考核工业企业生产成绩等问题，出现了不同的观点，“充分体现了科学园地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16]。
2.经济统计与数理统计的并存
1979年，戴世光在《经济研究》撰文提出：“现在国际科学界，只有一门统计学，也即作为应用数学分支的数理统计学。但是，从中国统计学界的现状来看，却存在着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划分的两门不同的统计学。它（社会经济统计）不过是来自国家政府统计部门搜集社会、经济统计资料的某些工作经验，而不是一门统计科学”[17]。这个观点提出后引发了什么是统计学以及有几门统计学的大讨论。数理统计学在这次讨论后获得了新生，1983年7月，教育部首次批准在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设立数理统计专业，并于当年招生。1984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出版《应用概率统计》杂志。至此，中国数理统计终于再次走向了前台，改变了建国后30多年间仅在少数自然科学领域（例如气象预报、国防科学、石油勘探）有所应用的状态。中国又恢复了经济统计与数理统计并存的局面，这为数理统计学快速发展，也为经济统计学尽快走向正轨创造了条件。
3.国民经济核算大讨论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一些新的问题（例如如何看待生产活动、如何衡量社会生产总量）已经开始触动原有经济统计学的根基。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界与统计学界爆发了关于生产劳动理论和生产范围问题的大讨论，讨论的内容集中于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限制性生产观与综合性生产观的比较。随着讨论的深化，基于西方经济学和现代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观点逐渐得到认可。当时，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的目标模式上，曾经有过三种观点：一是新MPS主体派，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新MPS与中国统计工作和中国的国情更加接近，更有利于统计数据和历史对比，因而主张以MPS为主体来建立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二是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SNA）主体派，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新SNA更具有科学性，更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更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更符合中国的发展趋势，因而主张以SNA为主体来建立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三是“中国特色”派，提出建立既不是MPS，也不是SNA的新体系，而是根据中国的特点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全新体系，实质上是主张搞第三类体系[18]。在国民经济核算大讨论之后，中国公布了1992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它突破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领域的传统观念，基本上采用了SNA体系的基本核算原则、基本核算方法和基本核算框架，MPS体系中的核算内容已经被明显地弱化和居于次要地位。但受当时的历史条件影响，它仍“吸收了国际上两大核算体系的长处”，只是“在保留原有平衡表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SNA的内容”[13]，这反映了在经济统计发展的道路上，人们还背着姓“社”姓“资”的思想包袱。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经济统计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在北京召开，会议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中国改革开放终于摆脱了姓“社”姓“资”的问题，这对于经济统计是一次极大的思想解放。
以1993年国家统计局用国内生产总值指标取代原有的国民收入指标为标志，中国的经济统计逐步与国际接轨。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银行曾派代表团对中国统计体系进行考察，发表了一篇题为《转换中的中国统计体系》的考察报告。报告认为，中国统计体系虽然进行了深入的改革，但在调查范围、指标体系和调查方法等方面仍存在着很大缺陷。但到了1999年，世界银行再次派出专家来到北京对中国经济统计的数据来源和统计方法进行了详尽的考察，结论变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差”[19]。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统计学界发起了一场“大统计”讨论，这场争论的焦点是：世界上是不是只有一门统计学，是经济统计学还是数理统计学。从逻辑上看，这种非此即彼的论证方式未必是一种富有远见的、向前看的理性方式，也很难为统计学的发展开辟道路，容易陷入一个争论的循环怪圈中[20]。但它客观上也为中国经济统计学科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契机。伴随着大统计讨论，1998年，当时的国家教委将本科专业目录中的统计学归入理学门类，上升为与经济学、数学等并列的学科，既可授予理学学位，也可授予经济学学位。此时的中国经济统计遇到了一定的困难，一些学校的经济统计学专业或者停办，或者寻求改头换面，另寻出路。直到进入新千年之后，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
2002年，《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正式实行。这一体系被认为既在SNA的基础上尽量与国际接轨，又充分考虑了中国经济统计现实，标志着中国经济统计体制逐步走向成熟化。同时，中国经济统计的实践也发生着越来越积极的变化。除了在国民经济核算方面的进展外，国家统计局健全了统计调查项目，改革了统计调查方法体系，统计方法由单纯依靠全面报表向以普查为基础、抽样调查为主体的统计调查方法体系转变，统计信息的时效性也不断提高[21]。2009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作为与经济统计实践密切相关的法律基础，新统计法的公布成为新中国经济统计发展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
201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进行了研究生专业目录调整，将统计学上升为一级学科[22]，很多院校在统计学一级学科下设立了经济统计学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2012年，经济统计学又被正式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成为经济学门类下的独立专业。至此，经济统计学学科调整基本完成。
四、新中国经济统计发展启示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经济统计发展还不尽如人意。我们认为，与经济统计的现实需求和未来发展趋势比较起来，中国经济统计不是做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认真总结新中国经济统计发展的历史经验，以更好地发展中国经济统计。
1.经济统计发展任重道远
客观地说，经济统计学的发展与数理统计学一样，都在建国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数理统计一度停滞不前，而经济统计却走向了另一条道路。可以说，从学科发展和学术队伍等方面上看，经济统计与数理统计都有损失。但是与数理统计不同的是，改革开放后，数理统计是恢复重建，而经济统计是转轨重建，经济统计既要转轨、又要发展，新的任务和旧的羁绊同时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统计学发展的任务更重。
2.经济统计要正本清源
统计学最初由拉丁文“国家”（status）一词演化而来，从1665年配第的“政治算术”开始，到后来德国、日本的“社会统计学派”，以至苏联的“社会经济统计学派”，统计学的前期发展受到经济学的强烈影响，大量的经济学家承担着经济统计的研究工作，他们的工作既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也推动了经济统计学的发展。到了近代，经济学家的作用更加突出，库兹涅兹（1971）、希克斯（1972）、列昂惕夫（1973）、米德（1977）和斯通（1984）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在现代经济统计学学科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库兹涅兹还被称为“国民生产总值之父”，斯通更是被称为“国民经济统计之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经济学家的统计学家身份也逐渐凸显，例如列昂惕夫就曾担任英国皇家统计学会的名誉会员，而库兹涅兹1949年就担任了美国统计学会的会长。当前，经济统计学与经济学的联系更加紧密，我们既要注重经济统计方法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也要注重为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服务，扩大经济统计学在经济学界的影响。
3.经济统计将迎来更大的变革
首先，经济学理论在快速发展，源于经济学而又与现代经济学同步成长的经济统计学也在快速发展。此时的经济统计学不是越来越独立了，而是越来越依附于经济学的发展，经济统计学的研究前沿与经济学的研究前沿结合越来越紧密，往往是经济学实践中出现了新现象和新问题，经济统计立刻就对此进行规范和测量。其次，计量经济学在快速发展，计量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经济数据进行建模以揭示经济运行规律，它的发展客观上推动了对经济数据的需求，这使经济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发展格局。最后，数理统计学在快速发展。1940年以后，国际上数理统计的学派开始多元化，数理统计学也得以迅速发展。从理论到应用，其发展可谓日新月异[23]。除了生物、医药、工程、物理等自然科学领域，它在人口、教育、经济等领域的应用也日益发展壮大。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多元化、金融交易的多样化、国际资本流动增长、电子商务的出现，数理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与影响也越来越大。而随着数理统计学的发展壮大，统计学科的内部格局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
4.经济统计将进入新的发展机遇期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经济统计的发展环境将越来越好[24]。首先，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方式的变革，导致了国家宏观调控方式的变化。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大国，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越来越依赖于国民经济核算信息。显然，有效应用各种宏观经济问题的调控政策和手段都要基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与趋势、消费价格的变动趋势、劳动力市场变动程度和国际收支水平等信息的正确判断。其次，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质是各经济主体的逐步归位过程，随着经济主体地位的恢复，决策行为的增多，各经济主体的宏观统计信息需求也逐步增多。最后，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给中国经济统计工作带来了新的要求，例如如何更准确、更全面地、更快地获取和公布有关数据，如何适应全球化时代、网络时代出现的各种新现象和新任务等，这都将成为中国经济统计发展的巨大动力。
进行经济统计的历史研究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经济统计。对于经济统计的发展来说，认认真真做好自己的事情是最为重要的。我们要认识到，当前的经济统计确已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从学科体系到实践方法都将发生新的变革，对此，我们要积极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