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是否削弱了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_劳动密集型论文

人口老龄化削弱了中国制造业低成本优势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低成本论文,中国制造业论文,优势论文,人口老龄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在发展进程中面临不少新问题。其中，急剧上升的劳动力成本给制造业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出口制造业企业，带来了最为严重的挑战。造成中国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而中国已经发生且正逐步变得更为严峻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是影响劳动力供给的核心因素之一(蔡昉，2012a，2012b)。因此，人口老龄化问题可能就会影响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从而对中国制造业的出口造成严重危害，这可能是中国制造业乃至宏观经济的未来发展中面临的最为重要的挑战之一。

      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中国劳动力适龄人口可能将于2015年达到峰值，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和就业人口增速，可能将在之后呈现加速下降态势(United Nations，2011)。中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的这些层面的显著变化，加之现阶段中国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政策，共同造成了自20世纪末以来的中国劳动力成本加速上涨趋势。中国似乎正逐渐告别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由此进入了加速增长通道。根据世界劳工组织LABORSTA数据库以及《全球工资报告(2012)》，2001—2012年间中国的平均工资水平已经上涨近4倍，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差距，从开放之初的约100倍，已经逐步收缩为目前的10倍，并且将进一步再收缩为5倍乃至3倍。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增强及其所带来的人口红利的消失，会对以低成本优势为主、出口导向的中国制造业发展造成何种冲击？进一步地，人口老龄化程度增加会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造成何种影响？这正是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

      本文还关注到的问题是，在考虑人口老龄化会对中国制造业发展造成的可能负面冲击时，还需要联系全球经济形势和国内的其他条件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效应，否则我们可能会高估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制造业的负面冲击(李毅，2005)。从全球经济背景来看，首先，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后进一步意识到了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尤其是制造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重要作用(刘明康，2012)，纷纷采取措施，积极推动和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吸引跨国制造业公司回流国内。发达国家对本国制造业发展的鼓励政策加剧了制造业的回流趋势，可能会导致中国国内制造业向发达国家的转移(KPMG，2012；European Commission，2013)。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纷纷加大对新兴制造产业的扶持，巩固在世界市场分工中所处的价值链高端地位，抢占新兴制造业发展的制高点；其次，印度等东南亚国家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有力的投资优惠政策，对制造业投资的吸引力逐步增强。这些东南亚国家外资流入的份额在逐年增加，这也导致中国国内制造业向这些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转移(熊爱宗，2011)。从中国国内经济条件来看，房地产等部分产业泡沫化和产能过剩问题，导致对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投资的增速逐年下滑，部分地区的制造业呈现空心化的苗头，这也将制约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并且进一步加剧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制造业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田雪原，2013)。

      二、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制造业部门低成本优势综合影响的分析

      (一)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制造业部门的低成本优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对于一国而言，“人口红利”只能是一种暂时现象，不可能长期维持。人口老龄化将会迫使中国劳动力资源在国际市场上的低成本比较优势逐渐弱化。

      首先，人口老龄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全社会有效劳动力供给数量规模的绝对下降，进而从供求关系上弱化了中国制造业部门的低成本优势。按照一般的经济规律，劳动力供给数量的下降必将导致劳动力报酬的提高，劳动成本相应增加，因此，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有效劳动力供给下降，会从基础上削弱中国制造业部门的低成本出口竞争优势。中国的人口红利在不久的将来将逐步消失，这意味着与其他具有劳动力年龄结构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劳动力供需失衡和“民工荒”(即低端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将会更加显著(柳清瑞、金刚，2011)。

      其次，人口老龄化会从总体上会导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进而从质量上弱化中国制造业部门的低成本优势。一般来看，中国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和企业，更偏向于招聘体力强、耐受力以及技术适应性好的年轻员工。由于年轻劳动力绝对供给数量规模的逐渐减少，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可能不得不雇佣越来越多年龄相对偏大的劳动者。而这些年龄相对偏大的劳动者随着年龄的持续增长，体力、脑力都会处于衰退状态，身体各方面的机能也会随之退化，无法有效地承担高强度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侯建明、周英华，2010；郭建华，2011)。《中国农民工调查报告2012》的资料显示，2008—2011年这三年间，4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由2008年的30.0%上升到2011年的38.3%。而且，随着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企业的发展需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但显然，在接受新技术新技能、学习操作新机器设备的能力方面，年龄相对偏大的劳动者存在较大劣势，而且重新培训的费用成本相对也较高(于宁，2011)。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会降低企业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能力，直接影响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提升。

      此外，在市场和政策双重力量的驱动下，中国的劳动力工资必将进入逐步加速上升的通道，长期来看，这势必对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出口优势造成重要影响。2002年，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小时工资为64美分，仅相当于美国工人平均小时工资21.64美元的3%(周其仁，2012)。此后，随着市场调节力量的进一步加强和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张，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开始加速提升。到2011年，中国制造业的小时工资已经是美国小时工资的9%(Boston Consulting Group，2013)、约等于发达经济平均水平的10%～15%。其中，中国城市的薪资上升更快。2011年中国城市雇员的平均年薪为5 500美元，比上年增长13%，与5年之前相比增长77%。而且，这期间中国政府的发展政策方面也面临着重要变化，主要表现为由一味强调经济增长转向包容性增长，由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逐步向出口和内需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转变。其中的政策调整重心之一就是通过实施“收入增长计划”来鼓励广大劳动者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在中国政府发布的“十二五”规划中，已经明确提出将大幅度增加劳动所得占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作为下一步政策调整的重心之一。事实上，自从2008年中国最新一次修订了《劳动法》后，2008—2011年间中国各省份地区的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均呈现了加快增长的态势，2012年中国各省份地区的最低工资额的增长幅度平均超过20%。①因此，市场自身力量和政策力量这两个因素的叠加，必将推动中国制造业部门劳动力成本的加速上升，从长期的动态视角来看，这必将会进一步限制和削弱中国制造业部门的低成本比较优势。

      以上这些因素的叠加，长期来看，必将导致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制造业全球分布格局发生大规模调整，特别是会对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和地位产生强烈冲击。如果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最终导致中国在劳动力价格方面的比较优势逐步弱化乃至丧失，那么，国际社会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的大量需求，可能将会转移至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这将会导致中国制造业部门的产能过剩以及相关产业的投资需求增长乏力，从而对依赖出口导向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相当程度的挑战和巨大的发展压力。

      (二)今后一段时期内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负面效应可能有限

      1.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当前并没显著削弱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比较优势

      尽管在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之下，中国劳动力价格上升已成定局，以至于依靠低劳动力成本的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将长期面临巨大挑战。但是，无论从劳动力后续供给能力以及中国制造业的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还是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竞争力和制造业部门的国际转移与对外投资的情况来看，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仍然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低成本生产空间在一段时期内仍然存在。

      首先，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仍然具有较大释放空间，在一定时期内足以支撑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出口优势。未来20年，中国仍将处于二元经济的过渡阶段，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还需要持续转移(全国老龄办，2006；唐康芬、许改玲，2007)。而且，中国尚未跨越人口峰值的转折点，人口峰值可能会在今后20年内出现，短期内中国劳动力丰富的基本国情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概率不大(世界银行，2012)。事实上，中国劳动力资源从总量上看仍然在世界各国中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见表1)。进一步，从中国农村农业生产的经营状况来看，中国普遍的相对偏小的农业经营规模导致农村经济体系中还“储蓄”着巨大的劳动力供给。伴随着城市化、农地流转以及农业大规模生产变革进程的推进，只要相关政策措施到位，这部分劳动力和人力资源的潜力必将得到进一步释放(周其仁，2012)。因此，一个较为合理的判断是，包括人口老龄化在内的人口结构的转变，在长期将对中国制造业低成本优势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在目前来看，短期内还不会对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构成严峻的威胁和挑战。

      

      其次，中国制造业部门不仅在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仍然具有绝对优势，而且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也呈现出显著的比较优势。从绝对优势——单位劳动力成本(ULC)指数角度来看，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ULC)指数要小于除墨西哥之外的其他竞争对手。墨西哥单位劳动力成本低于中国的原因是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高于中国，其2007年之前一直约为中国的两倍。这意味着中国即使在现有劳动生产率水平上提高制造业劳动报酬水平50%，也只不过使得中国与其主要竞争对手国家的单位劳动成本持平。如果考虑到提高工资将促使中国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升的情形，再考虑到中国在基础设施、国内市场、产业配套等多方面对其六个主要竞争对手国所具有的特定比较优势，就可以发现，即使在今后一段时期里较大幅度地提高制造业劳动报酬水平，中国的制造业也不会因此而完全丧失低成本竞争优势。从相对优势——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角度来看，Balassa(1965)提出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是用来测度不同国家不同贸易类型产品比较优势的重要指标，通过中国出口行业的贸易品RCA指数的计算发现，即便中国已经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劳动密集型产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仍然是中国具有突出比较优势的产业，当然也存在一定的弱化趋势，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仍在三类产品中居于第一位，并且优势明显(具体数据参见表2)。

      

      再次，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以及低技能的技术密集型制造品方面，仍然保持明显的贸易竞争力优势。我们计算了中国、韩国以及越南这三个不同发展层次国家的各类制成品贸易竞争力(TC)指数。2002—2011年期间，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性制成品方面的贸易竞争力指数由0.63上升到0.81，增长幅度为28.6%。而越南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性制成品方面的贸易竞争力指数由0.24上升到0.38，增长幅度为36.8%。虽然越南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要转移目的国之一，但截至2011年，越南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性制成品贸易竞争力指数也只有中国的46.9%。因此，越南在短时期内赶超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性制成品贸易竞争力可能还不太现实。与此同时，中国在低技能的技术密集型制成品方面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增长幅度也较大，由2002年的0.18增长到2011年的0.64，增长幅度为255.6%。由此看出，中国的制造业实际上已经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而且，中国在中高技能的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也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韩国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竞争力彻底丧失，在低技能的技术密集型制成品上也已被中国超越，但韩国在中高技能的技术密集型制成品方面的贸易竞争力取得了长足进步。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中国与韩国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缩小趋势，但在短期内中国仍难以追赶上处于高端化的韩国制造业。

      最后，从对外投资的角度来看，中国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并未呈现大规模“走出去”态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仍在。2011年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70.4亿美元，同比上涨51.0%，为2003年的11.3倍。但是其在总投资中的份额却由2003年的21.9%下降到2011年的9.4%。相比之下，2011年中国制造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高达368亿美元，占比69.8%(商务部，2012)。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如果其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冲击足够大，加上国内部分行业存在产能过剩，制造业理应成为对外投资的主体，这样既可以减少劳动力成本的冲击，又可以转移过剩产能。可是，现实并非如此，比如，江苏纺织业居全国第一，优势地位突出。但是截至2011年年底江苏纺织业的累积对外资额只有3.0亿美元，仅占总投资额的3.4%，远不及批发和零售行业的对外投资额的35%②。现阶段，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并不倾向于“走出去”的事实，很有可能表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在承受要素价格上升方面仍有一定空间，这就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国内仍存在低成本制造的发展空间。

      2.综合性优势条件叠加效应的存在，是维持中国制造业低成本优势的主要因素

      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不仅仅来源于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也来源于相对稳定宏观经济环境、独一无二的产业链配套能力、完整的产业体系、巨大的国内需求市场以及中国劳动者吃苦耐劳的民族特性这五个方面的因素。此外，全球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工资也处于快速上涨的通道中，这导致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实际上是与这些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工资和中国劳动力工资上涨的相对速度密切相关的。因此，仅仅从劳动力成本上涨的角度，并不能准确判断中国制造业的综合性的低成本优势是否弱化。很大程度上，一国劳动力工资上涨，并不一定会削弱该国制造业的综合性的低成本优势。

      首先，中国经济所具有的宏观经济稳定性是构成中国制造业低成本优势的重要来源。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性要明显高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即便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近20年来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也表现得毫不逊色。特别是在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巨额的贸易顺差余额以及国际资本账户收支平衡这些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长期的宏观经济稳定性从以下几个方面赋予中国制造业“额外”的竞争力。其一是，为了降低企业经营风险、获得稳定预期收益，一个更加稳定可预期的宏观外部环境可以刺激企业更愿意进行投资。其二是，尽管越南、菲律宾等后发国家乃至最近的发达国家日本的货币贬值，被这些国家视为应对“中国制造”比较优势、重新获得出口优势的重要对策之一(梁达，2013)。但是，不能认为只要实施货币贬值就一定能够赋予一国更强的出口竞争力。一国货币的大幅度贬值，通常意味着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和经济波动风险的急剧增加，而这又会干扰企业正常经营活动、影响居民生活水平，并且可能引发失业增加、社会不稳定加剧，最终可能损害一国的核心利益(王仁言，2003；赵晓、腾启尊，2013)。其三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外向型企业往往高度依赖外币融资，但其资产构成中本币计价资产比例却要高得多，在本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形下，外向型企业的这种不对称资本构成会导致企业资产负债结构急剧恶化，甚至导致大面积企业破产倒闭，进而引发实体经济的生产危机(梅新育，2012)。

      其次，中国大规模的地方产业集群所蕴含的产业链的集聚效应与产业链的配套能力，构成了中国制造业独特的低成本优势的重要来源。事实上，中国的出口多数是以地方产业集群的形态存在的。例如，截至2011年，作为中国的出口大省的浙江省就拥有将近300个产业集群。在这种格局下，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也来源于产业集聚效应所带来产业链和产品链的采购成本、交通成本的降低，以及产业集聚所带来的交易成本的降低，即中国制造业所具有的较强的完整产业链的综合配套优势。很多产品的制造业企业在珠三角或长三角的周边地区可以采购自己所需的几乎所有零部件。这一产业链的配套优势不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不少经济发达国家也不具备这样的规模巨大的产业集聚优势。

      再次，中国所具有的完整工业产业体系所赋予的独特的外部规模经济和溢出效应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构成中国制造业独特低成本优势不可被忽略的重要源泉。目前，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梅新育，2012)。建国后，通过连续多个五年发展计划的实施，中国的重工业以及工业基础设施和工业专业制造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为后续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李军，2013)。改革开放后，以浙江省的轻工业发展为代表的快速工业化进程，使得中国的工业产业体系趋于平衡发展。事实上，产业部门多样化、轻重工业互补性的工业产业体系所蕴含的独特的外部规模经济和溢出效应带来的经济效益，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和成本比较优势的重要源泉。目前，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部分发达国家并不拥有这种独特的外部规模经济和溢出效应。

      第四，中国经济发展依托巨大的国内本土市场，有助于中国企业在开放环境下获得制定部分商品的国际标准的主动权，中国能对全球贸易治理规则体系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多种商品的生产、国内销售以及进出口的规模，早就已经形成了世界第一大生产规模。中国自身巨大的国内市场不仅为制造业企业带来了规模经济的效益，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更有可能依托国内自身的本土内需市场的扩张和升级，获得快速成长的空间和动力。这种情形下，中国企业的行业标准应该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有可能成为国际标准(梅新育，2012)。

      第五，中国的劳动者具有世界上少有的勤劳和吃苦耐劳的民族特征，这是构成中国制造业低成本优势的独特民族文化来源。日本、德国的劳动者所具备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其战后出现的“增长奇迹”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中国劳动者几千年传承下来的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无疑对中国制造业优势具有突出贡献。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都具有突出的禀赋优势，可是，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难以忍受在“血汗工厂”每天辛勤工作十个小时以上，从事技术单调、环境污染大以及低薪水的工作岗位。而这些岗位恰恰是发达国家转移给发展中国家的低端生产组装制造环节。因此，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事实上是建立在劳动力禀赋和吃苦耐劳的民族特征上的有机结合的独特产物。

      最后，全球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工资均处于一个上升通道，且增长速度并不弱于中国。随着高福利主义思潮在全球的蔓延，各国人民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积极追求更好生活水平的愿望已经被唤醒。比如，目前东南亚各国如泰国、印尼、越南等国从2012年以后相继宣布大幅度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泰国、印尼、越南分别上调至约合290美元/日、228美元/月、113美元/月)；马来西亚也在2013年开始引入最低工资制度，首都吉隆坡的月最低工资约为300美元/月(张海纯，2012)。作为承接世界低端制造业转移的主要地区——东南亚各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早已形成了对劳动者每月工资不到200美元的低成本出口优势的路径依赖，而按照目前这种最低工资上涨的速度，很有可能会直接导致这些东南亚国家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提前消失(暨佩娟，2012)。因此，在全球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工资普遍出现上涨的格局下，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出口优势不仅仅取决于中国劳动力工资上涨幅度，而且是取决于中国劳动力工资上涨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工资上涨的相对对比幅度，即相对低成本出口优势。所以，在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工资均处于上升通道的状况下，中国劳动力工资的持续上涨，未必一定会削弱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比较优势。

      正是由于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是来源于这些综合因素的叠加效应，其他仅仅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很难具备如此齐全的综合性的优势条件，因而其制造业的综合性低成本优势未必比中国低，因此很难威胁甚至替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

      3.生产率的快速提升，可以适度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给中国制造业低成本优势带来的冲击效应

      中国制造业持久低成本比较优势存在的客观条件不仅取决于劳动力工资，还取决于生产率水平。表3提供的数据表明，至少在2012年以价值量衡量的中国劳动生产率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具有竞争力的。

      

      进一步看，在劳动力工资上涨的情况下，如果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大于劳动力工资增长幅度，那么劳动力成本优势不仅不会丧失，反而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到目前为止，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平均工资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劳动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所带来的推动效应。2000—2011年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平均增长10%，比美国的2%快了5倍。然而，中国劳动生产率的绝对水平，仍然大幅度低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因此，生产率的后续增长，应该具有显著的后发优势和更高的加速效应(周其仁，2012)。事实上，中国2008年以后引人注目的工资持续上涨现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劳动者的生活成本以及新一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加价动机的上涨所导致，但其背后真正的推动力量，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制造业中相对较快的技术进步率和生产率增长。因此，现阶段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工资的较快增长，相当部分反映出的是生产率因素的变动情况。这种劳动力工资的增长效应，短期内无法对中国制造业部门的成本结构以及边际利润率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且，考虑到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学习曲线和效率提升还有较大上升空间，这些因素的叠加，可以保证中国制造业在相当长时期内能够维持竞争优势。

      (三)不要高估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制造业持久比较优势的负面效应，应注重内、外需市场的平衡对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

      从中国现实情形来看，真正限制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升和持续发展的因素，是国内和国外的市场需求的增长空间和平衡效应。从外需角度来看，当前最现实的问题是中国赖以生存的外需出口出现了增长乏力乃至下降。从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效果来看，当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和增长后，中国沿海地区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订单就上升，制造业的增长就强劲；同时，民工荒的问题也突显出来。但遗憾的是，发达经济体目前的经济复苏仍不具有稳定性，其对中国制造业产品的进口需求并没有出现强劲恢复，中国的出口增长波动显著。从而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这不利于中国经济稳定。在全球经济增长前景黯淡的背景下，希望早日走出增长泥潭的发达国家一方面推出了“再工业计划”，以期将发展中出口大国的部分就业机会转移至国内，并推动本国实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潮，发达国家纷纷向发展中出口大国实施贸易制裁。其中针对中国出口的制造业的贸易摩擦和贸易纠纷已然处于高发期，2008年11月以来，中国受到贸易制裁的次数接近1000次，占到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数量的40%(Global Trade Alert，2013)。中国制造业发展依赖的外需空间已经遭受严重挤压。

      从中国的内需角度来看，国内持续扩大的城乡间以及不同阶层间的收入不平等，严重抑制了中国内需市场的规模扩张和结构升级，这会对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形成根本性的制约效应。事实上，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重要经济传导逻辑是，一国的制造业的发展空间和高度最终取决于本国的需求规模和结构高度。这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的制造业部门的投资需求最终不能脱离消费需求，也就是说，消费需求是决定投资需求的决定性力量。因此，中国缓慢扩张的内需市场规模，必将会对中国制造业部门的持续扩张造成重要的制约作用，甚至在部分制造业行业将形成巨大的产能过剩。特别是在外需受到严重限制的情形下，消费需求的这种制约作用愈加凸显，产能过剩的情况可能愈加突出。另一方面，从微观企业来看，企业进行创新研发投入以及品牌建设的内在动力来源于消费者需求对创新产品的认可和购买行为，以实现创新溢价，即“需求所引致的创新”。特别是在开放背景下，处于先发优势的发达国家的外资企业，往往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上具有很强的创新研发和品牌优势，这会进一步挤压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中“需求所引致创新”机制的实现，从而抑制了发展中国家中的本土企业的创新研发和品牌建设的内生动力。遵循这样的逻辑，我们认为，中国内需结构调整的滞后，将难以对制造业的自主创新研发投入和品牌开发形成有效的支持平台，进而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竞争力的转型升级产生根本性的制约作用。

      要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以及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普遍抬头的情形下，确保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持续提升以及可持续提高，对中国经济而言，可能的发展思路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把一部分制造业的出口能力转移至国内消费市场以缓解外需紧缩的压力；二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将一部分适合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需求的过剩产能转移出去；三是下定决心通过切实减少城乡、地区间和不同阶层间的收入不平等和收入增长计划，立足于中国迅速成长的本土内需市场的扩张和升级，来实现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竞争优势的转变与提升，并且这一点也是实现制造业竞争力可持续增长的最根本的途径。

      三、促进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积极影响效应

      要理性看待劳动力成本上涨对中国经济以及制造业发展的影响，不仅要重视其带来的消极影响，更要以积极应对的战略思想，来重视和挖掘其可能带来的正面影响。

      一方面，劳动者长期的低工资低收入水平，在给中国制造业部门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带来低成本的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同时，其造成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小觑。长期的低劳动力成本造成了企业对低劳动成本的盈利模式和发展路径的依赖，严重制约了中国企业通过高成本的科研投入和技术进步来获取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和产品附加值提高的内生动力。同时，劳动者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格局中过低，导致消费需求严重不足，进而造成部分行业的产能严重过剩，最终导致整个社会收入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双重不合理、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的双重扭曲。这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提高。

      另一方面，尽管劳动力成本上涨会带来原有制造业优势的逐渐丧失，但也应该看到，劳动力成本上涨会产生以下三个方面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一是，劳动力成本上涨可以促进企业增长模式转变。偏重劳动力使用和低端产品制造的传统模式在劳动力成本冲击下越发难以为继，这可以激励中国制造业企业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增强品牌构建能力，提高企业自身管理水平，最终实现通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产品附加值提升，来获取全面竞争力提高的新增长模式；其二是，劳动力成本上涨可以促进产业升级。当前中国制造业部门中劳动密集型企业占比过大，且多数处于产业链低端。劳动力成本上涨会改变中国制造业部门中的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进而淘汰具有生产劣势的企业，并倒逼具有生产优势的企业加大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生产要素的投入，进行资本、技术替代劳动的生产方式转变，这一结构的优化将推动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其三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也可以直接刺激国内消费的增长。劳动力成本上涨意味着劳动者收入增加，而收入增加将直接增强中国的消费能力和内需提升。依据梁达(2013)所提供的测算数据，2000—2011年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月收入每提高1%，将带动居民消费支出提高将近0.73个百分点。据此，我们认为，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将会进一步有效释放国内的消费需求潜力。

      随着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渐丧失，中国制造业今后必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全球竞争，倒逼中国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和企业的转型升级。从国际竞争的格局来看，全球制造业的竞争将逐步加强，尤其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欧美等发达国家实施的“再工业化”计划，其目的就在于加强对本土制造业的扶持和鼓励，从而拉动实体经济的增长、重振本国经济。虽然中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不会发生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但是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必然会对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根据世界银行2012的报告估计，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的上升，将会促使部分制造业转移国外，同时会造成8300万左右的就业岗位流失。如果中国不能真正建立起创新驱动型的发展体系，不能尽快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再加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低成本竞争优势的逐步丧失，将会导致中国陷入低端制造和高端制造优势的双重流失的“中等收入陷阱”式的发展困境。需要我们警醒的是，这才是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发展将会面临的最大挑战。因此，加大制造业部门的创新研发投入和战略新技术领域的投资，加快实施“制造强国”、“科技强国”以及全面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进而全面推进和实现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的根本性的改革战略任务。

      最后，需要关注的是，人口老龄化将会对中国制造业部门的转型升级，形成一个强大的内生性的倒逼机制。而且，中国制造业部门的转型升级所带来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也为其提供新的重要增长点。

      一方面，借鉴代际交叠增长理论模型中人口结构变化影响分析的基本逻辑可知，假定技术进步增长率、资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份额、全社会折旧率以及消费折现率等其他因素保持不变，人口增长率(或劳动力增长率)的下降将导致均衡状态下的单位有效劳动资本存量有所增加。这一点已经在中国经济过去10年间的发展中得到了验证。1999—2010年间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趋势形成时期，这12年期间，65岁以上人口比重由6.70%提高到8.87%，累计上升2.17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18个百分点。由于中国工业总产值的不断增长，对劳动力的就业需求仍在持续扩大。同期，中国实际就业累计增长54.1%，年均增长3.7%。相比之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相对就快得多，1999—2010年间固定资产净值名义增长3.82倍，实际增长3.61倍，年均增速快于就业增速达10个百分点左右③。这说明，虽然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阶段，但是中国工业部门正发生以资本代替劳动的生产方式转变，这会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因此，这会逐步缓解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工业部门的硬约束。

      另一方面，从更为具体的数据来看，中国工业部门的单位工业产值固定资产净值虽然呈现逐步下降趋势，但变化的幅度基本稳定。对比而言，中国工业部门的单位产值就业却发生了显著下降，由1998年的877人/亿元产值逐步下降到2011年的144人/亿元产值，降幅达83.6%。而且，我们可以看出，1999—2010年这12年期间，中国工业制造业部门的人均实际固定资产净值由7万元提高到21万元，增幅达2.1倍。④这些数据充分表明，在中国劳动力供给增长逐渐趋缓的背景下，单位劳动力的资本投入水平迅速上升，这进一步验证了中国工业部门中资本替代劳动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的发生和逐步强化。因此，即便中国今后人口老龄化影响效应逐步加大、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增长可能进一步趋缓乃至逆转，假定在未来20年内中国经济将仍可能保持6%～7%的“次高速”增长，只要工业部门单位劳动的资本存量明显上升、并保持这种资本替代劳动生产方式的持续转变，那么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制造业部门的负面作用将会大大削弱。而且，从企业层面来看，为消除劳动力供给不足带来的生产下降压力，中国制造业部门企业倾向于更广泛地采用大规模的自动化生产方式，中国工业部门的固定投资需求以及由此引发的生产性机械装备需求，将具有较大增长空间，从而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总而言之，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以及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度提升，中国或许即将失去昔日的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地位。但我们不必过度悲观，应当以积极的心态期待的是，如果能够通过采取各种积极的应对措施，有效促进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那么，中国制造业乃至经济发展将在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中，实现重生以及可持续的发展壮大。

      四、应对政策

      当前，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制造业未来的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主要的应对政策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通过积极鼓励制造业的区域间转移，来缓解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制造业的负面效应

      目前，中国作为少数具有大国经济特征的国家之一，不同地区在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上仍然存在着相当突出的差异。其中，在中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同时，中西部地区由于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处于相对滞后的阶段，尚有较大的潜力可以挖掘。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可知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抚养比也仍然低于东部地区。因此，中西部地区具备产业梯队转移模式所要求的承接产业转移的基本条件，从而为中国制造业部门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的维持，提供战略空间。

      首先，当前中国具有劳动力供给潜力的地区基本位于中西部地区。从实际情况来看，流动到中国出口基地——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民工，多数来自于中西部地区。例如，2010年中国的全部1.53亿离开本乡镇6个月及以上的农民工中，中西部地区就占了68.2%。更具体来看，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比例中，中部地区为69.1%，而西部地区为56.9%，其中中西部流动的农民工中80%以上是流向东部地区(国家统计局，2011；世界银行，2012)。其次，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将仍然呈现出相对低于东部地区的基本特点。近年来虽然出现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间农民工工资差距缩小的现象，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地区居民生活成本的差异，在未来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工资上涨速度还是要比中西部地区快一些。再次，经过中国开发西部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推进，中西部地区已经具备发展制造业的基本条件。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以及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实施，显著改善了中西部地区与制造业成本紧密相关的各项生产所需的基础设施条件，逐步削除了制约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相关产业发展的关键外部因素。因此，通过积极消除户籍制度、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因素，进一步释放中国的中西部劳动力供给潜力，促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区域间转移，对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发展空间和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仍有很大的提升潜力，这也将为缓解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提供非常有效的缓解空间和解决措施。只要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了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可持续发展，将会获得来源于劳动力供给和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新内生动力。

      (二)全面鼓励人力资本的增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负面效应

      在人口老龄化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下，应当正视中国劳动力年龄结构发生本质老化以及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客观事实，主动根据中国劳动力年龄结构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来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入调整，进而依靠市场的调节力量来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人力资本积累逐步提升，提高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

      首先，创造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环境，通过增加教育培训方面的公共投入，不断促进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水平的提升，促使中国获得全新的人力资本竞争优势(Cuaresma et al.，2013；Gennaioli et al.，2013)。同时，加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建设，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回报率来积极引导家庭和个人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特别要把教育培训和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加大紧缺技工的培训力度，使之更好适应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创新驱动型战略的人才需要(蔡昉，2012a)。其次，创造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环境。提高劳动力生产率不能仅仅依靠提高资本劳动比，即用资本替代劳动，而更为根本的是，通过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于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西部地区而言，不能再重复沿海地区早期工业化的粗放式模式。特别是对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来说，不要再试图通过各项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和各种形式的政府补贴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而是应该通过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规范合理的市场进入门槛，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来促进企业的发展或淘汰，真正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的有机结合。最后，由于数量庞大的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力资源仍然是中国目前最大的竞争优势，也是维持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动力，因此，在未来劳动力人口数量无法持续增长的情况下，要保持劳动力资源的竞争优势，劳动者专业技能和素质效率的提高，就变得至关重要(蔡昉，2012b)。因此，积极鼓励各经济行为主体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积极开发人力资源必然成为保持中国制造业部门竞争力提升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战略举措。

      (三)通过清除企业新技术使用和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各项制度性障碍，促进中国制造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

      减少困扰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逐步清除政府对之的种种不合理干预政策，充分释放市场调节力量，是实现中国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全面技术进步内生动力的构建的根本保障。政府在干预某项微观经济的活动中，应该做的是通过创造一种平等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制定市场规则，利用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节力量，让无效率的企业退出经营，让有效率的企业得到发展和扩张的机会。同时消除不利于企业自主创新活动以及新技术引进采用的各种制度障碍。这才是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应有之义。然而当前，由于政府的干预所造成的国有企业垄断以及民营企业进入壁垒等政策因素，使得中国经济不能按照市场效率原则来配置资源。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获得中国各级政府所赋予的最优惠贷款等发展环境，导致非国有经济面临的竞争环境十分不利，而这种不利的竞争环境将削弱民营企业的投资和创新动力。事实上，获得政府补贴和优惠政策的国有企业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竞争优势，其全要素生产率要低于民营企业约16%，投资收益率要低29%。⑤因此，当前中国的体制改革应着眼于通过减少政府对经济特别是对要素市场的控制与干预，积极促进各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的格局的形成。同时，对具有行政垄断性质的国有经济发挥作用的领域，重新进行界定，通过全面改变产业政策的实施办法来促进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

      此外，从现代国家的发展角度来看，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调整思路，已经没有必要仅仅局限于一国国内的范畴了，可以通过其他国家的人才和劳动力的引进来调节本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比如，上个世纪二战后美国的“婴儿潮”也导致美国的人口老龄化的集中到来，而且，美国偏低的生育率也导致了人口数量的减少。但是，美国实行的移民政策，实质上是以全球的人才和劳动力作为自身人口调节的“蓄水池”，使得美国能够积极化解本国人口发展过程中的这些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人不应该学日本人式的狭隘自我民族封闭心态，而要学习美国人式的国家和民族开放胸怀。将全球的劳动力人口转移，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制造业发展不利影响的长期的调节器和缓解器。

      ①作者根据中国劳动资讯网的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②数据来源：2012年《江苏统计年鉴》和《江苏对外贸易统计年鉴》。

      ③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政府公报以及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所得。

      ④以上数据均来源于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所得。

      ⑤数据来源：作者根据1998—2009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所得。

标签：劳动密集型论文;  中国制造业论文;  比较优势论文;  供给和需求论文;  产业转移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经济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  人口结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