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百年回望中国作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名离得奖有多远？
任何作家只要有一个有推荐资格的教授或作家推荐就算提名了
如今每年被提名的都有两百多人
诺奖与中国作家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台湾作家李敖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把他被提名诺奖的 新闻炒作得沸沸扬扬，《北京法源寺》卖了个洛阳纸贵。李敖留下的不少破绽没有立即被人 识破，表明李敖本人和许多读者都不了解诺奖提名的时间、评选机构及其评选机制。因此， 2001年，诺奖颁发百年之际，要总结一百年来诺奖与中国作家的是是非非，仍然需要简介一 点称不上内幕的常识。根据五十年保密制度，瑞典学院最近以瑞典文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 五十年：提名和选择(1901-1950)》，解密了前五十年的全部内幕，包括中国作家被提名的 情况。笔者身在瑞典，有幸先睹为快，加上对后五十年的侧面了解，在此向关心诺奖的读者 略加介绍、评论，以期更好地总结诺奖百年得失。
评奖机构瑞典学院共十八名终身院士。数年前有四名院士退出，在一位院士死后补选了一 名，现在只有十五名院士。诺奖由学院内部每三年换选的诺贝尔委员会具体负责。委员会一 般由三至五名院士组成。根据诺贝尔章程，提名人应当在每年2月1日之前递交书面提名，逾 期的提名留待次年考虑。提名截止后，委员会将被提名者的名单编号整理，然后向学院提出 评述报告。近几十年由于提名人数激增，委员会首先遴选出前二十名左右，供学院进一步选 出前五名左右作为“终审名单”。这些名列前茅者的作品要求每位院士必须阅读，以便讨论 和投票表决。委员会主席和学院常务秘书在抉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权提名的人，包括瑞典学院院士、各国类似学院的院士、社科研究所的研究员、美学或 文、史、哲方面的大学教授、前届诺奖得主和各国作家协会主席等。
了解上述方面，就不难看出李敖炒作诺奖新闻的破绽。任何作家，只要有一个有推荐资格 的教授或作家的推荐，就算“提名”了。但是，瑞典学院绝不会通知被提名者，更不会在2 月1日提名截止前去通知李敖本人。假如推荐者寄发要求回执的挂号邮件时，推荐者会收到 瑞典学院的一般秘书作为收件人签字的邮件回执。李敖炒作的根据，就是这样一份邮件回执 。诚如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所言：“台湾的那位李敖先生，我认为评他诺贝尔奖是个笑话，是 他自己吹出来的，他也没有什么大作品。”
在今天教授多如牛毛的时代，一个作家为了炒作的需要，要找个把教授提名，并不是难事 ， 难就难在今天每年有两百多人被提名的情况下，要进入第一轮筛选出来的前二十名左右，已 经相当困难了。其余的只能打入冷宫中。
哪些中国作家被提名？
前50年正式被提名的中国作家只有两位：胡适和林语堂
马悦然确信老舍未进入终审，而沈从文若非1988年去世必将获该年诺奖
北岛获奖只差一票，李锐已被多次提名
谈到诺奖与中国作家，读者往往首先会想到鲁迅。根据马悦然先生的说法，一度在西藏高 原考察的探险家和瑞典学院院士斯文·赫定，曾经就推荐中国作家一事征求了瑞典汉学家高 本汉先生的意见。高本汉于1924年写信给当时的北大青年教授刘半农，问他能不能推荐一位 中国作家。结果是鲁迅复函台静农先生，谢绝半农的好意。从《五十年》一书来看，鲁迅从 未获得正式提名。前五十年正式被提名的中国作家只有两位：胡适和林语堂。
胡适是1939年由斯文·赫定提名的。在委员会给瑞典学院的报告中，肯定了胡适发起的白 话文运动，认为其创作“力求描述人的意义，也许进而描述世界历史的意义，但他还很难属 于诺贝尔奖所要求的作家之范畴”。
1940年，赛珍珠和高本汉共同提名林语堂，两部提名作品为英文写作的《吾国与吾民》和 《 京华烟云》。委员会的报告，一方面肯定林语堂的作品对那些不了解中国的读者是有价值的 “俯瞰中国生活和精神的文献”；另一方面又认为《京华烟云》的不足之处在于缺乏个性刻 划，某些方面冗长而单调。由于1940年处在二战期间，瑞典学院最后决定该年度不予颁奖。 1944年重新颁奖时，林语堂未被重新提出来加以讨论。1950年赛珍珠再度提名林语堂时，在 54名高手林立的候选人角逐阵营中，林语堂已处于弱势。直到1975年夏，国际笔会在维也纳 召开时，林语堂被选为笔会会长，大会全体通过以国际笔会名义推荐林语堂为本年度诺贝尔 文学奖候选人，但该年诺奖给了意大利诗人蒙塔莱。
后五十年提名的情况，仍属瑞典学院保密范围，传闻纷纷，难于求证。老舍先生之子舒乙 曾声称老舍差点获诺奖，证据是日本老舍研究会会长藤井荣三郎曾专程到中国向老舍家属透 露这一情况。对此马悦然先生澄清说，老舍的确曾由法国的保·贝第等汉学家联名提名，此 事当在1966年2月以前，当时马悦然先生尚未被选入瑞典学院，他没有答应法国汉学家的请 求加入对老舍的提名，因为他心中已经另有所重。马悦然认为，当时老舍被译为英文的作品 仅 仅只有《骆驼祥子》和《离婚》等少数几部作品，而且译本不佳，甚至扭曲了原作。马悦然 断定老舍没有进入终审名单。
2000年10月，香港明报月刊在发表萧乾夫人文洁若女士的《老舍差点获诺奖？》一文之前， 曾传来手稿要求笔者设法求证。该文谈到挪威汉学家伊丽莎白·艾迪曾于1981年到北京萧乾 寓所，以英文谈到：“那一年，本来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然而查明 老舍确实已于八月间去世，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笔者和我的朋友陈迈平先生就此先后 打电话找到当时在意大利的艾迪女士，艾迪回答说她从来没有与萧乾伉俪谈到老舍，她谈的 是沈从文。
马悦然先生另有所重的作家也是沈从文。他表示：对沈从文的钦佩促使他打破了严守秘密 的规矩。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提名，并于1987、1988年连续进入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颁奖给沈从文。马悦然确信，1988年如果沈从文不离世，他将在10月获得这项
此后，马悦然先生着力翻译和推荐的作家一直是诗人北岛。据说北岛在1996年以前曾多次 进入终审名单，有一次投票表决时，只有一票之差。马悦然先生以瑞典文翻译的北岛诗歌， 以及北岛诗集的英译本，堪称翻译中的上品，只要进入终审名单，就是院士们必须认真阅读 的文本。北岛一再落选，据说是评委中有人认为，北岛深受瑞典诗人汤斯托墨的影响，既然 多次被提名诺奖的汤斯托墨尚未获奖，那么，北岛也只好搁置下来。
近几年来，马悦然先生注意力已经转向山西作家李锐。李锐的《厚土》和《旧址》早已有 瑞典文译本。百年诺奖庆典，瑞典学院特邀李锐来瑞典参加研讨会。李锐可能已经被多次提 名。
2000年，被提名的中国作家除了北岛、李锐之外，可能还有早就在1995年由大江健三郎和美国汉学家林培瑞分别提名的著名作家郑义，此外，据说莫言、王蒙、巴金以及香港的金庸等名家，均曾被提名。但是，上述被提名的中国作家能否进入前二十名都是很难说的。
中国作家为何长期缺席？
欧洲中心主义是瑞典学院长期奉行的政策。百年来98位得奖者中，非欧美国家仅16人
语言障碍是无法真正逾越的一堵墙
中国作家自身的弱势
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一个世纪以来，为何中国作家长期缺席？原因当然很多。归纳起来，大约 有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评述机构及其机制方面的问题。
欧洲中心主义是瑞典学院长期奉行的政策，或由于其有限的能力而难以突破的范围。据笔 者统计，百年来共98人获奖，包括苏联在内的欧洲作家占71人（不包括近两届得主），美国作 家11人，非欧美国家仅仅16人获奖。
直到20世纪80年代，根据对诺贝尔的遗嘱的阐释，学院明确重申“世界文学”的评选标准 。于是推选了几位著名的东方学专家担任院士，马悦然先生于1985年入选院士。此后，不少 非欧美作家先后获奖。但是，亚洲地区仍然难以覆盖。现任评委主席埃斯普马克在最近出版 的新著《文学奖：肩负诺贝尔使命的一百年》提到，1985年5月3日的《亚洲周报》批评瑞典 学院对亚洲地区的疏忽。学院听取这一意见，开始向亚洲地区主动征集提名，例如，学院曾 致函当时任中国笔会主席的巴金，要求他为中国作家提名，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瑞典学院的院士们，由于长期身处相对和平和宁静的环境中，缺乏对苦难的感同身受，对 第三世界的文学比较隔膜。而且，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光怪陆离的艺术现象面前，某些失 去定心力的现任评委比较看重“实验性艺术”而轻“理想倾向”。他们不懂得，评判第三世 界的文学，仍然应当把人文关怀或“理想倾向”摆在首位。当瑞典学院偏重“实验性艺术” 而选择了格拉斯时，他们是有幸的，因为这位“实验性艺术”的大师，同时是一位理想主义 者。但当瑞典学院选择了高行健时，他们是不幸的，因为这位“实验性艺术”的尝试者，是 一个嘲弄理想主义的犬儒主义者。
第二，语言障碍是瑞典学院无法真正逾越的一堵墙。马悦然先生明确表示，中国作家的落 选，“最主要是翻译问题，很多中国伟大的作品没有翻译成外文，外国人无法欣赏；而翻译 过的作品不是译得不对，就是译得不好，使欧洲人误认为那些中国作品没有文学价值。”他 认为，假如20年代，有人将鲁迅的《呐喊》或《彷徨》，或将沈从文的《边城》译成很好的 外文，两人都有可能获奖。等到马悦然将《边城》译为瑞典文，为时已晚。
在老舍被提名的时候，《骆驼祥子》只有EvanKing英译本，其中意译很多，错误不少，并 且任意增补删节，甚至重写、虚构原作中没有的人物，最后祥子与小福子结为美满夫妻，从 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当然有碍于他竞争诺奖。语言障碍问题今天依然存在，例如，中 国杰出诗人黄翔，至今仍然由于种种原因而缺乏他的诗集的外文译本。著名作家郑义被提名 了，可他的重要长篇小说《神树》，目前就只有日译本而缺乏英译本。
1968年颁奖给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瑞典学院为了评判他的文学成就，曾历经七年，先后聘 请四位国际专家协助工作，足见学院评判非欧洲语言的困难和慎重。按照这样的速度，如果 老舍健在，他也许会在70年代初期荣获诺奖。
语言障碍使得中国作家的竞争力仍然无可避免地处于劣势。虽然已有不少精通双语的学者 致力于中国文学的译介，但在瑞典学院，要评判地广人多的中国文学，光靠一位汉学家之力 显然是不够的。
第三，是中国作家自身的弱势。假如瑞典诺奖评选没有欧洲中心的偏颇，同时又无语言障 碍，那么，百年来，即使有鲁迅、老舍或沈从文入选诺奖，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成就，也 无 法与灿若群星的英、法、德、美或俄罗斯文学媲美。
由于中国的特殊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十年文革浩劫，像老舍、沈从文这样的作家的创作力都 曾 被环境窒息。后半个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成就很难与上半个世纪媲美。有一种说法称，20 世纪的中华民族，也许除了犹太人之外，就是最不幸的民族了。可是，中国作家却少有波兰 作家或俄罗斯作家的那种对苦难的深厚的人文关怀，缺乏在逆境中凛然不屈的风骨及其在文 学中的表现。
与那些当之无愧的诺奖作家相比，中国作家总是想抄近路走捷径，寻求旁门左道，拒绝自 我诘问。去年李锐在瑞典学院主办的演讲会上，宣读了题为《被“克隆”的眼睛》的讲稿。 他说，如今不少中国作家的眼睛，已经被“克隆”为同样的眼睛。而文学杰作产生的根由在 于，“当文学每一次背叛了那个单一的世界，当文学每一次同那个单一的世界相对抗的时候 ，也就是杰作产生的时候。”
中国文坛一个更大的弱势，是缺乏伟大的人文学者。他们倡导的是知识分子“退回书斋” ，是与这种口号相呼应的“最最文学状态”。
与这种“最最”状态有所不同的，是一种值得中国作家推崇的“海明威状态”。海明威是 公认的最能名至实归的诺奖得主之一。那种既具有个人的人格魅力，又富于文学的艺术魅力 的海明威状态，是一战中红十字会的战地救护车驾驶员状态，是二战期间战地新闻记者状态 ，是身上带着两百多块弹片的战士状态；在业余生活中，海明威是猎手状态，是垂钓者状态 ，是拳击者状态，是斗牛士状态……凡此种种，都可以激发创造性想象，化为动人的小说， 壮丽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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