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几点思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上世纪末的零星介绍到五四运动前后的广泛传播，从共产党人的思想旗帜到推翻旧世界的“武器的批判”，从新型社会制度的建立到当代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讲，马克思主义一进入中国，也就开始了其中国化的历史，就有了它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对话和结合。今天，这种结合已取得了伟大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并且是起主导作用的部分。但是，勿庸讳言的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虽然具有世界性、普遍性的品格，但它毕竟是在西方文化的母体中孕育成长起来的，从思维方式到理论渊源、从表述方式到文化背景都不能不带有西方的特征，因此如何充分实现其中国化，特别是如何进一步实现其与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事实上，如何认识和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不仅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而且也关系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未来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说，只要这种结合仍是必要的和发展着的，那么对它的思考就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一
在冲突、对话、融合中前进，是文化发展的一条普遍性的规律。文化的冲突、对话和融合既发生在同种文化内部的不同要素、成分和派别之间，而且也发生在不同种的文化之间，体现着地域的、时代的、阶级的、民族的等方面的矛盾和特性。其中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融对人类历史的进程有着显著的影响，这一点随着“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史”而表现得尤为突出。
中国历史上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大规模冲突和交融主要是两次：其一是东汉末佛教的传入。其二是明末清初和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前者不仅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格局，而且还直接刺激了道教的生长和发育，并为宋明时期思想文化高峰的到来提供了养分。后者则不仅给古老的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中国对西方的了解和学习，而且其最重要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化。
作为中国近代史起点的鸦片战争，打破了处在封闭中的国人“天朝上国”的迷梦，迫使越来越多的人“开眼看世界”。面对残酷的现实，无论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开明之士，还是在野的进步思想家，都认识到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及“中体西用”等的提出，都是这种心态的表露。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和学习经历了从“坚船利炮”到宪政体制再到科学和民主的依次递进，政治上则经历了自强、变法和革命几个阶段。但是，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一切努力都并未能根本改变中国的面貌。“五四”前后，大量西方思潮涌入，在诸多“主义”和思想派别中，马克思主义显示了强大的威力，得到了进步知识分子的普遍认同，成了思想界的主流。其所以如此，除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示范效应外，还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文化背景。首先，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接受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和根据。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来自外部的危机和内部危机同时并存。外来资本主义又与本国的封建主义相勾结，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时代的根本问题，反帝反封建同时并举成为民族的根本任务。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其中的社会主义理论，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答案。其次，从中国近代文化演进的状况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并被采用和实行，也是势属必然。中国近代社会的危机，从一个侧面来说也就是文化的危机。当英国人用炮火轰开中国的大门之后，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洋货，而且还有他们的宗教、思想、文化等等。在早已发展到近代阶段的西方文化面前，仍处于封建时代的中国文化重现窘境。作为对外来文化冲击的反应，“五四”前后在文化发展方向问题上出现了“国粹派”的保守主义和“西化派”的自由主义的对立。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不仅打破了原有的格局，而且预示了中国文化的出路和方向。马克思主义既产生于西方，同时又对西方社会和文化持批判的态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及其文化的危机之后，在中国人民已痛感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不仅能以其科学性和革命性征服进步知识分子，而且其批判态度也对那些无法通晓或来不及了解马列义理的普通民众产生了心理上的契合，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广泛传播并立定脚跟的一个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被采用和实行，也就是其中国化的过程。中国化无疑首先是指马列主义的学说与中国的实际特别是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把马列主义具体应用于实践，化为方法，在实践中实行它，并丰富和发展它。因此中国化可以说内在地包含着具体化、现实化以及发展、创新等意。
中国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问题。从理论上来分析的话，这种结合显然有两个层面或两种情况：其一是不自觉地结合，其二是自觉地结合。所谓不自觉地结合，是指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传播和发挥作用，不可能离开中国的民族文化。按现代解释学的理论，任何一种作为“文本”的理论、学说、观点等等只有在一定的背景或“前结构”中才能被理解和解释。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必然的，无需自觉也会发生的。所谓自觉地结合，当然是指理性光辉照耀下的、通过主体努力才能实现的结合。具体说就是既要精通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又要精通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通过二者的比较，特别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和清理，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这种结合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同时也必然是对马列主义在一定意义上的重新塑造。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结合，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汇通的必然产物和积极成果。实现这种结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且也为中国文化的世界化和现代化提供了契机。经过与马列主义的冲突、对话和整合，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方面才有可能被过滤、净化或消除，而积极方面则得以保存、提升和弘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经由互动而走向融合发展，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向。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有着逻辑和历史的必然性，而且也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意识。本世纪30年代后期，毛泽东、艾思奇、胡绳等人就已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明确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予以讨论，对其内涵和意义作了初步的阐述。
1938年4月，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指出：“过去的哲学只作了一个通俗化运动，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并说：“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艾思奇文集》第一卷第387-388页）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并详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他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经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具体环境和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还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49-500页）
事实上，在明确提出“中国化”这一概念之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已一方面把马列主义应用于中国实际，另一方面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对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和提升，写下了大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性文本，例如《实践论》、《矛盾论》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与毛泽东等人侧重从政治上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30年代在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几次大论战中，中国共产党内的理论家以及信仰或倾向于马列主义的进步思想家，在同各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派别进行斗争的同时，自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和思想文化的研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侯外庐等人通过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梳理，尤其是对中国历史上的唯物论思想、辩证法思想、民主思想的挖掘和整理，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初步的基础。
但是，总结1949年以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由于长期处在战争的状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更多是从反对教条主义着眼的，强调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而对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难免有所忽视，即便在强调这一问题时也往往只是从形式方面去理解“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由于对传统文化来不及进行全面系统的清理，尤其是对那些不仅存在于典籍文本中，而且还存在于人们头脑或社会心理中的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来不及进行认真的反省和批判，这不仅影响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中优秀部分的结合，而且影响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把握，甚至导致“误谈”和“失真”现象的发生。
全国解放后，应该说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有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但是由于很快滋长起来的“左”的思想倾向，特别是后来发生了把这种倾向推向极端的“文化大革命”，不仅给马列主义带来危害，也给中国文化带来了灾难，同时也严重影响和破坏了二者的结合。“文化大革命”期间，马列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基本上无从谈起，相反，倒是传统中许多腐朽落后的东西死灰复燃，打着马列的旗号充斥于市。
总结建国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关系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可以发现：两者的结合所以无法实现或成效不大。除了“左”的路线的危害和政治运动的干扰以外，从具体层面来说主要是思想认识上有几个偏差。其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估价和认识上的偏差。长期以来形成的首先以阶级斗争眼光看问题的思维定势，使传统文化被简单定义为封建文化或地主阶级的文化而纳入被扫荡之列，把传统文化看成是与马克思主义绝对对立的不相容的东西。这种思想倾向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文化不仅有阶级性的一面，而且还有民族性、共同性的一面；不仅有时代性的一面，而且还有共时性或超时代性的一面。同时这种倾向还忽略了另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传统文化经过近代社会变革的影响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之后，特别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所施加的影响之后，已注入了新的因子和活力，已形成了近代的新的传统。其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地位的简单化和僵化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和指导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意识形态功能是以它的科学性为前提的，作为科学，它必然是开放的和发展着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体系，而并不是一种完整的文化形态，它要居于中国文化的核心并发挥指导作用，必须和中国传统文化实现有机的结合。否则其自身的发展和指导作用的发挥就会受到影响，就会变成孤立的和僵化的东西。其三是发生在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标准和方法上。虽然也一再讲过要“批判继承”，也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但到底继承什么，其所以能够继承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在“左”的思想起支配作用的年代，事实上是不清楚的。过分强调阶级性和斗争性，使得文化的普遍性、共同性问题成了禁区。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虽然在提法上有可商讨之处，但实际上是提出了如何看待和处理文化的特殊性与普遍性、阶级性与共同性、时代性与超时代性的关系问题。但在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讨论根本无从展开，对这个问题当然也不可能有正确的解答。
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结合，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向和必然要求。那么，如何促进这种结合呢？
第一，要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当代中国文化走向的高度来认识“结合”的意义。继续清除“左”的残余影响，反对把传统文化与马列主义简单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同时，也要警惕保守主义、复古主义倾向，坚持“结合”的正确方向，加强文化问题基本理论的研究，为实现“结合”提供理论前提、方法途径等方面的支持。
第二，进一步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对历史上重要的思想家、思想派别及其著作进行认真的分梳、清理，明确其历史价值及当代意义，同时就其合理思想内容与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研究，察其同异和短长，从而在具体内容层面上寻找两者结合的根据或“结合点”。
第三，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研究，反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化过程中，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由于苏联的影响，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负面因素的影响，所出现过或仍然还存在着的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之间的关系，以学术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兼容性。
第四，加强对西方思想文化的研究，吸取其积极成果和合理内容，以丰富马克思主义，补充中国传统文化之缺陷和不足。同时要积极借鉴“西方马克思学”和海外“中国学”等的研究成果，推动对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入。
总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既是势属必然，同时又道路漫长；既取得了伟大的成果，又还需艰苦的努力。这种结合既不是用马列来代替传统文化，也不是用传统文化来吞没或消解马列，而是二者的有机结合与内在统一，其理想形态应当是：既是马列主义的，又是中国的、富于创造性和强大生命力的现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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