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工作（连载四）
——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建红军和根据地的成功实践
文/薛庆超
中国华南广西是以壮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劳动、生活、繁衍、居住着壮族、汉族、瑶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回族、京族、彝族、水族、仡佬族等12个世居民族。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广西各民族人民群众，发动百色起义，建立工农政权，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壮丽篇章。1929年12月，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等领导百色起义，建立红七军。接着，在恩隆县平马镇召开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1930年2月，邓小平等领导龙州起义，成立红八军。随后，成立左江革命委员会。右江苏维埃政府建立后，百色、恩隆（今田东县）、东兰、凤山、奉议、思林（今属田东县）、果德（今平果县）、隆安、向都（今属天等县）等县区，相继成立苏维埃政权，并同左江根据地一起，称为左右江根据地。由于国民党军进攻，红八军和左江根据地战斗失败。红八军余部编入红七军。红七军经过艰苦转战，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成为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的组成部分。
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各族人民群众，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1929年7月，中共中央根据中共六大路线，委派邓小平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与张云逸等共产党人一起，领导广西党组织和各族人民群众，发动武装起义，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当时，广西军政大权由地方实力派俞作柏和李明瑞掌握。1929年6月，蒋介石集团打败桂系军阀之后，任命原桂系将领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编遣特派员（后改为第四编遣分区主任）。俞作柏和李明瑞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一直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联系。
1929年7月，俞作柏、李明瑞酝酿反对蒋介石集团。要求中共派干部到广西军政机关工作。中共中央早有利用蒋介石与桂系集团的矛盾、发展广西革命工作的计划，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从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选派大批干部，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广西政府机关和军队，开展工作。
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任务，就是代表中央前往广西与俞作柏、李明瑞接洽，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时，领导广西中共组织的工作，准备发动武装起义。这是邓小平首次独当一面、独立领导一个战略区工作。
接受中共中央赋予的任务后，邓小平由龚饮冰陪同，从上海到香港，听取中共广东省委军事委员会书记聂荣臻对广西情况的介绍（此时中共广西组织属广东省委领导），然后到达南宁。当时，中共可以在南宁半公开活动，但中共组织是秘密的，党员之间只能单线联系。邓小平的中央代表身份，党内只有少数领导干部知道，邓小平对中共组织的指示，通过陈豪人等同志传达，其他党员干部接受陈豪人单线领导。
12月上旬，邓小平离开龙州，中旬到达香港，参加中央军委召开的“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并作补充报告。邓小平着重讲了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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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到南宁后，在中共广西组织帮助下，积极开展对俞作柏、李明瑞的工作，收到很好效果，为开展广西革命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当他得知广西监狱中关押着一批“四一二政变”后被捕的中共干部时，通过关系向俞作柏、李明瑞提议，释放这批干部并加以任用。俞作柏表示同意，下令将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统统释放，并让他们到广西政府机关任职。这对广西中共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邓小平还提议，清除广西各级国民党党部内部蒋介石集团和桂系集团的势力，换上拥护广西新政府的人。俞作柏旋即以广西省政府主席名义，通令解散广西的国民党各级党部，并对其中的“清党委员”和反动分子加以逮捕，此举沉重打击了广西反动势力。经过中共组织推荐，俞作柏、李明瑞还任用了一部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担任一些地方的县长、公安局长或广西省政府的科长等职务。
在邓小平和中共组织推动下，俞作柏、李明瑞开放工农运动，支持恢复工会、成立农会，武装左江、右江农民自卫军，并且还给韦拔群的东凤农军发了100多支步枪，组成1营农军，在南宁进行训练。中共组织以公开和半公开方式，在广西得到恢复和发展。
1929年12月11日，按照预定计划，在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共产党人领导下，由中国共产党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民，在百色正式宣布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兼红七军政治委员。红七军辖3个纵队、2800余人。
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教导总队的力量，邓小平把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派来的大部分干部，分配到教导总队。张云逸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将3个营营长都换成中共干部，9个连的干部都换成共产党员。同时，在各个连队秘密建立中共组织，大力发展共产党员，两个多月内吸收300多名学员入党，把教导总队切实掌握到了中共组织手中。
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由共产党人张云逸任大队长，但原来的成分极为复杂。邓小平指示张云逸等同志：改造这支队伍一定要彻底，先发动群众撤换营连干部，建立和发展中共组织，再改造部队成分。张云逸遂从教导总队选调100多名党员和干部，分别到警备第四大队担任营、连、排干部，在连队建立了中共秘密组织，并从社会上招收基本政治素质较好的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1000多人充实部队，把一些成分不好、表现较差的官兵或调去教导总队学习，或调到别的部队。警备第四大队经过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部队面貌和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为中共掌握下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关于龙州起义问题。邓小平指出：“这次我来经过龙州驻了两天，会着李明瑞等20余位同志。经我告诉他们发动的策略以后，他们都表示接受，已准备发动。并已共同议定发动前的准备以及发动后的工作计划大纲，内容大致与右江相同。主要的发动群众斗争，与解决动摇不坚决的旧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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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领导下，举行百色起义，建立红七军
1929年夏天，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总结中共六大以来的工作，确定继续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区、建立红军、纠正非无产阶级意识、加强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等任务。为了全面贯彻中共六大和六届二中全会精神，邓小平指示中共广西组织在南宁市津头村秘密召开中国共产党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中共六大和六届二中全会精神，认真总结广西革命斗争经验教训，确定新形势下广西党组织的政治任务和斗争策略，选举产生新的领导机构——中共广西特委，通过《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等文件，提出“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等任务。这时，广西已健全的县委和特别支部9个，正在恢复和健全的县委5个。在南宁建立轮船、汽车、机关等10个支部。全省共有共产党员420人，共青团员130人。广西革命形势稳步向前发展。
9月底，广西政局急剧变化。俞作柏、李明瑞在南宁通电反对蒋介石，10月1日，俞作柏、李明瑞在南宁召开大会，誓师反蒋，由俞作柏任讨蒋南路军总司令，李明瑞任副总司令，出发讨蒋。10月初，俞作柏、李明瑞因部下叛变而失败。俞作柏出走香港，李明瑞率警备第五大队撤往左江的九龙。
邓小平和广西特委审时度势，率领由中共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等武装部队将近2000余人，由南宁撤向右江，同右江工农运动结合，准备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政权。
部队到达百色、恩隆地区后，根据邓小平智取与强攻并用的主张，10月28日解除了驻在这个地区的警备第三大队的武装，共俘敌1000多人，缴枪700多支。接着，收缴右江各县民团武器，迅速控制右江各县。百色起义序幕就此拉开。
一、关于百色起义问题。邓小平指出：“到南宁以后，我们就决定，在短时间要将我们已有工作的部队发动游击战争……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南宁动，是因为我们的力量还未准备好，且群众还没有动起来……关于暴动的问题，我们很久就注意到了，但是得到中央的指示以后使我们更坚决，不过必（须）要有准备地工作，因此时间上并不能机械地确定，直到以后军队中我们已有强固的组织，才决定广暴纪念日动。”
把酒临风：科技创新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问题，在中国你成功之后别人可能会抄袭，但在法治国家不行，你抄袭就重罚你，谁都不能随便侵犯他人，如果真做到这一点，我们的科技创新就能产出更多成果。也就是说完善的财产保护制度，才能让大家看到技术创新暴富的可能性。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形成不久，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部决定，集中两军攻打南宁。由上海刚回到龙州的邓小平得悉这一情况后，决定停止进攻。红七军未来得及停止进攻，连遭失利，被迫退出右江沿岸各城镇，向右江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区东兰、凤山地区转移。这时，红八军也遭敌进攻，大部损失，一部转到右江编入红七军。
对于寡这个词，我们岭北周村的人是有一番见解的。用在特定的女人身上，那是真正的寡，守寡的寡。但用在寡这个寡那个的时候，就代表坑蒙拐骗了。所以，我们岭北周村人管坑蒙拐骗的人也叫寡子。周老相公讲的就是寡子，现在这个寡子是女的，她叫常爱兰。
起义前夕，邓小平召开前委会议，对起义工作进行进一步研究，会议决定在广州起义两周年之日即12月11日举行百色起义。会后，龚饮冰被派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起义的行动计划。这时，中共中央电召邓小平回上海。邓小平部署了右江地区起义工作后，11月上旬启程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途中先到龙州，又布置了左江地区起义工作。经过邓小平细致工作，李明瑞毅然同意参加起义，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邓小平到达南宁前后，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派遣的干部先后进入广西。经俞作柏、李明瑞同意，根据中共组织安排，到广西军政机关任职。这批共产党人以公开身份，帮助俞作柏、李明瑞工作，以秘密身份，从事中共组织交给的工作。张云逸任广西教导总队副主任兼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俞作豫任警备第五大队大队长，陈豪人任广西省政府机要秘书，龚鹤村任南宁市警察局局长，袁任远等人或任教导总队教官，或任军队基层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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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员俞作豫担任大队长的警备第五大队，虽然也根据邓小平彻底改造部队的指示做了一定的工作，但由于俞作豫早年曾在该部任过职，对旧部属没有下决心撤换，改造部队的工作不够彻底。
三、关于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后的发展方向问题。邓小平指出：“发展的方向是左右江取得联系，以推向湘粤边发展，以造成与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会合的前途。”
总而言之，国网电力调控自动化机房安全运行管理要从多方面进行分析，要将机房中的供电方式、温度、湿度、环境控制，实际运行安全防范措施，静电等多方面进行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去提升电网的系统安全运行，实现电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幼虾放养。在5月上旬一次放养3cm左右规格整齐一致、体质健壮、活力强、附肢齐全、无病伤、体表光滑无附着物的人工培育幼虾6000尾/亩，混养鲢、鳙、草鱼春片100～150尾，用以调节水质、控制水草过度生长。将幼虾放入塑料盆内添加池水至盆内水温与池水接近，并按盆内水量加入3%～4%的食盐水浸浴5分钟左右消毒，防止把病原体带进池，将虾苗与水一并缓放入池，或倒在塘坡上让其自行爬入池中，有的长途贩运来的虾苗离水时间长，应在水盆中暂养20～30分钟再放养以提高成活率。放养时避免日光曝晒。
邓小平在广西期间，极为重视掌握武装力量，把掌握和建立革命武装力量，作为在广西准备武装起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一个关键问题，要求一定要抓紧。他多次指示张云逸、俞作豫在广西教导总队、警备第四大队和第五大队中，抓紧开展工作，彻底改造部队，由中国共产党组织牢牢掌握这些部队。
接着，在恩隆县平马镇召开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任主席。右江地区很快开始分配土地，陆续建立百色、恩隆、隆安、东兰、凤山等十几个县苏维埃政权，各县农军改编为赤卫军。经过艰苦工作，右江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
百色起义，由于中共中央具体指导，中央代表邓小平和一大批赴广西的共产党人周密部署；当地中共组织建立了良好基础，掌握了一部分正规武装力量；同时得到广西各族人民群众大力支持，因此迅速取得重大胜利。
(4)能源矿产与黑色金属矿产工业总产值高。2017年河北省持证矿山企业工业总产值能源矿产较高，达301.64亿元，占矿山企业工业总产值的54.89%，其中煤炭287.33亿元，占能源矿产工业总产值的95.25%；其次是黑色金属矿产195.26亿元(全部为铁矿产值)，占矿山企业工业总产值的35.53%。
1930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又领导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举行龙州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随后，成立左江革命委员会。左江革命根据地开始建立。右江革命根据地和左江革命根据地，合称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以壮族人民优秀儿子韦拔群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留在广西坚持斗争
11月初，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请示行动方针的龚饮冰来到百色，传达中共中央同意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指示。中共中央批准建立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统一对中共组织和红军的指挥。前敌委员会由7人组成，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中共中央还颁发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的番号，任命了红七军和红八军的领导干部。
红七军2月中旬退到东兰、凤山地区后，为避敌进攻和解决给养问题，军部率第一、第二纵队离开右江根据地向东游击，第三纵队在东兰、凤山地区坚持斗争。4月，红七军主力经河池、思恩、宜北（思、宜两县今合并为环江），进至黔桂边境，4月底攻占贵州南部榕江县城，毙伤俘敌500余人，缴获一些武器装备，筹得一批经费。5月初，因面临桂系和黔系敌军夹击的不利形势，即向右江回师。在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期间，留在内线坚持斗争的第三纵队和赤卫军，在韦拔群领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使右江根据地得到部分恢复。
5月中旬，李明瑞、张云逸率红七军主力从贵州回到河池。邓小平立即赶到河池与他们会面。接着，邓小平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中央指示，讨论今后行动问题。会议决定，红七军回师右江一个时期，深入开展右江土地革命及发展、改造红军，总的方向还是迅速向外发展。红七军回师右江后，收复百色和右江沿岸各县。此后，红七军在恩隆、奉议、思林、果化一带开展土地革命，整训巩固部队，扩大红军，进行根据地建设。7月下旬，红七军集中平马，在邓小平和前委领导下，进行3个月整训。通过整训，部队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大为提高，增加了兵员，扩建了第四纵队，全军兵强马壮，达到8000多人。
这时，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以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占据统治地位。李立三6月11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一整套错误主张。10月，贯彻“立三路线”的中央代表来到广西，在前委会议传达《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指令红七军立即出动，离开根据地，打下柳州、桂林、广州等大中城市，完成中国南方的革命任务。尽管1930年9月下旬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立三路线”已被纠正，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亦被停止，但由于路途遥远，通讯不畅等原因，广西的中共组织并不知道。邓小平等在会上，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认为红七军要打下这些城市是没有把握的，提出不同意见。但与会多数人主张服从中央代表的指示。邓小平只得随军行动。红七军出征后，虽然指战员在作战中英勇顽强，前仆后继，但仍然屡遭失利，部队受到很大损失。
2015年，教育部在《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中提出“开展优质学校建设”任务，并指出：“坚持适应需求、面向人人，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推动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加强技术技能积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人才保障。”[1] 2018年出台的《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规定了相关行政部门、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等层面管理运行机制和职责分工，是落实十九大报告关于“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要求的行动指南。
1931年1月2日，红七军进占全州时，邓小平召开前委会议。邓小平提出：部队在全州休整三天；改变硬打攻坚战略；改变单纯军事行动为沿途发动群众。前委经过讨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决定放弃攻打大城市计划，改变硬打攻坚战略，向湘粤赣边界一带进军，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师。会后，贯彻“立三路线”的中央代表，以向中央汇报工作名义，离开部队。
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前委对部队进行整编，兵力不足4000人。按照前委会议精神，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军。1931年2月，红七军占领江西崇义县城，并与中共赣南行动委员会（即赣南特委）接上联系。邓小平把红七军在崇义的工作安排好后，前委决定派邓小平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随后，邓小平前往上海。
在上海，邓小平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发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创建红七军、红八军及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写了《七军工作报告》，详细汇报了红七军的情况，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
红七军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尔后，被编入红三军团。红七军的干部、战士，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在战火中进步很快，表现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和娴熟的军事技能，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出重要贡献。许多同志在战斗中英勇牺牲，部分同志在革命战争中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
红七军离开广西后，以韦拔群（壮族）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斗争。韦拔群早年从事农民运动，任东兰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参与领导百色起义，任右江苏维埃政府委员、红七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红七军北上后，留在右江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2年10月被叛徒杀害。
百色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实践
百色起义是一次重要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实践，锻炼、培养和造就一批少数民族党政军干部。百色起义和建立根据地期间，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坚持民族团结，坚持“壮、汉、瑶各族一律平等”。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各级工农政权，右江苏维埃政府委员有壮族、汉族、瑶族的代表，11名领导成员有5名壮族、1名瑶族。各地苏维埃政府，凡是少数民族区域，均有各民族代表。在16个县级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中，第一任主席有3位是壮族。东兰、凤山各级苏维埃政府，凡是瑶族区域，均有瑶族委员。红七军指战员有3000人左右是来自壮族、瑶族等各民族，占全军人数三分之二，是名副其实的广西各族人民子弟兵。（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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