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梓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贡献
王岚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吉林 长春 130033）
摘要： 潘梓年从北大哲学系开始，受到《新青年》等思想进步刊物的影响，在其一生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自由的奋斗历程中，始终秉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紧密联系的治学精神，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贡献。
关键词： 潘梓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历史性
为了正确理解辩证法，在理论上应对当时反动文人的挑衅，潘梓年在1933—1937年四年牢狱中写出《逻辑与逻辑学》。这是一部学术见解独特的著述，也是继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后唯物辩证法在中国得到普及的又一部重要著作。
书里系统阐述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以及一系列辩证法范畴。第一大规律“对立统一律”，先生从三个方面进行全面论述。首先，一切事物，无论思想、自然还是社会，都包括相互对立的两方面，唯有认识和观察一个具体事物的两个对立面，才能“了解它的运动法则与发展过程”。其次，对矛盾的普遍性作出深刻阐述。“辩证法所讲的矛盾是一个统一物自身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它“不但是互相渗透在一个统一物的每一分子每一质点之中，而且是贯彻于这一事物发展的自始至终全部过程之中”。再次，指出矛盾具有“主导的一面”。“每一个发展过程就全靠有这主导的一面”，其主导面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对第二大规律“质量互变律”也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对立统一律具体体现为“质量互变律”，前者为分析事物运动和发展的根源，后者是论述这种运动与发展的具体历程。第三大规律“否定之否定律”。作者的见解具有独特性，他指出这一规律“把一切事物的发展从形式上定型化”“在否定之否定这一整个发展阶段中所包含的质变与量变，不是一次，而是有两次或更多次”。它并非单纯的循环，“而是旋转到更高一级的开始时的状态”。书中用一定篇幅论述了“逻辑术”，基本内容包括传统形式逻辑的观察法、统计法、推论法等。
作为我们党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潘梓年在逻辑学领域有一定的理论误判。《逻辑与逻辑学》对形式逻辑的学科性质、对象范围有明显的误解和批判，这与当时发生在我国的一场辩证法对形式逻辑的误判这一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有着深刻的联系。首先，上个世纪3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得到研究和传播的最初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呈现出不够成熟的特点。当时没有学者能对逻辑学的诸多多义词以哲学与形式逻辑学两个不同角度进行完整而科学的阐释。其次，该历史时期的苏联把形式逻辑视为形式主义和形而上学严加禁止。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一个党员哲学家，必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忠诚为出发点，把形式逻辑视为形而上学世界观来加以批判，潘梓年、李达、艾思奇概莫能外。虽然这种理论不乏谬误，但究其原因，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和理论的背景，是可以得到理解的。
《逻辑与逻辑学》是该历史时期珍贵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著作，该书在哲学领域所作出的贡献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赞扬和鼓励。
新中国成立后，潘梓年并未在书斋里固步自封，而是在理论上不断探索创新，尽力把所研究的理论与当时的社会实践有机结合在一起，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回应理论界对实践斗争中提出的问题。年近古稀的潘梓年在1958年，带领自己的学术团队，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先后到郑州、洛阳等河南省七个城市和县城的郊区农村进行调研，参与当地群众的学习会议，与当地干部和群众亲切座谈，在深入调研的前提下，潘梓年在禹县、郑州大学先后作了多个哲学讲座和报告，《辩证法是哲学的核心》一书即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队列操的时候，我趁机脱身去找人，急得到处乱窜，总算把李打油给拎了出来。你猜他藏到哪里去了？女厕所。从里面闩上门，还用木柄很粗的粪勺顶得紧紧的。我大呼小叫好一阵子，他确定没人跟着我才打开，身上瑟瑟发抖，抖出扑鼻的屎尿臭。他脸色刷白，问我：借公家的钱也要捉我进班房呀？钱又没落进我腰包……我说，农民诗人原来也是纸老虎嘛，好笑，传票又不是手铐！接着，我告诉他该怎样去应对银行的起诉和法院的传唤。李打油满脸羞红嘟哝道，我哪里见过传票呀，心想这下巴了锅，坐班房几跌鼓哟！要不是粪池太浅怕淹不死，我就跳下去啦。
首先，由量变到质变，是从一个质的规定转变到另一个质的规定的表现过程；否定之否定是由于量变使统一物中两个对立面有相互转化的同一性，使一种事物转变为另一事物的表现方式。只看到前一个而没有看到后一个发展过程，不能掌握辩证法的全面，就失去其内在实质。
针对当时否认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存在的理论倾向，首先，确定了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存在的客观事实。其次，针对当时部分人认为唯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是当时历史时期经济基础的观点，指出该历史时期的经济基础不仅包括社会主义成分，还应包含非社会主义的部分。最后，为了驳斥当时把该历史时期出现的多种不同经济成分视为杂凑或无组织并列的混合体这一观点，他明确指出，它们是按照社会经济生活的内在联系有机地组织在一起，构成完整并统一的经济基础。
潘梓年针对当时的现实问题，在《从必然的王国向自由的王国跃进》章节中阐明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改造是积极的，一点也不消极，不向任何困难低头，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依靠群众力量来解决问题，做好政治工作，我们就能团结革命的知识分子，广大人民都能团结起来，客服一切困难建设社会主义。不符合客观规律，就要犯左倾错误，就要失败，就要脱离相当大一部分群众。在全民狂热的历史时期，他冷静勇敢地提出做事不能凭主观愿望，必须掌握客观规律，这一观点具有相当大的历史意义。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序幕，同时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任务。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改革与法律尤其与宪法规范相冲突的思考。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社会变革需要，我国提高了宪法修改频率，1979年和1980年对1978年宪法进行了两次部分修改，但因为1978年宪法保留很多“文革”遗留的内容，局部修改已经不能解决宪法适应性问题。所以，1982年对宪法进行了全面修改。这次修宪不再以1978年宪法为蓝本，而是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框架和内容，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法制建设的基本经验，契合了中国社会现实。
在《对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怎样进行研究》一文中，潘梓年表达了自己这样的观点：虽然在当时还没有出现过渡时期生产方式的思想和著作，但是书本里没有出现过，并不意味着生活中不会出现，更不应该以书本上没有就否定在客观事实中已经存在了的东西。
针对人们对辩证法的一些错误认识，著者在《诡辩论、相对主义是辩证法的敌人》一章中，深入浅出地论述了诡辩论和相对主义，阐明“真理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但是有一个共同的标准，你我不同不能超过一定的范围，这个范围就是一定的方向，你我不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如立场不坚定，如果不从六亿人民的利益出发，那就要搞糊涂，把诡辩论当辩证法”。
厂里正在落实公司精准培训工作要求，积极为青年人搭建成长锻炼的平台，通过导师带徒的方式，为每个人量身定制培养计划。俩人一拍即合，师徒关系就此结下。
潘梓年在《否定之否定——辩证法三条基本规律之一》这一文章中认为，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对立统一律、质量互变律、否定之否定律——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三个规律从不同的角度描述辩证法规律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性质，既不能视作彼此无关，又不能视为完全等同的，作者重点阐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
潘梓年把诸多活泼生动的事实，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史有机结合，言浅意深地阐述了哲学的核心是辩证法，人民改造世界的武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关系、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辩证关系进行深入论述。
这篇著述是潘梓年在历史唯物领域勇于理论探索的一次重要尝试。他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对我国过渡时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探讨中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观点。历史证明，其思想是经得起实践的考验的。
再次，否定之否定的发展不是简单的舍旧从新，既不能对旧的采取虚无主义，也不能对新的盲目崇拜，而是采取批判的态度加以分析而有所去留。
其次，否定之否定应从两方面认识理解，一个是从发展过程行进的方式理解；一个是从否定中也包含历史的继承性来理解。著者指出，我们看问题、办事情不要走直线，要走曲线；欢喜走直线的人，常常是容易犯错误的人。他进一步解释这是由于客观实际非常繁复。一件事、一个物在任何刹那都不是只受到一种力量的作用，而是几种力量同时对它发生作用。
最后，否定之中有肯定、肯定之中有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精神实质，也就是历史主义的精神实质。
为了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一周年，在1958年，潘梓年写了《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方面对毛泽东两类矛盾学说的一点体会》这一文章。他在文中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问题》这本著作中全面地总结了我国几年来的革命实践，又把矛盾论的哲学思想大大地发展了一步，对于今后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有重大的指导作用。我们研究这本著作,不但要研究著作本身，更需要根据著作发表后的各种革命实践，从各个方面来体会著作的精神实质。”[1]文章重点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方面，详细阐发了著者对这一著作关于两类矛盾学说的体会。他联系我们国家的革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做了深入论述，阐说了国家消亡的必然性和条件，进而从哲学的高度具体分析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民主与专政、民主与集中等方面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毛主席对“人民”这一概念所作的科学理解使阶级观念更加明确，进行阶级分析和把握人民内部矛盾时更恰当。与资产阶级专政不同，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民主越发扬，专政的力量会愈加强大。本文是潘梓年不断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观点具体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一个代表。使哲学普及大众，让哲学直面现实，是他的一以贯之的思想和主张。在《哲学的中国要求有中国化的哲学》一文中，他阐明马克思主义一进入中国，就使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面目为之一新，就开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化的过程。中国即将成为哲学的中国，哲学的中国要求有中国化的哲学，要求中国的哲学工作者及时概括这种新变化，研究和解决新变化所提出的新问题。
第二，比较注重文字表征，不善于用多元表征形式进行教学.两个课题的教学都反映出张老师比较喜欢文字表征，比如他总是喜欢让学生朗读垂直平分线的性质.相对来说较为忽视符号表征，而且在教学中也表现出他比较多的只用一种表征形式进行教学，而很少用3种及以上的表征形式进行教学.
(2)降粘型聚羧酸减水剂的降粘性能优于市售普通减水剂，与国外同类产品性能相当，可显著降低C60混凝土的粘度，且具有较好的分散性能。
潘梓年在《逻辑研究同样要联系实际》这一著作中，论述了理论联系实际。是任何科学研究都应当遵循的原则。他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线性规划组给予调运粮食的先进的“土办法”以科学上严谨的证明举例，阐明了逻辑研究同样要紧密结合实际，重点批驳了一些错误认识和观点。
其一，批驳了一些人对形式逻辑局限性的回避态度，认为应把形式逻辑置于辩证观点之下，来克服其自身局限性。
其二，批驳了充足理由律并非形式逻辑不可缺少的两个理由。一是假如每次推论都要去寻出充足理由，那么形式逻辑就失去了其品质；二是形式逻辑推论的依据，可能是不充足的或者是假定的理由。
其三，批驳了三段式推论不能使人获得知识，因为结论里的知识是大前提中原来就有的这一观点。
学生经过交流发现：破坏生态系统中任意一类角色（生产者、初级消费者、次级消费者）都会影响生态系统中物质和能量的流动，从而导致失去生态平衡。值得反思的是，大多数的破坏罪魁祸首都是人类，从而从情感上认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意义，增强社会责任感，形成保护环境的意识。
其四，以同一律为例驳斥了在自然界的事物无同一律的观点。阐明恩格斯的“但是甚至在无机界中同一律本身在现实中也是不存在的”这句话旨在指出同一律的局限性，不要把该法则绝对化。恩格斯批判了形式逻辑的片面性、局限性，但始终没有全盘否定。提出形式逻辑的法则可以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最后，对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辨析。
参考文献：
[1]潘梓年.潘梓年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中图分类号： A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349（2019）14-0218-02
作者简介： 王岚，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于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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