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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苏联文学在上世纪70年代的悲壮历程，就要提起苏联文学的管控。苏联官方当年宣称，苏联没有书刊检查制度。我们听了多是摇头微笑而已。其实，苏联真的没有一个公开的书刊检查法，也没有一个挂牌儿的书刊检查机构。有人奚落传统的书刊检查制度只知道不该说什么，却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而苏联的机制则不单知道应该说什么，而且还告诉你应该怎么说、怎么想，出谋划策、代你思考，直至越俎代庖替你捉刀改写。这能简简单单称为书刊检查制度吗？书刊检查不过是苏联庞大的文化系统工程中一个有机结构，本文仅从涉及文学管控的角落，或可管窥这一庞大工程的一斑。
以革命名义建立检查的天罗地网
文学领域的书刊检查是苏联文学管控工程中最消极的、防范性的基础部分。而这一工程是有着至高的目标的，这就是造就作为“新秩序的最高产物”(法捷耶夫语)苏联文学。这一更积极、更进取的工作是在国家领袖的直接参与下，文学事业的领导管控部门协同完成的。不过，百丈之台起于累土，苏维埃国家的这一伟业还要先从最基础性的书刊检查说起。
1917年11月9日，十月革命的第三天，苏维埃政权公布了列宁签署的《关于出版的法令》，恢复了二月革命废除的书刊检查制度。法令指出，“当此工农新政权刚刚确立的紧要关头”，“取缔各色各样的反革命刊物，是临时性的紧急措施”，同时许诺，“新社会秩序一经巩固，便将撤销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并将按照最宽容和最进步的规章，在担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内予以出版物的充分自由……”
苏联在其存在的70年间，或许是对“新社会秩序”能否巩固一直忐忑不安，因为这种出版管制不仅没有撤销，而且有增无减，变本加厉。
在苏维埃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之后，取代多管齐下的“战时书刊管制”的是1922年6月出版总局的建立(该局之后几十年间名称和隶属多次变迁，比如1966～1990年间叫出版业军事与国家保密事务管理总局)。两个月后，第十二次全俄党代表会议通过决议，提出更加严厉的书报检查办法。列宁要求定期对“一些教授和作家的文学活动”进行检查，并痛斥要求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论调，指出，给敌人以出版自由就是给敌人“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我们不愿意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
在整个苏联时期，出版总局的书刊检查代表在全苏出版机构任职，深入到各创作组织、出版社、编辑部、印刷厂、制片厂，在编的、编外的以及更多的志愿者组成预防性的监察网；另一种书刊检查渠道属于党在所有编辑出版等文化部门的代表。实际上，书报检查的思想要求和责任由于普及到方方面面，出版总局系统管，克格勃系统管，外交部管，作协组织也管，这就设下书刊检查的天罗地网。不过，“管”法各有千秋。
仅从文学方面说，比如，或者是因为克格勃是国家安全部门，所以它管得明快而有时失于生硬。作家科斯捷林在给肖洛霍夫的信中这样叹道，“书报检查的普洛克洛斯忒斯之床是无情的。作品上交克格勃‘咨询’回来，大段大段、整章整章地失踪了。出来的书像是患了佝偻病，肢体扭曲，惨不忍睹。我时时感到，有一个看不见的灰衣人，在抓住我执笔的手，在压住我的脑子和心脏，狠狠地往通向荣誉和被承认的沥青路面上撞。”
相比之下，作协之“管”则显得更专业，是从文学思想内容形式上的至高管制。索尔仁尼琴曾指出，很多作协成员承认顶不住检查的压力，使自己的书在构思、结构上让步，改掉章节、段落、句子，拟出些苍白的名称，只是为的能够发表。
而编辑部门的工作中渗透的检查工作，更表现出内行的精明细致。编辑人员必须是严格的，不管是出于信仰，还是为了饭碗，都必须时时谨小慎微，把鼻子伸进文章的每一个角落。H.曼德尔施塔姆就深有体会地说过，“编辑比检察官更可怕，他们全神贯注地咬文嚼字，要把一个个的小小的线头都咬断。”
当然，出版总局毕竟是在整个检查系统中最负有职责的重要一环。出版总局对出版物的检查可谓是无所不包的。“无证发行者要负法律责任。”没有出版总局的准许证，即使是一张邮票、一个名片、火花图案、邀请函(包括纪念章、徽章、袖章等各种证章徽帜)也不得付印。除外的只有纯粹的办公纸、表格、账本单据等，当然“如果上述印刷品附有口号或说明文字者，不能除外”。可以说，查禁工作，大有可为。
比如在严峻的1938年，在清除大量的“人民敌人”同时，为消除“人民敌人”对人民的毒害，苏共中央向各地的图书馆下发了清除和销毁书刊的清单。其中政治上反动的图书有10375706种、宣传画223751种，同时还有55514种外文报刊被销毁。举个书刊检查成效显著的旁证：即使在书刊业很不发展的达吉斯坦共和国，有个检察官达哈达耶夫把从图书馆和书店查禁的书刊卖给废品公司，一公斤才2戈比，竟能私自获得450卢布的进项；而乌兹别克的检查官更能干，卖废纸竟能凑足近万卢布买了辆摩托车。剿灭如此之多有害读物，也算变废为宝、集腋成裘的佳话，不过出版总局执法严明，1938年12月还是下发了惩处占用公款的指令。即使在平常年份，如1954年，出版总局的工作也卓有成效，对出版作品的干预总计有33000次。
文学书刊检查意义深远
随着形势的变化，哪些作家(包括过去时代的作家作品)已经被查禁，哪些作家的哪些作品已经可以出版，发行范围是什么，出版印数为多少，等等，要求严格，把握起来难度很大。基层组织的工作必须严格过细、小心谨慎。比如列宁格勒出版分局就曾(1931年)提请出版总局为其制定“定位性的名单”，这样，就可以对“绝对不准出版的作者”和“需要特别仔细审查的可疑作家”进行预防性监视，从而能根本杜绝坏作品的问世，取得斐然的成绩。
苏联出版工作的严格谨慎还表现在，几十年间没有出版过任何一个苏联作家的全集，因为即使如苏联文学的旗手高尔基、“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斯大林语)马雅可夫斯基也有不合时宜的作品；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作家名字是隐是现也在不断调整。对一些作家可以根本禁绝几十年，对另一些作家则需要分有等级的查禁，从查禁个别作品、查禁全部作品、禁止提名，直至需要在历史上消失。比如当年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史、教科书中就只字不提巴别尔、沃伦斯基、曼德施塔姆等等现在在教科书上不可或缺的名字。这种查禁一直延伸到过去世纪的作家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
当然随着形势的变化，革命的需要，也有一些作家作品又有分寸地开禁。比如对叶赛宁、阿赫玛托娃、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等人，经过苦心删节、修改，试探性地开禁一个作品，再一个作品，少印一些、限量发行。布尔加科夫死后26年，他的巨著《大师和玛格丽特》才以删节版的形式刊载在《莫斯科》杂志1966年11期和1967年第1期上。而普拉东诺夫的作品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开禁高潮中才得以有限度地问世，还有许多作家、作品，一直到苏联解体之后才在俄国国内陆陆续续出版。著名苏联作家帕乌斯多夫斯基当年叹道：“假如像普拉东诺夫和布尔加科夫这样的作家的作品，写完以后就能和读者见面的话，那么，我们所有人的思想就会比现在不知要丰富多少倍。”这就足以证明70年的出版查禁工作的重大意义所在。
查禁中的再创作——删改
出版中更有创意性的查禁工作是进行适合形势需要的删改，不仅对当代作者的来稿，而且对过去的经典作家也不例外。比如对契诃夫的一些书信、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许多宗教性内容等等，就必须部分删除或者全书禁出。按照规定，检查人员是不允许和作者通气的，检查人员只允许和编辑联系。所以，检查人没有通知作者做了什么删改的责任。不过作者毕竟在作品刊出后就能够知道自己到底写出了什么。这恐怕是每一个想要出版的作家都要遭遇的事。当年肖洛霍夫就曾为自己的《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被《十月》、《新世界》强行删改火冒三丈。而契诃夫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连生气的机会也没有。
时任教育人民委员部主席的沃林曾骄傲地讲起自己11岁的女儿已经培养起查禁方面的革命嗅觉：一次她看到父亲已经批准放行的一本杂志，封面上画着五一国际工人联欢，就发现了重大问题：“外国工人的人数又多，红旗又多，而我们工人人数少，又没有红旗。爸爸，这样是不行的！”沃林听了一阵狂喜，照他的话说，小小年纪“她就完全具备了一个好检查员的素质”
还有一种出版的限制，就是一些作品必须冠以“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序言”才能出版，因为这样才能把芸芸读者引导到正确理解的轨道。由于会写这种序言的才子太少，或者需要写这种序言的书稿太多，所以往往只好为书稿迟迟不能出版而长叹息。
通过翻译进行查禁也是苏联出版事业的一大特色。比如1973年出版的伯尔的长篇小说《以一个女人为中心的群像》被改动150处。1968年版的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有损害原意的改动20余处，约·琼斯长篇《从这里到永恒》删去了三分之一，阿瑟·米勒的剧本《严峻的考验》改得面目全非。倘有好事者比对原文，看看改动的妙处，一定大有启发。至于广大国内作品的删改我们就难得查出了。比如在制度健全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列宁格勒分局就曾呈上请示报告:“需要补充一些铁箱和安置房室。”因为删改工作的记录卷宗已经汗牛充栋，所以也“建议授权分局在收获出版总局的回文后销毁检查报告”。
队伍在斗争中的培养
检查人员由于肩负着伟大而繁重的工作，所以总是处于恩威并重的关切之中。出版总局不断地把工作的风险性告诫给自己的地方机构。因为他们“负有检查手稿的全责，之后一旦发现付印的稿件中含有政治或思想上有害的东西，他们必须对苏联法庭和党的监察机关承担责任”。根据苏联刑法，应受逮捕的不仅有因疏漏“反革命性质的字词错误”的排字工和校对员，还有准之出版的检查员。
同时，上级也时时注意对工作出色者加以嘉奖、升级、物质鼓励。比如为自己的属下向市府请求配给电话、房子，最好是给他们一个独居单元。有记载，1931年列宁格勒出版局向市房管局发去需要房子的23名查禁员的名单，申请的理由是“……他们需要在房间里进行秘密的政治工作”。
为保持队伍的纯洁性，出版总局以及下属成员的家庭情况也在细致的监察之中。家庭出身、历史问题、远房亲属都不能放过。谨录几句档案：“比特罗夫К.П.父亲是社会革命党而被捕；沃里曼А.И.曾漏放过《极地真理报》上反革命言论，革命前到过国外，有亲属是富农和商人；安德列耶夫Г.Л.的妹夫因反革命宣传罪被捕。”……
尽管这样，人民的敌人往往还是钻进最上层。比如1938年，出版总局中央机关的人员全部被捕，其中30人被镇压。以严厉著称的出版总局最高领导人、书刊查禁的积极创建者印古洛夫(1893-1938)，他就在忙于指责疏漏、查封杂志的紧张工作中被逮捕、被枪毙。因为他“肃清敌对因素不利”，而下发的几万份应清除书籍的名单，被指控为“有害名单”。
不过，就在这腥风血雨的阶级斗争中，革命的新一代成长起来。时任教育人民委员部主席的沃林曾骄傲地讲起自己11岁的女儿已经培养起查禁方面的革命嗅觉：一次她看到父亲已经批准放行的一本杂志，封面上画着五一国际工人联欢，就发现了重大问题：“外国工人的人数又多，红旗又多，而我们工人人数少，又没有红旗。爸爸，这样是不行的！”沃林听了一阵狂喜，照他的话说，小小年纪“她就完全具备了一个好检查员的素质”。培养出这样的好苗子，四年任后(1936～1938)他就安心地从事党史的科学研究去了。
对检查员的素质要求是严格的，他们必须紧跟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通晓查禁要求的导向更新，口号的更新、提法的更新、各种名单(如人民敌人的名单)的更新，每时每刻都要提高革命警惕性，要删除一处处不合时宜的章节、段落、字句。可想而知，掌握这种严格而变动不居的查禁知识绝对是一种大学问。因此检查工作也需要较高的文化，而许多资料显示，出版总局地方机关具有高等学历的工作人员不超过8%。不过印刷工人中不断涌现出很多积极分子，经过培训“就能够达到必要水平”，成长为在编的检查官。另外，依靠群众揭发告密，也是出版总局工作的特色。比如，1950年出版总局进行的一场整肃和清洗运动就是起于群众中积极分子的揭发：出版总局有隐瞒身份的犹太族人，“难道出版总局不成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当时斯大林制造了迫害性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隐秘分部——隐秘的叛国分子的特务巢穴吗？”在严酷的工作中，揭发告密是一种美德。
书报检查的“现代化”努力
赫鲁晓夫消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举动被一些人理解为对意识形态控制的“解冻”，实际上是一种误解。这一时期，书报检查系统不仅没有被削弱，而且随着实行所谓书报检查“现代化”改革而得到强化。1958年，苏共中央决定成立意识形态委员会，对于书报检查的强化就有着重大的意义。1960年，苏联领导更决定调整完善克格勃的组织职能，充分地发挥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检查方面的监督作用，逐渐形成在苏共中央的领导下，克格勃和出版总局等相关单位协同作战的局面。既可以充分利用克格勃的特殊技术手段，也可以进一步发挥出版总局等部门各自的独特功能，这样不断理顺相关部门间关系，各司其职、有法可依，实现对文学艺术领域最有效的监控。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书报检查最终形成完善的系统性机制，成为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重要战场。
1966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对于意识形态工作，对于宣传工作，我们不能吝惜钱财……也不能吝惜时间和其他手段。”
1967年索尔仁尼琴向作家代表大会呼吁取消公开和秘密的书报检查。出版总局的回应是提议：“要对严重违反出版前材料预审制度的人追究严厉的行政责任，作者泄露禁止出版的信息，则增加其应付责任。”
苏共中央书记处在1969年1月7日下达《关于强化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术部门领导对于出版物、剧目思想政治水平的责任的秘密决议》，指出“在意识形态斗争极其残酷的形势下……各组织、部门和编辑部领导应对出版物的思想倾向负直接责任”，并且批评“某些领导对于主题思想谬误作品的出版没有采取尽职的预先防止措施，表露出妥协退让和意识形态无原则性”。中央决心把意识形态监控权抓在自己手中，要在作品出版前解决所有问题。出版总局则主要负责出版后的检查。不过，出版总局的工作并没有减轻，和克格勃相配合，各自发挥自身优势，协同作战，是这一时期检查工作的一个重大特色。
克格勃(它的第五局)的优势是可以采用侦查手段暗查作家的皮包和抽屉，进行“预防性检查”。于是，中央对作家的思想动态、创作意图和写作计划就预先了然在心，可以防患于未然。比如靠了现代化的手段，仅关于索尔仁尼琴的卷宗就能够建立105卷，而萨哈罗夫的卷宗多达505卷。1975年10月31日克格勃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预警行动组织的几点总结》中提到，为了意识形态监控而对一些苏联公民进行了侦查。从1959～1974年有约6万公民受到“预防警告”，其中近3000人是因参与反苏宣传鼓动活动——主要是阅读和传播“地下出版物”和其他“反苏文艺作品”。
而出版总局则利用拥有对国内外文化生活方面信息的优势，为中央提供详细情报资料，使中央及时了解国内文化和社会生活、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情绪以及国外报刊上的反应。如出版总局1971年6月29日给苏共中央的《咨询报告》中就汇报了自己的分析，指出苏联主要的反对力量来自知识分子。
这一时期大量的回忆录作品对斯大林时期进行揭露，让当局十分尴尬。因为记忆往往是恼人和可怕的东西。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在1969年2月的报告中就指出，“近些年来，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中传播散布着一些思想上有害的作品”，其中就有“个人崇拜时期受害者”的回忆录。于是出版系统就配合以“出版整风”。出版事务委员会还专门为回忆录的出版制定规划，作品要审查，印张要缩减，将回忆录作品的出版数量大减过半。于是回忆录“作品在思想和理论上都得到了保证和提高”。
出版总局的检查范围还包括电影、戏剧和博物馆、展览会、图书馆等等。苏联70年间一直保持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清理有害图书的传统。大型图书馆还建立了特藏书库、限用期刊库(比如1917～1939年间的期刊中，包括大量有关已变为“人民的敌人”的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内容，人民不需要知道这段历史)。想要进入限用期刊库，必须向出版总局和国家安全部门申请获准，持有表明科研工作需要的特殊指令。而克格勃方面则经常性地派出人员检查特藏库的准入规定，并且可以按读者登记簿搜寻到具有反苏情绪的学者。他们在科研掩饰下，曾选借过哪些作者、哪些题旨的图书，这些都可能成为将来起诉其反革命活动的资料。这也算是出版总局和克格勃的协同作战。
又如对于涉及“地下出版”的违法案件，克格勃试图援引俄罗斯联邦刑法第70条施行惩治(对于以损害和弱化苏联政府为目的而进行反苏宣传的罪行判处7年以下徒刑或5年流刑)。在审讯定罪过程中，出版总局的配合工作是对疑犯持有或传播的出版物进行鉴定评估，指出其中哪些具体内容涉及“反苏反社”，以便依法办案。根据资料统计，违法判刑者在1967～1976年间，约有1600～1850人，在1977～1980年间有885人。
面对这些辉煌成绩，苏联书刊检查的相关机构所持的态度应该是不满足的。这一系统的老领导О.里托夫斯基曾说：“苏联的检查不能把自己的事业局限于准许和禁止，它不能不深入到创作过程的最核心。这种书刊检查制度是全世界所没有的。”“苏维埃的书刊检查是社会评判的继续，包含着艺术上和思想上的指导功能”。按照这种畅想，苏联书刊检查在整个宏大的文学工程中仅仅是一个“齿轮和螺丝钉”，还是处于防范性的层次。那么，更积极、更进取性的“深入到创作过程最核心”的工作应该由谁担当呢？苏联作协高擎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就在挺而担当这一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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