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社会运动走向激进多元民主——试论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进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试论论文,民主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 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5)06～0104～07 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15.06.015 “后马克思主义”对国内学界来讲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国内众多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自然是推进了该领域的研究，对该领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并没有从整体上完全搞清楚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也可以说，没有完全搞清楚后马克思主义“为何—如何—怎么样”的问题。对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划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存在普遍的争议。但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几乎大部分学者都承认拉克劳和墨菲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同时，《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也被视作后马克思主义的典型文本。甚至在杰拉斯(Norman Geras)和穆泽利斯(Nicos Mouzelis)等少部分学者眼中，拉克劳和墨菲与后马克思主义是同义词，《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文本。艾伦·伍德(Ellen Wood)将《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视作后马克思主义“一个完美的全景勾画”，它总结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主题和最终结论”，揭露了后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方面的全部错误和矛盾”[1](P57)。所以，我们从拉克劳和墨菲入手分析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才具有可行性。拉克劳和墨菲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出发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 二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诸多新的变化导致了工人运动的沉寂，与此同时，出于对现代化的反思，多种多样的新社会运动(包括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民族/种族运动等)此起彼伏；新社会运动为社会解放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以此为出发点建构新的政治策略成为拉克劳和墨菲面临的理论难题。为了建构新的政治策略，拉克劳和墨菲不仅需要建构新的领导权概念，而且需要建构方法论基础，并且建构自己的政治规划。他们所有的理论建构和理论努力都是“为了考虑到新社会运动的需求”[2]。拉克劳和墨菲是从新社会运动走向激进民主、走向后马克思主义的。这便是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 一、理论缘起：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及其解放的可能性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随着新科技革命的产生、产业结构的调整、消费社会的兴起、公民身份的确立、福利制度的完善、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人阶级已经融入到资本主义的逻辑当中，工人阶级不仅处于数量上的劣势，而且革命意识在资本主义的温床上被不断弱化、冲刷，由此工人运动陷入沉寂；与此相对，各种各样的新社会运动此起彼伏、风起云涌。 (一)工人运动的沉寂与新社会运动的促发 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具有两面性，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前者表现为工人阶级意识的弱化，工人运动陷入沉寂，后者则表现为此起彼伏的新社会运动。 20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不断创新，最终促成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爆发。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代替工业部门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引起阶级结构的变动。阶级结构不是简单的“两极分化”，而是表现出复杂化的特点：产业工人数量减少，白领工人大量增加，新中产阶级出现，经理资本家产生。白领和中产阶级队伍的迅速扩充，促使阶级结构从“哑铃型”向“橄榄型”转变。另外，阶级和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增强，无产阶级通过教育、学习先进技术或抓住某一机遇，会跃升到中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阶层。另一方面，在科学技术的推进下，核物理、生物遗传工程获得突飞猛进的进展，核技术、生物技术若被某些恐怖组织、邪教组织或别有用心之徒利用，制造成核武器、生化武器，后果将不堪设想。即使和平运用，也发生过核电站污染、核泄露、危险品爆炸等事故；还有化肥农药、工业化学物质使用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对人体造成的严重危害等。因为科技进步而给人类生活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正在显露出来，由此也引发了各种反抗。 消费与科学技术一样，也同样具有两面性。消费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方面，消费改变人与人之间的认同方式，从“阶级认同”转变为“消费认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马尔库塞指出，“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和游览同一个娱乐场所，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他的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汽车，如果他们全都阅读同一份报”[3](P9)，那么，阶级差别在某种程度上被抹平了，那就没必要进行阶级斗争了，从而消磨了工人阶级对生活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另一方面，消费又激发各种社会反抗。社会关系的商品化或货币化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原有的纯朴和忠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单纯建立在货币关系上，因而使社会关系发生了异化，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物与物的关系”或者“现金交易关系”，由此激起了反抗各种各样不平等(如机会、待遇、财物)的斗争。 再者，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行为和活动已较少围绕阶级来动员和组织，而较多地围绕公民来进行。公民身份的确立是民主制度的一大进步。一方面，公民身份权利的扩展钝化了阶级分化，弱化阶级意识；阶级身份根据拥有财富的多寡，划分为不同的层次；与阶级不同，“公民身份”指向平等化，不论你拥有多少财富，只要是公民，就享有整个共同体成员都能享有的普遍权利。另一方面，公民越来越多的权利和自由，促使他们进一步争取更多的权利。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逐渐提高，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活需求得到了满足，此时人们又感到自己的自由、自尊、自主等价值受到了威胁。人们从关心经济和人身安全转向关心“生活质量”。公民的结社权、发言权、游行权等为争取更多“提高生活质量”的权利提供了有利条件。 福利国家是公民身份之社会权利发展的自然衍生物。社会福利制度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建立起来，日渐普及化、全民化，项目多、范围广，涉及生老病死、伤残孤寡、失业、教育等各个方面，在德国、瑞典等西欧、北欧国家中，甚至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一整套的社会福利制度。一方面，通过保证劳动者最低生活水平，可以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在福利制度的庇护下，工人阶级的生活是舒适的，甚至是“美好”的，可以心安理得地躺在福利的“摇篮”里睡大觉，那么，坚持革命的理由也就不复存在。另一方面，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滞涨和老龄化人口的增长，福利制度面临着种种危机，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财政负担。再者，国家在更加广泛的再生产领域实行的干预，也伴随着官僚主义的产生，常常促成对民众的一种深层次的累进的权利剥夺[4](P8～9)。因此，也会促发新社会运动的兴起。 阶级结构的重大调整、阶级意识的削弱致使工人阶级被融合到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当中，不再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努力，由此工人运动陷入沉寂。而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消费导致的异化、公民越来越多的权利和自由以及对官僚制的反对等诸多方面都激发了新社会运动的发展。 (二)新社会运动展现出新的解放的可能性 种种迹象表明，新社会运动正方兴未艾，它对当代西方社会的演进乃至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的意义和影响，正在逐渐地显露出来。拉克劳指出，新社会运动“正在开创潜在的、甚至不只是潜在的，而是更自由地走向民主和平等社会的趋向”[5](P1)。正是新社会运动展现出来的这种新的解放性，拉克劳和墨菲试图在理论上对新社会运动做出解释，在实践上尝试把新社会运动与其激进的民主规划相连接。墨菲在一次访谈中曾经指出：“我们的理论目的就是去拓展一种路径，以使它能够阐明新社会运动的特殊性。”[2] 首先，新社会运动推进了当代西方政治变革，是促进“政治解放”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新社会运动已经成为西方社会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这支政治力量不断推动西方政治变革。其一，新社会运动发展了民主的新概念，他们反对代议制民主、组织化民主，倡导直接民主、参与式民主，建议建立开放的公共领域，对不同的观点进行讨论、分析和比较。其二，面对公民的新兴要求，政府只有将其纳入体制内轨道，才能保证社会组织秩序正常运作。在政治议程上，新社会运动要求政党关注与生活质量相关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选举上，既存政党为了争取新社会运动成员的支持，只有淡化“左右”界限和阶级界限；在政治组织上，新社会运动要求政党保持开放性、拓宽党内民主、适应信息社会的发展。其三，人们通过参与新社会运动以改变公共政策，这点在过去几十年关于国防和外交事务、外交政策、艾滋病和堕胎、环境保护以及维护各种各样团体的权利(如妇女权利、残疾人权利和少数种族群体的权利等)运动的不断增长中体现出来。 其次，新社会运动突破了阶级、地区的局限，要实现的是“全民解放”，带给所有人更好的生活。从新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就可以看出，新社会运动的动员相当广泛，涉及各种人群，包括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新中产阶级、学生以及边缘阶层。因为新的威胁(如艾滋病的蔓延、环境污染对人体的损害)以同样的方式带给所有人风险。当然，新中产阶级在其中占了很大比重，是新社会运动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和最广泛的参与者。此外，反对核武器、反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危害人类生存和生命健康的理念，基本已经达成全球共识，很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响应，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再者，随着全球各个地区和国家经济的日益进步和发展，反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官僚化和货币化，争取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由此产生的反抗必然在会出现在全球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因此，新社会运动并非当今发达国家的“特权”，在全球扩展是迟早的事情。 第三，新社会运动所展现的是“全方位的解放”。新社会运动是一个运动族群，包括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种族运动、民族运动、环保运动、生态运动、反核运动、和平运动等等诸多运动类型，不同的运动类型要求不同的权利和自由，因而新社会运动要求的就是与生活质量相关的全方位的权利和自由，要求反对各种权威、特权、不平等、不自由，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就有新社会运动。因而新社会运动所实现的也是全方位的解放，涉及民族解放、种族解放、宗教解放、性的解放、妇女解放、个性解放等诸多方面。哈贝马斯指出，对新社会运动而言，“新的冲突不是由分配的难题所引发的，而是由那些与生活的形式相关的语法所激发的”[4](P11)。这种新型的冲突要求解放与个人生活相关的各个方面。因此，新社会运动的动员目标“主要在于保护和重建受到伤害的生活方式”，自下而上地改变生活世界，实现全方位的解放。 二、理论建构：从领导权到激进多元民主 拉克劳和墨菲发现了新社会运动新的解放的可能性，力图由此出发，建构一种新的政治策略，但是他们面临着诸多理论难题：如何将不同的主体立场统一起来?如何建构其理论的方法论基础?新社会运动向何处去?围绕着三个问题，拉克劳和墨菲做出了很多理论努力。 (一)建构领导权概念 为了深化新社会运动解放的可能性，多元主体的事实必须被接受。新社会运动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政党、不同信仰、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人都卷了进来，其政治倾向、世界观和价值观也五花八门。为了将新社会运动中不同的主体立场统一起来，拉克劳和墨菲深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建构领导权的谱系，或者说是通过梳理、建构领导权的谱系而阐发自己的领导权概念。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概念是对卢森堡的“自发性”、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偶然性逻辑、俄国社会民主党和列宁的“错位”和“联盟”、葛兰西的集体意志的综合，因此，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概念也包含自发汇聚、偶然性逻辑、错位和联盟、集体意志等方面的含义。 自发汇聚。在《群众罢工、政党和工会》中，卢森堡总结1905年俄国革命经验时对自发性概念进行了阐发。1905年1月彼得堡20万工人被屠杀成为爆发群众罢工的信号，随着这一信号传遍帝国的每一个角落，罢工以滚雪球的形式不断壮大，上自小资产阶级，下至家庭佣人乃至流氓无产者阶层，全都卷入了这场斗争。7月，群众罢工再次掀起高潮。卢森堡从这一历史事件中发现了自发性概念，为拉克劳和墨菲构建领导权概念提供了一个参照性的起点，也为他们将新社会运动理论化提供了支撑。新社会运动的成员如俄国革命一样，不是靠某种强制力结合在一起，而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不分阶层、不分职业、不分性别自发、自动汇聚到一起。 偶然性逻辑。资本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发展：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并没有走向两极分化，而是出现了中产阶级；经济危机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走向灭亡，而是出现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此政策给经济危机提供了有效的应对方式；工人阶级并不是“钢板一块”，而是出现了强烈的分裂倾向。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理论危机”，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完全是两种态度，考茨基认为这种趋势是短暂的、虚假的，工人阶级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到来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来保证的，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最终会证明自身。而伯恩施坦是要介入理论，使理论适合具体的运动实践，“社会主义必须去改变它的领域和策略，而且关键的理论因素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严格区分对任何政治自发性的妨碍”[5](P33)。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危机和解释力不足的空场，领导权得以出场。也可以说，领导权出场的条件是在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历史必然性失效、而偶然性正在起作用的领域。工人阶级的处境和新社会运动的兴起都是马克思所没有预料到的，所以，解决这些问题至少对于马克思来说属于历史偶然性问题，就需要领导权概念。 错位和联盟。19世界的俄国，尽管经过了1861年改革，但资本主义依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资产阶级处于结构性虚弱当中，而当时推翻沙皇统治的革命条件已经具备，列宁认为，工人阶级不应错失良机，工人阶级联合农民阶层承担了本该属于资产阶级的反封建任务，推翻了沙皇的封建统治。这就是拉克劳和墨菲所说的“错位”和“联盟”。葛兰西也认为，工人阶级不应该局限于保护狭隘的社团利益，而应当突破这一局限，与其他阶层相联系。在新社会运动的斗争实践中，拉克劳和墨菲更是强调，争取自由和平等、走向共产主义的任务不应只是工人阶级的“特权”，况且在后工业社会，工人阶级并没有处于历史“发动机”的位置，不仅数量上不占优势，而且革命意识日渐“削弱”，工人运动也沉寂多时；相反，此起彼伏的新社会运动展现出革命性、解放性的一面，那么，新社会运动的成员，不论属于什么阶级、什么阶层就应该打破工人阶级的“特权”，替代工人阶级争取自由和平等、完成走向共产主义的任务。这里还暗含着另一层意思，任何一个阶级或阶层，只要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都可以联合起来，组成联盟的形式。 集体意志。拉克劳和墨菲在葛兰西那里发现了文化领导权，即通过观念、价值、道德结成的集体意志。葛兰西认为，一个社会集团的领导权地位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正是从‘政治’到‘知识分子和道德’层面的运动，向超越了‘阶级联盟’的领导权概念的决定性转换形成了。因为，鉴于政治领导权可以建立在联结起来的一致利益上，在其中参与者保持他们自己的身份，道德和知识分子的领导权就需要被大多数参与者分享的全体‘观念’和‘价值’，或者用我们自己的术语来说，某些主体立场横贯了大量的阶层。”[5](P72)领导权联系的合理特性不再是隐藏的，相反是完全可见的和理论化的。知识分子和道德领导权构成了较高的综合、“集体意志”，通过意识形态，它们变成统一“历史集团”的有机混凝土。其中，集体意志是政治意识形态连接分散和破裂的历史力量的结果。“对于葛兰西来说，政治主体严格地说不是阶级，而是合成的‘集体意志’，同样，领导权阶级所连接的意识形态要素没有必然的阶级属性。”[5](P73)拉克劳和墨菲通过葛兰西想要说明的是，新社会运动成员之间并不仅仅是简单的联盟，而是由于分享同一种观念、价值、话语，而结成了一种集体意志。 (二)建构方法论基础 为了将新社会运动理论化，深化其解放的可能性，不仅要求放弃抽象的普遍主义，而且要求放弃“统一主体”的神话。因此，对普遍主义和统一主体的批评就显得尤为重要，拉克劳和墨菲发现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中这种批评最为明显。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不仅对于理解领导权的运作是决定性的，而且可以为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方法论支撑。从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中提取对拉克劳和墨菲有用的概念，组装成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是摆在拉克劳和墨菲面前的又一个理论难题。 首先，借助德里达和福柯，拉克劳和墨菲建构了一个话语场域，在其中，社会是按照话语规则形成的一个非稳定的差异系统，身份认同是开放的、暂时的、偶然的，各种主体立场都可以得到阐发。话语场域为说明新社会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两个或者多个阶级或阶层之间不受任何限制，都可以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同盟，这种联合不是一个稳定的组织，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撤出，也可以随时加入。这正是新社会运动的特征之一。 其次，为了破除总体性，拉克劳和墨菲吸收了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理论，但祛除了其本质主义因素，主张彻底的多元论；为了将多元主义的理念激进化并由此深化民主革命，他们不得不放弃本质主义、统一主体和普遍主义的观念。只有放弃本质主义，才会有多元决定，否则只有一元决定；只有放弃统一主体，主体的多元性才能呈现出来；只有放弃普遍主义，特殊、个别因素才能呈现出来。墨菲指出，多元主义不是一个必须接受的给定条件，而是现代民主的有机组成部分、基本要素，它对于深化民主革命以及调和当前的民主要求的多样性来说是必要的。只有在放弃本质主义、统一主体和普遍主义观念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认识到社会关系中存在的多种形式的从属关系，认识到压迫不仅仅体现在阶级关系中，还体现在两性关系、种族关系、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这样才可能为阐明各种新社会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异质的民主斗争提供一个构架。 最后，借助拉康和齐泽克，拉克劳和墨菲建构了主体范畴，“异质性”的存在，使对抗成为可能，而认同“同一性”的存在，使领导权连接、统一主体立场的建构成为可能。主体是一种去中心的、去整体的行动者，而非同质和统一的实在物，不仅如此，主体还是碎片化的、被多元决定的。它不是被一种方式或一种话语所定位，而是被许多话语的许多位置描述。例如，在选举中，主体是选民，在宴会中，是客人，在一个家庭中，是母亲、妻子、女儿。主体正是在这种由多种多样的主体立场所构成的交叉点上被建构起来的。在这些立场之间不存在任何先天或必然的联系，也没有任何同一性曾经被最终确定地建立起来。每一个主体立场都像一个“漂浮的能指”，它们的意义从来不是完全固定的，而是始终向改变敞开着。 在新社会运动的实践中：不仅有“他们”的维度(建筑对抗的方面)，而且还有“我们”的维度(构筑朋友的一方)[6](P9)。如何构筑“我们”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构造统一的主体立场的问题。多元的主体立场之间并不存在先验的联系，要构造统一的主体立场，就需要转换不同群体的身份，从而使每一群体的要求能够遵照民主等值性原则与其他群体的要求相连接。不同主体立场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等同链条。这种连接不仅仅是一个表面的联盟，还是一种包含重叠身份认同的同一性。新社会运动的主体也就是这样被建构起来的，他们之间并不存在先验的联系，而是通过话语联系起来。 (三)确立激进多元民主的政治规划 新社会运动轰轰烈烈，拉克劳和墨菲既然要将其理论化，就要说明“新社会运动向何处去”的问题。用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说是——走向激进多元民主。这是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想，也是其政治规划。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多元民主的政治规划可以完整表述为：以领导权为核心，建立在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新社会运动的多元民主要求，将自由和平等的民主原则推广到一切领域。其中，自由和平等的民主原则是在民主革命中发现的，而民主革命的开端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把自由和平等的民主原则以明确的政治和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拉克劳和墨菲明显扩展了肇始于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和平等观念，自由不仅仅是个人自由，还包括政治自由，并允许把二者放在一起来思考；平等不仅仅是政治平等，还包括经济平等、两性平等等多个方面。 民主革命在拉克劳和墨菲那里意味着等级制和不平等社会的终结，从200多年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经过反资本主义的革命，一直延伸到今天的各种各样的新社会运动。拉克劳和墨菲指出，自由和平等的民主原则必须使自身成为新的社会想象的发源地，正是这种想象的持久性，允许他们在法国大革命与当前的新社会运动之间建立起一种连续性[5](P178)，允许他们把新社会运动也视作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革命，而这种民主革命是自由和平等的民主原则扩展的必然结果，也将把自由和平等的民主原则带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 新社会运动所表现出来的越来越多的要求自由和平等的关系，是高度发达工业社会的特征。新社会运动“携带”自由和平等的民主原则向一系列社会关系的扩展，被视为深化民主革命的关键因素。如果不处于各种各样新社会运动此起彼伏的语境中，就不能理解当前社会冲突的广度，就不能理解对抗性斗争的增殖及其导致的对从属关系的怀疑。拉克劳和墨菲指出，他们对新社会运动的兴趣，“不是它把各种斗争归属为与阶级观念相对的一个范畴，而是它在把迅速消融的社会冲突解释为越来越多的关系方面所起的新作用”[5](P178)。正是由于各种不自由、不平等的存在，才会激起各种对抗和冲突，从而引发新社会运动，通过此种“非暴力”的斗争形式以期实现自由和平等。一旦自由和平等的民主观念在某一语境中被制度化，它们就会被赋予一种物质生命，把新社会运动作为载体，以加速的链锁效应传向其他各个领域，这里“存在着民主话语深刻的颠覆性力量，能把平等和自由不断扩大到更加广泛的领域”，从而激起各种各样的反对斗争[5](P173)。 将自由和平等的民主原则推广到一切领域绝不是一个线性的进化过程，而是一个往返曲折的反复过程。在当代新社会运动的状况中，更是如此，往往一个运动的具体目标实现之后，这场运动就归于平静。当某种情境过去了，如罢工完成了，要求满足了，独裁者倒台了，人民将返回所谓的“一切照旧”的状态，返回到生活的平静的稳定之中。民主的状态相当脆弱，争取平等和自由的斗争也会呈现曲折反复的态势。但历史总是朝向进步的方向，追求自由和平等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歇。但是他们认为社会的最后缝合—— 一切领域都实现自由和平等——这一时刻永远不会到来。自由和平等会一直作为一种目标被追求。艾伦·伍德将拉克劳和墨菲的自由和平等原则与“普遍人类之善”联系起来，认为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政治目标，而只是一个抽象的道德标准。 与科学社会主义相比，拉克劳和墨菲的政治规划放弃了阶级主体、放弃了暴力革命、放弃了严密庞大的组织、放弃了宏大的社会改变目标。但是，拉克劳和墨菲的政治规划在价值目标上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契合。生态、资源、环境保护以及反核、反恐等新社会运动彰显了人类共同的价值目标，人类因为面临能否继续生存下去的问题而联合起来，性别、民族、种族等新社会运动在生活的各个领域追求自由和平等；而共产主义也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联合和解放，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综合评价 综上所述，拉克劳和墨菲是根据资本主义新变化特别是新社会运动的兴起重新建构一种理论。相比较于马克思那个时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确实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对于拉克劳和墨菲来说，各种变化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工人运动陷入沉寂，新社会运动此起彼伏。新社会运动展现了新的解放的可能性。如何深化新社会运动解放的可能性，便成为拉克劳和墨菲着力思考和要解决的问题。为此，他们做出了种种理论努力，建构新的政治概念、方法论基础和政治规划。他们进行理论建构的同时也解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唯物史观等重要内容，以至于最终走向后马克思主义。 的确，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逻辑很强，理论建构也很完善，涉及核心概念、方法论基础、价值原则、政治规划等多个方面。为了建构领导权概念，综合了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列宁的错位和联盟、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为了建构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的方法论基础，深入现代西方哲学，借助德里达和福柯，建构话语场域；为了破除总体性，吸收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理论；借助拉康和齐泽克，建构了主体范畴。为了解决新社会运动“向何处去”的问题，拉克劳和墨菲将新社会运动与其激进多元民主规划联系起来。拉克劳和墨菲依据新社会运动建构起来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还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新型的理论资源，从反面促使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思考：新社会运动是否应当作为自己关注的领域?昔日街头的工人阶级运动是否已经被今日的新社会运动所替代? 但是，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基础不可靠、理论规划不完整。首先，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存在着诸多缺陷。话语理论倾向于彻底地摧毁因果观念，把历史和社会的确定性消解为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强调的是社会领域的开放性和偶然性。这种随机性的理论很难保证一项政治规划走向成功，往往到最后什么都不会发生、什么也不会改变。为了分析国家、经济结构、现有的政治运动等等，必须运用政治经济学分析统治和抵抗力量，将这些方面中的任何一个仅仅解释为一种话语形式，并不能使问题得到充分说明。其次，拉克劳和墨菲没有对实现激进多元民主的政治规划做出任何步骤性、阶段性分析；没有充分考虑到自由和平等的民主原则推广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尽管拉克劳和墨菲在他们的理论建构上做了不少的努力，但他们的激进多元民主依然只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想法。标签：政治论文; 工人阶级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经济论文; 葛兰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