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当前的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思潮论文,文本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学术理论界，从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掀起了一股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的思潮。“重读马克思”、“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声声急迫，不绝于耳。这股思潮虽经大约20年的发展历程，但仍然可说方兴未艾。这是一种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思想文化现象。这股思潮何以发生？它涉及些什么问题和内容？它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以至整个学术界将发生什么影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有何意义？本文拟就此略陈管见。
一、我国当前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思潮的实质
通常所说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有两种不同的情形：其一，是从局部上、微观上就马克思文本的某一概念、用语、观点等作出不同于传统观点的解读，从而提出一种有别于传统观点的新的思想理论；其二，是从总体上、宏观上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特别是从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对马克思文本作新的解读，而不是对马克思文本的某一具体概念、用语、观点作不同的解读。前者如在上一个世纪下半叶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翻译问题的讨论，有论者提出“法权”应译作“权利”，以及后来对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有关文本的含义是可以跨越呢还是不可以跨越，对马克思关于人按照美的规律生产的论述所说“美的规律”是主观的呢还是客观的之解读；后者如较早的时候以实践唯物主义概括马克思哲学思想，后来又有在“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下对马克思文本所作的重新解读，等等。显然，这种区分是相对的、在抽象的意义上作出来的，实际上，在具体的理论观点上，还有非常复杂的交叉、包容情况。我们所说的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思潮不只是从涉及内容的广泛性上、从涉及观点的数量上着眼，虽然两种不同的解读必然表现在内容的广泛性和观点的数量上，而还要从不同的哲学立脚点上、从不同的哲学解释学立场上着眼，因而不是在同一种哲学观念、思维方式支配下的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而且这是更根本的着眼点。在这种新的哲学立脚点上、新的哲学解释学立场上的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重要的不在于去发现我们不曾发现的马克思——虽然最终结果会发现我们不曾发现的马克思，而在于怎样解读马克思，更准确地说，是要在方法论上调整我们自己。
实际上，直到上一个世纪70年代末，学术理论界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讨论或对自己所主张的理论观点的论证中，仍然是在寻找马克思文本的“本义”，其中有对马克思所运用概念的探究，有对翻译准确性方面的考释，有对马克思文本的整体性的强调，这些，无论在语言学、语义学或翻译学的意义上，还是在强调正确解读文本含义的意义上，都是有其必要性的，甚至可以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从旧模式向新模式的转化，但是由于这样一种解读所必然具有的视域的自我遮蔽性而不能发现真实的马克思。
这样一种解读的视域是什么？简单说来，就是西方近代哲学加中国传统的素朴唯物论哲学，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前苏联哲学理论对马克思文本所作的解读的影响所限定的视域。马克思是一位当代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是黑格尔、费尔巴哈古典哲学之后的具有典型的当代性的哲学思想。这样一位哲学家和他的哲学思想发生于资本主义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之后。马克思的文本是在对一定发展阶段上的资本主义——它以相当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为前提——进行了深刻研究的基础上的产物。对马克思这样一位当代（ contemporary） 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是那些站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社会历史视野的人所不能理解的——在那样的视野内，可以有对圣人的崇拜，可以有对素朴唯物论的深刻体验，可以有对自身一贯正确、永世长存的信念，但唯独不能理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平等意识，不能理解马克思所谓新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不能理解马克思关于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否定的理解等等深刻的思想，如此等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所遭遇到的就是这样一种理解。尽管有诸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大批杰出的、站在时代高度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也不能使整个中国社会思想界超越这样的视野，不能使整个中国社会在深层的思想文化上去“马克思”地理解马克思。当然，由于中国在更早些的时候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缓慢的发展，有一些先进之士接受了近代的、现代的资本主义思想影响，但是从整体上说，中国人似乎更多地接受了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的影响，他们也只能站在近代启蒙思想的高度上解读马克思。同时，由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革命的示范作用，中国在哲学思想上也就更多地受到了苏联的有着黑格尔哲学思想深刻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在我国，如毛泽东所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在中国整个20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是中国素朴唯物论与西方近代哲学的混合物，并且纠合着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因此，我们在传统上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很大程度上以这样的哲学思想解读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所说的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思潮是一种转换，一种从上述旧的哲学体系向新的哲学体系的转换，一种从旧的哲学方法论向新的哲学方法论的转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们对传统哲学的一种革命性变革。
二、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思潮的总体背景
显然，把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思潮区分为局部上、微观上与总体上、宏观上两种不同的情形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如果从历史进程的角度看，从总体上、宏观上的重新解读是以以往局部上、微观上重新解读为前提的，而从局部上、微观上的重新解读又会发展为从总体上、宏观上的重新解读。而这种发展本身就包含了哲学视域上的、基本哲学观点上的、哲学解释学上的转换。显然，这种内在联系不是单纯理论的自身运动或演绎的结果，而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推动的结果，是社会实践活动在思想理论上的反映。具体说，它有着重大的国际背景，也有着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即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说，中国的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思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社会进程的理论表现。
所谓重大的国际背景，主要是指苏东剧变后一些冷静的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命运的反思。这种反思对本来就有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的我国大多数学者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陈学明、马拥军系统地研究了苏东剧变之后西方四大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并由衷地表达了他们的见解——他们批判了苏东剧变之后那些肤浅的“理论家”和堕落的政治家即投机分子的鼓噪呐喊，指出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一点，因为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弊端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拯救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反而使它们陷于更加深重的危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原来因为反对社会主义而被掩盖的矛盾开始浮出水面，并日益显出其依靠自身力量无法治愈的症状。于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越来越显得底气不足。”[1] （P1）这一状况对仍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因而当代西方哲学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的呼声就引发了中国学者的极大兴趣并作出了积极的响应。
所谓中国的现实需要，当然是指上一个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社会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促使我国学术理论界对我们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及其实践进行了反思。这一反思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大的阶段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找问题，表现为用中国的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这一“检验”本身尽管还没有走出旧哲学的思维模式，但是它导致的效果是在实践上离开了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条化、形而上学化的倾向；当然，它同时也附带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在用中国的实践进行检验的时候，不适当地把对马克思文本的误读当作了马克思文本本身，从而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对马克思文本本身作了不适当的否定。但是当中国的社会继续沿着市场经济的道路发展的时候，马克思文本所具有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批判的前瞻性和正确性就再次被认识——这种认识是同站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大相径庭的。于是，“回到马克思”就成为学术理论界反思的新指向。这一点，无论在对马克思文本作总体的、宏观的还是局部的、微观的重新解读上，都有明显的表现。第二个大的阶段是从当代哲学的角度、从新的哲学解释学的角度，说具体一点，是以超越唯物、唯心二元对立的新的哲学视角总结以往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并转而对马克思文本作当代性的解读。
从第一个大的阶段向第二个大的阶段的转换是从上一个世纪80年代逐渐开始的。如果说，由于改革之初，我们缺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在马克思文本中又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因而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话，那么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发展，在“摸”中就会积累许多经验教训——就经验来说，它使我们有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依据；就教训来说，一些以单纯的经济指标，如GDP为社会发展的全部目标、目的的早期观念愈显其弊端，甚至在实践上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于是，社会的协调发展、长远发展、人的自由发展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早期的一些观点，诸如对资本主义造成的人的异化的批判、对人的自由发展的强调，以及贯彻始终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等等，为理论界所重视。去发现一个真实的马克思，进而真实地去发现马克思的思潮，即从宏观上、方法论的意义上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的思潮，悄然兴起。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这种对马克思文本的重新解读过程中，人们发现马克思文本与当代西方哲学文化思潮有着很明显的共同特征，这就是在本体论、方法论上，两者具有一致性。这在以往，是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但是把马克思同世界历史隔绝开来，而忽视了它的时代性特征，这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的。这个道理之简单，就像哥白尼体系形成之后，人们应当有着以哥白尼体系为共同背景的宇宙观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往在否定意义上对当代西方哲学文化思潮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思潮所作的批判也被代之以更多地在借鉴意义上的批判，甚至把它作为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的重要参照，这使我们受益匪浅。应当说，就当代性来说，当代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要比我们许多人所标榜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得多。因此，当代西方哲学文化思潮的大量传入是我国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思潮发生的一个重要催发因素。
我国当前的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思潮就是在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马克思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中兴起和发展的。
三、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思潮所涉及的基本内容
中国当前的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思潮涉及内容非常广泛。我们几乎可以在所有学科中找到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的话题，例如哲学的、经济学的、政治学的、法学的、文艺学的、美学的、历史学的、社会学的等等；我们也可以看到从不同的视角对马克思文本所作的不同解读，例如对作为政治家的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对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对作为社会批判家的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对关心人的自由发展的人道主义思想家的马克思文本的解读等等。就所涉及的内容来说，可以划分为综合的重新解读、在不同学科的研究领域所作的重新解读和从不同社会实践领域出发所作的重新解读。
在综合地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的著作中，比较系统因而也比较有影响的是杨耕的《为马克思辩护》。作者称：“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进行了社会主义思想史和理论经济学的‘补课’。”[2] （P18）而这是从马克思哲学的特点出发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本著作中，作者涉猎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诸多学科，而出发点和落脚点还是哲学。在哲学层面上，他指出，马克思是现代哲学的开创者。“日常认为，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处在根本的对立之中。具体地说，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原则是拒斥形而上学，而马克思哲学不同于或高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地方就在于，马克思哲学仍然保持着形而上学这种哲学形态的‘本色’，即以追溯整个世界的本原或基质为目标，力图从这种终极存在——物质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一切事物的本性，然后从自然存在推导出社会存在。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对马克思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反思使我得知，反对或拒斥形而上学同样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则。”[2] （P41）他从三个方面说明了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从马克思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看，马克思哲学是现代化运动发展到第一个高峰时期的产物，而且马克思哲学对现代社会存在的诸种问题进行了自觉的反思和深刻的批判，可以说，马克思哲学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反思的产物；从马克思哲学的主题和基本内容来看，马克思哲学关注的是‘人类世界’，并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终结了传统哲学；从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看，就内容而不就形式而言，从根本上看，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运行都是以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主题转换为方向的。”[2] （P650）应当说，杨耕的这一论断是很有概括性的。如果说，早些时候的实践唯物主义论者们对物质本体论的批判就已经初见对马克思文本解读的转换的端倪，那么，晚些时候出现的一系列著作，就足以昭示这种对马克思哲学解读的转换的大观——例如陈学明、马拥军合著的《走近马克思》，通过对苏东剧变之后西方四大思想家德里达、詹姆逊、哈贝马斯和吉登斯走近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的轨迹的研究揭示了不同于传统观念的马克思的思想理论，而孙伯鍨、张一兵合著的《走进马克思》则通过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展示了一位被重新解读的马克思。当然，还有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如俞吾金、刘放桐等也大力张扬对马克思文本作当代性的解读。
在不同学科的研究领域所作的重新解读中，尽管由于受到综合的重新解读的影响，这种重新解读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由于习惯的观点的影响还相当根深蒂固，所以旧的哲学的痕迹还时有所见。例如在当前人学研究中，时有论者征引马克思关于人就其现实性来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但是在这样一些征引中，既有对它作旧哲学的阐释，如本质论的阐释，也有对它作当代哲学的阐释，即非抽象本质论的阐释。
从对不同社会实践领域的需要出发所作的重新解读，多以具体的实践问题表现出来，而且大多数都不直接表现为哲学视角的根本性转换。例如在我国经济学领域，有论者重提资本价值论，以“补充”或“完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的则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有的提出应把管理作为劳动看待并认识其创造价值的作用等，这些无疑都是对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对以往政治经济学的反思，但是这些讨论和争论在很多方面反映了我们的研究的滞后性——它把马克思的文本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孤立出来论其是非，即使提到马克思所处历史时代的特定背景，也没有把马克思的理论所赖以确立的社会历史条件同我们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进行必要的区别，就作结论说马克思的观点不正确等等，从而也就不能清楚地估价马克思针对物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批判的当代意义。又例如，在社会学、政治学领域，对马克思文本的重新解读也颇令人瞩目。郑异凡在《关注经典著作的发表时间》一文中谈到，流行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一种说法——列宁以“一国胜利论”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实际上是后人强加于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指出，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恩格斯写于1847年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关于“一国胜利”的提法在其后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因而也就没有充分的理由认定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思想；另一方面，由于在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之前这两部著作（或相关内容）并未发表并发生影响，因而也就不存在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所谓“同时胜利”论的发展问题[3]。显然，这一解读注意的是从文本内涵与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上廓清理论观点，澄清不恰当的结论。
应该说，在美学、文艺学方面，具有转换意义的重新解读表现得要鲜明得多，这不仅是因为它直接借鉴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文本所作的当代性解读的理论观点，而且还因为它试图直接用当代西方美学家、文艺思想家的观点于我国美学、文艺学研究。结果是，在这一本来就较少有旧唯物论色彩的领域，理论家们提出了不少异常活跃别具特色的理论观点，只是由于许多学科上的、历史上的以及传统上的原因，它的转换没有哲学上的转换那样来得深刻和广泛。
四、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思潮的意义
如果从重新解读了的马克思文本的观点（或者说“回到马克思”的观点）着眼，我国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思潮的出现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至少是符合马克思关于真理依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为转移的观点，而否定了那种形而上学的抽象真理观，因而尤其在实践上，它也就更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列宁指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4] （P183）只有从社会的实践出发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真正实践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历史也证明，正是那些抱着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不放的人，才是真正的违背马克思主义、诋毁马克思主义的人。
从当前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思潮所涉及的具体内容看，它的重要意义远远不只是符合了当前的实践需求，不是仅仅满足于暂时的功利考虑，如果那样，它就会导致一些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见。中国当前的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思潮是发端于社会实践需要而又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的结果，尤其是反思传统唯物主义哲学的结果——由于这样一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由于这样一种传统的唯物主义哲学，人们不能当代地解读马克思文本，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文本的当代性，其结果是，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丢弃了马克思的真谛，而且更重要的，是丢弃了马克思的方法、马克思的灵魂、马克思的智慧。所以，发生在当前的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的思潮虽然有时候是以“回到马克思”的形式和口号出现的，但是深层上是在告别古典的传统的旧哲学，是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从而是在马克思本旨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
这种转变之重大，是因为它是历史性的、划时代的。它是西方近代哲学向当代哲学转变在中国的历史性再现——当然是一种近似的或者说是在基本精神上的再现。对它的估价，取一个自然科学革命的实例为比，也许是有趣的：它就像在宇宙理论上从托勒密体系到哥白尼体系的转变——在托勒密体系中，解释行星的逆行现象是以本轮均轮之说“发展”托勒密体系的，而在哥白尼体系中，是以围绕太阳旋转的行星的相对位置为依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旧体系中，或在囿于旧体系的束缚的观念中，某一理论越“发展”，离开真理就越远，而从新体系出发，就会发现另一片天地，就会发现一片“新大陆”。例如，从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的观点看，许多传统观点就会受到挑战：真理是预设的呢，还是生成的；真理是不断地一个个累加的结果呢，还是一个不断地辩证否定的过程；我们应该用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去解决现实问题呢，还是应该从现实出发去马克思主义地寻找新答案；如此等等。在既往的“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解答虽然不无正确的成分，但在许多情况下，只不过是在旧哲学中纠缠的似是而非。而从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的观点出发回答这些问题，就会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思路和结论。
当然，我们对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思潮所作出的估价，是更青睐哲学上的成就的，这是由于哲学上的重新解读更具有历史性转变的色彩而且也更具理论上的深刻性。这无论是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还是从方法论的意义上，都可以见出。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它的转变为一切学科的研究从根本上摆脱旧的哲学藩篱打下了基础；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它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一般方法论，并在此基础上引申出具体学科研究的新方法，而非常重要的是，这一重新解读本身就增强了人们对马克思文本的实践基础的理解和认识，从而为人们在新的社会实践中应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可以说，哲学上的转变从宏观上决定了中国当代哲学已从传统的旧唯物主义挣扎出来，进入当代哲学的发展新阶段，并因而影响、带动了其他学科的转变，而哲学的转变的基础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推动。显然，最后应当指出，本文仅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角度对我国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思潮所作的审视，而不是全面评述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实际上，除了偏重于对马克思主义作学理的研究以外，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还有偏重于实践的一面，而且应当说，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特点来说，还是从中国的现实需要来说，这种偏重于实践的研究更为重要。而我国当前的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思潮，又无疑会对我国的社会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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