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阿Q正传》的新窗口——论邹七嫂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传论文,新窗口论文,形象论文,论邹七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问题的提出
小说是一种符号艺术，是关于人物的符号化的艺术书写，它通过对人物的生命状态和命运历程的描写隐喻式地反映生活，表现思想。一个人物就是一个意向性符号。《阿Q正传》作为现代中国小说中享有国际盛誉的作品，它的成功首先就在于它构建了一个“有意味的形式”。这是通过人物形象塑造的符号化处理完成的。小说通过阿Q这个艺术典型的创造，符号化地深刻揭示了国人普遍存在的性格缺陷与精神弱点，忧愤深广地对国民性展开了尖锐的批判。发生在阿Q身上的悲喜剧，成为中外世俗人生的镜照。正是这样，《阿Q正传》在鲁迅研究中成为焦点，相关成果在整个鲁迅小说研究中是最丰硕最厚实的。这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经典是常读常新的。
然而，考察鲁迅研究的学术史，对于《阿Q正传》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不足。迄今为止，研究者的视角仍然比较狭窄，绝大多数人的探讨还是围绕着阿Q的“精神胜利法”这一性格特征来展开的，专注于揭示阿Q形象的典型性及其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意义。到20世纪末期，对阿Q的认识明显地走过了四个阶段的长途旅程。① 这项研究工作不可否认做得非常扎实、充分而深入，不少成果非常厚重。但是，对这样一部经典小说，研究界一直比较缺少的是将它真正作为小说艺术来审视的艺术眼光与审美视角。阿Q形象是怎样生成的？阿Q的故事是怎样叙述的？阿Q的悲剧生命是怎样走向终结的？学术界对这些重要问题一直比较冷漠。这也许是学术上“趋然附势”的风习所致。彭定安先生指出，对阿Q典型的解读，真正难的是人们“一直忽视了的艺术的——审美的解读：重要的不仅仅是，阿Q是什么样的典型的解读，更重要的是，鲁迅是如何创造了这个不朽的典型，其艺术的、美学的成功之处何在？他的《阿Q正传》叙事诗学的基本规律是什么？”② 这是十分中肯的意见，有助于《阿Q正传》的研究走向全面深入。
其实，对《阿Q正传》的审美解读，还不能仅仅局限于对阿Q形象的解读，应该将阿Q还原到作品的艺术整体中去，对《阿Q正传》所有的构成要素和影响因子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与把握。小说是由人物构成的一个符号系统，《阿Q正传》作为中国人性病态的写真集，阿Q只是这部写真集中的一个主要代表。作为鲁迅篇幅最长、孕育时间也最长的小说，《阿Q正传》也是他塑造人物最多并最出色的小说。它不仅显示了鲁迅塑造人物的艺术功力，更彰显了鲁迅独到的艺术眼光。因此，要以审美的视角解读《阿Q正传》，就必须全面审视这个有意味的符号系统，把握每一个艺术符号，不仅要顾及到这个符号系统所指向的未庄，还要顾及到构成这个符合系统的所有生活在未庄的人，要“从侧面去更深度地理解阿Q”③。作为社会的主体，每一个人都是在人际空间中展示自己的，阿Q也不例外。阿Q的整个生命旅程始终都定位在未庄，他的悲喜剧故事与命运走向始终同封建、落后、封闭的未庄的世俗人情交织在一起。应该说，是未庄推出了阿Q，未庄的环境烘托了阿Q，未庄的乡民创造了阿Q。没有未庄的人，阿Q的形象不能完成。只有对活动在未庄各阶层的人物进行充分的解读，才能更好地把握未庄，深入地理解阿Q，避免就阿Q谈阿Q的弊端，同时还能更好地理解鲁迅力透纸背的忧愤，把握他创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在未庄，除了赵太爷、钱太爷这两个家族主导着未庄的社会形态和整体局势以外，邹七嫂也是一个可以展示主体自我的“活跃分子”。在《阿Q正传》中，如果说阿Q是一个主要人物形象，被塑造得非常成功的话，那么邹七嫂就是一个地位仅次于阿Q的人物形象，也是符号意味非常丰富的成功的典型，她在小说审美上的价值十分重大。对这一艺术形象进行审美解读，无论是对于深入理解阿Q这个艺术形象的典型意义，还是对于小说思想文化内涵与艺术特征的把握，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她不仅是未庄文化的集大成者，而且是阿Q悲惨人生的推动者。因为有了她，不仅小说叙事得以顺利完成，文本得以建构，而且国民的精神病态也得到了更加深刻而全面的展示和批判，作品的悲剧蕴涵大大扩张，其喜剧情调也更加浓郁。然而，虽然学界已经认识到“研究阿Q周围的人物，分析和考察阿Q周围的社会环境，不失为阿Q典型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④，但是邹七嫂在《阿Q正传》中的审美地位却没有被学界重视，她一直受到鲁研者的冷漠和小视，至今有关她的系统研究成果几乎空白。就是主张要“从侧面去更深度地理解阿Q”的学者蒋星煜先生也忽视了这个构成阿Q后天环境中的重要“侧面”，在其《论阿Q周围的人物》中也只论赵太爷、假洋鬼子和吴妈；而认识到了研究阿Q周围的人物的确能够帮助读者深刻理解阿Q形象的学者张梦阳先生，虽然在其著作中开风气之先地将她列入了自己的研究视野，但并没有真正重视她，的确也只是如他自己所言的“略加评说”⑤，仅仅对其性格做了简单的描述，其重要性还不如小D（但张先生的评说，对于邹七嫂来说实在是不可多得的）。邹七嫂在研究界“失语”至如此，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她在作品中的边缘地位造成的。真的是这样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本文试图对她展开一些探讨，以弥补这一缺憾。
二 社会图景的完型亮示
鲁迅是中国乡土小说的宗师，在《阿Q正传》之前，他已创作了9篇乡土小说。从《怀旧》开始，他就致力于乡土村镇生活与世态的描写，艺术地去审视乡土中国村镇社会的真实面貌。无论是“芜市”，还是“故乡”，或者是“鲁镇”和“未庄”，他都进行了真实的描绘，出色地表现那俗世人情与风习情景，立体地展示了封建落后的村镇社会图景，深刻地揭示了它们的社会形态特征和历史文化本质。在这里，从上层社会到下层百姓，从男性世界到女性世界，各个阶层及其不同群体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情状，它们各自的社会位置和角色特征，鲁迅都做了深入骨髓的透视与展示。《阿Q正传》则是鲁迅对乡村世界最深刻的艺术观照，全面地描写了出没在未庄的各色人等的世俗人生。作品中的未庄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缩影。在辛亥革命风潮激荡的时期，未庄所风传的革命党人，“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似乎他们就是要“反清复明”的一些脚色。这即可看出，笼罩在未庄人心头的只有浓重的封建观念，其中最主要的是封建等级观念。邹七嫂活跃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也就成为这个环境的历史文化形态与精神风貌的重要载体，是未庄文化的集中体现。
符号学原理告诉我们，任何符号体系都可以根据纵聚轴和横组轴两条轴线来解读。解读邹七嫂这个艺术符号当然也可以从纵横两方面来进行。在鲁迅所建构的符号系统中，邹七嫂处在纵横两轴交界的坐标原点。也就是说，在鲁迅所构建的这个符号化的社会人文图景中，邹七嫂总是居于未庄社会的坐标中心。未庄是受封建思想严重桎梏的村镇。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有着不少近代因素，但旧的封建等级仍在延续。国人的社会地位，“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即特权等级，庶民等级和贱民等级”。⑥ 在等级社会中，“不同的等级本身将导向某一声望阶级，因为这一等级制度等于是对人们分别所赋予的财产、职业、文化等的声望程度进行等级分类”。⑦ 未庄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乡镇社会，根据人们的财产、职业和文化等声望，我们可以把未庄人划分为地主、平民和雇民三个阶层。然而，旧中国的等级制只是以男权世界为准的，女性的社会地位则是依附男性的，所谓“夫荣妻贵”、“夫荣妻显”，就是这种社会制度的文化显示。所以，女性的“名分”都是由男性的地位来决定，这就有了以男性姓氏领头的所谓“钱太太”、“鲁四婶”、“杨二嫂”、“王九妈”等等之类的不同身份的女性称谓了。未庄女性世界的等级也就是这样确定的。一个名就是一个头衔，给予某人在社会上以特定的地位，并明确了他与别人的关系。因此，假如把未庄这个小村庄的社会关系类比成一个平面坐标系，那么邹七嫂就是那坐标原点：
这里，横轴表示女性世界，纵轴表示男性世界。在这个坐标中，我们直观地看出未庄的社会关系网以及不同个体所处的社会位置。赵太爷父子、钱太爷、假洋鬼子之流，位于纵轴正方向，是盘踞于未庄的封建势力的代表，他们在未庄最有钱有势，也最具权威。相比之下，阿Q、小D、王胡这些下等百姓则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在纵轴负方向，居于未庄世界的底层。在封建社会末期，赵太太、秀才娘子这一类女人居于贵族阶层的深闺中，她们尊崇封建传统礼教，是封建制度的捍卫者，居横轴正方向；而吴妈、尼姑之类的女性，则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对象，她们处于附庸地位，政治经济地位卑微，受尽压迫和剥削，在横轴负方向。在这个没落、封闭的未庄，邹七嫂穿游于地主贵族与下层百姓之间，无论是在男性世界里，还是在女性闺阁中，她始终站在未庄世界的坐标原点，其作用力向外发射，影响到未庄社会的各个阶层。显然，邹七嫂所处的这种枢纽位置，使她在未庄的主体活动不仅自由，而且空间广阔，总是显现着未庄人的印痕。生活在未庄的阿Q也自然会与邹七嫂联结起来，阿Q的命运必然会与她发生关系。
邹七嫂这个人物的设置，是作者追求社会结构形态完型表现的显示。马克思文艺理论告诉我们，艺术的任务是对现实整体进行忠实和真实的描写，真正的艺术总是向深度和广度追求，艺术家竭力从整体的各个方面去掌握生活。⑧ 未庄是封建中国等级社会的缩影，鲁迅要借助这样一个虚拟世界的描绘来展现中国社会存在的病根，引起疗救者的注意，⑨ 未庄首先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不仅在深度上要显示中国封建社会的精神特征，还应该在广度上显示封建中国的文化特征。众所周知，等级观念是封建统治者维持社会秩序、巩固统治地位的理论工具。儒家理论认为，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地位，并使自己的行为与自己的地位相称，那么社会秩序就有了保障。在封建社会，等级制是社会化的。社会是复杂的，不是一种简单的上下两级世界。鲁迅指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⑩ 在未庄这样一个等级森严而又愚昧落后的封建乡镇，其社会构成当然不可能只有赵太爷们和阿Q们的两级。邹七嫂的设置，使未庄的社会结构形态得以完型。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它是人与人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虽然赋予人不同的身份与角色，但正是因为拥有了各种不同身份与角色特征的人，社会才得以完型。在《阿Q正传》中，邹七嫂作为一个平民，既承载着未庄世界的男权等级意义，又表现了女性世界的身份分级。她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名字，而是惯用了“邹七”（邹七，是她丈夫的名字），这种妻随夫姓的依附性名分不仅凸显了邹七高于阿Q的身份（阿Q连姓名都没有），也表现了作为女人的她高于吴妈但又区别于赵太太的身份：她不属于深闺（深闺里的女人唤作“太太”、“小姐”等），又不是浅阁，与吴妈这样的雇民不同。邹七嫂的出现，亮示了未庄的平民世界，沟通了雇民与流浪者构成的底层世界和以赵太爷与地保等为代表的上层世界以及浅闺与深闺的联系。这种处在未庄社会的负轴和正轴的原点身份，彰显了社会的多极与多级意义，使未庄世界得到完整的展示。
一个社会的结构形态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本质特征。在作品中，邹七嫂出现之前，未庄只是一个两级世界，除了赵太爷、钱太爷和地保等上层社会的人之外，就是阿Q、王胡和小尼姑这一类最底层的人。这种两级世界使社会结构形态简单化，往往容易造成人为的先念性和概念化，使社会失去其复杂性，不仅不能客观地显示社会的本质特征，而且会降弱它影响人的作用力。这显然不是鲁迅所要反映的未庄。只有邹七嫂的出现，才使未庄的社会形态得以全面、完整地呈现，未庄的社会本质与文化特征才得到了更加广泛、深刻而真实的反映。认识到这一点，对于邹七嫂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
三 人物艺术的功力彰显
如上所述，邹七嫂在《阿Q正传》中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在作品中，鲁迅以阿Q的人生形状为主干串联起未庄的各色人等，完成了未庄社会的构图。小说展示的只是阿Q生命旅程中的几个片段，除阿Q之外，其他人物都只在阿Q生命进程中的特定场合才出现，出场的机会都不多，有的人物几乎是一现即逝，在小说中活动的时间很短。尽管如此，但这些阿Q的背景人物却个个神情毕显。邹七嫂的出场显然也是有限的，但因其居于未庄社会坐标系中的原点位置，是横轴与纵轴的交点，既属于横轴又属于纵轴，既联系负轴又关涉正轴，坐标空间里的点都围绕她在做运动，她的活动空间较一般人大一些，所以出场的机会相对来说要多一些。正是这样，邹七嫂在小说中显得比较活跃。她与不同阶层发生关系的行为表现，呈现了鲜明的个性特征，展示了鲁迅塑造人物的艺术。她的精神性格与命运遭际，加大了小说的悲剧蕴涵，增强了小说的喜剧情调。
与阿Q一样，邹七嫂也是一个充满悲剧性的喜剧式人物。她是搀和在吴妈被阿Q求爱后的哭闹中出现的。她一上场便劝说吴妈：“谁不知道你正经，……短见是万万寻不得的。”这给人形成的第一个鲜明印象就是封建保守落后。男女间的相互求爱，是人生的头等大事，本来是人间最自然最为正经的事情，可邹七嫂似乎根本不明白这一点。在她的意识中，只有严守封建礼教规范下的“男女之大防”，恪守封建贞节观念，才是正经的；吴妈被阿Q求爱而哭闹着是正经的，如果不哭不闹就同意了，那就是不正经，就是苟合，显然是要被她嗤笑的。在这里，鲁迅一落笔就将人物的思想意识给展示出来了。同时，邹七嫂对吴妈贞节的评判，既有暗示自己的贞节的成分，也有倚老卖老的嫌疑。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出，维持她在未庄的地位和在未庄女性中的权威的，正是这种落后的封建意识。更为传神的是，当阿Q求爱失败的事情暴露后，“仿佛从这一天起，未庄的女人们忽然都怕了羞，伊们一见阿Q走来，便个个躲进门里去”，本来将近五十岁的邹七嫂已经失去了被人看上被人求爱的资本，可是她“也跟着别人乱钻，而且将十一岁的女儿都叫进去了”。这种喜剧性的可笑举动，充分地显示了深入骨髓的封建意识。寥寥几笔，便勾魂摄魄，可见鲁迅人物描写的功力之深！
然而，她的喜剧性还体现在她行为的矛盾性上。她本来是躲避阿Q的，可是，当阿Q从城里带回来“好东西”，她却有了不同的表现。小说是这样记叙的：
然而不多久，这阿Q的大名忽又传遍了未庄的闺中。虽然未庄只有钱赵两姓是大屋，此外十之九都是浅闺，但闺中究竟是闺中，所以也算得一件神异。女人们见面时一定说，邹七嫂在阿Q那里买了一条蓝绸裙，旧固然是旧的，但只化了九角钱。
可见，阿Q从城里带着“便宜货”回来后，邹七嫂是未庄女性世界中第一个从其手中买过东西的。这表明，在未庄这十之九的浅闺中，邹七嫂算得一个喜欢赶时髦而又好沾小便宜的人物。她穿起了从阿Q那里买来的城里人的蓝绸裙，浅闺中的女人们对她亦多了一份“敬意”，这就自然得很。可笑的是，原先见到阿Q躲避不及，可现在因为有便宜沾，就第一个上去了，而且觉得很“得意”。无疑，这突显了她的可笑的高贵。说她可笑，或许着实委屈了她，但实在是让人忍俊不禁。这种喜剧性的表现，揭示了她那种为了小利可以忘记操守贞洁的乡镇俗妇的本色，也显示了封建礼教的虚伪性。这也正是她在未庄可以自在生活并获得女人们羡慕与敬意的法宝。于是，人物的个性显得更加鲜活与真实。
邹七嫂在未庄是受人关注和重视的，颇有影响力。她从阿Q那里买了一条蓝绸裙，就引领着未庄的时尚与潮流，不仅使未庄的女性们“都眼巴巴的想见阿Q，缺绸裙的想问他买绸裙，要洋纱衫的想问他买洋纱衫，不但见了不逃避，有时阿Q已经走过了，也还要追上去叫住他”，而且也引起赵府的重视，“便托她即刻去寻阿Q”。她的这种影响力是以她的个性为前提的。邹七嫂个性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好事浅薄，庸俗张扬，喜欢表现自己。不管是她介入吴妈哭闹的事件，还是她“将阿Q可疑之点传扬出去”，都足以显示了这种个性。吴妈哭闹时院子里虽然有许多人，但除了邹七嫂之外，都是赵府的人。人家家里稍微有一点动静，她就去了，可见她的好事。而且，到赵家一看到吴妈，人家的话还没有说完，马上就“从旁”抢话，发表自己的看法，显示自己的存在，活显了她的张扬心态。更突出的还是对绸裙的张扬。她买了一条绸裙，如果她自己不张扬，谁知道她从那儿买的呢！也正是她的张扬好事，要表现自己，她才在“得意之余，将伊的绸裙请赵太太去鉴赏，赵太太又告诉了赵太爷而且着实恭维了一番”。于是，阿Q的中兴就由浅闺传进深闺，传进地主太爷的耳朵了，并最终传遍整个村庄。然而，就是在这种张扬中，当然不止显示出她爱面子，要显示自己，而且更暴露了她心理上虚弱的本质。在未庄，凡事“必须与一位名人如赵太爷者相关，这才载上他们的口碑”，这是通例。所以，我们的邹七嫂要显示自己的脸面，光靠自己卖弄还不行，还得要得到名人赵太爷们的首肯。我们从这种可笑的举动中又发现了她的悲剧性。自己能够把握命运的人，穿一件衣服还要看人家眼色吗？你看，人家赵太太、秀才娘子的高贵与脸面，何须大肆宣扬，而自然会载上未庄人的口碑。可以说，邹七嫂始终无法摆脱未庄俗妇的胎记，但这是残酷的封建专制统治压迫的结果。
在未庄，赵太爷、钱太爷之流才是权力的把持者，具有呼风唤雨的本领，怎么邹七嫂在未庄也有如此影响，以至未庄民众对她会如此看重与信任，赵太爷也要她去找阿Q，而且是“托她”，比较客气呢？这还与她在未庄形成的趋炎附势、傲下媚上、庸俗势利的品性有关。其实，在未庄，邹七也就是一个平民，邹七嫂的地位并不高，她仍然只是赵太爷手掌中的一只蚂蚁，并不能牢牢地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她一方面好事，显示自己，虚张声势，另一方面又怕事，内心十分虚弱与胆怯。于是，她借助与赵太爷邻居的优势，极力谄媚巴结，卖乖讨好，甘当走卒。她“将伊的绸裙请赵太太去鉴赏”，除了要张扬、提升自己以及因心理虚弱、自信心不足而要寻求支持和肯定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未庄底层的新鲜事物传入赵府，取悦地主老爷太太们；赵府托她去寻阿Q时，她十分上劲卖力，晚上就将阿Q找来了，而且走得“气喘吁吁”，生怕开罪赵太爷。她对赵太爷言听计从，是他的传声筒、小喇叭，几乎成了赵府的发言人。举人老爷带着家什到未庄来避难，茶坊酒肆里都说革命党要进城，她则顺着赵太爷的口风说举人老爷的破衣箱是来寄存的，已被赵太爷回复转去。这种唯赵府马首是瞻的言行，也实现了她想要赵家这棵大树来荫蔽的目的。邹七嫂与赵太爷这位名人如此关联，未庄人显然谁也不敢小视；也因为她甘当奴才，赵太爷才对她比较客气。邹七嫂的言行，充分显示出她对待世事人情的庸俗世故，这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遭受封建统治者欺压、愚弄和剥削的典型反映与定格。
正是这样，又使她形成了见风使舵、明哲保身的自私习性。所以，她对阿Q这样一些底层的百姓毫无热情，极其冷漠。当阿Q被赵太爷逼得一无所有，生计无路，她也视之如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没有丝毫的同情心；她亲听了赵太爷的“庭训”后，不仅第二日便将那蓝绸裙去染了皂，试图与阿Q划清界限，掩盖她与阿Q有过接触，隐瞒她购买赃货的历史，而且丝毫不顾阿Q的死活，“将阿Q可疑之点传扬出去了”，对阿Q造成很大的不利：“最先，地保寻上门了，取了他的门幕去”，“其次，是村人对于他的敬畏忽而变相了，虽然还不敢来放肆，却很有远避的神情”。其实，邹七嫂谄媚巴结、见风使舵的习性已经染上了阿谀奉承、两面三刀的市侩恶性。为什么阿Q求爱不成反落得未庄所有的女人第二天都个个躲避他的结果呢？为什么后来吴妈也没有再在赵太爷家干，而是进了城呢？这里恐怕不可排除她这位多嘴多舌、惹是生非的张扬者的“功劳”。试想，这样一个桃色事件对她来说有多少卖点，她能忍得住不到外面去卖弄和传扬吗？而在传播中又怎么不会添油加醋，搬弄是非呢？也许正是她的嚼舌，使女人们见到阿Q就怕羞，所以没有人家敢用他，使他生计出了大问题；对于吴妈，虽然她当面说“谁不知道你正经”，可是难保她不会猜测她与阿Q根本不存在却又让她想入非非的苟合，背后“难保不说‘雌狗不摇尾，雄狗不上身’之类的话”(11)，其传言也就难保不会将它杜撰和夸大，甚至说出那种不堪入耳的传闻，使人形成吴妈不守妇德的印象。试想，吴妈与阿Q都这样，与其他人那还得了。于是，未庄人怎么都不敢用吴妈了。后面的情节显示了这一点。吴妈由此不仅活路受挫了，而且精神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她连阿Q都认不出了。所以，在邹七嫂伶俐的言行背后包裹的始终是一颗庸俗的私心。
在未庄，邹七嫂始终是围绕着自身利益行事的，唯利是图是她“最守本分”的原点和底线。当她的利益与德性发生矛盾的时候，她所选择的首先是自己的利益；当有利可谋的时候，她会不顾一切。正是这样，邹七嫂既显示出了自己的个性特征，又展现了中国国民的精神底色。而这一切，鲁迅主要通过有限的人物言行的展示和对典型的细节的提炼与描绘来完成的，可谓字字珠玑，彰显了鲁迅高超的人物描写艺术。
四 文化批判的思想拓深
鲁迅的创作，总是将人物放在特定的环境中展现其精神与个性。他说，“我是绍兴人，所写的背景又是绍兴的居多……但是，我的一切小说中，指明着某处的却少得很。”(12) 他总是以泛地域名称来命名所在地点，如鲁镇（《孔乙己》、《明天》、《风波》、《社戏》、《祝福》），故乡（《故乡》），未庄（《阿Q正传》），S城（《在酒楼上》、《孤独者》）等。除此之外，鲁迅的小说大多没有明确的地名。正是在这种现实与虚构统一的时空背景中，鲁迅笔下创造了独具浙东特色的文化环境以及在这一环境下生活的典型人物形象。如果说阿Q这个伟大的艺术典型是未庄这一典型环境所产生的，那么邹七嫂又何尝不是未庄的产物呢？她生成于未庄又再现了未庄世俗人情的风貌，是催生阿Q这个典型形象的被称为未庄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如果说，鲁迅通过阿Q这个艺术形象揭示和批判了人类个体意识中潜存的“精神胜利法”，那么邹七嫂这个形象就使他暴露和鞭挞了封建统治下的奴才庸众的可怜相和可恶嘴脸。这是导致阿Q精神病态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根源，拓展和深化了艺术批判的思想蕴含。
邹七嫂无疑是未庄世界诞生的“未庄精灵”，她身上浸染着未庄文化的根性，是未庄文化的集中展现。文化是“一个群体或社会所共有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包括使这些价值观和意义体系的具体化的物体实体”(13)。人是人类社会文化的主体，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人类社会文化特征的主要体现者。我们知道，人并不是单个的孤立的存在，而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作为社会构成的基本粒子，总是以其一定的身份及角色与社会的人交往的，这种作为人的“名”的身份和角色的实际内容就是文化。身份就是个人在社会或群体中社会确定并认可了的位置(14)。这种人的“名”决定了各自的社会行为，各自的行为又彰显出社会的文化特征。在小说中，邹七嫂这位未庄社会正负轴之间的中间人，既以自己独特的言行呈现了未庄的人情世态，而且将未庄的男权世界与女性世界、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勾连起来，展现了未庄社会的整体面貌，全面反映了未庄社会的社会文化特征。张梦阳先生说，对邹七嫂的勾勒，反映了鲁迅对世俗闺中卑劣现象的厌恶。(15) 其实，邹七嫂形象的思想意义，还不仅仅体现在这里。实际上，她彰显了鲁迅文化批判的完整意图，拓展了批判的视野，增强了斗争的力度。
在小说中，阿Q在前台活动，邹七嫂在后台活动。邹七嫂是阿Q生存的社会关系的构成者和连缀者，凝聚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内蕴、文化根源和心理因素，展示了阿Q生活的更为深广的社会背景。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不足和弱点，总是进行清醒的反思和深刻的批判，而这又是以其植根于故乡文化的个性为“中介”的。(16) 他通过对故乡文化的审视来揭示传统文化的负面及其衍生态在社会人生中产生的强大影响。鲁迅创作《阿Q正传》，其意图是“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17)，“想暴露国民的弱点”(18)。这种文化视点主要是通过阿Q这个典型的塑造实现的，但邹七嫂这个人物是一个重要的补充。阿Q这个典型主要展示了国民的精神胜利法在人生中悲剧性的腐蚀作用，但国民的弱点并不仅仅在于这一点。国民这种精神弱点是植根于世俗文化的病态之中的。如果说是封建专制统治逼出了国民的精神胜利法，那么广布的世俗文化病态则催生了国人的精神病态。封建专制统治是扼杀国民精神的刽子手，世俗文化的病态就是其帮凶。在《阿Q正传》中，鲁迅不仅展示了在封建强权统治的压迫下以阿Q为代表的国民在精神上所遭受的损害与摧残，而且对几千年来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形成的传统文化的负面所衍生的世俗文化的病态予以了彰显。这种衍生态作为传统文化的现实存在，它植根于现实人生，严重地损害着人的思想与精神。在未庄，这种现实的文化存在具体表现为势利文化、闲人看客文化、从众文化三种形态。邹七嫂正是这三种文化形态的活的标本。她运用这三大“法宝”来为人处世，使自己在未庄世界的坐标系里左右逢源。
鲁迅塑造邹七嫂这个形象，重要的“闪光点”和价值就在于文化批判的视点上。李长之先生指出：“人情世故，做了鲁迅斗争的目标。”(19) 邹七嫂形象，是鲁迅进行文化批判时射出的一支利箭。
邹七嫂首先使未庄的势利文化病态得以凸现。“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个人主义者所组成的民族。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家庭而不关心社会，而这种家庭意识又不过是较大范围内的自私自利。”(20) 势利文化心态广泛存在于国民的世俗人生之中，在未庄更有着突出的表现。
未庄是一个没有爱、没有同情心、没有是非和没有正义可言的社会。在这里，人们处理人际关系的依据就是一己的私利。他们依据对“我”有利无利、利大利小，有害无害、害大害小来决定人情世故的冷暖，人际之间的交往与互动都是以个人私自的利益与好处的谋划与追逐为前提的。势利构成了未庄文化的显著内涵，也是未庄人的处世准则。因为赵太爷不准阿Q姓赵，所以，阿Q不仅受到地保的训斥，谢了他酒钱，而且“知道的人都说阿Q太荒唐，自己去招打；……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胡说的”。大家都是这样的势利，是非曲直根本不存在了。阿Q从城里回到未庄后，受到人们的“敬畏”，一是因为他在城里白举人家里帮过忙，二是他手里有现钱，三是他有些便宜货，四是他还知道城里的一些见闻。然而，当阿Q的底细被披露出来后，人们又对他由“敬而远之”到“斯亦不足畏也矣”，世态的炎凉，再次降临到阿Q的生活中。
这种文化心理的集中显示和本质写照主要体现在邹七嫂身上。她对人的态度是根据对象的贵贱荣辱来决定的。在她身上，以唯利是图、自私自利、趋炎附势、欺软怕硬为表征的势利文化心态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如前所述，邹七嫂对阿Q完全是“用之则已，无用弃之”。当阿Q因求爱失败而被逼得走投无路时，她见到他便到处乱钻，躲避不及；当他从城里带来了便宜货后又第一个去找他；当她听了赵太爷的“庭训”之后，第二日“便将那蓝绸裙去染了皂”，又与之划清界线。而对于赵太爷、钱太爷等有身份有地位的权势者，则高度“敬仰”，惟命是从，毫不怠慢。赵府一有事，她就做马前卒。赵太爷托她去找阿Q，阿Q说东西已经没有了，可她还是拖着他自己来当面说，生怕得罪赵太爷。她将阿Q的可疑之点传扬出去，却对秀才要驱逐阿Q守口如瓶，因为秀才有交代。这都十足地显示了她的庸俗和势利。
邹七嫂这个形象同时展示了未庄的闲人看客文化。闲人与看客，是中国传统文化衍生的痼病。两者之间虽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但联系十分紧密，融为一体。闲人和看客都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在事件现场的。不同的是，看客以看为主，在事件发生过程中，或默默观看，或相互间兴致盎然地讨论不休；而闲人，或将自身参与事件之中，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或在事后宣扬，充当小广播。本来，只有闲而无事才去观看，只有观看了才会有意无意地参与其中。然而国人最大的不同是因为想看而可以搁置自己的活计，表现出闲而无事的状态。所谓“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固然是为罗敷的美貌所动，但无形中也成了中国闲人看客文化痼疾的写照。因此，闲人与看客是一体的。
对于闲人而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21) 或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22)，是其生命状态最基本的概括。这种病态弥漫着中国古今南北。在国人中，除了好人坏人、君子小人之外，数量最大、也是最令当局者迷的一个可悲群体，就是闲人。邹七嫂就是未庄众多闲人之中的典型。吴妈被阿Q求爱后在赵家哭闹，邹七嫂一听到就去看，一看到现实情景便来了劲，很快将自己投身于事件的处理之中。她在劝说吴妈中表示自己的同情与忿恨，突显了她在未庄浅闺中的言语权威。无聊、好奇的闲人看客，不仅出现在《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药》、《长明灯》等鲁迅的小说中，出现在日俄战争的电影里，也出现在我们今天事故的现场里。可见，这种病态心理始终深埋在国民性中。这是与中国国民好事与爱热闹的主体心理状态胶结在一起的。
闲人总是没有激情没有爱心的。鲁迅说：“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23) 显然，闲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有恶意的闲人”或“流言家”；二是“无恶意的闲人”，又可称庸人。但是，前者是伪装的闲人，其实是丑恶的“忙人”；真正的闲人是后者，其心灵都是麻木的、冷漠的，不但没有热情与爱心，而且没有激情与理想，没有道义之心与是非准则，他们往往只是无聊的议论与多嘴。邹七嫂属于“无恶意”的真正的闲人，她是“冷漠的旁观者”，是无聊的多嘴者，但她无意去害人。她虽不如赵太太等人，但也不是吴妈，不是八一嫂，更不是祥林嫂一类。她衣食无忧，过得清闲、无聊，好事与多嘴就成了她人生的标志。赵家内院的“热闹”，住在间壁的她受到影响，闲而无事便出来劝导，自然在情理之中；当她听到赵太爷的“庭训”后，难免不将阿Q的可疑之点无意地传言出去，提醒和告诫别人。这正是中国闲人们的共同特征，也是“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共同特征。由于闲而好事，对外界就敏感，就会参与其中；由于闲而多嘴，就容易产生流言。所以，阿Q的命运，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未庄的闲人们将它推向悲惨结局的。
邹七嫂还彰显了未庄人的从众文化心理。从众，是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指个体在群体压力下在认知、判断、信念与行为等方面自愿与群体中多数人保持一致的现象，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随大流”，即个体的意见及行为与群体中多数人相符合。从众是国人的一种基本的文化心态。邹七嫂昭示了这种文化心态。当未庄的女人们一个个都躲避阿Q时，她也跟着乱钻。但她的从众，与心理学的从众是有区别的，不是一般地随大流或盲目跟从，她有着明确的指向性和目的性。从社会心理学来讲，从众行为，有两个内在的原因：一是寻求行为参照。在许多情境中，个体由于缺乏知识或其他原因（如情况不熟悉等），必须从其他途径获得对自己行为的引导；二是避免对偏离的恐惧。因为偏离群体，个体会面临较大的群体压力乃至制裁。对那些与群体保持一致的成员，群体的反应是接纳、喜欢和优待；而对偏离者则倾向于厌恶、拒绝和制裁。邹七嫂显然也包括这两点，但还与她的势利心态结合在一起。她寻着吴妈的哭闹声而出来看热闹，还没来得及辨清是非，就紧跟着赵家少奶奶的话“从旁”说话，她为什么不等事情弄清楚后再说呢？为什么不去替阿Q解释几句呢？显然是她碍于吴妈是赵府的人，而阿Q又是个人人可欺的角色。所以，她参照赵少奶奶的话立即表态，显示出与赵家的立场一致，让听者以为后者是前者的补充说明。这种帮腔悄无声息地显示了邹七嫂对赵家的攀附巴结的心态。
这样，她愈偏离底层群体的负轴，也就愈接近未庄的正轴，就更表现了对偏离地主贵族的恐惧。在封建等级观念和伦理道德的束缚下，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媚上傲下的心态：宁愿偏离底层群众，决不偏离上层人物。邹七嫂正是这样。对于举人老爷的船，惟有她不以为然，“说那不过是几口破衣箱，举人老爷想来寄存的，却已被赵太爷回复转去”，似乎邹七嫂并不是一味地从众，她也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其实，她仍然还是一种跟从行为。只是此时她跟随的不是大众，而是赵太爷。因为，从叙述学的角度来理解，“举人老爷想来寄存”和“赵太爷回复转去”的话语发出者不是邹七嫂，这是一种转述行为，她的话语仅仅只是照着赵太爷的口风来说的。而她“得意之余，将伊的绸裙请赵太太去鉴赏”，除了要带去小道消息，巴结讨好了赵太太，显示自己，满足虚荣心之外，还是希望得到赵太太的首肯和赞赏，是从众心态在支撑她。因为赵太太毕竟是深闺里的人，对穿着服饰用品之类有点讲究（从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可以看出），她自然比邹七嫂有眼光。如果她肯定了，这就不会有什么差错。显然，骨子里还是一种行为参照的心理表现。
邹七嫂始终跟随未庄上层阶级的言行，显示了未庄人独具特色的普遍的从众心态。阿Q被无辜做了替罪羊之后，未庄人普遍显示了这样一种从众的心态：
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
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世道！只要是被当权者处理了的一切都是在理的，处理的结果，反而成了处理的理由。这里，无所谓良心，无所谓是非，一切以当权者和有势者的意志为转移。这正是邹七嫂从众心态的拓展和扩张。这就是未庄人！这就是中国的国民性！
邹七嫂这个形象，无疑使我们看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附属品，势利文化、闲人看客文化和从众文化已经内化为国民的一种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在世俗人生中产生了强大的腐蚀力与麻醉作用。这是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剥夺了广大民众的人生权利的一种恶果。如果说封建专制统治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制度根源，那么在这种制度下产生的这种文化惰性就是阿Q精神胜利法形成的现实土壤，也可以说是国民性的突出体现！显然，这个人物的出现，拓展了鲁迅文化批判的视野。
五 文本叙事的系列建构
邹七嫂这一形象是《阿Q正传》的一个有机因子，与全篇结构高度统一。鲁迅将她放在第四章到第七章中，既与她在未庄处于正负轴中点的位置“异质同构”，又显示了鲁迅小说创作布局谋篇的缜密性。在《阿Q正传》中，除了阿Q贯穿全篇外，没有一个人始终出现。因此，在小说中，从所占篇幅的角度而言，主要人物就是阿Q一个，其他人物都是围着这一个主要人物而来的。然而，在未庄这个世界里，他们各自都显得不可或缺，就算是一些很次要的人物，也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这些人物构成了阿Q人生状况发展的社会环境。邹七嫂显然也是作为一个次要人物出现的，但在小说中却极其重要。她不仅是阿Q生命存在的政治、文化背景——未庄社会关系的构成者，而且还是阿Q人生悲剧历程的重要推动者，在小说故事的推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来说，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邹七嫂这个形象，肩负着继往开来的叙事功能，对故事情节具有“悬疑”、“泄露”或引导的作用。
在小说作品中，每一个人物的出现都有其前后联系，孤立的人物在小说中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小说是以故事的讲说为主的艺术形式，而小说的故事是一个序列。这个序列通常由三种具有逻辑关系的功能组成，体现出任何变化过程的三个阶段：可能性的出现——实现可能性的过程——由此产生的结果。任何作品，无论多长多复杂都是由通过不同方式交织在一起的序列构成。(24) 但这个序列的建构与完成则取决于人物行为的序列，而人物行为的序列又取决于人物行为本身。人物的行为都应该为故事发展的下一步提供可能性。所以，每个人物的行为序列都是小说故事序列的影响因子和构成要素。《阿Q正传》叙述的就是阿Q悲剧人生的序列，但这个序列与邹七嫂的行为关系密切。在小说中，邹七嫂的行为序列主要建构在“恋爱的悲剧”——“生计问题”——“从中兴到末路”——“革命”这四章中。就小说故事序列来说，这是小说的核心部分。这些章节展示了阿Q命运的跌宕起伏。正是邹七嫂的行为序列促成了阿Q人生的两起三落，完成了小说故事序列的建构。
众所周知，阿Q短暂的一生悲喜交织，起伏不断。阿Q人生演变的阶梯，在一定意义上说是邹七嫂，不是阿Q自身。阿Q每一次的跌落，都与邹七嫂有着重要的关系。阿Q第一次跌落的直接事件是他向吴妈求爱，但实际上导致阿Q这次大跌落的真正原因是邹七嫂的介入。作品这样写阿Q求爱事件的发展：
寻声渐渐的寻到赵太爷的内院里，虽然在昏黄中，却辨得出许多人，赵府一家连两日不吃饭的太太也在内，还有间壁的邹七嫂，真正本家的赵白眼，赵司晨。
在这些人中，除了邹七嫂，全是赵府的人，为此小说还特别强调：“真正本家的赵白眼，赵司晨”。很明显，邹七嫂是作为唯一一个外人出现在赵府的。她的参与，改变了事件的性质，立即升级了。“家丑不可外扬”，是中国人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传统中国人奉行的一个处事准则，当然也是赵太爷行事的准则。阿Q与吴妈虽然不是赵家的人，但却是赵家的帮佣雇工，他们的事仍然是大家庭内部的事务，帮佣好，家庭的声誉也好。如果不是不得已，赵家是不会将此事张扬出去的。我们从随后赵氏父子议论“驱逐阿Q”的态度即可见出这一点。可是，邹七嫂作为局外人介入进来，就使问题复杂化了，事件由赵家内部上升到社会层面，问题性质就变严重多了。赵太爷要维护自己在外人前的声望，在社会上的地位，他必然要认真处理这种事，挽回他的面子。于是，阿Q在未庄的生计无路可求，只好进城。这就为他的中兴预设了可能性。
阿Q经历的第一次辉煌，是从城里当“偷儿”回来后的中兴。可以说，阿Q中兴的辉煌，邹七嫂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说，在阿Q的第一次跌落中，邹七嫂的推力是不自觉的话，那么，在这里则是自觉发出的。由于她能够在未庄的正负轴之间自由穿行的特殊的原点身份，阿Q中兴的消息不仅因她买了蓝绸裙而在浅闺中宣扬开了，而且消息从浅闺传到深闺，也是由她到赵府请赵太太去鉴赏她的绸裙而传播进去的。邹七嫂的行为传递了阿Q中兴的消息，使阿Q的大名从未庄的男性世界到女性世界，从负轴到正轴，从浅闺到深闺，乃至，传遍了整个未庄世界，使阿Q的地位大涨：“这时在未庄人眼睛里的地位，虽不敢说超过赵太爷，但谓之差不多，大约也就没有什么语病的了。”尽管小说在叙述邹七嫂买绸裙之前即明确指出，阿Q的中兴史早已在未庄传遍：“这一件新闻（指阿Q发财），第二天便传遍了全未庄。人人都愿意知道现钱和新夹袄的阿Q的中兴史，所以在酒店里，茶馆里，庙檐下，便渐渐的探听出来了。”但是，深受封建礼教束缚的中国女人们历来奉行“坚壁清野主义”，绝少出门，不问世事。如果没有别人引入，未庄的女人们是很难有所耳闻的。所以，鲁迅说：“这阿Q的大名忽又传遍了未庄的闺中”，“也算得一件神异”。因而，正是邹七嫂的作用，使阿Q“发财”在未庄妇孺皆知，真正成了“名人”，使他广泛得到未庄人们的关注、认可，甚至是羡慕。
如果说，阿Q的中兴，邹七嫂还只起了一部分作用的话，那么，她在阿Q的第二次跌落及其再次兴起中所起的作用就要大得多。是她在听了赵家的“庭训”后，将“阿Q可疑之点传扬出去了”，使阿Q一下子从峰顶重重地摔向了谷底：
然而这已经于阿Q很不利。最先，地保寻上门了，取了他的门幕去，阿Q说是赵太太要看的，而地保也不还，并且要议定每月的孝敬钱。其次，是村人对于他的敬畏忽而变相了，虽然还不敢来放肆，却很有远避的神情，而这神情和先前的防他来“嚓”的时候又不同，颇混着“敬而远之”的分子了。
可见，未庄人态度的转变，是从邹七嫂开始的。如果没有邹七嫂的传言，或许阿Q的中兴不会这么快就走向低谷，阿Q也不会因此而遭人“远避”，阿Q的底细也不会被一帮闲人问出来。
革命为他带来了人生第二次高峰，这又有邹七嫂的“功劳”。因为邹七嫂的传言，阿Q发财的底细暴露了，又使他无法在未庄生存了。显然，他只好再次进城。在城里面，“他早听到革命党这一句话”，“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本来对革命党“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可是，革命党要进城，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逃到未庄来避难，使未庄“不到正午，全村的人心就很摇动”。回到未庄的阿Q看到举人老爷这样怕，未庄的一群鸟男女如此慌张，使心怀仇恨的他不禁对革命“神往”起来，“禁不住大声的嚷道：‘造反了！造反了！’”于是“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赵太爷也怯怯地低声地叫“老Q”，赵白眼也惴惴地称他“阿……Q哥”。阿Q的时代又到来了。
然而，第二次辉煌的温热还没真正到来，阿Q的希望马上又落空了。这所谓的革命被投机分子假洋鬼子和秀才们把持了，他不光被剥夺了革命的资格，没有获革命带来的好处，反而陷入了人生的绝境。然而，个中原因又是起于邹七嫂。亚里士多德指出：“一桩不可能发生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更为可取；但情节不应由不近情理的事组成，……甚至一桩荒诞不经的事也是可以采取的。”(25) 亚里士多德指的是逻辑上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一个故事，只要它具有可信性，那么它就有发生的可能性。文学是虚构的，但虚构的故事是否按自身的序列活动，即是否符合文学作品的叙事逻辑，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会去考虑作品的叙事逻辑是否合理。从这个意义上说，阿Q的三次跌落，走向生命的终结，是邹七嫂为之提供了可能性。如果说，阿Q的第一次、第二次的跌落，邹七嫂是直接参与其中的话，那么，这第三次的跌落是邹七嫂的间接行为所推动的。
阿Q的生命走向终结，是因为他成为了抢劫案的替罪羊。这所谓的革命并没有为人民带来胜利的果实，反而给社会带来了混乱，抢劫案不断。赵家遭抢，阿Q被怀疑与此案有关而遭逮捕，最后被枪毙。其实，阿Q是冤枉的。赵家遭抢，是“许多白盔白甲的人”干的，他们“络绎的将箱子抬出了，器具抬出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也抬出了”，把总要破案，当然只有找替罪羊了。然而，阿Q之所以成为嫌疑犯，是因为邹七嫂对他的可疑之处的传言为之提供了可能性。请看小说这样写这次破案的真相：
然而这一夜，举人老爷反而不能睡：他和把总呕了气了。举人老爷主张第一要追赃，把总主张第一要示众。把总近来很不将举人老爷放在眼里了，拍案打凳的说道，“惩一儆百！你看，我做革命党还不上二十天，抢案就是十几件，全不破案，我的面子在那里？破了案，你又来迂。不成！这是我管的！”举人老爷窘急了，然而还坚持，说是倘若不追赃，他便立刻辞了帮办民政的职务。而把总却道，“请便罢！”于是举人老爷在这一夜竟没有睡，但幸而第二天倒也没有辞。
阿Q第三次抓出栅栏门的时候，便是举人老爷睡不着的那一夜的明天的上午了。
显然，阿Q是把总急于破案示众而抓的替罪羊。那么，为什么把总不抓别人而单单抓了阿Q呢？按照司法惯例，破案首先找的就是有前科的。阿Q就是有前科者。这所谓的前科，就是邹七嫂对他可疑之点的传扬，以至一帮闲人向他追根问底，使他毫不讳饰地承认了自己进城做“偷儿”的经历，并大谈其“经验”。因此，在把总急于抓人示众时，阿Q成了最恰当的人选和最大的嫌疑犯，最后成为把总“惩一儆百”的牺牲品。由此可见，邹七嫂是把总“破案”的间接推动者，是将阿Q送上断头台的引线。于是，阿Q的命运走向及其可能性，就全系在邹七嫂传言的一念之间。
这样，作为施动者，邹七嫂在整篇小说的情节发展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小说故事序列中，邹七嫂的行为序列不仅为阿Q人生历程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而且预设了一种实现的过程，为其生命的终结状态展示了一种本来不可能发生却又已经成为可信的事的可能性。因此，邹七嫂的行动影响并决定着阿Q的人生历程，她的行为序列是故事演变逻辑的展示与伏笔。她不仅将故事推向高潮，又将它推向结束，将阿Q推向人生的辉煌，又将他推入悲剧的深渊。显然，在小说整个故事的叙述和文本的结构中，其作用是不可小视的，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
综上所述，在《阿Q正传》中，如果说阿Q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主要人物的话，那么邹七嫂就是一个地位仅次于阿Q的非常成功的人物形象。在鲁迅所构建的社会人文图景中，邹七嫂总是居于未庄社会的坐标中心，她使未庄的社会形态得以全面而广泛的呈现，使未庄社会的本质特征得到了更加真实、深刻的反映，阿Q赖以生存的未庄社会由此得以完型；她是未庄文化的集大成者，展示了作者的文化视点和审美取向，凝聚着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心理和丰富厚重的悲剧内蕴，揭示了导致阿Q精神病态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根源，拓展和深化了文化批判的思想；她是一个充满悲剧性的喜剧式人物，她的精神性格与命运遭际展现了中国国民的精神底色，既增强了小说的悲剧蕴涵和喜剧情调，加大了社会批判的力度，也显示了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功力；她既是阿Q生存的社会关系的连缀者，又是构成者，她的行为串联起阿Q一生的兴衰历程，使阿Q的人生和命运起伏不断，不自觉地成为阿Q悲惨人生的推动者和小说故事发展的施动者，凸现了鲁迅艺术构思的缜密。可以说，邹七嫂不仅体现了鲁迅小说创作高度严谨的态度，更体现了他高超独特的艺术匠心。如果说鲁迅通过阿Q这个艺术形象揭示和批判了人类个体意识中潜存的“精神胜利法”，那么邹七嫂这个形象就使他暴露和鞭挞了封建统治下的奴才庸众的可怜相和可恶嘴脸。小说通过这个艺术典型的创造，深刻地揭示了国人普遍存在的性格缺陷与精神弱点，忧愤深广地对国民性展开了尖锐的批判。显然，深入地解读邹七嫂这个艺术形象，无疑能更好地理解鲁迅力透纸背的忧愤，同时还能使人们受到人生的启迪，并给后世的创作以借鉴。
注释：
①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对阿Q的接受史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将它分为20－40年代、50－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四个阶段，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参见第二章第二节“说不尽的阿Q”，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49页。
② 彭定安：《鲁迅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174页。
③ 蒋星煜：《论阿Q周围的人物》，1946年6月1日《新文艺》创刊号。
④⑤(11)(15) 张梦阳：《阿Q新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8、152、151、152页。
⑥ 龚书铎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80页。
⑦ ［法］让·卡泽纳弗：《社会学十大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⑧ 卢卡奇：《卢卡奇文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和第288页。
⑨ 《南强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⑩ 《坟·写在〈坟〉后面》。
(12) 《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
(13) 戴维·波谱诺：《社会学》上册，刘云德、王戈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
(14) 刘云德：《文化论纲——一个社会学的视野》，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16) 陈方竞：《鲁迅与浙东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17) 《集外集·俄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18) 《伪自由书·再谈保留》。
(19) 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8页。
(20) 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页。
(21) 《论语·阳货》，陈国庆、何宏注释，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234页。
(22) 《论语·卫灵公》，同上，第208页。
(23) 《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
(24) ［法］布雷蒙：《叙述可能之逻辑》，收入于张寅生编选的《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175页。
(25) 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出版1989年版，第89－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