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依恋研究的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亲子论文,进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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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母婴依恋的研究，是从母婴分离造成的巨大影响开始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儿童因战争失去或离开父母，被送进了孤儿院。孤儿院的儿童虽然得到了身体上的看护，但仍然表现出严重的心理障碍。英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50 年代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报告，指出了机构养育的危害，尤其是母爱剥夺的危害[1]。 同期的动物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鲍尔比基于他的文化观和动物分离的研究，在《依恋与失落》一书里，从生态学、心理学、心理分析学、精神病学以至控制论、信息论角度，阐述了早期社会依恋理论，解释了儿童对母亲依恋的机制，论述了最初几年母婴依恋关系的发展[2-3]。 这是以鲍尔比为代表的第一个研究阶段。
以美国心理学家玛丽·爱因斯沃斯（Mary Ainsworth）为代表，依恋研究进入了第二个阶段（60年代末—80年代中期）。通过精心的家庭和实验室观察，爱因斯沃斯等人发明了著名的陌生情境测验[4]， 通过对多个样本的分析，划分了儿童的A、B、C 三种依恋类型（焦虑—回避型不安全依恋、安全型依恋、焦虑—反抗型不安全依恋）和8 种依恋亚型（A1、A2、B1、B2、B3、B4、C1、C2），探讨了影响母婴依恋质量的因素，并研究了依恋类型的跨文化分布。
研究的第三个阶段（80年代中期到现在），研究重点转移到从婴儿依恋向青少年依恋的过渡上。主要研究领域有三个：（1 ）依恋的表征机制；（2）早期依恋关系对其他社会关系的影响；（3）精神病理学上的危险性。这些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下面我们就对第二和第三阶段的研究作一个概略的回顾。
1 依恋与依恋行为系统
依恋是一种情感联结，工作模式是其内部作用机制，依恋行为是其外在表现。在婴儿和童年早期，儿童的依恋主要表现为一系列有固定倾向的行为：（1）想接近某人，（2）与该人分离时紧张不安，（3 ）重逢时高兴或轻松起来，（4）即使没有紧密接触，也喜欢朝向此人， 听其声，观其行，与之交往（Macobby）。 但是依恋行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人类具有很多行为系统，它们控制着一组组行为模式，这些行为模式共同作用来取得一个特定的具有生物学意义的结果。每个行为系统都与其他行为系统相联系，任何时候出现的行为都是行为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依恋行为系统与好几类依恋行为的控制和联系有关。
鲍尔比在《依恋与失落》一书中指出，母子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动力平衡，它是以下四种行为的结果：儿童的依恋行为、儿童的探索行为和游戏、母亲的抚育行为、与母亲的抚育相对抗的行为（如为履行家庭职责而无暇关照孩子）。这四类行为的强度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任何一种行为都易受其他行为存在与否的影响，因为每类行为的结果都会促进或抑制其他三类行为。如妈妈被叫走时，就会引发儿童的依恋行为，抑制其探究行为。相反，如果一个儿童在从事探索活动时离妈妈太远，妈妈 就会抑制其它行为，而专心照看孩子。在良好的母子关系中，这四种行为和谐地组合成一个系统发挥作用。
爱因斯沃斯发展了鲍尔比的控制理论，把探索行为作为依恋过程的一部分。但是，她认为依恋和探索行为是互相对立的，二者不可能同时发生。
爱因斯沃斯之后，Bischof又描述了他的依恋行为系统模型， 他综合了安全系统和唤起系统，并且考虑到儿童的个体差异[5]。 按照他的理论，安全感是一种内部情绪状态，影响安全感的个体差异变量是儿童的依赖。依赖是由内源因素控制的变量，指的是个体消除焦虑的需要，是一种主观感觉状态。如果安全性超过依赖性，就不会引发儿童的依恋行为。在唤起系统中，Bischof引入了进取心这一内源控制因素， 在恐惧情境下，儿童选择探索还是退缩，反映了儿童在进取心方面的差异，进取控制着唤起系统中的适宜水平。
安全和唤起系统是彼此不同的，它们组成了一个混合体。激起恐惧的刺激会增强个体对熟悉事物的依恋行为，对依恋对象的亲近反过来使个体更多地探索新奇事物。行为系统通过偏离安全性或偏离唤起变量而起作用。
荷兰心理学者迪芙·范·登·布姆（Dymph Van Den Boom）在前人和自己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依恋与探索行为的双向模式[6]， 她认为，安全系统和唤起系统是最重要的，个体差异变量（依赖性和进取性）则是这两个系统的共同决定因素。她的研究证明，可能影响儿童依恋行为的因素有：内源性变量（如儿童气质中的易激惹性），婴儿的内部工作模式，母亲反应的敏感性，影响母亲行为的两种外部因素（社会支持和压力）。
最近，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心理学家Inge Bretherton 又提出了一个依恋与社会性情感的相互作用结构。她认为，儿童的社会情绪和情感与依恋行为有密切关系，而以往的研究者大多忽视了这种重要关系，是不恰当的[7]。
2 依恋的个体差异及分类
任何观察陌生情境的人，都为儿童表现出的个体差异感到惊诧。以儿童在陌生情境中的反应为基础，Ainsworth 将婴儿分成了三大类和八个亚类：A型：焦虑—回避型依恋。A1 ：尤其对重新见到母亲和与母亲接触不感兴趣，忽视她的回来。A2：当母亲回来时，对接触表现出一些兴趣，但同时还可能转身走开，或不看母亲。B型：安全型依恋。 大约占70%；B1：愿意与母亲相互作用，但不特别地表现出身体接触，分离时不太悲伤。B2：母亲离开后寻找母亲，渴望重聚，分离阶段不太悲伤。B3：努力获得和保持与母亲的接触，分离时非常悲伤。B4：重聚时尤其想接触母亲，好象完全沉湎其中，一直感到焦虑。C 型：焦虑—反抗型依恋。C1：对母亲有明显的矛盾行为，抗拒陌生人，对母亲和陌生人都有气愤的攻击行为。C2：对母亲也有明显的矛盾行为，但他们显得更加被动和退缩。A型和C型有时一起被看作焦虑型或不安全型依恋。
Clarck-Stewart的研究中采取了与爱因斯沃斯不相同的指标，他按照儿童与母亲相互作用中表现出的亲密程度，将儿童分为无依恋、低依恋、安全依恋、非常依恋、不良依恋五种类型。其中无依恋类似于焦虑—回避型依恋，不良依恋类似于焦虑—反抗型依恋[8]。
1990年，Main和Solomon 提出了一种新的依恋类型—混乱型不安全依恋（disorganized/disoriented attachment），也称作D型依恋[9] 。这类依恋被看作是一种最不安全的类型，在陌生情境下，其表现为杂乱无章，缺乏目的性、组织性，前后不连贯，在这种依恋类型中，A、B、C三种类型的依恋行为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复杂地结合起来。例如，中高水平的寻求亲近、回避和反抗的结合。除了这些混合的行为，有的儿童还表现出稀奇古怪的行为，如接近陌生人时转过头去，突然的或者怪异的举动，不规则的姿势，表情茫然，或者僵立不动。有研究表明，在被虐待和母亲患有抑郁症的儿童里，这种依恋类型最多。在正常样本中，则与母亲遭受心灵创伤或者还没有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有关。
陌生情境中D型依恋的表现有：（1）表现出一连串的矛盾行为；（2）同时表现出互相矛盾的行为方式；（3）无目的的、不完整的、不连续的活动或表现；（4）刻板动作、不对称的运动、不适宜的运动、 异常的姿势；（5）冷淡、静止、缓慢的运动和表现；（6）直接对父母表现出恐惧；（7）明显地缺乏组织性和方向性。
80年代以来，陌生情境技术被大量地应用于其他国家，这些跨文化研究表明，在不同文化中，依恋类型有明显差异。这说明爱因斯沃斯等人的研究发现的依恋类型的分布并不是所有国家的标准。荷兰学者IJzendoorn和Kroonenberg（1990）分析了32 项从陌生情境中获得的既注意文化内差异又注意跨文化差异的数据，推论出文化内的差异是相当大的。安全型依恋在所有国家中的样本都很相似，差异在于回避型依恋和反抗型依恋的多少[10]。
3 影响依恋特征的因素
在影响依恋特征的因素方面，讨论最多的是母亲的养育特征和儿童的气质。
传统理论大都强调母亲的作用。爱因斯沃斯对26对母亲和婴儿的相互作用进行了长时期的家庭观察，并在后来让他们参与了陌生情境测验，通过家庭观察的记录，评价者从敏感性—非敏感性、接受性—拒绝性、合作性—干预性、易接近性—忽视四个维度评价母亲的行为。发现B 型婴儿的母亲在四个方面得分均高，她们对孩子发出的信号、表情极为敏感，鼓励孩子进行探究，乐意与孩子进行亲密接触。A 型婴儿的母亲倾向于拒绝、不敏感，有时对孩子缺乏耐心，对孩子发出的信号反应迟钝，经常表现出消极情感。C型婴儿的母亲干预和忽视得分高， 她们看上去愿与孩子进行亲密接触，但常常错误地理解孩子发出的信号，不能与孩子形成同步习惯。
Clarck-Stewart的研究[8]支持爱因斯沃斯的观点。 他从反应性（对儿童的哭、叫唤、语言要求等的反映的比例）、积极情感的表达（充满感情的接触，加上微笑。表扬、说话等等）、社会性刺激（母亲接近儿童、对儿童微笑、谈话或模仿儿童的频率）三个维度评价母亲，发现安全依恋的儿童的母亲在三个维度上得分都是最高的。
然而，也有一些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太相同。如Karen SchneiderRosen和Fred Rothbaum考虑到母婴交互作用给评分者造成的影响，在评定时只考虑母亲的作用，而不考虑儿童的反应，结果发现，母亲的行为与安全依恋的关系并不一致或只有微弱的相关[11]。
与母亲养育假说截然相反，J.Kagan 认为儿童气质是依恋类型的决定因素。陌生情境测验测出的婴儿差异主要是儿童气质上的差异，而不是依恋性质的差异。难教养型儿童往往被归为反抗型不安全依恋，容易教养型儿童被归为安全型依恋，发动缓慢型儿童被归为回避型不安全依恋[12]。
在一项纵向研究中，研究者发现有些儿童从出生起就不喜欢别人抱，不喜欢密切的身体接触，易烦躁、易哭闹、不爱笑，这些儿童较少得到母亲的关爱，注意，与人交往的机会少，容易遭到成人的冷落。而另外一些儿童喜欢别人抱、亲吻、抚摸、爱笑，他们与母亲交往积极、容易得到母亲的欢心。
另有一些研究者考察了儿童气质的抑制性与非抑制性与依恋的关系（D.Calkins & N.A.Fox），发现24个月时，C型婴儿抑制性的多， A型婴儿非抑制性的多，B型婴儿在抑制性与非抑制笥方面都不极端[13]。
对影响依恋质量因素研究虽然很多，但这些研究多是单独考察某个因素的作用，使用的方法也不一致，难以得出确切的结论。假如在同一项研究中，能够同时对较多的因素加以考察，例如，对儿童生活的最重要环境—家庭的各方面因素加以全面考察，可能会得到更好的解释。
4 研究依恋的方法
爱因斯沃斯等人发明的陌生情境技术是研究儿童依恋的重要方法，因其有效性而得到广泛应用，在后来的研究中，这一技术进一步完善和精细化，爱因斯沃斯本人也对它进行了修订。但是对于两岁以及更大一些的儿童，这一方法的适宜性就减弱了，因此有必要根据两岁儿童的发展特点，增大引发依恋行为的压力水平，也相应地修改评分方案。
经过许多研究者的努力，在依恋的测量方法方面已取得了很大进展。如测量儿童依恋内部运行模式的照片法和依恋故事续成法（分离焦虑测验[14]，伯克利成人依恋问卷[15]，父母使用的Q分类法[16]等等。
爱因斯沃斯制订的陌生情境测验最初只适用于8—12个月的婴儿， 1978年爱因斯沃斯对它进行了修订，使其适用的年龄范围扩大到12—18个月。相应地，Schneider-Rosen及其同事（1985）修改了评分方案，使之适用于18—24个月，并考虑到了依恋行为与探索行为、恐惧—拘谨行为的相互作用。
人们认识到，依恋不是静态的人格特质，与依恋有关的其他行为也需测量；儿童在能力、兴趣方面已经有很大的分化；陌生与分离只是激起儿童依恋行为的条件之一。所以，为了更好地考察婴儿后期的依恋行为，研究者正在探索并设计多种环境和不同程度压力水平的实验情境。
Kerns，Klepac和Cole编制了一个用于测量少年儿童安全依恋的量表[17]，该量表包括15个类似哈特自我概念问卷的迫选的自我报告的测量项目，分为三个维度：（1）依恋Kerns，Klepac和Cole编制了一个用于测量少年儿童安全依恋的量表[17]，该量表包括15个类似哈特自我概念问卷的迫选的自我报告的测量项目，分为三个维度：（1 ）依恋对象的责任感和认同感；（2）有压力时依赖依恋对象的倾向；（3）报告与依恋对象交流的轻松与兴趣，如“当一些孩子需要父亲（母亲）的时候，他（她）不在，他们会感到焦虑，但是另一些孩子……”
“一些孩子不喜欢告诉他们的母亲／父亲他们正在想／感受什么，但另一些孩子……”
测量时，对于6—12岁儿童，先让他们在母亲的帮助下填写一次， 再让他们在父亲的帮助下填写一次，从而测得儿童的安全依恋程度。
Simpson于1990发表的依恋类型量表适用于少年儿童， 目前也很常用，该量表包括13个项目，每个项目用5点法评价。 这个量表适用于亲密的浪漫关系的安全测查，量表的亚结构分别反映了安全型、不安全回避型、不安全焦虑型、情绪矛盾型四类，项目如“我经常担心我父母并不真心爱我”（焦虑／矛盾型）。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有关依恋行为的内部运行模式的理论和研究，为使用心理表征作为评价学前初期儿童依恋行为的一种形式开辟了道路。和行为测量相比，表征测量有几个优点，它比和实验室的“分离—重聚”测量实施起来更容易。提出这一观点的代表人是Bretherton，她编了三个经典的故事，来测量学前儿童的依恋内部运行模式：（1 ）受伤的膝盖：儿童在岩石上玩，后来掉下来，摔伤了膝盖；（2 ）卧室里的怪物：在父母送孩子上床的过程中，孩子告诉他（她）的父母，卧室里有怪物；（3）分离—重聚：父母整夜去旅行而把孩子留给临时保姆照看，随后父母又回来。通过分析儿童对这三个故事的反应，来划分出他们的依恋类型。这种方法目前越来越多地得到应用[18]。
本文初稿于1998—09—14收到，修改稿于1999—07—23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