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建构主义：情报学认知范式的代表性理论_认知发展理论论文

意义建构论——信息科学认知范式的代表性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代表性论文,认知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34(2015)11-14-09

      1 引言

      认知观自在1977年比利时根特市召开的认知观国际研讨会上得以确立以来，在信息科学中学术影响力日益扩大，至上世纪90年代业已形成认知范式(cognitive paradigm)。尽管近年来面临着包括社会认知观在内多种替代性范式的挑战和诸多批评，但认知范式不断地修正、调整和完善自身的理论，使其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日趋稳定。同情报学基本方程式和知识非常状态(ASK)理论一样，意义建构论(sense-making theory)的研究为认知范式的产生、发展与成熟做出了很大贡献。作为信息科学认知范式的代表性理论，意义建构论在信息行为、信息服务、知识管理等多个学科分支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认知范式的其他理论相比，意义建构论在国内学界的关注度并不高。本文旨在对意义建构论进行系统性的理论介绍与述评，以期促进该理论在国内的研究与应用。

      2 意义建构论的理论缘起

      意义建构论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理论，它是信息科学与传播学在理论和实践上交叉融合的产物。其创建者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传播学系教授、国际传播学会首任主席德尔文(B.Dervin)。20世纪70年代初，德尔文不满意当时的主流传播理论和模型，力图找寻一种替代性的研究范式。契机出现在70年代中后期她承担的图书馆用户信息需求研究项目，这些项目产生的实证结果和揭示出的问题让德尔文眼界大开，为其提出意义建构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此后德尔文又经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在1983年系统阐述了意义建构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1]。意义建构论很快在信息科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并成为信息科学认知观中重要的理论之一。

      在早期的图书馆用户研究中，德尔文就指出研究焦点应从“谁使用图书馆”、图书馆使用率的定量化分析变迁到“图书馆是如何被使用的”上来，相应的核心研究问题也就不再是“什么样的人使用图书馆”、“多少人使用了图书馆”，而是“为什么某些人使用了图书馆”、“人们基于什么目的来使用图书馆”、“使用者从图书馆所能提供的服务中发现了什么有用的”等问题。这就是要考察在用户生活之中的图书馆，而不是图书馆活动中的用户[2-4]。只有在图书馆提供的信息有助于用户的自身意义建构的条件下我们才能认为图书馆对于用户是有用的。这样就把研究关注点从信息源转向了信息用户和信息需求，把图书馆仅视作可供个体用户选择的多种信息渠道的一种，在当时把图书馆当做学科的中心研究对象的时代，这代表着一种崭新的甚至是革命性的方法，对机构范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在发表于《美国信息科学与技术年评》(ARIST)、堪称信息查寻行为研究分水岭(Ingwersen和J?rvelin语)的经典论文[4]里，德尔文和尼兰(M.Nilan)以客观/主观信息、机械被动的/主动建构性的用户、跨情境性/情境性、原子主义/整体主义经验观、外部行为/内部认知、混沌的/系统的个体性以及量化/质化研究等诸多二元对立维度为标准，划分出了信息查寻与使用研究的系统范式和用户范式，指出研究正从系统范式转换为替代性的用户范式：系统范式把信息看作客观的，把用户看做是信息的输入—输出处理器，研究信息系统使用的跨情境性、普适性特征，聚焦于行为和事件的外部可观察维度；用户范式则把信息看作是由人建构的事物，把用户看做是进行持续建构活动的人，关注用户如何建构出信息的意义，把信息使用放在特定情境中去理解，站在用户角度来审视系统，探究关于个体用户认知与行为中“how”范畴的问题。这篇论文的发表成为80年代伊始的信息行为研究由行为范式向认知范式转型的重要标志。在认知范式逐渐占据学科主流话语权的背景下，以德尔文为首的一大批学者对意义建构论的持续研究与发展使该理论在学科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得以凸显，并继而为认知范式的理论完善与在信息科学学科理论体系中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做出了主要贡献。意义建构论理论的发展亦成为了学界成功开拓信息查寻研究领域的关键一步[5]。

      此外，意义建构论的兴起与信息行为用户群体类型的拓展不无关系。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信息科学不再局限于对科技信息用户群体的信息行为进行研究，而是将研究对象拓展到一般公众，如市民、少数民族、弱势群体等。科学家研究的对象是事实，他们需求的信息是关于自然界的真理，如果我们谈科学家群体的意义建构，就意味着科学家能够从其所处的状态或系统中任意地进行自由创造，这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反之，如果我们说一般的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如挑选音乐CD)可以进行意义建构活动，就让人容易接受得多[6]。因此，研究的关注点从科学家群体的科学信息查寻与使用行为变迁到到一般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信息查寻行为为意义建构论的广为接受做了很好的学科背景铺垫。意义建构论因而也与日常生活信息查寻行为研究关联密切。在斯宾克(A.Spink)等人提出的人类信息行为整合框架模型中，意义建构论与日常生活信息查寻一起构成了模型的一个独立层次与方法，该层次整合了目的性和非目的性信息行为，重点探索人在信息行为过程中如何从间断性的状态中建构出意义从而完成对生活的掌控[7]。萨沃莱宁(R.Savolainen)则将意义建构论作为日常生活信息查寻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加以阐释[8]。

      3 意义建构论的理论表述与模型

      3.1 基本观点

      意义建构论的含义是“研究一种内部的(认知的)和外部的(程序的)行为，该行为意味着容许个人构建和设计他/她通过时空的运动”[9]。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容许”一词，这表明个体拥有主体性和能动性。与以往其他研究中把个体当做具有某一社会特征(如阶层、收入、年龄)的群体里毫无个性色彩的一员相比，“容许”为个体创建隶属自己的意义留出足够的空间。事实上，这一空间在意义建构论者看来正是产生意义的首要空间。

      意义建构论的理论核心源自杜威(J.Dewey)的哲学和学习理论，也吸纳了布鲁纳(J.Bruner)和(G.Kelly)的学术思想，秉承自这些学者的观点主要包括[10]：将生命视作不断遭遇问题和知识持续出现间断的历程，将信息视作人在生命历程中与阻碍发生交互作用而创造之物；持有学习和生活的主动、过程导向观。基于此，意义建构论的理论前提假设是现实的间断性(discontinuity)，认为在实体之间、在时空之中无处不存在着间断性，间断性是自然界的常态，也是人存在条件的常态；正是常态生存情境中出现的间断性引发了用户信息查寻、信息使用等克服间断性、追求连续性的建构行为[11]。意义建构行为也是交流行为，建构是一个过程，意义是该过程的产物，其中包含着知识以及反映个体解释活动的其他主观因素如有效的响应、评价、观点集合、直觉等；意义建构的核心活动是信息查寻、处理、创造和使用[12]。

      从根本上说，意义建构论的基本观点是一组关于信息本质、人类信息使用本质和人类交流本质的元理论假设和命题[2，9，11-18]：

      (1)关于信息的本质。传统理论认为信息是客观的、意义恒常的事物，其与现实(reality)有绝对对应关系。意义建构论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恰当的，意义建构论不再把信息视作客观的、可以同物质实体一样被传递、分割而具有恒常意义的事物，而是认为信息是个体在特定的时刻创造出来的意义[4]，它具有主观性、情境性和整体性，并嵌入在特定的具体时空之中；换言之，信息是由人主观建构出来的、为了克服生活中的间断性、为了使既混沌又有序的现实具有意义而设计的一种工具。

      (2)关于用户。用户不再被视作被动的、不加选择的信息接受者和机器人般的信息处理系统，而是主动地、活跃地构建信息的意义，这就推导出信息的查寻与使用是一种建构过程的论点，德尔文对此做了如下的形象比喻，信息不应被当做砖块，人也不应是可装砖块的空篮子，而是要把空篮子的理念演变成为有思考的、能自我控制的人，信息也从砖块转变为能被每个用户以独特方式来移动和塑形的黏土(clay)。这表明信息的意义并非恒常的，而是随着个体建构行为的独立性和差异而恒变。信息查寻行为并不是将现成的信息“砖块”装进空篮子的过程[5]，而是个体用户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对信息“黏土”加以塑型的过程。这也就是说，砖块和空篮子是传统信息观和信息使用观的代表，接受这种理论假设就会导致仅仅关注传递(transmission)的问题(如得到的信息是否准确)，而这是远远不够的。此外，意义建构论虽然推崇用户的独特个体性，但并不意味着它否认不同用户处理信息的共性过程的存在，相反认为这一过程是独特个体信息行为发生的前提[4]。

      (3)关于信息的使用。应当从行动者(即用户)而不是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待信息使用行为，信息使用应被视为过程，而不是恒定状态。恒定状态导向下的研究试图以不随时空因素变化的常量为基础来解释和预测信息的使用。实际上这种横跨时空的静态模式的应用范围非常有限，研究者在此情况下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建立在信息查寻与使用横跨时空的常量模式(如人口统计、资源)之上的结构分析，一是对个体变幻莫测的信息行为做出定性、非系统性理解，显然无论哪一种选择都不是最理想的研究状况。意义建构论则不再关注个体的静态特征与常量模式，相反地聚焦于构建意义的过程，强调作为交流行为的构建活动对于场景条件的敏感性，力图通过场景、状态等预测变量来解释信息查寻与使用[5]。意义建构论不承认个体行为的混沌说，认为如果从过程观的角度看，个体行为具有很高的系统性。这就是说，把个体的信息查寻与使用行为看作动态性的建构过程，是人在时空运动中为了从身处的世界中建构出意义而采取的步骤(step-taking)这一步骤过程是有目的和有序的。当个体作为在具体时空中行动的实体被重新概念化(re-conceptualize)时，个体行为就存在着系统性。

      从意义建构论的上述基本观点可以看出意义建构论研究关注的重点领域是信息行为(信息需求、查寻与使用)，这与整个知识范式的研究理论是一致的。认知范式的研究着力点亦是信息行为，力图实现该领域的范式转换。正如贝蒂格萝(K.E.Pettigrew)等人所述，尽管信息科学中很多领域都有基于认知观的研究产生，但从根本上受到认知观导向(相当于本文中认知范式)影响的领域是信息行为[15]。而意义建构论作为认知范式的代表性理论，将信息行为作为构建理论的主要领域平台，也在情理之中了。杰森(B.Jansen)[16]对信息行为的72种理论进行了评价，意义建构论在理论水平、成熟度、认知与情境的研究覆盖度三个分项方面得分均位居首位，理论评价总分亦位列第一(与它并列第一的是知识非常状态)。

      3.2 隐喻模型

      德尔文在阐述意义建构论的基本思想时使用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是隐喻(metaphor)。隐喻是人文社会科学里的研究方法，在知识管理中隐喻是使隐性知识外化为显性知识的重要支持手段[17]。德尔文在研究中大胆应用了隐喻方法，通过隐喻模型说明个体是处在具体情境中的个体，在面对断带(gap)时会利用帮助来架设桥梁，建构出新意义或放弃老意义从而跨越断带继续前进；用此隐喻模型来解释信息需求和信息查寻和使用行为具有很高的理论清晰度[9]。这种尝试用隐喻图示来直白清晰地阐释意义建构论的研究思路大获成功。意义建构论的核心隐喻如图1所示。

      

      图1 意义建构论的核心隐喻[18-19]

      隐喻模型所涉及的概念均是意义建构论的基本要素，包括时间、空间、视域(horizon)、断带、架设桥梁(bridge)、移动(movement)、权力、常态(constancy)和变化等[20]。通过模型可以看出，意义建构实质上是个体在认知时空中问题与思维的驱动[4]。模型表明[10-11，132，1-22]：个体沿时空持续性地前进，在前进过程中不断地对其行动和环境赋予意义。当遇到非连续性时，他自由前进的步伐被迫停顿；停顿意味着个体内部相关意义已经耗尽，如果不建构出新的或有变化的意义，仅凭他现有的感知是不能前进的；此时个体面对的是情境断带，断带这一概念对应着贝尔金(N.J.Belkin)的知识非常状态和泰勒(R.Talyor)所述的内藏层次和感知层次的信息需求。具体的类型包括决策停顿、障碍停顿、问题停顿、去向停顿等；断带的存在即是个体产生了外显的信息需求并以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换言之，信息需求就是个体对当下的情境断带进行构建意义的需求。他需要解释情境并在断带上架设桥梁(gap-bridging建构意义)，从而跨越断带获得结果(outcome)和成效，使自己能够继续前进；在这种情形下，分析信息需求即是了解阻碍运动的情境，如停顿的本质是什么，个体如何看待自身的停顿，个体认为存在的困惑和问题是什么等。

      信息查寻和使用行为(information seeking and use)可以用架桥予以概念化，架桥隐喻提供了探究人在情境中如何查寻、解释、设计信息来构建意义的方法论和解释工具的导引，通过架桥这一比喻，我们可以认识到信息查寻与使用是高度情境化的行为，是在时空里前行中发生的建构行为，它依赖于个体前行中遇到何种类型的断带以及断带在何时何处发生这类的情境因素；换言之，个体感知和诠释断带的方式是预测其架桥策略和获得帮助(即信息查寻与使用行为)的上佳指标；架桥的研究内涵就是分析架桥隐喻中“how”范畴的情境性问题，包括人如何利用思想、信念、情感等自身内部资源和网络、文献等外部资源，如何对内外部资源中的不同要素加以设计组合和塑型等；把信息查寻与使用比喻为架桥，突出了行为的情境嵌入性和动态建构性以及动作化过程[13，18，21]。通过观察用户对断带的感知、界定和架桥的质量，就能够抓住信息查寻和使用行为的本质。在特定的时空状态下架桥行为固定于特殊的情境状态之中，随着个体在时空中的移动，架桥既有可能受情境状态变化的影响，又有可能不受其影响，这一隐喻反映在信息查寻与使用上，就是这些信息行为既有可能被加以惯例模式化(habitually patterned)，如通过人口特征等用户常量研究信息行为，又有可能被加以场景/时态模式化(situational/temporally patterned)[20]。简言之，前者是用恒常的普适性模式来分析行为，是意义建构硬化(rigidity)的表现，后者则是关注于分析具体情境中的行为，是意义建构灵活性(flexibility)的表现。这两种信息设计模式构成了信息使用等行为的过程[7]。

      动作化(verbing)是意义建构模型中首要的本体论范畴，它是产生思想和关于实在世界的多样化认识的行动实践，它的内涵是关注人类个体和集体的意义建构和非建构的方法问题，意义建构论者主张只有通过研究跨越时空的变化和事件的流动过程才能找到人类状态的模式；动作化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事实化(factizing)、沟通、定义和直觉等动作，各种类型的动作对建构意义有用性的程度是相等的[14，18]。情感(emotion)亦可成为一类特殊的动作类型。情感被认为是情境化意义建构活动的导向之一，它可以作为输入(信息内容)、信息查寻与使用的策略(界定行为模式)和用户评价信息的方法而具有信息价值[23]。动作化还可以将以往信息行为研究中常被忽视的多种因素纳入进来作为变量(如时间、空间)，萨沃莱宁指出，在意义建构论中，将时间作为情境变量使得信息查寻的情境呈现出涌现性和流动性。这表明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在人、环境、事件、活动的时空聚合点上客观实在情境才能被真切地认识到。此外，时间真正成为情境变量的构成要素归根结底要以人实践活动的发生为充分必要条件[24]。这也说明：时间、空间等因素作为研究变量，发挥理论解释作用是同作为实践的动作化分不开的。

      意义建构论将聚焦点从静态化(nouns)和实体(substances)转移到动作化和动作化过程本身，体现出关注时空中运动的特点[14]。一方面，对动作化过程本身的关注表明意义建构论研究意在更好地探究信息行为的复杂精妙之处，力求对人类获知信息的全过程进行一体化分析，是整体主义信息行为观的体现[25]。另一方面，与传统视角相比，这种注重动作化的动态过程的视角存在优势[14]：把信息视作给定物、把信息传递视作结果和目的的传统观点实际上冻结了时空和个体，将信息限制在当时产生它的狭义意义建构策略之中，而其实该策略只是诸多策略中的一种，把生成信息的先前某个时空点和建构策略予以固化，并以此来规制在随后时空中的情境和可采取策略的范围，自然就犯了以一对多、用一种可能性替代未来多种可能性的窄化错误。把信息的名词化转为动作化(information as verb)可以开放多种建构策略的可能性，让个人始终在流动的时空过程、具体的情境中去进行建构活动，赋予信息以此时此地的意义，关注人在动态过程中如何“信息性”地生成认识世界的模式，从而避免了窄化的误区。

      模型也有简化的模式，即场景状态-断带-使用帮助(situation-gap-use/help)三角模型，如图2所示。总之，意义建构核心隐喻模型是高度抽象的方法论工具，它把个体视作是处在历史、结构和时空的个体，在时空前进中会遇到不能对当前处境进行明确阐述的场景[8]，继而出现断带被迫停顿，面对断带时他会寻求帮助、利用认知和情感要素，采取不同的动作化策略来架设桥梁，建构意义，从而跨越断带向前移动，取得结果和成效。意义建构的本质就是聚焦于行动者如何界定和处理情境、认知断带、架桥和跨过桥梁之后前进历程的持续[26]。

      

      图2 意义建构的隐喻简化模型[11]

      4 意义建构论的应用

      意义建构论提出至今在ISI Web of Knowledge中已被引用上千次，在图书馆学、信息科学和传播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理论层次方面，多位学者或是受意义建构论的启发，或是以意义建构论为胚底，提出并发展了各种颇具特色的理论。例如，查特曼(E.Chatman)的圈子内生活(Life in the round)理论[27]。费舍(K.Fisher，与前文中的Pettigrew是同一人)等人提出的信息场(information ground)理论[28]。朱婕和靖继鹏的“信息差”理论[29]。在方法层面，意义建构论的微时刻时间线访谈法(micro-moment time-line interviewing，早期被称作中立式提问)在信息行为研究方法中独树一帜，并已成为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主流方法[30]。在应用层面，提迪兰(T.Tidline)对视觉艺术的信息特性的研究表明，意义建构方法论为了解和阐述人们如何从艺术中获得信息提供了最佳的框架[31]。Dervin本人对意义建构论在知识管理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意欲通过引入意义建构将知识概念由名词化转向动词化，使知识管理克服简单化、技术化的倾向，实现多样化、复杂化和以人为本的和谐式发展[32]。她与合作者一起还应用意义建构方法论对知识工作者的信息实践活动和活动的情境性做深层研究，已设计出支持知识创造的知识管理系统[33]。贝蒂格萝等人将意义建构论隐喻模型应用到公共图书馆在线社区网络的信息查寻与使用行为的建模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34]。

      5 意义建构论的理论评价

      5.1 意义建构论是主观知识建构理论

      尽管意义建构论在理论表述中提到较多的是信息，并且在许多场合将信息与知识混用，知识表面上没有成为被讨论的重点概念，但正如它的上位理论归属——认知观所表明的那样，关注的仍然是人的心智、主观知识及其结构的问题。意义与知识是两个紧密关联的概念。正如萨沃兰宁指出的，在意义建构论中知识是包含于意义之内的，是意义概念的应有之义[12]。笔者认为，知识特别是主观知识的观念已内嵌于个体建构意义的活动之中，意义的建构不是凭空而成的，而是要以头脑中原有的知识结构作为依据，意义的产生必然会伴随着个体对于知识的吸收和转化，是个体心智中主观知识的新生成和知识结构发生演化的过程。意义建构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知识吸收、转换、加工和形成的过程；而从知识概念的角度来看，价值性与行动性是知识的基本特征，知识只有被个体理解、构建出意义，并将其用于跨越断带在时空中继续前进，其价值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意义建构论可以看成是一种主观知识建构的理论。

      意义(sense)可以说是一种广义上的知识，它包括个体克服间断性时所具有或生成的认知、信念乃至价值观，是个体在时空中前行赖以依靠的基本资源保障；建构(making)则是个体前行运动中的一种常态动作，是吸纳、加工外界刺激继而生成主观知识的感知和认知活动，其活动产生的映像指向的是意义。两个术语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意义建构的内涵：意义建构是指个体主观地、能动地生成包括感知、认知、信念在内的广义知识的过程。这种建构过程既可能是精致的、又可能是随意的或下意识的，分别表现为个体智能的涌现和对生活情境中日常事务的处理，它们都是个体对自身存在状态的适应性演化。对于提供知识服务的信息工作者来说，其角色定位不仅仅是信息的收集者和组织者，还要成为用户知识构建活动的促进者、合作者和顾问，目标是理解用户意义构建过程并为之提供支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信息工作者的目标与教师为学生学习活动提供支持的教学目标相重合，这也使得信息检索系统能够向用户提供与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所采用的同样的动机激励手段成为可能[35-36]。这意味着知识服务与信息检索系统可以被真正地整合进了个人的终生学习环境，以促进个体成长。

      5.2 意义建构论的元理论基础探析

      信息科学北欧学派学者特亚(S.Talja)、图密宁(K.Tuominen)和萨沃莱宁将信息科学元理论划分为认知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和社会构成主义；认知建构主义(cognitive constructivism)的基本观点包括[37]：知识的产生是个体心智模型(individual mental models)进行创造的结果；知识不是客观地被给予的，相反个体必须构建属于自己的知识。个体的心智是产生知识最重要的领域，心智模型表征着世界并对外界信息进行着中介或过滤，它由图式(schema)、脚本(scripts)和知识结构所组成的。随着个体接收新的感知数据或遇到新的情景，心智模型会发生改变，变得更为细致和复杂；它是高度抽象的规则集，控制和引发着人类的所有行动。可根据不同的理论侧重对认知建构主义再加以细分，即个体通过体验和观察来创建知识结构和心智模型，个体受历史、社会维度影响而创建知识结构与心智模型，可以分别称作导向Ⅰ和导向Ⅱ。

      从元理论层次上看，意义建构论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意义建构论的认知构建主义[37]阶段，二是90年代中期之后吸纳了社会构成主义等元理论观点，强调对话(dialogue)这一概念在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30]，逐渐转变成为多元调和主义元理论的阶段，对于信息科学尝试提出融合各种元理论的集成性研究框架有积极的参考价值。但并不是说，第一阶段观点过时，这只是表明其在元理论上的观点变化而已。限于篇幅，本文重点分析意义建构论元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即认知建构主义阶段。

      意义建构论的元理论第一阶段在具体而言属于认知建构主义导向Ⅱ范畴。与认知观的其他理论不同，意义建构论的元理论基础被德尔文本人明确表述过。德尔文非常重视元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把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贯穿到她理论研究的始终。她指出，意义建构论自产生伊始首要关注的就是元理论，最感兴趣的就是方法的哲学指导原则研究。就整体而言，意义建构论是多层次的理念体系，它是元理论批判性思考的工具、研究方法论、关于交流的理论、交流设计和实践的研究方法和导引；针对目前自然、人文和社科领域元理论、方法论和方法之间相混淆的情况，德尔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方法论是沟通元理论和方法之间的桥梁，不该把方法论归于元理论或方法之下，它的地位作用应予以强调；作为方法论的意义建构(大写的Sense-Making，与描述意义建构活动的小写sense-making相对照)在信息行为研究中的重要性就在于此[14]。

      意义建构论的建构主义元理论色彩很强烈，它放弃了申农的信息传递模型假设，对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持批判的态度，它不承认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知识，主张知识的意义随人而变，在意义生成过程中这种将人的地位加以放大、将“人”大写的做法意味着要否认如下的理论假设：人能力的不足和弱点是横亘在信息与人之间的障碍[5]。意义建构论以个体为焦点，以交流为红线，认为个体是交流行动的载体，而这种交流行动又是产生意义和活化系统的方式[13]，信息查寻行为则应被视为依赖于交流行动的一种问题解决活动[22]。交流作为人类的基本活动与人类获知信息、塑型数据的过程是殊难分离的；始终强调交流体现出德尔文对人类交流活动的意图性(intentionality)的重视和接受；交流的意图性不仅内含于对信息的界定中(信息是用户的一种建构)，而且也表现在德尔文对科学决定论/客观主义的语言观的批评中：语义的客观主义化(实体化，reification)将语言的要素—语义、句法归结为实体事物，将意义全盘地维系于语言本身而抹杀了意图性；反映在信息行为研究中，就是将每个用户独特的状态转化修正为规范性的典型状态，继而在规范化的信息系统中进行匹配检索，提问式被当做客体加以具体化并通过规范化处理具有单一的可辨的意义，这种做法是不能够被接受的[38]。也正如巴德(J.Budd)所言，将这样一件复杂的事情(信息查寻者的感知、构造提问式时的意图性活动、创造信息内容时的意图性活动)加以高度结构化和过度简单化的做法是不得要领的[38]。可见，意义建构论把个体看做是意义、知识建构的主体，信息的意义不是恒常的而是由使用者主观建构出来的以及重视用户的意图性活动等观点，是认知建构主义导向Ⅱ中个体创建知识结构、心智模型的思想体现。

      与此同时，意义建构论也重视情境的影响，如它将信息的本质就界定为场景约束下的人工建构物[8]。其理论与模型均直接涉及情境变量，充分展露了导向Ⅱ的情境维度。这在宏观情境和微观情境层面都有表现。在宏观层面，意义建构论认为个体处在时空中文化历史发展的具体阶段里，文化、历史和制度界定了个体生活的世界，个体生活在社会结构之内，他会不同程度地意识到并体现出这种结构[6]。这些宏观情境变量也被包括在核心隐喻模型之中。意义建构论研究对微观层面的情境着墨较多，这缘自微观情境构成了影响建构活动和过程的直接情境。例如在信息查寻行为研究中，意义建构论者就认为要将信息系统使用之前和之后发生的事情和活动都考虑在内才能对人的信息查寻行为有完整的理解[5]。而在隐喻模型中，场景状态、断带、架桥、视域等概念均可视作微观情境范畴内的变量，在个体所在的场景状态(situation)里，分析维度包括运动状态、清晰度、嵌入性(情境与其他情境的关联度，与其他人的关联度)和改变的能力等；需辨明的问题有“状态的复杂程度如何”、“用户活动的约束条件是什么”、“用户感知到了什么障碍”等[4]，场景状态直接构成了信息需求的情境[9]。意义建构论的研究着力点就是对个体处理问题场景的策略做出圆满的理论解释[10]。断带中的维度则包括回答的容易程度，回答的重要性，问题(与其他问题)的相关性，架桥策略等；帮助维度包括获得整体认识、产生观念、找到方向、情境管理、获得愉悦、建立联系、得到技巧、得到支持肯定、远离或避免不合意的情境等[11，26]。在网络检索环境下，断带又有了新的内涵，典型类型有找不到相关网络资源、困惑、过载、难以决断，在塞博空间里迷航等状况，相应产生的架桥策略(tactics)则有链接、回退、使用引擎、转向浏览熟悉资源等[39]。

      在情境与个体的关系上，意义建构论的元理论第一阶段有着基于导向Ⅱ思想的明确认识。既对应着宏观情境层面，又对应着微观情境层面，在两层面上均有作用。在意义建构论者看来，过去的视域(horizon)(历史、记忆、叙事)、现在的视域(当前的物质条件和经验条件)、未来的视域(希望、计划、轨迹)是相互关联的，意义建构是在三者的交叉地带中发生的；它的基本元理论观点是无论人和情境的非个体性特征如何明显，个体与情境的关系以及该关系的意义永远都是个体自我建构出来的。理论中现实间断性的假定实质上意味着要关注人如何在受最少外力限制下发挥最大创造性的情况；通过个体的交流行动，社会结构与情境才得以延续或改变，没有个体充满活力的行为，结构和情境这些集体性实体就无法存在；尽管个体受到结构和情境的影响，但从不听任它们起决定作用，个体心智与情境、结构之间不存在着完全的同形(isomorphism)就是佐证[5-6，26]。不难看出，这些元理论观点反映了认知建构主义导向Ⅱ范畴中个体是情境中的个体、情境对个体有影响但要把个体置于优先于情境的首要地位的思想。这也即是弗里赫曼所谓的用户“英雄观”(the user as hero)[6]。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意义建构论是认知建构主义导向Ⅱ思想的重要代表。

      6 结语

      意义建构论自提出至今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迄今已形成了涵盖元理论、理论、方法论和方法多层次的成熟理论体系。本文对意义建构论的理论缘起加以梳理，系统阐述了意义建构论的主要理论观点、相关模型和应用，指出意义建构论是一种主观知识理论，并从元理论层次对意义建构论进行了详述。应当指出的是，由于较浓的思辨色彩以及跨学科的理论特性(传播学和信息科学)，意义建构论的一些观点显得过于抽象。其理论并未具体探究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中信息查寻行为的规律与特点，研究者也很难依据该理论提出可供参考的具体假设[5]。可见意义建构论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意义建构论未来的研究可分为两大方向：一方面意义建构论的实际应用领域还应进一步地拓展，要对更多类型的信息实践工作起到指导作用。另一方面，意义建构论要与认知范式中的其他重要理论如知识非常状态理论、信息搜寻过程(ISP)理论相整合，让观点的话语表述更加“信息科学化”，形成可用于解释、分析和预测不同情境下各种类型用户信息行为的实质性理论，使理论兼具抽象性与具体性。同时还要注意吸取信息科学其他范式如领域分析范式的有益观点来丰富完善自身的元理论，让理论基础更为坚实，在信息科学的“思想市场”(科斯语)上更具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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