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清、萧朝贵桂林告示考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告示论文,杨秀清论文,萧朝贵论文,桂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11）04-0094-07
2009年4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原称民族研究所）王昭武副研究员访问广西民族大学壮学研究中心，并赠送一批壮族民间文献资料。据介绍，这批资料，是他在“文革”中的1972年某一天，偶然路过该所图书室，从堆在门外的垃圾里翻捡出来的，经过修补维护而保存至今。而这些被扫出图书室门外的宝贵资料，又是曾参加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壮族分组的他和黄现璠、樊登、阮甘壁、黄永祯、黄槐兴、吴如岱、粟冠昌、李干芬、黄远聪、杨德箴等专家、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于龙胜各族自治县和大新县进行壮族社会历史调查时在民间搜集到的[1]。壮学研究中心领导如获至宝，拟整理出版，责成笔者负责此事。笔者便安排2008级硕士研究生黄靖、2007级本科生梁远明进行电脑录入工作。2009年9月1日，当笔者持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壮族民间文献《廖笺记军民剿匪·廖金全号》一书校对电子文本时，发现该书竟然记录了清政府军队、团练同太平军作战的一些重要情况。尤为难得的是，该书抄录了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在桂林联衔发布的告示，全文如下：
真天命太平天國
為曉諭事照得本軍
師舉義興師原属撥乱歸正以早定
天王御極三尊非謂虐民百姓岡取士民之資也
但不先於誥誡恐爾等罔知遵循合亟出示曉諭為此示
仰四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後務宜各安各業不用驚慌並
不許助妖為虐倘若執迷不悟以致叛逆
皇章軍威所至定必粉骨碎身爾等噬臍何及慎之
慎之速速毋違特示
太平天國壬子二年三月 日
示右仰通知
按：龙脊，山名，与桂林相距80公里，今属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和平乡，是世界闻名的梯田旅游风景区。
一、告示原件的来源
《廖笺记军民剿匪·廖金全号》一书长26.4厘米，宽15.1厘米，封面为牛皮纸，边缘朽烂，纸色变黑，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左上角用毛笔黑墨竖写“廖箋記軍民剿匪”7个颜体字，其中“廖”字已脱落，由王昭武先生在相应位置用钢笔注明。距此7字6.8厘米处的左下角竖盖一双框长方形黑色印记，印文为“廖金全號”4个颜体字。紧靠长方形黑色印记的上方盖一边长为3.7厘米的双框正方形朱印，看不清上面的文字，不知是公章还是私章。正文共60.5页20656字，用毛笔黑墨由右至左竖写在半页分上下栏、每栏9行的笺纸上，栏线蓝色。上下栏之间有细缝，上、下边栏为双粗线。每半页通常只写8行，不分栏，字数多少不等；也有只写一两行的。字体是行书，书法功底较差。纸质发黄而易碎，边缘缺损严重，中间较轻。该书作者据说即为掌握了一定汉文化知识的龙脊壮族村寨廖家寨寨老廖金全[2]，所记之事多为清道光十一年正月朔日至同治九年五月即1831年2月13日—1870年6月28日之间与龙脊有关的战乱情况，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桂林告示抄件出现于第12－13页（实际应为第14－15页，因该书计页错误，出现了两个第6页、两个第10页）。关于告示原件的来源，其第12页（实际应为第14页）是这样记载的：“于冬月太平王窜进六墟及二塘市墟一带地方。咸丰二年壬子二月，贼进本省，札住象鼻山安营。广西巡抚部劳大人调龙胜协镇舒官兵、乡兵二百于三月初五日进省，堵守城池。桂林闭城，风水不通。白石阳三爷在桂林半边街接告示，形影贼异。”也就是说，这份告示的原件是白石阳三爷于咸丰二年壬子三月初五日，即1852年4月23日在桂林半边街收到的。
按：咸丰壬子二年二月十六日夜，太平军在永安（今蒙山县）突围北上，二月二十八日前锋直抵桂林。二十九日大军陆续到达后，扎营城外东、西、南三面，围攻桂林。因久攻不下，四月初一日（1852年5月19日）撤围北上。围攻桂林期间，太平军经常使用告示。据清将邹鸣鹤奏报，太平军在象鼻山上安放大炮，轰击城内，并曾经用箭把告示射到桂林城墙上，声称还有六七千人即将来援[3]73。太平军还在漓江对岸“大张伪示，要结人心”[3]111－112；在附近“各乡村放价收藏米谷，广布伪示，煽惑众心”[3]192。而清政府一方的劳崇光（1802—1867），1848年任广西布政使，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时，署广西巡抚，协助钦差大臣赛尚阿会办军务，设局开捐，筹措饷需，令各府、州、县组织团练与农民起义军作战[4]。因此，“白石阳三爷在桂林半边街接告示”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应该注意的是，这里的“白石阳三爷”，是白石村的“阳三爷”的意思，而非姓白名石阳的三爷之谓。白石村，今与龙脊同属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和平乡，仍有阳姓居住。据说，过去此地是通往灵川县的要道，来往行人多，把石板路踩白了，故名[5]。
至于桂林半边街，经笔者于2009年12月1日星期二向桂林市民政局区划地名科咨询的结果，为今桂林市中山北路之一段。
二、文字错漏的臆测
细心的读者也许注意到，告示中萧朝贵的“萧”和“贵”（繁体为“蕭”和“貴”）分别写成了“肅”、“桂”，而“罔取士民之資”（简体为“罔取士民之资”）则写成了“岡取士民之資”。又，萧朝贵应是“右弼又正軍師西王”[6]，而这里写成“右弼正軍師西王”。这是为什么呢？
告示中有“恐爾等罔知遵循，合亟出示曉論”一句，其中的“罔”宇却写对了。按：现今所见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原版告示均为印刷之物，只文末月日的数字为手写。即不印刷，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名义发布的告示，其起草者、誊录者、校对者亦当有一定水准，且十分谨慎。否则，曾国藩幕僚张德坚就不会说太平天国“一示之成，更易数四”[7]634了。考虑到《廖笺记军民剿匪·廖金全号》的作者显然比较粗心，书中错句错字比比皆是，往往同一页上即有诸多错误，如第11页（实际应为第13页）上即将“副將伊克坦布”写成“副將尹克垣”，“劉洪海”写成“劉紅海”，“楊萬福”写成“楊百福”，“懲罰”写成“懲法”，“洪秀全”写成“洪秀金”，“朋隘”写成“朋益”，笔者认为把“罔取士民之資”的“罔”写成“岡”应是该书作者抄录时出错。
太平天国的职爵衔常令人费解，如杨秀清的宗教头衔“禾乃師贖病主”就近似儿戏。萧朝贵的职爵“右弼又正軍師西王”也有些奇怪，一般人如果不是十分注意就容易把“又”字漏掉，而《廖笺记军民剿匪·廖金全号》一书作者又较粗心，笔者认为，告示抄件中写成“右弼正軍師西王”也是该书作者抄录时出错，应是没有细看造成的。
至于把“萧”写成“肅”，把“萧朝贵”写成“肅朝桂”，则有些离奇。据笔者检索，在清代，萧朝贵名字的写法有5种，第一种为“蕭朝貴”，如《天兄圣旨》，[8]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联衔发布的《告四民各安常业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等原版告示上的西王印文[9]225－270，《李秀成自述》[10]、《贼情汇纂》[7]69；第二种为“蕭朝桂”，如《天地会军衔》[11]、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湘绮府君年谱》[12]；第三种为“蕭朝潰”，如《左宗棠全集》[13]、《清实录·文宗实录》[14]；第四种为“蕭潮潰”，如咸丰三年九月初九日《劳崇光奏覆遵旨发掘杨秀清、韦正等祖坟情形折》[15]、光绪《湖南通志》[16]；第五种为“肅朝桂”，仅见于《廖笺记军民剿匪·廖金全号》一书所载的这篇告示和太平天国首领姓名籍贯单。概而言之，第一种见于太平天国文献和清官方文书及私家著述，另4种不见于已公布太平天国文献，故而第一种被认为是正确的写法，另4种被认为是错误的写法。因“桂”与“貴”（简体为“贵”）同音且同为人名常用字，可谓自清至今都常有人将萧朝贵的名字误写为“蕭朝桂”（简体为“萧朝桂”，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修订第3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萧”俗作肖），今人误写的有张梅亭等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及国情教育读本》[17]、中国教育大系编纂出版委员会编纂的《中国教育大系·历代名人志》[18]，以及薛励方翻译的《燕畿旧雨》[19]等，笔者本人亦有这样的经历。而将“萧朝贵”写成“蕭朝潰”或“蕭潮潰”，正如《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作者所说，这类写法一如称苏天福为苏添福，张洛行为张落刑，“完全为鄙夷贼匪之心理”[20]。也就是说，是故意写错的。
如前所述，《廖笺记军民剿匪·廖金全号》所载太平天国首领姓名籍贯单也将“萧朝贵”写成“肅朝桂”。此单来历与内容见于该书第11页（实际应为第13页），其文曰（原文无标点）：
于咸豐元年辛亥歲四月朔日，被賊圍欎林州，三日不通。大人重賞花紅，官兵、團練四門破賊，斃命賊兵乙千有餘，奔走進徃潯州武宣縣安營。
靈邑藍田黃啟泰帶兵獲賊首周大順，押解送潯州府審訊、懲法，報知太平王、賊首加封名跡：
查该书第14页（实际应为第16页）上有“據於咸豐三年癸丑八月……賊匪韓亞福、肅老駾滋擾永寕州、羅城縣、懷遠、柳州城、洛融縣、融縣”之句，而光绪二十二年（1896）广西《永宁州志》卷三《寇警》记载：“咸丰三年外匪韩凤、萧孑免等由柳城东泉拥众倡乱，于八月二十三日窜入州城，俞州牧克轩招抚出境。”光绪十五年（1889）《平桂纪略》记载：咸丰三年（1853）“八月，广东贼韩凤、萧晚入永宁城。韩凤、萧晚由东泉入永宁城，九月分窜。韩凤出柳城，萧晚出喇塔。”[21]按：喇塔今属桂林市永福县，清属永宁州，为该州南部圩场，与洛融（雒容）县（今鹿寨县）、融县（今融水县）相近，而柳城与罗城县、融县（今融水县）、洛融（雒容）县（今鹿寨县）相邻，与柳州城、怀远县（今三江县）相近①。由此可知，韓亞福当是韩凤，肅老駾当是萧晚（孑免），即“蕭老駾”②。也就是说，“蕭老駾”的“蕭”同样被《廖笺记军民剿匪·廖金全号》一书作者写成“肅”。可见，将萧姓的“萧”写成“肅”，为《廖笺记军民剿匪·廖金全号》一书作者的习惯性错误，可能是受到了当时当地书写习惯的影响。
这样一来，就十分清楚了，该书作者把“萧朝贵”写成“肅朝桂”，也就是人们常写的“蕭朝桂”，犯的是普通人常犯的错误。加之清官方审讯所俘太平天国头目而得的太平天国首领姓名籍贯单出现于前，较为粗心的该书作者先抄录此单，后抄录告示，自然就更容易在告示中把“萧朝贵”写成“肅朝桂”了。
此外，杨秀清、萧朝贵联衔发布的《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告四民安居乐业谕》两篇告示有“起義”一词[22]，而这份桂林告示抄件有“舉義”一词；在《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23]、《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补编》[24]与《太平天国文物》[25]所载的太平天国文物照片上，太平天国的“国”字一律书为“国”，而这份桂林告示抄件写成“國”，根据《太平天国艺术》下册介绍，录自《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安抚四民诰谕》的西王萧朝贵印文为“太平天國右弼又正軍師蕭朝貴”，其太平天国的“国”字也写成“國”[26]263，而且没有“西王”字样，该是被封为西王之前刻的印，可见太平天国初期的文字制度并不执行得十分严格。因未见这份桂林告示原件，不知是告示原件如此，还是告示抄件的抄录者廖金全写错了。姑且存疑。
三、告示的属性与价值
根据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出版的《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一书的划分，太平天国告示即布告分为三类：第一，对朝内军中布告；第二，对四民布告；第三，对敌人布告。杨秀清、萧朝贵桂林告示是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的名义，说明太平军反清的目的，号召人们安居乐业，并警告人们不得帮助清廷。因此，属于典型的对四民布告，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安民告示。
据笔者统计，已公布的世界各国现存太平天国告示共81篇（内容相同，发布时间、地点不同的按1篇算），其中《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一书收录69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收录2篇，《学术论坛》1986年第2期发表1篇，《档案管理》1992年第5期介绍1篇，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收藏、1994年台湾学者王省吾首次撰文介绍[9]、2004年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郭存孝再次撰文介绍的8篇[27]，从未见关于这篇告示的报道。因此，这篇告示是在世界范围内新发现的一件孤品，虽是抄件，亦弥足珍贵。
1.它是已发现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联衔发布的告示和公文中最早的一篇。已发现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联衔发布的告示和公文共7篇，除此篇外，其余6篇分别为《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发布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壬子二年，1852年）、《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发布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壬子二年，1852年）、《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发布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壬子二年，1852年）、《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安抚四民诰谕》［癸好三年（1853年）五月初一］[28]目次：6、《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命天官副丞相林凤祥等速急统兵前进诰谕》［癸好三年（1853年）四月二十三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命天官副丞相林凤祥等封彭福兴张大里等为监军诰谕》［癸好三年（1853年）四月二十三日］[28]目次：10。
按：咸丰元年（1851）九月，太平军攻占永安州（今蒙山县）。十二月十七日，洪秀全在永安（今蒙山县）以天王的名义发布诏书，封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28]35－36。
人们所熟知的是，太平军从广西进军湖南途中，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联衔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等3篇重要告示，有学者甚至指出这3篇重要告示是1852年6月在湖南道州（今道县）发布的。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对发布地点虽有些模棱两可，但在时间上也认为是6月[29]。按：太平军5月19日撤桂林围北上，进军湖南。6月5日，南王冯云山在全州中炮牺牲。6月7日，太平军转入湖南境内，得到当地会党和群众的拥护与支持。6月12日，攻克道州（今道县）。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桂林告示的发现，使我们明确知道了他们最迟在咸丰二年壬子三月初五日，即1852年4月23日便开始联衔发布告示。若《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等3篇重要告示是在太平军撤桂林围北上时即开始发布，则杨秀清、萧朝贵桂林告示的发现便使杨秀清、萧朝贵封王后联衔发布告示的时间提前了近1个月。若《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等3篇重要告示是6月12日攻克道州（今道县）后发布，杨秀清、萧朝贵桂林告示的发现则将杨秀清、萧朝贵封王后联衔发布告示的时间提前了1个多月，并且将最早联衔发布告示的地点由湖南拉回了广西。又，《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安抚四民诰谕》为癸好三年（1853）五月初一发布，而《命天官副丞相林凤祥等速急统兵前进诰谕》和《命天官副丞相林凤祥等封彭福兴张大里等为监军诰谕》这两份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联衔向下属发布的命令均为癸好三年（1853）四月二十三日之物。因此，杨秀清、萧朝贵桂林告示是已发现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联衔发布的告示和公文中最早的一篇。
2.它也是已发现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发布的告示中最早的1篇。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五日（1851年1月6日），钦差大臣李星沅奏称：“桂平之金田村，另有会匪聚集，号称万余，并帖伪示诱胁。”[30]115－116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1851年1月21日），即金田起义后10天，他又和劳崇光、向荣一起奏报说：“广西贼势披昌，各自为党，如浔州府桂平县之金田村贼首韦正、洪秀全等私结尚弟会，擅帖伪号、伪示，招集游匪万余，肆行不法。”[30]131咸丰元年九月二十三日（1851年11月15日），赛尚阿等奏称：“惟金田逆匪自称太平天国，确有历次所获犯供、伪示、伪印为凭。”[31]虽然学者朱从兵论证太平天国告示产生于1847年10月，广泛使用于1851年金田起义前后，[32]但我们今天所能看到并能确定是在广西境内发布的太平天国告示只有5篇，其一是1847年10月洪秀全亲自撰写的声讨甘王的告示，收录于20世纪30年代王重民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发现的《太平天日》一书[33]；其二是负气出走的石达开回师广西后，其部将曾广依所率部队1860年过境西林时发布的1篇，1984年发现于西林县岩茶乡，为抄件[34]；其三是《赖裕新部在融县发布的命令》（咸丰庚申十年九月十二日，1860年10月25日），其四是《赖裕新部一军军帅汪在融县发布的告示》（咸丰庚申十年九月十七日，1860年10月30日），均收录于龙泰任等纂《融县志》，转录于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出版的《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其五就是这篇杨秀清、萧朝贵桂林告示。
而《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等3篇重要告示，前已述及，是太平军从广西进军湖南途中发布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尚未明确，但即使是撤桂林围北上时即开始发布，亦晚于杨秀清、萧朝贵桂林告示近1个月。
按：道光三十年庚戌十二月初十即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今桂平市）金田村率众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因此，杨秀清、萧朝贵桂林告示是已发现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发布的告示中最早的一篇。
3.它的发现，是驳斥曾国藩幕僚张德坚关于太平天国告示起源时间谬论的强有力实物证据。曾国藩幕僚、《贼情汇撰》一书的作者张德坚称：“贼之初踞永安也，官兵四集，负固深藏，何告示之有？即洪逆发令，不过以寸条书数语，晓谕贼众而已。及由长沙下窜，始明目张胆，大肆伪言。洎陷江宁，夜郎自大，大张伪示，遍贴通衢。”[35]按：太平军1852年9月11日开始进攻长沙，到11月29日已历80天，师久无功，次日撤围，向长江中下游进攻。显然，张德坚主张，太平天国告示起源于1852年11月30日太平军撤围长沙，向长江中下游进攻以后。杨秀清、萧朝贵桂林告示的发现，是驳斥张德坚关于太平天国告示起源时间谬论的强有力实物证据。
4.它的发现，为人们研究杨秀清、萧朝贵联衔发布的告示提供了新的样本。《太平天国文书汇编》所收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联衔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壬子二年）、《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壬子二年）、《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壬子二年）等3篇重要告示开头均题“真天命太平天国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蕭”，根据王省吾、郭存孝两位学者的介绍，他们所看到的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原版告示《致四民各安常业谕》（癸好三年五月初一日）和《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癸好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开头亦题“真天命太平天国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蕭”[9]255－270，而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桂林告示开头并无“禾乃師贖病主”字样。按：“禾乃師贖病主”是杨秀清的宗教头衔。根据《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的注释，《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等3篇重要告示是根据收藏于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校图书馆的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刻《颁行诏书》照片著录。关于《颁行诏书》，王省吾先生认为，澳馆藏本与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校图书馆藏本同为重刻本[9]267。而罗尔纲先生早已指出，《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初刻本开头没有“禾乃師贖病主”字样，重刻本才有[36]。宾长初更进而论证，杨秀清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前的职爵是“左輔正軍師東王”，并未使用“禾乃師贖病主”这一宗教头衔[37]。杨秀清、萧朝贵桂林告示同《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初刻本一样开头也没有“禾乃師贖病主”字样，可见它是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联衔发布的告示中较早的一种。
根据王省吾先生的介绍，澳馆所藏的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联衔发布的《告四民各安常业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等原版告示，文末分别题“太平天國癸好三年五月初一日”（“國”应写成“国”，笔者注）、“太平天國癸好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國”应写成“国”，笔者注），月日数字均为手写。年月日上加盖两朱印，一左一右，右大左小。右边为“太平天國左輔正軍師東王楊秀清印”（原文如此，笔者注），22厘米×11.3厘米；左边为“太平天國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蕭朝貴印”（原文如此，笔者注），17.3厘米×8.5厘米[9]267。杨秀清、萧朝贵桂林告示抄件文末题“太平天國壬子二年三月日示右仰通知”，应该写日子数字的地方空白，估计原件亦是留给人们发布时填写的，只是没有填写而已。值得注意的是，澳馆所藏的原版杨秀清、萧朝贵告示文末加盖的是“太平天国左輔正軍師東王楊秀清印”、“太平天国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蕭朝貴印”两个印章，另据《太平天国艺术》下册介绍，录自《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安抚四民诰谕》的西王萧朝贵印文为“太平天國右弼又正軍師蕭朝貴”[26]263，而杨秀清、萧朝贵桂林告示抄件却将“東王楊秀清西王肅朝桂”10字置于年月日之后，并写在同一个双边方框内，右边为“東王楊秀清”，左边为“西王肅朝桂”。这不禁使人想到，太平天国是否曾经有过印文为“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的印章？
又，根据王省吾先生提供的照片，澳馆所藏的原版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联衔发布的《告四民各安常业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文末在日期之后还分别有“誥諭”、“諭”字样[9]208－269，张德坚指“诰諭”为杨秀清所出告示的专称[7]596，而杨秀清、萧朝贵桂林告示抄件有“示右仰通知”字样，尚带有清代普通告示的痕迹。可见，太平天国杨秀清、萧朝贵联衔发布的告示，其格式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从内容上看，杨秀清、萧朝贵联衔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等告示，在反清原因、目的和警醒世人等方面均言之滔滔，唯恐不够详尽。相比之下，杨秀清、萧朝贵桂林告示的内容显然过于简单、笼统。这似乎说明，发布这篇告示时，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在这些方面尚未深思熟虑，同时也显露出其宣传鼓动工作尚属幼稚。
无论如何，杨秀清、萧朝贵桂林告示无疑为人们研究杨秀清、萧朝贵联衔发布的告示提供了新的样本。
四、结语
综上所述，杨秀清、萧朝贵桂林告示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一份珍贵实物资料。应当感谢王昭武先生和他在20世纪50年代所参加的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壮族分组，是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壮族分组搜集到了《廖笺记军民剿匪·廖金全号》一书，但若是没有王昭武先生在垃圾堆中的那一次翻捡和他的职业敏感，这一本书和书中所保留的杨秀清、萧朝贵桂林告示早在30多年前就消失了，不可能保留到今天。太平天国史研究一代宗师罗尔纲先生十分感慨地说：“广西是太平天国革命的策源地，有关太平天国在广西早期活动和发动金田起义的材料，太平天国文献和清官方文书及私家著述都十分缺乏。”[38]当笔者看到这一篇告示时，立刻萌生了公之于世，与同好分享的想法。现在终于完成了心愿，不禁感觉一阵轻松。
收稿日期：2011－04－22
注释：
① 参见《广西道里表》桂林府、柳州府部分，［清］张月卿编纂：《堂匪总录》，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2年1月第1版，第251～254页。
② 根据谢兴尧著《太平天国前后的反清运动》一书第四章《米饭主与堂股的关系》介绍，韩凤为复胜堂米饭主。由此可见，韩凤在堂股中居于“老大”的地位。笔者认为，“亚福”即“阿福”，当是韩凤的乳名，而“老駾”即“老弟”，“蕭老駾”当是人们包括“老大”韩凤用广东白话（粤语）或客家话称呼地位次于韩凤的萧晚（孑免）为“蕭老弟”的音译。
标签：萧朝贵论文; 杨秀清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 咸丰论文; 安民论文; 太平军论文; 西王论文; 剿匪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