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学对于“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写论文,香港论文,意义论文,世纪论文,中国文学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08)05-0101-05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内地学术界在“重写文学史”的视野中，逐步意识到文学史的当代重构性，意在打通中国近代和现当代文学历史联系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也处于不断调整与深化之中。近年来，出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需要，“打通和分界”也一再引起人们的讨论。在这一过程中，香港文学以其自身的存在，不断对内地学术界的文学史研究提出挑战性的历史质疑和建设性的学术课题，成为“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出发点。
中国内地高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一向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分界，然而，当我们关注到1945年至1949年的香港文学时，这种分界就受到了挑战性的质疑。
1945年8月光复后的香港，恢复了港英政府的统治，在国共内战日益激烈的中国内地之外，香港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种较具包容性的空间。而在这一空间产生的文学形态并非战时中国文学形态的延续，而是后来1950年代文学的先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左右翼文化势力都进入香港，从而拉开了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的左右翼政治势力争夺香港文坛的序幕。有意味的是，当左右翼政治势力对峙不下时，香港文学会在其“僵持”外的空间获得发展；而当政治势力一元主导时，香港文学就会处于政治化的境地。香港光复初期，文坛左右翼的对峙较多地受国共两党组织的操控。中共领导下的左翼文化势力在香港迅速崛起，掌握了一大批报刊、书店、出版社、学校，从作者、编者及其共享空间上构筑了一个左翼文化传播机制，这一机制在全国反独裁、争民主的背景下运行得异常顺畅，几乎主导了此时期的香港文坛。而国民党的文化营垒却几乎布不成阵，这不仅是因为国民党在文化组织的经验上无法与中共同日而语，也与港英当局由于香港治权的归属而对国民政府有所警觉、提防有关。这种政治格局使此时的香港文学政治化明显，甚至成为1950年新中国文学的某种预演。
这种预演的内容首先是左翼文艺政策在香港文坛得到了全面诠释、宣传、推广。以文协港澳分会名义发表的文章清晰地将毛泽东文艺思想置于马、恩、列、斯的学说脉络中来肯定毛泽东《在延安文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价值，香港文学本地化进程中的方言文学、粤语电影、粤剧改革等也被明确地纳入“大众化”、“革命化”轨道。在中国内地由于解放战争而拖延了宣讲《讲话》精神的情况下，香港文坛左翼力量利用香港和平环境展开了对毛泽东《讲话》精神的学习和阐释，并将其具体化、权威化、经典化，由此展开实验、推行革命文艺政策的实践，为新中国文学形态的形成做了直接的准备。
此时的香港文坛成为1950年代中国内地文艺模式先声的另一明显特征是批判和自我批判。郭沫若《斥反动文艺》等文在香港的发表，预演了日后内地文坛“阶级生死搏斗”的批判模式，而对钱钟书《围城》等的批判则是立足于“帮”、“拉”的思想斗争模式，其中还反映了“左翼”文学按照其意识形态的要求“重写”文学史的努力，相关的价值判断，跟后来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作出的“五四”后文学的历史评价，已经相当一致了。同时，广泛、严厉的外部批判自然衍化为自我批判，一些作家对其创作的自我反省包含了日后中国作家自我教育运动的全部内容。
1949年前后，二百多位旅居香港的左翼文化人士北返中国内地，将“预演”的成果带至内地，进入体制。与此同时，一些右翼文人则陆续南来，他们的右翼倾向主要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个人对国家体制、民族意识形态的一种选择，较少右翼政治组织的操控。加上港英统治下的香港整体上并无体制性力量迫使作家政治化，这就使得香港成为我们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竞争环境中中国左右翼文化关系最重要的窗口。
由于此时香港左右翼文人之分往往是作家自身经历和所取立场而致，较少政党性、组织性力量的操控，所以，香港文坛左右翼的对峙尽管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对峙的影响，但并非势不两立。首先是双方政治立场尖锐对立，但“左右两派文人，却同有浓厚的中国情怀，左翼着眼于当前，右翼着眼于传统，但同样‘根’在中华”[1](P18)。到了1960年代，右翼坚持的民族意识与左翼提倡的爱国情操甚至交汇合流。一些本土作家则超越左右翼政治对峙的层面，追求国家、民族、本土的文化建设。这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十多年中，香港取代中国内地扮演了“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承的角色”，广泛影响了东南亚华文文学，“一直到1970年代中期，才逐渐由台湾文学接近棒子”[2]。其次是左右翼对峙一旦真正进入文化、文学的层面，实际上都有较大的回旋空间。“对于在冷战气候之下出现的‘美元文化’，有些人认为全是纯反共动作，或政治宣传，其实未免有点‘想当然’”[1](P17)。事实上，“美元”资助下的文化打开了香港接触世界文化的窗口，一些文艺活动甚至“大有助于当时香港青年接触中国内地二三十年代以来的文艺作品，乃至俄苏文学”[1](P18)。而“较长期在香港居住的左翼文化人，如罗孚等，多年来秉承中央的指令，他们也认同要尽量淡化‘左’的色彩，以较‘灰色’文艺的面貌来争取香港读者”，“他们对香港本地青年的影响，主要不是在政治意识方面，反而在于唤起他们的民族意识，对中国文化的关注”[1](P23)。在文学观念上，右翼阵营在1950年代后期就已经注意到对西方现代派的介绍，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较纯粹的现代主义文艺崛起，淡化了右翼文坛的政治色彩。而左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香港显然无法落实。所以，左翼文坛坚持的“批判现实主义”已跟中国内地的主流文学思潮疏离，同时，左翼在认识和理解西方现代文学思潮上也较宽松。可以说，香港左右翼阵营在文艺观点上较少正面交锋，更未在文艺观念上形成根本性对抗。再者，香港社会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受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主导影响，但在文化传统上更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对不同思想主张都有包容性，“不受任何党派的干扰，不为任何政客所利用……畅所欲言，以独立自主的姿态，讨论我们一切问题”[3]，成为持不同政治立场的文化人士的共识。最后，是左右翼文学阵营的文学创作各有其侧重点，但都推进了香港文学“主体性”的建设。“左翼”文学阵营的写作更多地继承了1940年代后期采取的与香港民众结合的方法，开始采取“写实”手法，反映香港草根阶层的生活，后来为迎合市民大众的阅读需求，推出了在内地全面禁绝的武侠小说，《新晚报》更是捧出了梁羽生、金庸的新武侠小说。右翼文人则较强调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文化的承担感，强调对中国文化本位的思考和感受，历史小说、文化散论等更受他们关注。事实上，香港文学“主体性”建设，既包括摆脱国共两党政治意识形态和殖民文化的影响，也包含对香港工商消费社会环境的调适，左右翼文学阵营对香港文学“主体性”的建设都有着正面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文坛的左右翼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相互制衡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得政治意识形态不至于严重侵蚀文学。卢玮銮在编选1948-1969年的香港散文时说过一番颇有意味的话：“本书所选，似乎看不出有何种意识形态角力，更不见左右阵营的显明分野。识者或以为编者故意隐去某种‘真实’，实质在五六十年代报刊中，除少数政治立场鲜明者及在某时段因某些作者为政治信念而挥笔外，一般专栏散篇均对政治十分淡化。”[4]此番话语不仅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文学创作中意识形态立场鲜明者只是“少数”或“偶然”，而且揭示了当时香港文坛左右翼相互制衡的机制，只要左右翼文学并不借助于体制性力量来压抑对方，它们之间就可以相互制约，而在一个存在多种文学思潮的社会里，常有左右翼文人，难有“左”“右”翼文学作品，因为一个作家在现实中会持有某种激进的政治立场，但如果这种立场进入其创作状态，所写只能是政治宣传品了；而当“左”“右”翼文学思潮相互制衡时，左右翼文人一旦进入创作，其主导的就往往是文学追求而非政治目标了。真正意义上的香港文学格局，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50年代。此时期的香港文坛接纳了被“左翼”文学逐步排挤出内地的各种创作力量，这种接纳表明香港文学自身运行机制的形成，而由此反映出来的香港文学“主体性”意识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城失而复得，香港人有了视自己家园的香港意识的背景下才得以萌生的。
香港文坛“左”“右”翼文学相互制衡的格局凸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时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影响的重要性，给以往中国内地以1949年为界划分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认识提出了质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现代性有了一种新的曲折展开，其核心问题是民族的意识形态构建和民族制度的选择、建设，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公民性和民族性由此产生了复杂的纠结。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命运都紧密联系着战后东亚现代性曲折展开这一局势。在中国内地，毛泽东于1945年作出的“两种中国之命运”决战的预见主导了中共对国民党的战事，“左翼”文学借中共战事的胜利“攻城略地”，日益扩大，而整个中国内地文学的战后进程也始终受到战后东亚地区乃至世界冷战格局的巨大压力。日本战后脱殖民的被施与性，韩战使美军在朝鲜半岛取得立足点，西方殖民当局战后从东南亚国家撤退时所作的有利于西方意识形态及其利益的安排，这些都使得从东北亚到东南亚，逐步形成了一种中国内地周边的压力圈，从而强化了内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民族性”国家制度的建设，这种建设推动着整个国家、民族对外发出统一的声音，也必然在国家、民族内部消泯异质性。于是，“左翼”文学被纳入体制，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革命文化规范通过强化统一的行政力量，推进着延安文学理想从解放区到共和国的实践。
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文学由此结束了“殖民(地)文学”的历史，并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开始“去殖民性”进程。美国对日本重建的主导和对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支持，使台湾的“去殖民性”进程变得复杂。而在这种东亚现代性依旧曲折的背景下，台湾文学进入战后的转折期，台湾文坛也出现了较为强劲的“左翼”文学思潮。“二·二八事件”后，国民党高压政治在台湾建立，“左翼”文学受挫。而在突破国民党政治高压，回应台湾在国共对峙、韩战爆发等政治背景下启动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产生的问题中，台湾文学仍形成了自由主义文学、三民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乡土文学等多种思潮及创作。
正是香港文学凸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现代性曲折展开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影响，也启发我们在上述思路展开中将战后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文学在互为参照中纳入一种整体性的文学格局中审视，从而得以呈现战后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文学各行其是而又内在呼应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水到渠成地打通了以往以1949年为界设定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区分，而且也促使我们调整、深化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建构意识。例如，“中原心态”影响下的研究，总难以完全看透“左”“右”翼文学，而战后香港文学提供了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对峙下“左”“右”翼文学都“在野”而“自由竞争”的状况。跟其他国家文学有所不同，政治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布迪厄的文学场域理论正是在考察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后才增加了“政治资本”这一因素)，要真正弄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政治性的“在野”状态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战后香港文学提供了这样一种重要的历史形态，其文学史建构意义是非常丰富的。一方面，战后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坛在文化认同上较“沉迷”于英殖民地的从属属性，政治对峙的模式也难以摆脱中国内地和台湾的影响；但另一方面，香港意识已从家园意识、本土历史意识中萌生、提升，香港城市文化资源得到多方面开掘(例如，通俗文学所有门类在战后的复苏、兴起，中西文化交织滋养中的传统“文人型”作家与香港英殖工商社会市民文化的互动，报栏文章、市民小说中逐步产生出的香港文学新范式，香港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对于政治无力感和文化边缘性的抗争等)。不管是已突破的，还是要挣脱的，都构成了战后香港文学“主体性”建设的内核，成为香港“左”“右”翼文学的交汇所在。左右翼政治对峙中的战后香港文学“主体性”建设的进程揭示了战后中国文学的根本性课题，中国内地、台湾文学也都在各自政治意识形态的背景下面临着“文学的自觉自立”的课题，从而初步形成了中国文学分合有致的多元格局，而各自提供的文学范式，包含着民族新文学面临政治困境、经济转型冲击、社会动荡压力时作出各种应对的历史经验。这样去审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比以往只立足于中国大陆来讨论“十七年文学”要深入得多，由此揭示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的丰富性，当“无愧”于“五四”新文学传统，而其历史传承性，更提供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基石。这种情况很自然地打通了以往只立足于中国内地，以1949年为界，对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所作的分割。
香港文学是最早启发我试图建立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文学的互为参照系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建构，要真正打通近、现、当代中国文学，必不可少地要接纳台湾文学和香港文学。而香港文学由于其一以贯之的开放性，更在深层次上为中国文学建立着某种坐标。香港空间狭小，其文学在数量和某些质上难以提供重大影响，但它有助于揭示中国现当代文学深层次机制对“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巨大影响。这里，我们不妨再探讨一下1970年代后香港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1976年，中国内地“文化大革命”结束；1982年香港归属问题谈判启动；1986年，台湾“党禁”结束，言论开放。三地政治局势皆发生重大变化，但其差异性显在，时间相差也较大。那么，什么是1970年代后中国文学的根本性课题呢？
在中国内地，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救亡，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构成了一个个极富时代性的社会“命题”，并“转换”成文学的时代性命题，于是，有了“时代共名”的写作。但如果考察香港文学便会发现，社会转型影响着文学，但并不构成社会的时代性命题和文学的时代性价值间的显在对应关系。例如，香港回归无疑是20世纪香港社会最重大的事件，但它并未成为香港文学历史发展或转折的界限。1970年代后，香港文学更注重对现代工商社会的价值尺度、生活节奏、消费方式调适、应变、抗衡的实践，由此开始呈现其在速食文化环境中坚持从容的审美创作，在商业的集体消费方式中保留、拓展个性的多元形态的品格，并逐步形成既摆脱“英联邦空间”的文化认同，又相异于中国内地意识形态的香港意识。例如，“九七”回归至今已十年的香港小说在延续1980年代以来自身流变脉络中移形换步，不仅其叙事极少渲染“九七”回归的政治意义，继续演绎着寻香港“真身”而难得的种种寓言，而且那些涉及到“九七”政治的小说，也仍穿行于香港都市本土的脉搏和节奏中。即便是“九七”政治小说，所写也是从人的根性、香港市民日常生活中萌发的政治倾向、弥漫出来的政治氛围，因而带有浓浓的香港乡土性。“九七”作为香港的时代因素进入小说叙事时，也只有香港本土情爱、情义中才显示其存在，作品由此表达的，仍是对香港“城与人”的关切。
更值得关注的是，“九七”后的香港小说仍在丰富自己的艺术传统中不断拓展都市美学的表现空间，多神的庙宇世界和多维的电子空间在香港城里共处与契合，香港小说也由此在拼合与嫁接中呈现出融合都市乡土味和现代性的迷人魅力，开掘出都市魔幻现实主义的新形态。从以往香港后街里巷的“乡土”写实空间，到当下更多具有混杂性、多元性、虚拟性的空间形象的丰富呈现，从以往在香港民间情义的寻绎中为香港立传，到当下野心勃勃地从现代日常物件的流变中完成香港人城相依的历史叙事等，这些才构成了“九七”回归后香港小说的流变脉络，也构成了香港小说的时代性价值。
香港文学之所以能避免将社会的时代性命题“等同”于文学的时代性价值，根本原因在于香港社会百年发展已形成稳定的多元价值的社会结构，即不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有各自独立的价值运作，而且各个领域内部也发展出较稳重扎实的多元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能真正在自身的层面上回应时代性，也才能真正形成文学的多元形态。
相比较之下，台湾“党禁”和言论自由开放二十年，整个社会的运作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多元价值。“统独”的政治问题之所以会牵扯，乃至耗费全民和全社会的时间精力，经济、文化、教育都被裹挟进来，恐怕就在于政治仍具有“单一的权威的特质”[5]，由此引发的“文化认同”也潜在而有力地影响着台湾文学，但同时，台湾文学也以其多个方向的探寻以及“派”的消解、“代”的凸显推进着社会多元价值结构的形成。所以，1970年代后的台湾文学是在不断挣脱政治权威的影响中，逐步孕蓄起文学的多元化形态。而同时期的中国内地文学，则从单一的政治主导形态中走出来，逐步从文学的多样化向文学的多元性过渡。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是以中共对自身错误的纠正规定了今后内地文学仍要在社会主义典律内运行，在中共的文艺政策这一大环境中来拓展自身的生存空间，它寻求的是能否在历史的磨合中形成文学创作与文艺政策的良性互动，能否在政策文化的集体要求中保留艺术个性的丰富形态。尽管1970年代后中国内地文学日趋多样，甚至从“时代共名”写作过渡到了“无名”状态，但整个社会远未形成稳定的多元价值结构，经济、文化、教育对政治的依附性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创作的活跃并未突破社会主义文明主导下的文化消费的多样性。即便是1990年代后，游离于政治体制外的创作日趋活跃，文学创作层面上的自由仍是有“度”的。
所以，1970年代后中国文学的根本性问题是如何在促成稳定的多元价值的社会结构的历史进程中真正实现文学的多元化，包括雅俗关系的文学课题也只有在文学多元化格局内才能得以呈现(过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雅俗关系的遮蔽往往是多元价值社会结构的缺失所致)。如果这样去考察197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不仅有可能完成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文学的历史“整合”，而且有利于在充分关注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文学的差异性中深入到各自深层次的机制层面。
1970年代后的香港文学能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提出上述根本性的课题，在于其多元性具有历史传承性。从1927年香港新文学逐步兴起后新旧文学并存，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互渗，多种文学传统在香港的存身，使香港文学一直有着相当大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在香港社会逐步形成稳定的多元价值的结构中得到传承，但它也反映出香港文化的海洋性、世界性。“香港是发展海洋文化、海洋文学最有成效的都市。台湾虽然四面环海，但它却是农业文化……香港海洋文化的发展到五六十年代影响台湾很大。”[6]并非沿海区域、城市文学一定具有海洋性，海洋性首先具有敏感于接纳不同事物的开放性。香港地处中西文化交汇之处，香港文学一向得世界文学风气之先，其探索性、开放性依托着香港丰富的海洋文化资源而显得持久、强劲，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学史意味。在香港现代、后现代的本土环境中，香港作家始终从创作个性出发去吸纳世界文学资源，香港文学跟世界文学的“对接”得到了多层面的展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前行辈的徐
、刘以鬯，到中生代的梁锡华、西西、也斯，再到新生代的董启章、黄碧云，他们的创作都既与世界现代、后现代思潮有个人化的“同步”呼应，又在“回归”中对传统、本土的文化资源有深入的开掘，从而使得香港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背后始终有一种充盈活力的传统在支撑。香港文学自然一直有它的生存困境，但它始终“边缘”性的生存反而使它能从容交融不同的文化资源，兼有大陆和海洋的心智。这些都使得香港文学的多元形态具有广阔深厚的基础。
香港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还有着其他多方面的意义。例如，“五四”新文学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文学基本上存在于“乡村中国”的视野中，独立的、审美的城市文学形态一直显得贫弱，尤其在1950年代后，内地城市文学声音沉寂。然而，香港文学一直有力延续着“城与人”的话题，为20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种成熟的视野。又如，香港文学给人印象深的是流行色彩很浓的武侠、言情等小说，但这些流行文类有着被人忽略的提升性，正是这些通俗文类与流行歌曲、功夫电影等艺术结合在一起，让西方广大受众接受了现代东方审美的一些因素。所有这些，都会拓展中国内地学术界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思路。
在中国版图中，香港只是弹丸之地；而在重绘20世纪中国文学的地图中，香港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它的价值主要不在于提供了多少名家和名作，而在于它开启的文学话题的建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