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化体系中的吴越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长江论文,体系论文,吴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多元一体”（费孝通先生语）的中华文明体系中，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无疑是两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主体文化。它们互相存在，互相撞击，互相融会，互相补充，从而造成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刚柔互济、绚丽多姿、绵延不绝的特性。直到今天，“长江经济带”的建设仍在呼唤着“长江文化”的进一步创新与发展，以不断增进我们民族的活力和激情。
在传统学术研究中，“黄河文化”一直占有主要位置，但从80年代后期以来，“长江文化”逐渐受到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的普遍关注，它以新的资料和新的视角大大拓展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视野，使人们了解到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过程要比过去的认识复杂得多。应该说，长江文化课题的提出和起初的研究，与考古学发现有直接关联，从170多万年前的云南“元谋猿人”到8000 多年前的湖南澧县彭头山文化水稻栽培技术，从7000多年前的浙江河姆渡的漆器、干栏式建筑工艺及牙雕、制陶、发达的原始农业到5000年前左右的良渚文化制玉体系的形成，从3000多年前浙、赣一带原始瓷器烧制工艺的广泛使用到江西新干大洋洲、四川三星堆、皖南沿江地带青铜铸造业的兴起，从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出现的5000多年前的古城群落到2000多年前富有特征的楚国礼仪重器的相继出土，这一系列的文物大发现刷新了以往的历史文献记录，修改着过去一个个已成的学术结论，迫使人们面对大量新的科研材料，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文明的渊源、初发地域、发生过程、结构与体系、后来演变的动力机制、发展规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由此，“长江文化”作为一项涉及多学科的学术课题吸引了各方面学者的参与。
所谓长江文化，是指长江流域地区文化特性和文化集结的总和与集聚，是一个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但是，长江流域覆盖面广，地理特征复杂多变，在长达100多万年的文化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圈，大体说来，长江文化体系主要包括上游的巴蜀文化，中游的荆楚—湖湘文化，下游的吴越文化三个亚系，其中吴越文化主要生存于江、浙、沪地区及皖赣之一部分，晚期向闽粤地区流播，影响所及几达中国东南大部。学术界论及吴越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者，仅指春秋、战国时代吴、越立国所创造的文化，就物质文化而言，有印纹陶、原始瓷、石室—土墩墓、青铜剑等；广义者，指有人类活动以来存在于先秦时代吴、越立国地区的一切文化现象。本文所述主要是指后者。
吴越文化起源于长江下游地区。早在35万年前，原始人类已在宁镇山脉地区活动，旧石器时代晚期，率先进入杭嘉湖平原和长江三角洲平原边缘地带的古人类如江苏下草湾人、溧阳神仙洞人、丹徒高资人等开始了初期的制作陶器甚至可能已有原始农业活动，在溧水神仙洞和太湖三山岛都发现过已经细化的旧石器遗存或人类骨骼以及大约一万年前的陶制品。此后在本地区发展起了以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崧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的诸史前文化，它们发达的制陶业、水稻种植业等表现了强烈的区域文化特色，先秦时代称霸一时的吴越文化，正是扎根于这种源远流长的史前文化基础之上。吴、越立国时代，本地区的青铜文明既吸纳了中原地区的工艺特点，但又保持着自己的个性，用原始瓷制作的礼器则是“本地为体，外来为用”的最典型的文化融合范例。楚灭越之后，越文化向东南沿海地区流播，楚文化大规模渗透到原吴越文化核心区。秦汉时代，大一统的中原文化覆盖了吴越地区文化的个性，东汉以后，东吴国家建立，尽管孙权征“山越”是以野蛮的方式同化先秦吴越文化的子遗，但实际上，古老的吴越文化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找到了自我发展更新和崛起的契机。两晋南朝，借助于北方南方的中原文化的撞击和推进，具有新质的吴越文化迅速发达，隋唐时代，已是文化名流辈出，成就丰硕，五代时，杨吴、南唐、吴越、闽等均立国于此，其先进的文化让北方士子大加赞赏，历两宋已是“南风”强劲，“天下文枢”移在东南成为不改之势。当然，在长江文化体系中，巴蜀文化和荆楚—湖湘文化也各有突出成就，但与吴越文化相比，前两者确实还是稍逊一筹。本文无意于对三者之异同和强弱的原因展开全面研究，只是列出现象，有待方家深加探究。
纵览吴越文化漫长的发展历程，它在长江文化体系中大约具备着以下几个特征，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首先，吴越文化生存的地区滨海临江，河湖众多，水网密布，草木繁茂，具有“水乡泽国”的地理特征，由此造成了吴越文化“饭稻羹鱼”的经济结构和饮食习惯，并形成了善驾舟、鸟崇拜、干栏式建筑、“文身断发”习俗、尚绿、灵动、情感细腻等文化特征。众所周知，黄河文化是以种粟为主的旱作农业文化为主体，而7000多年前，吴越地区已形成了以种稻为主的水作农业文化，分布于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桐乡罗家角、余姚河姆渡、上海崧泽、吴县草鞋山、海安青墩、高邮龙裘庄等史前遗址，都发现过大量的种植水稻遗存。与此同时，渔猎业作为经济生活的补充形式也长期存在。早在河姆渡文化时期（7000多年前），人们已掌握造船技术，发展到春秋时代，吴越国家的水军已能从海上远征他国攻城略池，后来东吴水军远达台湾、澎湖，吴人携带铸铜技术和丝织技术进入日本，直到明代早期郑和七下西洋，无不是以吴越地区为起点，以海上行舟为手段而通达各国，所谓“胡人利于马，越人利于舟”正是对吴越地区交通文化特征的高度概括。由于特定的生态资源条件，吴越文化中的漆器制造、竹器编织也相当发达，浙江余姚、江苏苏州等地的一些史前遗址中出土的漆器把中国的造漆历史提前了数千年，唐宋以后，扬州、绍兴、苏州、杭州等地的漆器工艺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在精神领域，为了适应水网沼泽地区的生存需要，人们崇拜善于飞翔的鸟和幻想中的水底怪兽“龙”，吴越族“鸟图腾”的产生原因是希望祖先能够具有遨游天空的神圣力量，“断发文身”的目的则在于“以象龙子”畅行于水中。在色彩审美方面，以历史时期的瓷器为例，吴越地区一直以“绿”釉占主导地位，从原始青瓷到六朝青瓷再到龙泉青瓷，相沿不改。以情感领域而论，“梁祝”故事的产生、衍变、流传，对中国人的爱情观和生命观发生过强烈的暗示作用。
吴越文化的特征之二，是具有“丽质秀色”的品性。举例而言，其玉器文化特别发达，“玉文化”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代表着先秦儒家学术中的“君子人格”，具备仁、义、礼、智、信多重审美价值，这种精致文化正是在吴越地区养育而成。6000多年前，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中已有玉器的制造，到5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时代，形成了以琮、璧等祭祀天地神灵的礼器为骨干的玉器系统，其磨砺之精美，雕刻之细密让当代最高级的玉雕艺人也感到不可思议，体现了吴越先民高超的技艺和独特的精神追求。与玉雕类似的还有瓷器技术的发展。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瓷器之国，而瓷器对于人类餐饮生活的改善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况且，瓷器也是锻炼人类造型能力的最广泛的手段之一，而瓷器的最早发生地恰恰是在吴越地区。目前的材料证明，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吴越先民已用“龙窑”烧制出胎质细腻，釉色青润，吸水率低的原始青瓷，东汉晚期到六朝时代，青瓷器已逐步取代陶器和漆器，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诸领域，从而彻底改变了我国物质文化的一般面貌。这一时期，瓷器的生产中心仍在浙江、江西和江苏、福建等地，但其影响所及，已达整个长江流域及北方地区，甚至到了唐代，尽管北方地区也能烧制出精美的白瓷，但在世人的眼中，“类玉”的南方青瓷仍是占据着瓷器的最高水平，宋代龙泉瓷又以清纯如玉的质感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与玉、瓷相媲美的中国文化瑰宝当推丝绸，明清时代，吴越地区的丝绸“衣被天下”，而丝绸的发生，目前所知最早也是在吴越地区，河姆渡文化遗址中曾出土蚕纹陶器，吴兴钱山漾遗址直接出土了大量的丝织物，从而把中国发达的丝织业兴起的历史提早到了5000多年前。玉器、瓷器、丝绸既是中华先民的独创，又是中国对世界人民的非凡的贡献，追根溯源，它们均起自长江下游的吴越文化，吴越文化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勇于开拓和善于开放是吴越文化的第三个特点。吴越文化的成长在早期有两个动力，一是本土文化的发展，二是北方南下文化的促进，明清以降，又遭受外来文化的撞击砥砺和改造更新。春秋战国时代，吴越地区本土文化以点将台文化类型、湖熟文化早期类型和马桥—肩头弄类型文化为代表，它们吸收了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商文化和西周文化中的先进成分，在铜器铸造、文字使用、礼乐制度、城市规划、军事思想等各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有的还呈后来居上的态势，如吴、越国家的铜剑，受到中原各国的青睐，齐人孙武在吴国完成了不朽名篇《孙子兵法》，吴公子季札周游列国，畅论礼乐，让中原不少饱学之士叹服，吴、越国的鸟虫篆也别具一格，而结合中原规划思想的水网地区筑城技术更是影响深远，至今还有保留的常州附近淹城遗址、无锡阖闾城遗址、苏州吴大城遗址等都已成为国内外学者考察研究的重要对象。吴越文化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它具有对外扩展的开放型冒险性格和恢宏的“拓边精神”，善于驾舟的吴越人民“以船为本，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越绝书》卷八），早在四五千年前，吴越人就已驾船航行到太平洋各岛屿，春秋战国时代，在吴国出现了来自西方国家的器皿，秦汉以后，与西北丝绸之路相比肩的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无论是异域文化的传入还是中国民众的海外移民或丝绸、陶瓷制品的输出，吴越地区都是不甘人后，更多的时候则是开风气之先，如明清时代，最先接受外来文化并做出成就的大都是吴越地区人士，举例而言有天文历法及数学方面的王锡阐（吴江人）、梅文鼎、梅彀成（宣城人）、王贞仪（泗州人），物理方面的方以智（桐城人）、孙云球（吴江人）、黄履（钱塘人），气象学、机械学方面的黄履庄、徐朝俊（江苏人），医药、语言、绘画方面的顾若思（江苏人）、王宏翰（华亭人）、丁允录、丁瑜（钱塘人）、方以智等。吴越文化的开放精神甚至一直影响到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所谓“海派文化”实际就是吴越文化在近代的一种思潮，体现了适应时代变迁，善于变革创新的文化传统。
吴越文化的第四个特征就是其文化创造者的好学深研意识和不断追求超越自我的“精英”意识。大约从东汉以后，在吴越地区就出现了一种对高层次思想文化和艺术风格不断追求的全民意识，藏书和读书风气的盛行，书法、绘画人才的辈出，工艺技巧的不断改进，优秀文学作品的相继产生，这一切造成了杰出人才的大批涌现，根据缪进鸿先生统计，江、浙、沪地区历史上出的人才，占了全国的68.2%（《教育研究》1991年第1期），其中历代杰出人才，江苏省最多，有484名，浙江省次之，为443人，安徽、福建、广东、湖南、江西、四川依次排列， 均超过100人。近代中国名人有51.3%分布在苏、浙、闽、粤四省， 占全国大半，而浙江、江苏又处前列，这些文化名人掀起的经世思潮、维新思潮、洋务思潮、科技思潮、教育思潮、革命思潮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功不可没。吴越文化中与重视学术、崇尚读书的风气相辅助的还有勇于突破生活已有规范，以顺应时代变迁的特性。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及“重本抑末”的思想倾向和治国方略，按说，在吴越地区如此重视文化价值的环境中，这种传统人文倾向和国家统治思想只会得到强化，然而，几乎从先秦吴、越开始，“重商”谋利就已成为吴越文化中的又一特性，宋元以后，吴越地区的“奢淫”之风经常遭到抨击，有人甚至为其痛心疾首，然而，这并不妨碍一代又一代徽商、宁波帮和上海商人走南闯北，聚敛财富。这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吴越文化“不拘于行”，敢为天下先的优秀品质。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看待历史人物，而是把他们放到一定的文化传统中去考察和思考，那么黄宗羲、顾炎武、朱舜水、吴敬梓、陈独秀、鲁迅等一批反传统历史人物的产生就不会与他们生存的吴越文化的土壤没有某种关联。
吴越文化只是长江文化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以本区各史前文化为根柢，经过夏商时代的整合，形成了两周时代的先秦吴、越国文化，在此后长达近200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吴越文化一方面跟随时代不断调整更新文化内涵和机制，另一方面又在始终保持特色和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融会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创造出新质文化因素，从而对中华文明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由于“长江文化”还是一个崭新的学术课题，本文所论只是撷取吴越文化的一个片断，更深入、全面的研究尚待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