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汇率与经济增长——对中国发展战略的理性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汇率论文,中国论文,发展战略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对中国贸易横加指责的文献越来越多，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概括，大概有以下一些论点：中国通过向世界倾销商品输出通货收缩；中国的大规模出口是通过政府操纵汇率实现的；中国的贸易顺差牺牲了贸易伙伴国的就业；中国的大量出口是对外国进口的补贴；中国通过低成本出口获得的大量贸易顺差不仅是以环境破坏等为成本的，而且还造成外汇储备剧增，陷入难以投资获利的困境。①受以上这些论点的影响，中国的外贸政策和发展战略也随之出现了很大的调整：首先是动用各种经济政策对出口加以限制，比如变固定汇率制度为浮动汇率制度，名义汇率升值和实际汇率升值（包括工资在内的实际出口成本的提高）等；其次是调整发展战略，变依靠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为内需推动的经济增长等。所有以上这些调整所导致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在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未进入群众大规模消费阶段以前，伴随着出口贸易下降而来的只能是经济增长的减速。经济增长减速的最大危害就在于增加失业，进而导致未来消费的下降。这意味着在经济发展尚未进入群众高额消费阶段之前，试图用内需来推动经济增长将是不可行的。为了避免中国的经济发展陷入危机，我们有必要深入讨论贸易（特别是出口）对一国经济增长和长期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本文从贸易的基本原理出发，借鉴历史经验，得到以下结论：第一，贸易是导致一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内部需求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第二，贸易的兴衰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第三，促进贸易稳定发展和繁荣的必要条件是固定汇率。根据这样几个结论，中国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放弃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的做法，或者采取不利于贸易发展的政策都是不明智的。
一、贸易为何如此重要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系统地分析了经济增长的源泉。②在他看来，除了一个好的制度（即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之外，一个国家能否实现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以下三个因素决定的：第一是分工；第二是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第三是对外贸易。在这三个决定一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因素中，最为关键的是对外贸易。其中的道理就在于：尽管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造就了广义的交换行为（即贸易），但分工的程度归根到底要取决于市场的范围。市场的范围越大，商品的需求量也就越大，可以获取的要素也就越多，分工也就越是能够走向深化。考虑到一个主权国家的市场总是有限的，于是通过对外贸易来扩大市场的范围就成为深化分工的必然选择。同样，由资本积累带来的技术进步也是有限的，但对外贸易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对外贸易既可带来“干中学效应”，又可带来“竞争效应”，从而迫使所有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不得不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贸易与分工和技术进步之间的这种内生性关系可见，贸易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自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报酬递减的规律以来，人们一直在寻找可以改变报酬递减率的有效方法。这种探索是沿着两条路径展开的：一是从内部经济中寻找报酬递增的增长方式；二是从外部经济中寻找起反作用的因素。按照第一条路径，人们发现了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即由大规模生产而造成的、因为固定成本摊薄而带来的“租金”收益，经济学家们把由此获得收益之现象定义为“规模经济”。③按照第二条路径，人们发现，对外贸易是一种可以对报酬递减律起反作用的因素，这种起反作用的因素就是李嘉图所发现的“比较优势”。④在李嘉图看来：一个国家倘若专门生产自己相对优势较大的产品，并通过国际贸易换取自己不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那么就能获得来自对外贸易的利益。如果我们把“比较优势”与“规模经济”加以组合，那么就不难发现，这两种能够改变报酬递减的方法具有内在的“正反馈”效应。这种“正反馈”效应可以描述如下：由“比较优势”推动的出口增加会造成产量的增加，从而获得“规模经济”；凡是具有“规模经济”的产业因为可以获得“产业租”而具有相对较高的竞争优势，尽管这种竞争优势与禀赋无关。
最后，贸易还促进了文明发展与社会的现代化。贸易首先产生了城市，从而引起了人类历史上的“城市革命”。所谓的“城市革命”，是指从农耕时代的作为政治管理中心的城市向商业化时代的作为交易中心的城市之转型。贸易同时也导致了货币制度的变革与金融的发展。为了降低不同经济体之间的交易成本，所有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贵金属货币本位，最初是“银本位”，后来又进一步发展成为“金本位”。伴随着跨洋与跨国（当然一定也是跨期）贸易的发展，便需要建立现代化的金融体系来满足人们对于货币汇兑与套期保值等金融服务的需要，从而对国际金融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此外，就像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所阐述的那样（见该书的第四篇第一章），贸易的发展将重商主义提升到了一个显赫的、光荣的、从未达到过的程度。重商主义的目标是通过贸易和制造业而不是通过土地改良和耕种、是通过城市的工业而不是通过乡村的农业，来使每个国家变得富足。当然，为了实现人类财富创造和生产方式的这种伟大变革，就需要对社会的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和文化做根本性的改革，为此就需要建立一个能够使得人权得到尊重、产权得到保护的公平社会。历史已经对此作出了很好的解答，自地中海国家率先开展世界性的贸易以来，人类文明大致上是沿着这样的道路向前发展的。
二、贸易与经济的兴衰
贸易不仅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且也是决定一个国家兴衰的关键因素。
在古典文明时期，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贸易机会，从而使得处于古典文明时代的中国成为世界的富庶之国。根据历史的记载，中国通向世界贸易的丝绸之路可以区分为“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始于秦汉，终于唐朝中期。唐中叶后，由于国内战乱，再加上欧亚大陆持续不断的游牧民的陆上侵略行为，导致了陆上丝绸之路的中断。地处欧亚大陆东西方两个端点上的中国与欧洲国家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海上贸易，于是就有了中国南宋后开始的借助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贸易，以及欧洲国家的地中海贸易直至后来的远洋贸易。⑤
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导致了南宋时期中国经济的高度繁荣⑥，以及随之而来的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地中海欧洲国家的迅速崛起。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南宋时期的造船业和航海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于12世纪末在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中取得了绝对的优势。但是，由于那个时期的世界还处于崇尚财富掠夺而非财富创造的丛林时代，一个富有的文明往往会成为比其更为落后与野蛮的文明的猎物。结果富有的南方中国很快便遭到了北方蒙古族的入侵。这就像曾经非常发达的古希腊文明最后是被比其远远要落后得多的马其顿所灭是一样的道理。成功击退了蒙古族的中国明朝政府处于强势，但是，由于政府重拾重农抑商的传统，对内继续推行小农经济、取缔商业活动，并且选择了极其不利于国际贸易发展的“铜本位”制，对外则由官方组织的旨在显示“国威”的非商业性远洋活动取代了民间的商业性海洋贸易，从而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危机，结果在1443年皇帝突然下诏终止一切远洋活动与海洋贸易。⑦从此，伴随着中国放弃海洋与对外贸易而来的是接连不断的经济衰退与文明的倒退。这种状况一直要到1979年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领导中国走上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道路之后才告结束。
在中国放弃海洋、回归农耕文明的时候，欧洲国家却在辽阔的海洋上一路高歌猛进，依靠对外贸易在欧洲大地上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现代化的强国。欧洲最先富起来的国家是垄断了地中海贸易的意大利。意大利的威尼斯在地中海经济重新向西欧开放，以及发展地中海与北欧国家的商业联系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分析，威尼斯之所以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主要得益于以下这些因素：第一是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第二是其勇于捍卫自己权利的意志，它能够在封建地主和王室的敲诈下确保自由和自治，从而保证了本国居民和外国商人均可自由地做生意；第三是拥有极强的商业精神，致力于商业利益的追求。
大约在1500年前后，威尼斯的繁荣走向终结。在先是西班牙、后是葡萄牙的远洋贸易冲击下，威尼斯的内海贸易很快趋于衰落。从1500年起，威尼斯的资本开始大量转向意大利内陆的地产与房屋开发，从而失去了其作为地中海贸易中心的地位。与此相反，西班牙，特别是葡萄牙则利用其濒临大西洋的地理优势，开始了全球性的远洋贸易。西班牙和葡萄牙之所以能够走上远洋贸易的道路，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第一，就是上文中提到的地理优势，具体地讲就是恰好处在地中海通向大西洋的出口处；第二，在大西洋捕猎海洋生物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航海知识；第三，不断更新的造船技术；第四，历史上曾经被北非摩尔人占领而形成的联系；第五，比西班牙更为开放的葡萄牙人大胆接纳来自欧洲各国的移民，包括富有商业精神的基督教新教徒和犹太人。利用以上这些优势，西班牙和葡萄牙从对非洲的贸易开始，将远洋贸易逐渐延伸到美洲和亚洲，最终成为世界海上霸主。
尽管西班牙和葡萄牙通过远洋贸易比威尼斯获得了更大的贸易空间，但是其贸易方向并不正确，从而未能有效地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贸易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非洲的奴隶贸易、美洲的金银贩运，以及亚洲的香料贩运等。⑧所有这些贸易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赚钱。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西班牙和葡萄牙通过远洋贸易获得巨额财富之后，其使用的方向也是错误的：大量的金钱不是被用作生产性的投资，而是被用于各种非生产性的支出。根据历史记载，这些非生产性的支出主要包括以下三项：建造富丽堂皇的宫殿；修建了规模巨大和数量空前的教堂；支持旨在维护传统天主教（旧教）之统治地位的宗教战争。⑨结果，西班牙和葡萄牙曾经因为远洋贸易而变得非常富有，但却因为将贸易所得错误地用于非生产性支出而始终未能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
从17世纪开始，摆脱了西班牙统治之后取得独立的荷兰迅速地替代西班牙和葡萄牙而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其贸易规模之大，可以从以下统计数据中得到佐证：17世纪90年代，法国的人口是荷兰各省联邦的10倍之多，但是荷兰的商船数量居然达到了法国的9倍，其外贸额是法国的4倍，并拥有法国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的海外资产。⑩兰之所以能够做到后来居上，关键在于荷兰找到了一种高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关键性要素就是荷兰善于发现和利用其比较优势，在国际生产和贸易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竞争力。按照麦迪森的描述，荷兰高效率的经济模式可以概括如下：“荷兰具有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经济。它的大部分食品来自进口，它雇佣外国士兵为它参战（这相当于今天的外包），而自己的劳动力则集中投入到那些高生产率的部门（据此而获得比较优势）。它平坦的土地可以充分使用风力。它稠密的市区人口、优良的港口和四通八达的内河系统降低了运输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这不仅降低了政府公共服务的费用，而且也减少了企业的存货需求。此外，荷兰的经济制度也非常有利于经济增长。它对宗教的宽容吸引了许多有技能的移民。在荷兰，产权是清晰的，土地清册登记方便了产权的转让。荷兰有一个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有效的法律体系和健全的金融体系。它的赋税虽然较高，但它是对支出而不是对收入征税，从而鼓励储蓄、节俭和勤奋工作。总而言之，荷兰是当时世界上高效率经济的楷模。”（11）一个如此有效的经济体最终为何会走向衰落，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其对外贸易受到了来自于英国与法国的制裁。英国和法国先是对荷兰采取贸易保护政策，随后又禁止荷兰与英国和法国的海外殖民地进行贸易，以致最后完全被排斥在世界贸易与经济的主流之外。伴随着贸易衰退而来的便是荷兰经济的衰退。
继荷兰之后迅速崛起的国家是英国，而不是法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英国是个岛国，国内市场有限，因此更加倾向于通过对外贸易来增加财富，而作为大陆国家的法国幅员辽阔，内部市场规模巨大，所以就会比英国更加倾向于内部贸易。这种价值取向上的差异，使得英国走上了重商主义的发展道路，而法国则走上了重农主义的发展道路。英国所选择的重商主义发展道路包括以下两个基本要素：对内依靠城市工厂与资本来创造财富，而不是像法国那样依靠乡村的土地与劳动来创造财富；对外大力发展贸易，并且追求贸易顺差。如果再把英国与那些曾经在历史上引领过世界贸易的国家相比较，我们就不难发现，英国所走的发展道路显示出以下两个重要的变化：第一，英国从事的是工业制成品贸易（主要是出口），而不是像威尼斯统治地中海贸易时代的奢侈品贸易，也不是像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大西洋贸易时代的金银等贵重物品贸易，当然也没有局限于荷兰统治世界贸易时所从事的以香料为主要代表的大宗商品贸易；第二，大大扩张了贸易的地理空间，把贸易从英吉利海峡做到了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这可以从英国控制了世界贸易的“五把钥匙”中得到证实。这“五把钥匙”分别是：可以控制英吉利海峡的多佛港；从大西洋进入地中海的直布罗陀海峡；从地中海向东进入印度洋的亚历山大港和亚丁湾；从印度洋进入太平洋的马六甲海峡。从这两个变化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国的对外贸易与以往时代的强国相比，不仅有了伴随着地理空间的扩张而造成的数量上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还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过去的贸易大多限于贩运各种物质，而英国向世界提供的则是其用市场经济制度与工业化生产技术所创造的商品，而且这种商品可以在工厂（企业）这样的生产组织中大规模地制造，由此而导致的财富增加与经济增长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不能与之相比的。
在18世纪后半叶和19世纪的后半叶，又有两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继崛起：一个是1776年独立的美国，另一个是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美国最初走的也是贸易兴国的道路，而且从一开始就正确地选择了工业化与制成品贸易的发展战略。为此，美国在建国初期主要采取了以下发展战略：一是对内进行了一场南北战争，消除了美国通向工业化国家的政治与经济障碍，并通过解放农奴而为城市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二是对外提高进口商品的关税来保护本国工业产品的竞争力，并要求美国出口产品所到的国家给予美国以贸易门户开放之便利。在这样两个举措的合理作用下，美国的工业产能得到迅速释放，对外贸易也飞速增长。从统计数据来看，1820年美国的人均GDP先后超越了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到1910年又超过了其原先的宗主国英国。在1870年至1913年期间，以美国为首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增长速度是全球最快的，同期世界平均的商品出口增长率为3.4%，西欧为3.24%，亚洲为2.79%，东欧和俄国为3.37%，拉丁美洲为3.29%，而以美国为首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率则达到了4.71%，为同期世界最高。（12）
传统的日本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出国旅行和留学是被禁止的，而且也不能对外通商，日本国民甚至都不能建造载重在75吨以上的船只。1853年，当美国海军的一艘炮艇驶入东京湾要求自由贸易与治外法权时，日本便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略。在对内维新的同时，对外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并对复制为实践所证明已经明显超越自身的西方模式从不感到羞耻。借鉴西方模式，日本坚定不移地走上了以贸易促进工业化发展的道路。1870年日本出口商品占其国民生产总值仅有0.2%，1913年达到2.4%，1929年达到3.5%，1950年为2.3%，1973年为7.9%，1992年高达12.4%。同期中国出口商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0.7%、1.4%、1.7%、1.9%、1.1%、2.3%。（13）由此可见，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经济表现之所以优于中国，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日本贸易的持续增长与中国贸易的停滞不前是极为重要的原因。
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很多国家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比较典型的国家有俄罗斯和中东国家等。这些国家也都因为贸易发展不足而陷入增长危机。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些国家的对外贸易之所以落后，其原因与中国不尽相同。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国有辽阔的海岸线与众多优良的港口，主要是因为主观上选择了对外封闭而导致了贸易的衰落。而地处欧亚大陆腹地的俄罗斯和中东国家则不同，它们更多的是因为客观上缺乏贸易的机会而导致了贸易的落后。俄罗斯与中东那些古典文明大国都横跨欧亚大陆，一个在沙漠以北的严寒区域，一个则在沙漠以南的炎热区域，由于内陆贸易成本极高，故而被迫走上了自给自足的道路，直到工业革命爆发，资源成为世界稀缺要素时，它们才获得了参与国际贸易的机会。然而，由于它们出口的是资源，而不是工业制成品，因此，大多患上了“荷兰病”。结果，尽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量和贸易收入都在增加，但是，经济增长却并不尽如人意。相比之下，1979年实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战略的中国，却因主动参与国际制成品的分工与贸易而实现了经济起飞，并在过去的30年间创造了中国奇迹。
以上分析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大国的兴衰与贸易息息相关，是贸易的流量和贸易的性质，以及在国际贸易中仅仅是一个中间商还是出口商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及其经济的兴盛与衰落。凡是不能或者不愿从事对外贸易的国家，几乎没有成为世界大国、实现经济增长的可能性；贸易流量越大、贸易的地理空间越是广泛的国家就越有可能成为世界大国，也越有可能走上经济高速增长之路；在相同的条件下，一个从事出口贸易的国家总是要比那些仅仅只是从事贸易中介的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表现得更好。
三、贸易与汇率
上文的分析告诉我们，贸易是影响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那么贸易本身又是由哪些因素所决定的呢？
当世界经济处在丛林时代时，内生的贸易意愿与外部的贸易扩张政策（包括暴力的和非暴力的）起着决定性作用。从意大利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再到荷兰和大英帝国的崛起，贸易基本上是在丛林法则之下发展的。
随着丛林时代的结束与和平时代的到来，贸易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贸易制度，是自由贸易还是保护贸易；货币因素，是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基本面，由要素禀赋所决定的竞争力（比较优势）。要素禀赋是一个前定的存量概念，短期内是不可改变的。贸易制度是外生的，除非发生了世界性的危机而导致该制度失灵，否则一种既定贸易制度只能在长期中发生演化，短期内也是不可调整的。这样，在短期内影响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汇率了。
根据戴维斯·S.杰克斯等人的研究（14），就世界范围来讲，在金本位或者固定汇率制度下，贸易通常是繁荣的；金本位一旦崩溃，贸易必定会走向萧条，如果再加上贸易保护，那么贸易下降的幅度将会远远超过产出下降的幅度；当金本位被管理纸币本位制度所取代，从而导致浮动汇率对固定汇率的替代时，则会引起贸易的波动与衰退。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支持了上述观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金本位时代，世界的贸易是繁荣的；在1914年至1945年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金本位崩溃，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世界贸易是萧条的；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与金本位的恢复，世界贸易重新走向繁荣，从而创造了历史上罕见的战后景气；但是，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取而代之的是以美元为本位的管理纸币制度，固定汇率制度也随之被浮动汇率制度所替代，这一变化导致了贸易的波动直至衰退。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各国宏观经济管理当局便可借助于汇率的浮动来推行在WTO框架下无法采取的贸易保护政策，正是这种变相的贸易保护政策导致了世界贸易的波动与衰退。
从世界贸易与汇率的这种相关性中，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启示呢？要想保持世界贸易的繁荣，就应当回归固定汇率制度。当世界已经进入管理纸币本位制度，从而缺乏全球性货币锚的情况下，让世界经济重新回归固定汇率制度的可能性几乎不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想要通过贸易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国家，采取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保持固定汇率的做法则是理性的。
以上是对汇率与贸易增长之相关性的一般性理解。但是，事实告诉我们，世界上的各个主权国家并非是同质的，它们在要素禀赋和经济发展的程度上存在巨大的差异，所以仅有以上的一般性分析是不够的。我们大致上可以把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类是资源出口国；第二类是非资源类商品的出口国；第三类是净进口国。这三类国家在国家贸易中的行为是截然不同的，对此我们可以分析如下：
先来看资源品出口国的贸易行为。资源品出口国大多具有以下特征（15）：第一，受自然界的恩惠，资源丰裕的国家大多经济结构单一，缺乏制成品的生产能力，从而需要通过持续的出口资源品来维持其既定的收入与消费水平；第二，资源品的价格通常波动较大，这就使得资源品出口国之未来的收入具有不确定性，进而影响到资源品出口国居民之未来的消费水平；第三，为了平滑未来的消费，资源品出口国就需要通过增加预防性储蓄来保持长期消费的平衡，以防资源品价格波动干扰正常的消费活动；第四，由此导致的后果是，资源品出口国的贸易所得必定会超过其贸易支出，而成为国际贸易中的净出口国。
现在再来看非资源类商品出口国的贸易行为。非资源类商品出口国是国际社会中一个很大的群体，相互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别，从而导致了出口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主要取决于各国的禀赋与国际竞争力，其中禀赋属于一个存量概念，而竞争力则是一个流量概念。由于禀赋与国际竞争力的差异，于是不同禀赋与竞争力的国家便会出口不同的工业制成品，比如德国出口的主要是资本装备品，日本出口的主要是资本与技术密集的消费品，而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劳动要素密集的消费品。但是，不管一国生产和出口怎样的产品，有一点是相似的，即只要一国是制成品生产国，那么其必定会成为净出口国。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制成品生产有规模经济，为了达到最小盈利的规模经济，制成品生产国家的产量就得足够大，否则就会发生亏损。因此，只要一个国家参与制成品生产的国际分工，那么其基于规模经济而形成的巨大产能一定是本国的居民所消费不了的，从而一定需要通过对外出口来加以平衡。于是，制成品生产国在国际贸易中为何通常总是处于顺差状态也就不难理解了。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如果当制成品生产国同时又是一个资源进口国时，那么经常项目贸易顺差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必需的，因为大规模制造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在本国资源供给短缺的情况下，就只有依靠从世界主要的资源生产国进口，而这就决定了缺乏资源的制成品生产国在资源贸易项上一定是逆差。为了平衡这种贸易逆差，唯一可持续的做法就是以商品经常项贸易的顺差来为资源项进口的逆差提供必需的外汇供给。如果再考虑到为保证制成品生产的正常进行而必不可少的资源储备，那么，在一个经济不同质的世界中，非资源型制成品生产国家的贸易顺差也是不可避免的。
当世界上必定会出现两类贸易顺差国家的时候，世界就需要同时存在一批贸易逆差国，来承担世界贸易总量平衡之功能，以保持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那么，什么样的国家可以承担起这样的功能呢？从开放经济下的宏观模型来看，一个贸易经常项逆差的国家，必须依靠资本项下的顺差来保持平衡。因此，凡是有能力对外负债的国家就都可以承担起这样的功能。当然也可以有例外，那就是当一个国家一旦成为世界经济中的发钞国时，便可通过增加货币发行来维持其逆差国的地位，比如上个世纪70年代末金本位崩溃后的美国。但是，这种平衡方法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对外负债能力最终是要以它的外汇收入充当其抵押和担保的，长期依靠外部融资进口商品的国家最后会因为外债高筑、外部融资能力的下降而无法承担起平衡世界贸易的功能。进一步而言，即使是作为世界货币的发行国，它在承担平衡国际贸易方面的功能也是有限的，其道理就在于货币发行国长期超量发行货币将会导致本币的贬值，从而会自动起到遏制进口、平衡国际贸易的功能。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贸易失衡是由世界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造成的，从而具有内生性。第二，既然贸易失衡是由结构性问题造成的，那么试图用汇率作为外生的政策杠杆来平衡贸易就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汇率调整当然也可以平衡贸易，但这种调整方法将以全球贸易的衰退与福利下降为代价。第三，由于通过汇率调整来平衡国际贸易失衡并不是一种好的选择，因此，为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世界需要的是固定汇率制度。第四，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贸易平衡只能通过两种方法来实现：其一是贸易自由化；其二是参与世界贸易的各个国家寻求可以提高竞争力的结构改革，或者减少政府扭曲性的政策干预，以便让本国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第五，无论是贸易自由化还是减少政府扭曲性干预，目的都是为了创造更多的贸易机会，只有贸易机会的增加才能为贸易平衡创造更多的机会和空间。假如采取这样的方法仍然不能实现贸易平衡，那么就只有让市场竞争规律发挥作用了。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大国由繁荣走向衰亡和小国出局，大多是因为它们不能面对新的竞争对手做出正确的调整所致。
假如以上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究竟应当选择怎样的道路才是正确的呢？从世界各国发展的普遍经验和理论逻辑来看，中国首先应当坚定不移地推行以贸易促发展的基本策略。为使贸易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就必须实施固定汇率制度。当固定汇率制导致贸易失衡时，就应当通过开放国内市场、增加进口来扩大贸易总量，以便为贸易的发展提供积极的平衡机制；当开放国内市场遇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时，那就需要及时推进国内的体制改革来突破这种障碍。其实，只要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中国自己的发展历史，也就很容易理解，只有发展贸易才能兴国富民。在已经过去的两千年中，中国有三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增长是最好的，那就是中国开放北方丝绸之路时的汉唐、拥有海上丝绸之路时的南宋，以及1979年后走上对外开放、对内改革道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历史的经验和理论逻辑都证明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繁荣高度依赖于对外贸易，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来打击贸易、走向依靠内部需求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错误道路呢？
注释：
①陷于篇幅，本文将不对以上论点一一回应，本文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在于贸易为何在经济增长和长期发展中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只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以上论点的错误也就不难理解了。
②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
③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著，陈瑞华译：《经济学原理》（上卷）、（下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④大卫·李嘉图著，郭大力、王亚南译：《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⑤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⑥⑦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⑧宫崎犀一等编，陈小洪等译：《近代国际经济要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
⑨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家婴等译：《全球通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⑩（11）安格斯·麦迪森著，李德伟等译：《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
（12）（13）安格斯·麦迪森著，李德伟等译：《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
（14）David S.Jacks,Christopher M.Meissner,Dennis Nory:Trade booms,trade busts,and trade cost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3（2011）185-201.
（15）Lutz Kiliam,Alessandro Rebucci,Nikola Spatafora:Oil shocks and external balanc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77（2009）18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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