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六个基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石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2)03-0013-08
毛泽东是一位“有创造性的大胆的马克思主义者”①，他毕生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努力使理论走向大众、成为“人民大众”的“有力武器”②。毛泽东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针对大众化的衡量标准、利益导向、实践基础、话语转换、时代意蕴等重要课题，作了深入探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对这些成就予以总结和发扬，对于新时期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衡量标准”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在“质”和“量”上是否存在一个衡量标准?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功实施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毛泽东在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之际，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衡量标准问题作了一番探索，并形成较为明确的认识和结论。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应掌握到何种程度?毛泽东认为，应具体对象具体对待，不能用“一刀切”的方法，不能以同一个标准去衡量所有群体。人民群众的文化知识及思想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这决定着其接受理论的能力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因而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过程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标准和要求。对于文化层次较高的党员干部，要开办马列主义研究班或建立马列主义学习小组，“每日二小时学习制；自动与强制并重，理论与实际一致”③，还要经常召开理论讨论会，以深入研究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我们的民族历史”以及“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毛泽东还特别强调理论学习中的决心问题，“学校两个月不够延长半个月，半个月不够，延长一个月。机关三个月不够，延长半个月……总而言之……我们必须要下这个决心”④；学习之后，这类党员干部不但要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还应能理论联系实际、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同时也能够“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⑤。对于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干部，则要求“文化课与中国问题同时并进”，然后学习“联共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但文化课须提到能够自由阅读普通书报”的程度。⑥对于普通工农兵群众来说，其要求主要是降低文盲比率，启发革命觉悟，领会党的方针政策。因而在学习和宣传方式上，需更多地挖掘、采用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娱资源，向大众灌输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观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比如“在各村各乡小学校内或小学校外，建立民革室、救亡室、俱乐部一类的文化教育活动的中心。开办各种民众学校、夜校、识字班(女子可同男子分开，上课应在白天)，组织各种识字组、大众黑板报、读报、演讲、娱乐体育、戏剧等一切适合于民众的需要及为民众所喜欢参加的活动”⑦。这样，既能大力推广识字运动，使群众具备一定的文化常识，读得懂党报及其他通俗的宣传文件，还能开展“民族民主革命的教育”，启发大众的革命觉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共同奋斗。
其次，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面占到全国人口的多大比率才能称得上成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曾发出一个号召，要求通过一系列的教育和宣传途径，最终使得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⑧。“百分之九十”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提法，但是从中我们还可看出，毛泽东所要求的普及面是非常宽泛的，即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能涵盖绝大多数的群众个体，并改造其思想面貌。如果结合建国后，尤其是“文革”期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实践及其表现来看，毛泽东的宏愿也许是要求全民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之作为捍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武器。
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中，对于大众化的衡量标准问题有着相当明确的规定，其在“质”与“量”的具体把握上也有着较为具体的指导。这对于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针对新生的众多社会阶层，实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程，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与提高，有着一定参考价值。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利益导向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指向在于实现人的解放。“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⑨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⑩，它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
毛泽东继承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并结合中国实际予以发扬，“共产党人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11)。“共产党人的一切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2)并反复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13)。在党内外开展马克思主义普及教育，就是要让党员干部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立场，更好地服务人民大众，就是要让人民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对于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14)。
马克思主义走向大众，首先要关照和解决的是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这个根本利益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民主自由之诉求，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与民主自由；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党则需要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服务。能够抓住大众的根本利益，是理论走向大众，并转化为大众的思想武器的根本条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功把握住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予以解决，这不但推进了革命及建设实践的飞跃发展，而且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不断迈进。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须满足人民大众的政治权益。早在1931年，毛泽东当选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时，就领导苏区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文件，在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方面做得非常突出。尤其是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宪法大纲》中明确规定苏区公民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保证婚姻自由，实行各种办法保护妇女权益；保证有真正的信仰自由；对于居住在苏维埃区域内从事劳动的外国人，一律使其享有苏维埃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政治上的权利。(15)“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仅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法律没有达到中央苏区法律的水平，就是到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许多国家亦还没有达到。”(16)政治解放是人的解放的重要一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而获得民主自由的人民群众，必会将马克思主义奉为圭臬。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关照和实现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是核心环节。一切上层建筑(包括思想意识的和政治制度的)的变革和运转归根结底要服务于经济基础、物质利益。毛泽东对此有着深刻洞悉，1934年他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的经济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17)。他同时强调，共产党人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实际生活问题。“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18)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改良群众生活最关键的问题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探索出的革命路线“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19)，即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进行土地关系变革，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的经济利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自身经济利益的群众，自然会对党的政策及马克思主义产生高度认同。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需要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毛泽东认为，“一切艺术文化或者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要“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20)，“要把立足点转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转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21)。围绕党和人民的事业，结合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为工农群众进行创作，为工农兵大众服务，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这对于增强马克思主义的亲和力和吸引力，促使人民大众学习和接受这种理论有着重要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基础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实践基础。纵观毛泽东的一生，调查研究活动始终未弃，这为准确把握国情，制定合理的路线方针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走向大众准备了前提条件。
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是认识客观世界(中国国情)的关键环节。“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22)要获得感性认识，就必须调查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23)在充分了解和把握现实情况的基础上，“你对那个事物就有解决的办法了”。“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24)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国情进行充分的把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毛泽东就针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他接着阐释道，“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25)“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绝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26)因此，毛泽东发出号召，要求中国同志必须了解中国的情况，而要了解情况，“惟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27)。在广泛开展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掌握真实的第一手资料，才能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制造出产品”。(28)唯有深入地调查研究作支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有针对性地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具备中国的作风和气派，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反之，离开了调查研究这个中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将会流于形式而走向庸俗化。
调查研究是制定符合群众意愿的具体政策的前提，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人民大众认可和接受的关键。建党前后，毛泽东曾深入湖南乡村，对农村阶级状况作了细致的分析研究，这促使其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他充分认识到了“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程度”(29)，及农民所具有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因而提出了自耕农、半自耕农、半贫农、贫农、雇农是“我们真正的朋友”(30)，并进而得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是不会成功的”(31)这个关键性的结论，这些认识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奠定了基础。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能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土地革命路线，也与其坚持进行调查研究分不开，“每到一地总是挤出时间做社会调查，一边了解情况，决定政策或检验改进已定的政策”(32)。“我做了寻乌调查，才弄清楚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贫农与富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在此后的革命历程中，毛泽东坚持要求全党开展调查研究，科学把握中国国情，并把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予以发挥运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准备了思想基础。建国后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毛泽东亲自组织三个调查小组赴农村考察，制定了一系列纠正措施，改正了农村公社化运动中某些错误，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农业经济的恢复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接受，往往是来自于党的具体路线、方针和政策，及其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党的政策合理与否，效能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状况的结合状况，而结合的优劣则要看调查研究是否充分得当。
纵观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中国的现实国情是相当复杂且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由于不间断地展开调查研究，掌握真实国情，才得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推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逐渐走向大众。
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话语转换
列宁有个著名的论断，“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等于最高限度的通俗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解决理论的通俗化问题，经院式的思辨是难以为普通大众所接受的。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一定形式的话语重构，用民族的语言、大众的方式解说出来，方能增强理论的亲和力和说服力。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及建设历程中，与各个层次的干部群众有着广泛交往，深刻体会到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性，因而在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尝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毛泽东善用传统文化解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一生博览群书，对中国文化了然于胸，“毛泽东确信中国文化是一个伟大的奇迹，而且或许是独一无二的奇迹，历史上的成就加强了他的民族自豪感。”(33)因而在解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常常借用古典言辞，赋予新的涵义，并藉此将道理讲得透彻明白，使听者心领意会。例如在说明主次矛盾、矛盾主次方面问题时，毛泽东使用了“一分为二”的概念；在阐释主观符合客观，理论结合实际，把握发展规律方面的问题时，毛泽东使用了“实事求是”这个古典词语并作了现代性的发挥；(34)在解释事物存在自我扬弃的辩证否定观的时候，毛泽东使用了“新陈代谢”一词，“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35)通过这一系列“古为今用”的创造，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极具民族风格，也促使听众容易理解和接受。
毛泽东注重运用群众语言，阐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理。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以“人要有屁股才能休息”来解释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要知道，井冈山，虽然它磨破了我们的脚，爬酸了我们的腿，但是，它给我们存粮食，给我们作根据地，便于我们打击敌人。所以说，这座山是革命的山。我们要保护它，爱护它，不要害怕多爬，更不要讨厌它。革命要有根据地，好象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36)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说明军事力量和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时，指出，“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37)这个观点简洁明快，极易理解，因而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说明中国革命回旋空间问题时，他用了“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38)这类群众语言；在解释党从联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政策变化时，毛泽东说道，老百姓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就像我们陕北的毛驴，他不愿抗日，我们就得拉他和推他，再不干就打他一下，他就会上山。接着他进一步讲道，毛驴有不听话踢人的时候，我们要提防这一点。这类群众性语言生动具体，把党的政策阐释得透彻明了，使得群众理解起来十分容易。
毛泽东还擅长使用各种修辞手法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及革命道理，使之深入浅出、形象生动。例如他在解读内外因的辩证关系时曾打比方道，“鸡蛋因得到适宜的温度而变为小鸡，而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小鸡”(39)。在分析论述小资产阶级的时候讲到他们“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重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40)，这里运用夸张手法，形象地描绘出小资产阶级的心态；在展望中国革命大好形势时，他指出中国革命的高潮“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41)。善用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能把抽象的事物变得具体，把复杂的立论变得简明，把深奥的道理变得浅显，把生疏的东西变得亲切，这显然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五、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意蕴
伟大的理论应能站在时代的潮头，紧扣社会脉搏，且能与时俱进、指导群众实践。理论家的根本目标不在于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理论的根本功用在于抓住和认清时代课题，以解决时代形势提出的重大任务。毛泽东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现实并提出中华民族自近代以降所产生的根本性、全局性任务的解决方案。抓住了这些基本问题也就是抓住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解决了这些重大课题，也就是迎合了中国人民的基本愿望。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人民根本利益和愿望的理论，必将是具有强大生命力且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欢迎的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意蕴主要体现在探索并扭转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航向。这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的首要任务是认清中国近代社会的时代形势及其主要任务。毛泽东在总结他人经验并深入研究后认为，中国有着三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历史时期，但“自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42)。这个社会中，一方面“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中，占着显然的优势。”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财政和经济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43)。因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44)由此，中国革命的对象“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45)。中国革命的任务乃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46)。上述状况最终规定着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是这个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47)无产阶级必须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完成民族解放及推翻封建主义任务后才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中国，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农民人口占绝对多数，这又规定着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首先到农村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建立革命根据地，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最终取得中国革命的成功，“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48)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现代的时代吁求紧密结合的结果就是产生了符合社会历史发展需要的毛泽东思想，这为正确认识和解决时代课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指明了前进的航向。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意蕴发生转换，主要体现在结合新的历史任务，探求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相关课题。毛泽东曾发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49)，“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50)的号召。要求全党在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分析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明确党的基本任务和中心工作的前提。在新的社会实践基础上，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51)，由此确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大力发展经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为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业，把中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国。为此，党中央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中国人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52)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意蕴，是马克思主义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扣合，是对社会重大任务的正确反映。扣合社会历史的重大课题及时代脉搏，也是扣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和愿望，并能为之提出实际可行的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党适时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切实可行的路线方针政策，走近群众，深入人心，影响社会改造实践。饱含时代意蕴、符合时代要求的理论，往往是符合大众愿望及需求的理论，因而也是能够实现大众化的理论。
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导路径
传导路径、输送方式是理论走向群众的必经中介。有效的传导中介是理论成功普及的重要辅助条件，反之，落后的或拙劣的传导方式则阻滞理论的普及。毛泽东重视运用理论传导的中介作用，并不断开辟新的传导方式，力求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党的政策顺利播及最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铺好道路。
社团、会社、学校等组织形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学习中有着重要中介作用。早在1918年毛泽东就与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成立了新民学会，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并最终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坏空气太浓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们转换过来……要有一种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集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53)同时，毛泽东还积极创办文化书社，其经营的书报杂志“经严格的选择过，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不要)”(54)。文化书社不仅是新民学会的主要活动场所，也是早期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宣传阵地。同年8月份，毛泽东与何叔衡共同发起俄罗斯研究会，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革命经验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要求，“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55)陕甘宁边区先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行政学院、民族学院、延安大学等。其教育的“基本内容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这即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为出发点的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教育与科学的教育”(56)。这些学校培养了大批具备一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才，为中国革命事业及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普及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中“抗大”前后培养干部10万余人，陕北公学培养干部11000多人。
毛泽东支持挖掘、发展群众文艺资源，并借此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党的政策。他指出，要“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类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57)。1937年年底，延安成立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随后又成立边区音协、边区美协、边区剧协等文艺工作者协会，战歌社、边区诗歌总会、山脉文学社、大众读物社、延安诗歌会等文学社团，以及一些剧社、剧团、乐团、合唱团等文艺演出团体。1940年戏剧运动已普及到各抗日根据地，1944年《白毛女》风靡各个抗日根据地，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歌咏活动在各根据地也十分活跃，到1939年，所创作的大众化的革命歌曲就在300首以上，以冼星海的《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最负盛名，流传最广。延安的秧歌运动在这一时期最为活跃，也最受百姓欢迎，其中《兄妹开荒》、《牛永贵受伤》最具代表性。文学艺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58)方面发挥了积极功效。根据地人民正是通过上述文化艺术作品，感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及其立场。在崭新文艺的感召下，广大群众自觉高举马克思主义理想旗帜，投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
新闻媒介及出版事业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宣传作用。延安时期，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央党报委员会统一领导新闻出版事业，根据地先后发行了《共产党人》、《中国工人》、《新中华报》(后与《今日新闻》合并为《解放日报》)等，毛泽东亲自为这些报刊撰写发刊词，并写了一批社论文章。1940年又建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向各抗日根据地及白区播发中共中央文件、重要报刊社论等，后又成立英文广播部，对海外播发电讯稿。这些工作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党的理论政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马列著作出版发行方面，1938年中共中央建立延安解放出版社，大量编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党的文件。1939年3月又设立中共中央发行部(即后来的中央出版局)，加强对出版事业的统一领导工作，其属下的新华书店则具体承担发行了中共中央出版局出版的大量书籍。这些书籍刊物，为根据地内外广泛进行马列主义的普及教育提供了基本依据。
延安时期，学习运动、整风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教育的重要路径，也是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大举措。“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59)通过学习、整风运动，一方面主要清算了党内高中级干部思想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错误，使广大干部自觉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及其精髓，另一方面也清算了党内普遍存在的小农意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分散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两万五千共产党员发展到几十万，绝大多数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只有经过整风才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挽救了。”(60)学习、整风运动的进行使得党的干部下工夫学习马克思主义，了解其基本理论和精髓要义，也促使绝大多数党员群众学习和掌握了党的理论政策，认清革命形势，从而使“全党的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在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61)。学习和整风运动的推动，促使根据地广大党员干部及一般群众，经历了一场马列主义理论的普遍洗涤，马克思主义自此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进入人民大众之中，变成他们的理论武器，并进而转换为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行动。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及建设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法。他要实现的目标是宏伟的，那就是要“教育全党、全军、全民”(62)，最终要“改造……中国人的心灵”(63)，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方面的措施也是广泛而有力的。这些历史经验弥足珍贵，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总结。这对于我们在新的时代形势下，促成马克思主义以崭新的面貌和方式走向人民大众，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入新的历史阶段有重要价值。
注释：
①陈葆华.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56.
②⑧(17)(19)(37)(42)(43)(44)(45)(46)(47)(48)(55)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708，708，130，678，547，626，630，631，633，637，642，542，769.
③④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24，412.
⑤⑥⑦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C].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27，142，139.
⑨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83，285.
(11)(12)(20)(21)(23)(27)(34)(58)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809，1096 865，857，801，789，801，848.
(13)(51)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285，213.
(14)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1131.
(1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7)：772-774.
(16)沙健孙.中国共产党史稿[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3)：99.
(18)(22)(24)(30)(35)(38)(39)(40)(41)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39，291，110-112，3-9，323，189，302，5，106.
(2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16.
(26)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54.
(28)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R].1953-8-12.
(29)(31)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109，117.
(32)郭化若.郭化若回忆录[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26.
(33)[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127.
(36)总政治部.星火燎原[C].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9(2)：53.
(49)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8)：302.
(50)吴冷西.十年论战(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24.
(52)周恩来.周恩来经济文选[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652～653.
(53)毛泽东给罗璈阶的信[A].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C].新民学会，1920：65.
(54)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A].新民学会资料[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77.
(5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1)：328.
(57)毛泽东军事文选[C].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173.
(59)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R].1957-3-12.
(60)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284.
(61)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Z].1941-7-1.
(62)韩素音.早晨的洪流[M].香港：南粤出版社，1977：440.
(63)[美]R.特里尔.毛泽东传[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