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非儒家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理学论文,宋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传统至今，理论界都认为理学是儒学，以为其“义理”学说之“义”出于孟子，“理”是从《周易》中“体贴”出来的。作者认为欠妥。《孟子》没有与理学内涵相同或相近的“义”；“理”也不是从《周易》中“体贴”出来的，二者均源于术家韩非的“义理”学说。理学由“义理”学说具体化出的治国方针和基本哲学理论也源于术家韩非。且理学的经典《四书集注》不代表儒家思想。因为《四书》的重点在《大学》、《中庸》，二者均贯穿韩非术家的“义理”思想，而对《论语》、《孟子》的阐释和理解，既要参照《大学》、《中庸》，又要以理学家们所注的“义理”思想为根据。于是，《四书集注》就成了盗版的《韩非子》。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若将理学当做儒学，就不会走出新路子。
理学是宋明以后，中国古代学术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理学的全称叫“义理之学”，义是其政治思想，理是其哲学思想，叫“理学”只是从其哲学特点着眼的。传统至今，理论界都将理学当做儒学，其实，这是很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理学根本不是儒学，从其学术性质来看，应为术家学派，即韩非术家的“义理”学说。[1] 为什么这么说呢？本文就拟谈谈这个问题，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理学的“义”不出自《孟子》
“义”是理学思想的核心。理学之为儒学，原因是理学认为：其“义”出自孟子。如二程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2] 朱熹也说：“诋毁孟子的‘仁义’之道，是不识圣贤所传本心之体。”[3]其实， 这种说法欠妥。
应当指出：理学的“义”直接出自《春秋公羊传》与董仲舒。理学从北宋三先生开始，就将《公羊》当作其思想的一个来源，如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同时也特别重视董仲舒，将其当作汉代儒学的正宗传人。《公羊》认为：孔子《春秋》的中心思想是“义”，因而，就将发掘孔子《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当做其宗旨。后来董仲舒亦如是说，他的《春秋繁露》又进一步发掘《公羊》中的“微言大义”。就是说，《公羊》与董仲舒都认为，这个“义”出自孔子的《春秋》。可是，理学却突然说出自孟子，二者就出现了分歧。
这个“义”到底出自哪里呢？让我们先看孔子的《春秋》：在先秦，解《春秋》的著作不只《公羊》，还有《左传》与《谷梁》，二书均未发现《春秋》中有所谓的“微言大义”。两汉至今，除董仲舒外，其他读《春秋》的人，亦绝少有此看法。相反，他们都认为《公羊》是在借题发挥，是曲解《春秋》。他们指出：“春秋（公羊）近法家（实为术家）”；还托名孔子说：“董仲舒乱我书。”就是说，《公羊》与董仲舒的这一看法不科学。理学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提出其义出自孟子。
这个“义”出不出自孟子呢？我们知道，在儒家思想的创立上，孔子是开山祖，孟子是亚圣。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孟子思想的核心是“仁政”，“仁政”是对“仁”的深化和发展，二者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可是，理学却将“义”当做孟子思想的根本点，无疑也不科学。
不能否认，孟子是讲过作为政治思想的“义”，如《滕文公上》说：“君臣之义”；《尽心下》说：“义之与君臣也”等。但这个“义”与理学的“义”有质的不同。孟子的“君臣之义”内涵有三：一是君臣要相互尊重，否则关系就会紧张。如《离娄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二是君行不端，臣可“易君”或“离去”。如《万章下》说：同姓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异姓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三是义只适用于君臣，不扩大到社会其他领域，如《滕文公上》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理学的义，如朱熹所说：“义者，宜也。”“宜”，即“合当如此”。“合当如此”的“君臣大义”是：一君为臣纲，即臣要绝对服从于君，君权至上；二臣绝对不能易君，两者没有对应关系，否则就是乱臣贼子；三社会其他领域，如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关系，也要由“君臣大义”的原则来限定和调整。怎么能说理学之“义”与孟子的“义”是一个“义”呢？
那么，“义”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在先秦，象理学这样规定“义”的，只有韩非。《韩非子·解老》说：“义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怀上宜，子事父宜，贱敬贵宜，知交朋友之相助也宜，亲者内而疏者外宜。义者，谓其宜也，宜而为之。”可见，确切地说，《公羊》董仲舒、理学的“义”，均源于术家韩非。
二、理学的“理”不是从《周易》中“体贴”出来的
“理”是理学哲学思想的核心。程颢说过：“吾学虽有所授受，但‘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4] 理学认为：他们的理哲学“体贴”自《周易》，《周易》中只是有某些理哲学的萌芽思想，是他们将其正式概括成了以“理”为核心的哲学理论。笔者认为欠妥。
诚然，理学从北宋三先生开始，亦特别重视《周易》，并将其当做他们思想理论的另一个来源。但是，《周易》中的理哲学，已不能用“体贴”二字了，因为它不是只有某些萌芽思想，而是一种成型的哲学理论。如：《周易·系辞上》的总论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周易·说卦》的总论也说：“昔圣人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地而奇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致于命。”从“天下之理得”，可以看出：“理”已不是一个一般哲学范畴，而是一种根本的哲学思想，即《易》已用它来概括宇宙间的万事万物。而且，《易》还提出，要“穷理尽性，以致于命”。这是将“理”又进一步深化到了认识论和社会实践观。所以，理学再说从《周易》中来“体贴”理哲学思想是不当的。
现在的问题是：《周易》是不是理哲学的思想源头？回答无疑是否定的。在先秦，探讨“理”的文献很多，如《孟子》、《荀子》、《经法》、《庄子》、《韩非子》等都不同程度地有某些理哲学思想，不只是《周易》才有。理学只承认其理哲学“体贴”自《周易》，完全回避其他文献，这也不对。在先秦所有这些文献中，哪一文献才是理哲学的诞生地呢？笔者认为是《韩非子》。[5]
我们知道：在先秦，哲学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道”，理哲学即胚胎和脱胎于“道”。最初，一些文献只是用“理”来说明“道”，如《经法·论》说：“物各合其道者谓之理。理之所在谓之道。”韩非开始也沿习了这一思想，如《韩非子·解老》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万物之文也。”然后，他便对“理”进行了升华，《解老》又说：物之“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认识了事物的这些特性，就认识了理；“凡理者，方圆、短长、精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得道也。”认识了理，才能认识道，表明理已摆脱了道的束缚，并能反制约道；“啬之谓术也，生于道理”；“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将“道理”并列，是韩非破天荒的发明，说明理与道一样，也是一种根本的哲学思想，这标志理哲学的正式诞生。韩非在《解老》中还反复论证：“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理定而物易割也”；“得事理，则必成功”；“今建于理者，其持禄也久”；“举动理，则少祸害”；“动弃理，则无成功”等。用理来独立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因此，理学的理，严格说来，亦源于术家韩非。而且，《周易》中的“义理”亦源于此。
三、理学的治国方针也不是儒家思想
理学之“义”的治国方针，较重要的有四点：一是“三纲”说，二是“重义轻利”，三是“思想专制”，四是“诛心说”。
关于“三纲”说。理学在治国上特别强调“三纲”，传统上理论界都认为“三纲”源于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笔者在拙作《董仲舒非儒家论》等文中多次阐明：儒家孔、孟从未将君臣、父子、夫妻三者并举，也未有臣要绝对服从于君、子要绝对服从于父、妻要绝对服从于夫的看法，亦未有“天尊地卑”、“阳尊阴卑”等哲学思想。相反，还有“臣可易君”、“子可诤父”等言论。在先秦，只有韩非认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7]韩非在哲学上还强调“天尊地卑”、“阳尊阴卑”。可见， 韩非的“三顺”才是“三纲”的始俑。
关于“重义轻利”。理学在经济上主张“重义轻利”，传统上理论界都用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或孟子的“义，人之正路”和“舍生取义”等来说明。其实，孔、孟在讲“义利”时，完全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不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应当肯定，如果只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讲“重义轻利”，那么，“义”作为人类的一种美德，一直值得提倡，无可厚非。可是，理学讲的“义利”完全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不是从伦理的角度。如朱熹所说：“自到浙中，觉得朋友间却别是一种议论，……直说义理与利害只是一事，不可分别，此大可骇。……熹窃认为今日之病，唯此为大。”[8]又说：“江西之学只是禅， 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旦）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9]怎么办呢？ 朱熹根据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认为“《春秋》大法，正是如此”。[10]在先秦，从政治经济角度来谈“义利”关系的只有韩非。如《韩非子·说疑》说：“若夫周滑之、郑王孙申、陈公孙宁、仪行父、荆芋尹申亥、随少师、越种干、吴王孙頟、晋阳成泄、齐竖习、易牙，此十二人者之为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义。”因此，理学的“重义轻利”亦源于韩非。
关于“思想专制”。理学在意识形态上，坚持思想专制，其根据就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如理学的草创者孙复说：“推明孔子，抑黜百家，……斯可谓尽心圣人之道者也。暴秦之后，圣道晦而复明者，仲舒之力也。”[11]传统上理论界多用孔子“诛少正卯”、孟子“辟杨墨”来说明理学的思想专制。其实，孔子“诛少正卯”只是荀子礼家之后学的杜撰[12]；孟子“辟杨墨”本质仍是学术批评。在先秦，只有术家首次提出并坚决实行思想专制，如秦统一后的“焚书坑儒”，就是以申、韩术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的结果。事实上，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建议，就与李斯的《焚书议奏》同出一辙。可见，理学的思想专制亦源于韩非。
关于“诛心说”。理学在思想专制上，还十分注重“诛心说”，如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破心中贼”就是不让人去想，这也是思想专制的最高妙处。“诛心说”的另一面，就是对人们的言论、文字或行为“上纲上线”，然后予以治罪。明、清的“文字狱”即如此。理学的这一思想，虽直接来自董仲舒，源头亦在韩非。如《韩非子·说疑》说：“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这里的“太上禁其心”不正是“诛心说”的始俑吗？
由此可见，理学之“义”的治国方针，也非儒家思想，仍出自术家韩非。
四、理学的哲学思想亦基本源于韩非
理学的“理”具体化为哲学思想，较重要的有四点：一是“理气关系”，二是“万理归一”，三是“理一分殊”，四是“存理去欲”。
关于“理气关系”。“理气关系”是理学之理哲学的最基本范畴。传统认为，这一思想是张载的一大发明。如其《易说》在释《易·系辞上》的“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时认为：“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气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谓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谓之无？故圣人仰观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首次提出了理气问题。然而，韩非早已有了萌芽思想。如《韩非子·解老》说：“圣人在上，则民少欲；民少欲，则血气治而举动理，举动理，则少祸害”；“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无常操，是以死生之气禀焉，……四时得之以御其变气，……”等。《易·系辞上》那段话无一“气”字，张载显然是将韩非之具体事物的气上升成了一般概念，从而提出了“理气关系”的。
关于“万理归一”。“万理归一”是理学之理哲学的另一个基本范畴。传统认为，这一思想是二程从佛教华严宗那里“体贴”出来的。如其《遗书》卷十八说：“问：某尝读《华严经》，第一真空绝相观，第二事理无碍观，第三事事无碍观，譬如镜灯之类，包含万象，无有穷尽。此理如何？曰：只为释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过曰万理归于一理也。”其实，韩非也早有了萌芽思想。如《解老》说：“物有理”、物之“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万物各异理”，“故理定而后可得道也”等。这就是说，“万理归于一道”。我们知道：在韩非那里，“道”与“理”是等同的。因此，“万理归于一道”，也可说成是“万理归一”。二程显然是吸收了韩非的思想。
关于“理一分殊”。“理一分殊”是理学之理哲学又一基本范畴。传统认为，这一思想是朱熹从周敦颐的《易通》中推阐出来的。如其《语类》卷九十四说：“周子谓：‘五殊二实，二本则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大小有定。’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气，二气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来，只是此一个理，万物分之以为体。万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然总又只是一个理。此理处处皆浑沦。……物物各有理，总只是一个理。”其实，韩非也早有了萌芽思想。如《解老》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这就是说，道化万理，万理统万物。前面讲过，韩非的“道”与“理”是等同的。这样，“道化万理”，亦逻辑地等同“理一分殊”。朱熹也显然吸取了韩非的思想。
关于“存理去欲”。“存理去欲”是理学之理哲学的归宿，如二程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明天理明矣。”[13]传统认为，二程的这一思想源于佛教华严宗的“净染”。其实， 韩非亦早有萌芽思想。如《韩非子·南面》说：“人主欲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为之者，其为无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理学的“存理去欲”不正发端于韩非的“任理去欲”吗？
由此可见，理学之理哲学的基本思想亦都萌芽于术家韩非。
五、理学的根本经典《四书集注》不代表儒家思想
理学的根本经典是《四书集注》。《四书》的首创者是二程，《宋史·道学传·序论》说：二程“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集注者为朱熹。《四书集注》是宋明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科举的必读书。传统至今，理论界都认为《四书集注》集中代表了儒家思想，然而这也欠妥。
首先，《四书》中的《大学》、《中庸》均非儒家经典。传统认为，《大学》、《中庸》都是儒家经典，主要根据是：前者出自孔子的嫡传弟子曾子，后者出自嫡孙子思。其实欠妥。我们知道：前一说法出自二程，后一说法出自郑玄。《大学》、《中庸》的作者在西汉时期就已不能明，东汉以后的郑、程又何以知之？笔者认为：从内容来看，《大学》开首讲“作新民”，只有秦的统一，才要求六国之人“作新民”。《中庸》有“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亦是秦统一后的事。所以，二者应作于秦统一。从思想上来看，《大学》、《中庸》都与儒家的“仁”、“孝”学说不类，如《大学》坚持韩非的“重义轻利”：“长国家所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知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中庸》则把“义”释为韩非的“宜也”，并提出近似韩非“三顺”的“达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等。而且在哲学上，《大学》主要谈“格物致知”，《中庸》谈“尽性知命”，二者都是从不同角度在发挥《周易》中源于韩非理哲学的“穷理尽性，以至于知命”。因此，很难说《大学》、《中庸》都是儒家文献。就是说，《四书》有二书不属儒家经典。
其次，《语》、《孟》在《四书》中不占主导地位。二程认为，《四书》的重点不在《语》、《孟》，而在《大学》、《中庸》。前者是《四书》的“入门”学问，后者是“心法”，即终结性学说。《语》、《孟》如何解，要以此二篇为基础。所以，在二程手编的《四书》中，《大学》居前，《语》、《孟》次之，《中庸》压轴。理学为什么如此推崇《大学》和《中庸》呢？朱熹说得明白：《大学》所教，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14]《中庸》：“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15]尤其是，理学从二程开始，许多人都曾篡改过《大学》原文，朱熹擅增134字，并认为：只有这样，才“序次有伦，义理贯通，似得其真”。[16]可见，他们无非是想用《大学》、《中庸》中出自术家韩非的“义理”学说来改造《语》、《孟》！
再次，朱熹的《语》、《孟》集注重在阐发“义理”，不重训诂原经。如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曾指出：“理学家注释儒家经典，把它纳入理学轨辙。他们的办法是用理学观点进行注释，用理学家的言论思想进行注释。朱熹的《四书集注》，就是这样做的。”“例如《论语集注》”：“甲、引二程最多，引程门大弟子尹焞、谢良佐、游酢、杨时也较多。也有不少朱熹自己的注解。乙、主要引理学家对《论语》的解释和发挥，极少引宋以前的注家。丙、主要是发挥义理，不多在名物训诂上下功夫。”“这样做的结果，就把《论语》纳入了程、朱理学的轨辙，完全代替了汉、魏以来对《论语》的解释。”[17]。尤其是，自宋明以后，学子读《四书》都不重原文，而重在读注，皓首穷经，原因是“义理”难明。
由此可见，《四书集注》本质上不代表儒家思想，而是不折不扣的盗版的《韩非子》！
六、理学对儒家的全面反动
理学不仅不属儒家，而且是儒家最阴险的对立面，是对儒家的全面反动。
第一，篡改儒家的核心经典。我们知道：儒家的核心经典主要有二，即《论语》与《孝经》，《孟子》是《论语》的姊妹篇。汉、唐经学时期，汉虽以《七经》治国，但主要是《孝经》；唐虽以《十二经》治国，但主要是《论语》。可是，理学却排斥《孝经》，而将《论语》、《孟子》编入《四书》。在《四书》中，《论语》、《孟子》又只是陪衬，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大学》、《中庸》。《大学》、《中庸》本质非儒家文献，理学以此二篇为主要经典，是从根本上取缔儒经。
第二，伪造儒家道统。道统说最先起于唐代韩愈，理学承袭了这一做法。但理学的道统与韩愈的道统有质的不同，就是韩愈根本不提董仲舒，而理学则突出董仲舒，将其当做孔、孟之后，汉初以来儒学的唯一正宗传人。事实上，董仲舒根本就不是儒，这一道统也不是儒家的道统，而只是理学之“义理”学说的发展史。
第三，歪曲和阉割儒家思想灵魂。如：儒家只讲过属“仁政”范畴的“义”，理学就硬说这是其“义理”学说之“义”；儒家只讲过“君臣父子”，理学就硬说这是“君为臣纲”；儒家只讲过要“孝敬父母”，理学就硬说这是“父为子纲”；儒家只讲过“小人女子”、“男女授受不亲”。这里的女子还不是指妻子，理学就硬说这是“夫为妻纲”，是要妻子守节和缠足，“饿死是小，失节是大”；儒家只讲过学术论争，理学就硬说这是思想专制；儒家只讲过“学而优则仕”，并且由此产生的科举制对唐代的社会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理学则硬说这是要求作“八股文”等等。其实，这些都属韩非术家的“义理”范畴，理学却将其硬栽到儒家头上，以混淆视听。
第四，制造儒家的学术冤案。由于理学的所有言论几乎都打儒家旗号，所以后来人们一批判理学，矛头都直指儒家。如宋李觏就在《常语》中，将孟子的“义”当作理学的“义”来批，说：“孙吴之智，苏张之诈，孟子之仁义，其原不同，其所以乱天下一也。”郑厚叔在《艺圃折中》中也说：孟子“挟仲尼以欺天下”，口诵“仁义”，实乃“卖仁义”。中国近现代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打倒孔家店亦然。殊不知，孔、孟也是理学的受害者。笔者曾指出：中国近现代最大的学术冤案就是孔子冤案，而理学则正是这一冤案的元凶。
第五，思想专制株连儒家先师孟子。理学的正统二程及朱熹虽看到了孟子的“义”可利用，但其他代表人物则看到了二者根本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于是便对孟子进行大张挞伐。如：司马光作《疑孟》、冯休作《删孟》、晁说之作《诋孟》；明太祖朱元璋则因孟子有“民贵君轻”、“臣可易君”等思想，下令将其牌位从孔庙中移出，并骂道：“孟子这老儿，若活到今日，朕非严办不可！”后又删《孟子》语录85条，余文编《孟子节文》，科举以《节文》为主。理学的思想专制达到了极点！
由此可见，过去理论界都将理学当作儒家，实是不应该。
七、理学非儒家的意义
正确认识理学非儒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使我们加深了对理学本身的认识。理学从产生之日起，就被当做儒家：“新文化运动”已八十年了，仍将其当儒家来反思。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个特大误区。不搞清理学的性质，就谈不上对理学的正确认识。只有搞清了理学的性质，才能对其作出客观评价。
其次，它使我们加深了对儒家的认识。中国古代儒家的核心经典只有《论语》、《孝经》，《孟子》是对《论语》的完善和补充。其社会实践主要是汉“孝武之治”、唐“贞观之治”。汉初的“黄老之治”、“魏晋玄风”、宋明理学，均非以儒家为主的思想统治。
再次，使我们加深了对术家的认识。术家是百家争鸣后期最重要的一个学派，其根本思想是“阴谋治国”或“权术政治”。术家的创始人是申子，还有商鞅、吴起、韩非、苏秦、张仪、李斯、秦始皇、赵高等。过去，理论界将其归入了法家，不妥。术家是秦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术家还有一个分支思想，即韩非创立的“义理”学说。由于《公羊》以此释《春秋》，董仲舒以此释《公羊》，理学又以此释《论语》、《孟子》，传统上一直被误认为儒家思想，这也是不对的。术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能低估！
最后，它使我们加深了对整个传统文化的认识。理学是传统文化反思的前沿，传统文化的反思一定要超越理学的思想障碍，不超越这一障碍，就会被其窒息。要超越这一障碍，就必须抛弃“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18]、“董仲舒是汉代儒学的正宗传人”等不正确的思想前提，而应以“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 ‘推恩令’”为反思的科学基点[19]，坚持从百家合流看问题。只有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才会走出新路子。
注释：
[1][5]参见拙作《韩非非法家论》，载《江苏社会科学》1996.2。
[2][3][4][16]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6页；第6页；第1页；第8页。
[6]参见拙作《董仲舒非儒家论》，载《江海学刊》1995.4； 转载于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史》1995.9；转摘于《新华文摘》1995.9、《报刊文摘》1995.7.27。
[7]《韩非子·忠孝》。
[8]《朱熹文集》卷53，《答石天民》。
[9][10]《朱子语类》卷123，37。
[11]《睢阳子集补》。
[12]匡亚明：《孔子评传》。
[13]转引自杨荣国主编《简明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版，页176。
[14][15]朱熹《四书集注》；《大学序》；《中庸章句》。
[17]转引自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宋明理学史》5—8页。
[18]拙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载《南京社会科学》1993.6；《新华文摘》1994.3、《报刊文摘》1994.1.13 转摘。
[19]参见拙作《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载《南京社会科学》1995.4，《新华文摘》1995.7转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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