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资本周期框架的金融化与空间_资本有机构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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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面对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危机之后持续的经济低迷以及高失业率,目前很多学者都主张“回到马克思”,对《资本论》第1卷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第3卷的总过程进行深入挖掘,基于这两卷的分析主要围绕利润率的下降和利润榨取的减少来展开。利润率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利用实证主义数据和精致的模型能够直接反映资本积累的程度,以此为突破口对于寻求当前危机的形成和解决的途径确实很有帮助。然而本文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结构化的总体,而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总体,危机的形成过程和方向来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循环中涉及的矛盾冲突各方之间的力量对比,从对资本的内在结构与运行过程的分析与批判入手,发现这一结构化总体的内在矛盾,并不断地超越这个结构化总体,才是分析现实问题的突破口。对于危机理论的一般方法及分析积累和危机的框架而言,不应从利润率开始,而应从马克思提出的资本循环的框架开始,“资本循环路径是资本主义危机分析最好的入手点,因为它考虑了剩余价值创造和实现过程中可能给资本积累带来的潜在障碍”①。目前资本循环的理论价值远没有被充分挖掘,甚至哈维认为,由于《资本论》第3卷很少提到第2卷的发现,因此未能稳固地奠基于应该同时包含生产和流通的理论领域,于是,“这个模型(《资本论》第3卷关于整合生产—分配关系和生产—实现要求的模型,作者注)必须当成理解一个困难复杂问题的初步且相当不完整的尝试”②。因此,本文认为,对资本主义动态(资本主义生产之整体)的综合模型而言,“分析资本积累的最基本的概念性工具就是资本循环”③。

      二、资本循环框架

      资本循环是《资本论》第2卷的开篇,然而这部分内容不是按照“逻辑”进路对第1卷的深入,而是基于社会结构对资本历史实体的进一步“社会展开”,因为“只有当资本同时不断地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被分割在不同阶段之间,并且这些部分中的每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资本,不断地完成它自己的周转时,才是可能的,才是现实的”④。所以,对资本循环的理解相对有一定的难度,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资本论》第二册比第一册更伤脑筋,至少开头部分是如此。但是,这是异常出色的研究著作,人们从中将会第一次懂得什么是货币,什么是资本,以及其他许多东西。”⑤

      1.马克思的资本循环框架

      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系统性图景,在这里,资本主义经济体现为资本自我扩张的循环运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总流通过程是由一个相互交错互为补充的多个资本循环运动组成的。

      G—W(A,Pm)…P…W′(W+w)—G′(G+g)

      在这种循环运动中,“资本表现为这样一个价值,它经过一系列互相联系的、互为条件的转化,经过一系列的形态变化,而这些形态变化也就形成总过程的一系列阶段。在这些阶段中,两个属于流通领域,一个属于生产领域”⑥。产业资本连续进行的现实循环,不仅是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而且是它的三个循环的统一:货币资本循环G—W(A,Pm)…P…W′—G′,生产资本循环P…W′—G′·G—W(A,Pm)…P,以及商品资本循环W′—G′·G—W(A,Pm)…P…W′。这三个循环是过程的连续性借以表现的不同形式,并且“所有这三个循环都有一个共同点:价值增值是决定目的,是动机”⑦。在单个资本的循环中,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诸形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互转化和相互映照,体现了社会现实过程性整体的运动本质,是运动过程中整体与具体的对象性规定之间的对立与统一,也是资本的存在本质。通过奠基于资本流通和交换的理论领域而对资本价值连续转换的系统分析,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关于投资、生产、销售、消费的集成分析,处理的是资本透过消费而实现的条件。

      按照马克思的资本循环框架,资本唯有在其各个阶段不受干扰地跨入下一个阶段时,才能正常描述其循环回路。在资本循环中,有三种情况会导致积累受阻,第一种情况出现在货币资本的循环中,货币资本在执行一般购买手段和一般支付手段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质与量的分割中,由于货币供给不足以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质与量的结构性偏差而出现的积累受阻。第二种情况存在于生产资本的循环中,当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而且比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更快,以及在劳资谈判中工人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利润率会下降。当利润率下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资本所有者就宁愿把钱放到银行里也不愿投入生产,这样就会导致生产的进一步萎缩。第三种情况则是商品资本的循环中,剩余价值出现实现问题,生产严重过剩,这会导致资本所有者向下调整产量。实现问题所引发的利润率的下降,总是伴随着由于存货过多、生产过剩而导致的生产意愿的减少。尽管作为流通过程的货币资本的循环和商品资本的循环,都不创造剩余价值,只有生产资本的循环才创造剩余价值,但是流通中的资本一样对资本积累有重要影响,“没有通过流通检验的资本,就不再是资本”⑧。流通资本的顺利实现,是资本积累的必要环节,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资本的不同部分是相继通过循环的,也就是总资本价值的循环是在资本的不同部分的循环中依次完成的,那就很清楚,资本的各组成部分在流通领域不断停留的时间越长,资本在生产领域不断执行职能的部分就必定越小”⑨。

      随着分工的发展,在资本循环框架中,资本的社会结构的整体性运动会促使资本实体不断转向资本形态和各种层次的资本表现:从产业资本转向商业资本,从职能资本转向借贷资本,从实体生产资本最终转向虚拟化运动资本,从而表现为资本本身的自我生长和扩展。资本循环运动蕴含了资本自我发展和再造的历史生长可能性。因此,资本循环框架并不是仅仅为了表明资本系统历史规定性本身的社会生活化,即成为“存在的历史”,而是为了“把自己的理论注意力放到说明使这类结果作为社会发生作用的机制的任务上,从而放到说明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社会作用’的机制上”⑩。

      2.目前国外文献对资本循环框架的发展

      马克思的资本循环框架在理论上阐明了资本的运行轨迹,但主要是一种定性分析,为了加强资本循环框架对最新经验现实的解释力,国外一些最新文献对这一框架进行了发展和应用。在这些学者中,弗利(Foley)是最突出的一位。

      弗利构建了关于资本循环、价值实现和资本积累之间定量关系的数学框架,在假定扩大再生产积累率不变的情况下,分析了资本积累和价值实现之间的关系。弗利认为,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后续生产出来的价值总是需要通过前期的经济收入来实现,但前期收入总是比后期产出要小,所以不断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内在地造成了有效需求的不足,如果没有市场的不断扩大或者信贷关系的不断发展,生产就是过剩的,资本积累与价值实现就是不相容的。持续的符合比例的借贷增长能有效地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然而根据弗利的数学模型,借贷规模的增长决定了积累率有一个上限,这个上限并不是像新古典增长模型认为的由外生的资源、技术和劳动等要素的供给约束所决定,而是内生于资本积累与价值实现的过程之中(11)。可以说,弗利对资本循环的建模工作具有奠基性意义,他成功地量化了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使其在现实经济政策的制定中能够得到更为直接地应用,对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宏观视角。后来一些学者关于资本循环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弗利的启发。

      科茨(Kotz)参考并发展了弗利的思想,直接用资本循环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危机(12)。他认为,资本主义是货币经济而不是交换经济,这从根本上影响了资本的积累要求。他与弗利不同之处在于,弗利认为在一定假设条件下借贷要与积累相一致,而科茨则认为积累必须完全由借贷来支撑,信用在积累中起着更基础性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促进交换和增加积累率。马修斯(Matthews)在弗利的基础上,以美国1948-1989年的数据为依据,建立了一个关于资本循环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拓展了对资本循环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定量研究,从生产、投资、需求的角度解释了可持续再生产和赤字减少政策的蕴涵,批驳了主流经济学认为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不具有操作性的谬误(13)。艾尔米(Alemi)和弗利则运用弗利的分析思路,以美国1966-2009年的统计数据为依据,分析了资本在制造业和非金融公司业务部门中关于剥削率、资本流量的构成、价格的涨幅、周转时间、利润率以及美国资本化程度的研究(14)。纽瑟姆(Newsome)另辟蹊径,对资本循环理论的检视,是以零售业对产业间的关系重组为切入点的,探讨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复杂联系,并辅以对企业组织间的劳动过程的研究。他认为,随着物流革命的发展,大型零售业在不同部门间的关联中起了重要作用,零售势力和物流革命重塑了生产的政治(15)。桑托斯(Santos)也借鉴了弗利的思想,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稳定性的角度提供了一个关于经济中存贷、资金流的宏观经济视野的相对静态分析。他认为,资本循环框架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系统性图式,这个框架把资本主义经济看作通过资本价值的自我增值而进行的连续的循环运动。通过资本的形态变化及其运动,资本循环理论提供了一个关于商品投资、生产、销售和消费之间的显著的综合性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内生演化能力使所有的信贷配置(生产信贷和消费信贷)都会有助于需求、销售和利润流,从而能够适应资本积累的速度和变迁(16)。巴苏(Basu)完全吸取了弗利对资本循环理论的认识,并建立了一个离散时间视角的资本循环模型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宏观行为,以区别于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视角。他认为,资本循环模型不仅提供了利润引致的增长模式分析思路,同时也提供了工资引致的增长模式分析思路,并且认为如果信贷流动太大的话,稳定状态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率对总信贷净值中的消费信贷,将是一个负面冲击(17)。

      三、资本循环框架的拓展与金融化

      按照弗利和巴苏的理解,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表现为如图1所示。这一模型突出强调了生产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互动关系,尽管也指出了消费者的地位和功能,但是相比较生产部门、商业部门、金融部门,消费者就像是一个外生的变量,这多少迎合了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体系的认识。在一些人看来,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侧重于从对现实生产过程与生产方式的研究,没有正面阐释消费的社会功能及效应的问题。

      但是本文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体系中,广义的生产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马克思主要运用唯物史观,立足于生产过程来解释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体系,从生产过程来解释消费过程的社会效应及其观念拜物教的解放路径,“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18)。也就是说,马克思是在一个生产和消费相统一的过程的辩证性关系中,来讨论生产和消费的相互关系的,“生产和消费彼此关联,而使得每一方都在完成自身时创造了对方,并且将自身创造为对方”(19)。这是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关于关系意义的辩证法。马克思在这里想要传达一个过程意蕴,即生产过程指向消费过程并在消费过程中完成了生产过程,反之也是这样,消费过程创造了生产过程并在生产过程中完成了其自身。而且在过剩经济背景下,相对于价值的生产,价值的实现更具有难度,“所有的危机都是实现的危机,导致了资本的贬值”(20)。

      

      图1 资本循环框架(弗利、巴苏)

      因此,马克思是在生产与消费的辩证统一中来描述消费过程的,并没有忽视消费者,甚至马克思认为财富的消费过程对作为个人而存在的工人能够实现再建构。马克思曾经直截了当地指出:“人民群众能充分就业,并且生活也还不错——当然那些与不列颠的繁荣分不开的贫民除外;因此在目前人民是不大听信政治鼓动的。”(21)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处于繁荣的时候,工人同样也会陷入观念拜物教的泥潭。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体必然不可能是以个体身份而存在的消费者,而是负载着特定生产关系的阶级主体。所谓平等交换关系中的消费者只是资本建构的一种表象,是一种颠倒的主客体,“事实上这种平等已经被破坏了,因为这种表面上的简单交换是以如下事实为前提的:他是作为工人同资本家发生关系,是作为处在与交换价值不同的独特形式中的使用价值,是同作为价值而设定的价值相对立;也就是说,他已经处在某种另外的在经济上具有不同规定的关系中了——在使用价值的性质,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本身都是无关紧要的那种交换关系之外”(22)。因此,消费者是资本循环的重要环节。

      同时,在这样一个体系中,金融资本的地位日益突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利润率会下降,而利润量会随着所使用的资本量的增加而增加。”(23)利润率下降扩大了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商品的能力与市场吸收这些商品的能力之间的差距,积累得越多就越难积累,从而形成积累悖论,这种悖论反映了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积累由于被放在其整个社会环境中来看待而成为辩证的。它发展成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辩证法。”(24)利润率的下降必然导致“单个资本家为了生产地使用劳动所必需的资本最低限额,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而增加”(25)。追加资本的需要迫使资本家不得不更加依赖于生息资本,同时,达不到预付资本最低限额的大量分散的中小资本,由于利润预期的降低不得不进行各种金融投机。于是,“金融化”应运而生,它虽然不能挽救整个体系,但能使个别资本家获得比生产性投资更高的利润率。

      金融资本不仅贷款给产业资本以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而且逐渐从一个适应产业资本积累的辅助系统,演变成使所有其他经济活动从属于自身的独立系统。产业资本为了获得积累所需的货币资本而负债,同时又将负债用于运作各种金融资产及其衍生品以获得更多虚拟的利润,从而试图摆脱利润率下降的桎梏;商业资本作为独立化的产业资本,执行商品资本的职能,与产业资本的金融化路径是一致的,既要向金融资本举债,又将负债运作于各种金融资产;金融资本还鼓励工人和中产阶级负债消费,在一定时期内创造了短期的消费需求增长,实际上也是为了减少存货供应,缓和过剩经济程度,同时消费者通过负债和买卖金融产品使个人的未来收入资本化。

      通过对整个社会关系领域的渗透不断再生产出新的金融积累能力,“巨额融资的这个‘令人迷惑的’世界包含着同样令人迷惑的交叉活动的变化,在其中,各个银行从其他银行、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大量短期借款,这些投资资金大量聚集起来,起着支配‘市场创造者’的作用,而工业、商业和不动产资本变得如此集中于金融运作和机构,以至于要说出商业和工业利益始于何处以及严格的金融利益终止于何处,正日益变得很困难”(26)。

      在实体资本通过不断增强金融活动以改善资本盈利能力的同时,金融资本自身也变为一个在经济活动中越发具有特权的积累机构。随着金融业的繁荣,商品和服务领域的真实资本的积累越来越隶属于金融,极大地改变了资本循环和资本积累的本质,实体资本的资产所有权变得从属于股票或纸面资产所有权——通过举债而实现的杠杆化经营越来越多。金融资本的参与使资本积累近乎疯狂地肆意发展,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不断侵蚀着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基础。金融资本独立于实体资本的运作形成了一种非经营性的资本主义,在这种条件下,大资本通过吸附中小财富来获得“再分配式的增长”和“剥夺性积累”。

      按照上述分析,本文对资本循环框架的描述为图2所示。

      

      图2 拓展的资本循环框架(金融化)

      四、资本循环的全球性空间生产

      资本的运行过程是一个有着内在裂变关系的总体化过程,即是一个不断寻求突破、有涨落、有危机的动态过程。尽管金融化可以暂时保证资本的顺利循环,并能得到更多的积累,但是在不断扩大的循环运动之中,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无法消化的大量盈余资本,最终会形成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特定地域系统(territorial system)的过度积累意味着该地域出现了劳动盈余(表现为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和资本盈余(表现为市场上大量没有卖掉而只能亏本处理掉的商品,表现为闲置的生产能力和/或缺少生产性和赢利性投资的货币资本的盈余)”(27)。因此,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其制度的自我调整能力就会受到资本规定性的制约,不能再统筹其经济的整体性及长远发展,并体现为一种更为本质化的功能,这就是空间生产。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28)资本逐利的本性必然要求突破民族国家的地理界限走向世界,打破一切阻碍资本增值的自主经济,它本身也发展成为世界市场总体。所以,“空间生产是指通过地理的扩展来吸收过剩的资本和劳动力,是一种资本的空间修复方式”(29)。这种空间生产“有一种永不停息地减少(如果不是消灭)空间障碍的动力,以及与之相伴随地永不停息地加速资本周转的冲动”(30)。

      进入21世纪以来,外包、精益库存体系、模块化生产等后福特制生产方式促使形成全球性空间生产,这种空间化的“灵活”性资本积累,借助资本在国际空间的协调与合作,使得资本循环的外延和内涵不断扩展。资本循环的空间生产,不仅仅是一种地理环境或者几何学意义上的存在实体,而且是一种虚拟的网络空间,是当代资本存续的新的发展路径。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先进的电脑系统容许全新而强大的数学模型,能够掌握复杂的金融商品,并且能够高效执行交易,复杂的电信系统即时连接全球的金融中心,线上管理使公司得以跨越国界,在虚拟世界运作,同时“以微电子为基础的生产促成零件的标准化,以及最终产品能够以量产、弹性生产的方式定制”(31),这样就实现了一种流动的网络空间。在这种网络空间中,通信网络是基本的空间样貌,任何地方的领土逻辑与意义都被吸纳进网络。网络中的节点与核心根据它们在网络中的相对重要性形成有层级的组织,这种层级组织保证着一切元素的顺利流动,形成了支配性的资本逻辑。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的空间组织,操纵着使这些空间得以接合的指导性功能,具有寰宇主义(cosmopolitan),而民众在一定意义上则是地方的代表。正是这种流动的网络空间,刺激着地方空间的发展,“区域和网络其实在全球创新的新空间镶嵌里构成了互赖的极点”(32),新工业空间得以形成。这种新工业空间具有强大的技术与组织能力,可以将生产过程分散到不同区位,通过电子通信的联系来重新整合为一体,同时具有以微电子为基础的精确性和弹性。

      在这种空间生产的多重维度中,资本循环发展了一种开放式的多元循环路径。无论是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分离与融合,还是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循环及其相互关系,每一种资本都以不同的方式依赖物质的市场空间与概念化市场空间之间的多重关系。资本循环的各个单元都能够在全球地理空间和网络空间中寻找到突破点,尤其是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跨国生产网络、跨国销售网络、消费者虚拟空间都成为强烈的趋势,全球网络为跨国金融资本和国际生产商、国际销售商以及全球消费者的服务提供了这种领土化的新“坐标”。这种新奇的空间发展根植于网络空间为大量的实体和关系同时并存提供的可能性,并影响着不同经济层面运动发展动力学和不变性之间新的越来越复杂的关系。在这种多元循环路径中,资本不仅可以从具有空间特质的地方物质资源甚或边缘上的低成本中获得积累,而且,“企业能力、风险投资、科学技术的实际知识、社会态度方面的地方差异也成了其中的一部分,而影响与权力的地方网络、地方主导精英(与民族国家的政治相对立)的积累战略,也更深刻地隐含在灵活积累的体制之中”(33)。尽管更多的经济活动转移到网络空间,但是网络空间只是空间拓展的一种新的形式,开辟网络领土依旧是资本的逻辑,领土逻辑完全被纳入资本逻辑中。

      无论是地理空间,还是网络空间,资本空间化在达成一种“灵活”性资本积累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本对劳动的“软性”统治。在资本的全球性空间生产中,无论在哪里、在什么领域布局,都使得工资弹性化、就业弹性化以及功能的弹性化,都能够保证一种低工资制度和培养驯服的劳动力,实现了一种“没有集权的权力集中”(34)。当代的“技术控制”使资本能够利用计算机和信息网络技术对劳动进行远距离操控,因而形成一种“空间化”的积累的社会结构(SSA spatialization,简称SSAs),即以劳动过程的空间重建和技术控制体系为前提的一种积累的社会结构(35)。出于对先进技术的认可,工人对这种技术控制的形式感到认同,而忽略了或难以抗拒资本控制的本质。在SSAs中,资本利用全球化对劳动在“空间上”进行“分割”(segmentation)(不仅是前一时期沿着部类和级别的分割),这种“分割”通过对工人的“分裂和征服战略”,使劳动市场分割为垄断优先层级和竞争附属层级,从而逆转了劳动的均衡化。垄断资本与垄断层级的工人联合起来,使这种分割得到加强(36)。这种新泰勒主义使工人的地位得到固化,并使中心—外围的格局得到加强。对于这样一种日益深化的格局,在苏贾看来,“资本主义……内在地建基于区域的或空间的各种不均等,这是资本主义继续生存的一个必要手段。资本主义存在本身就是以地理上的不平衡发展的支撑性存在和极其重要的工具性为先决条件的”(37)。网络空间同样也是这种关系,“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资本的积累过程,这一过程具有自己清楚的逻辑体系,并与数字通讯所具有的许多民主潜能相抵触。而且互联网越向前发展,这一现象就会越严重”(38)。因此,资本在全球性空间生产过程中获得了新的相对于劳动的权力,民族国家也从建构凯恩斯主义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发展到为跨国资产阶级的全球积累服务。

      在空间化作用下,资本循环框架发展为图3所示。

      

      图3 拓展的资本循环框架(空间化)

      五、资本循环的断裂与修复

      从资本循环的内在机理来说,“只有在三个循环的统一中,才能实现总过程的连续性,而不致发生上述的中断。社会总资本始终具有这种连续性,而它的过程始终是三个循环的统一”(39)。但是由资本逻辑决定的资本主义循环运动的过程,却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和不确定性的过程,资本循环的扩展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本身所蕴含的矛盾与冲突。在资本循环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所产生的紧张和矛盾,会因矛盾达到一定程度的不可调和而显现出来,并且得到自我强化和反复爆发,从而产生资本循环的断裂以及由资本循环断裂而引发的危机。

      资本循环的断裂主要表现为资本循环中剩余价值的实现,而并非创造,“所有的危机都是实现的危机,导致了资本的贬值。对于资本流通及其可能分解的检视,指出了这种贬值可能采取不同的可触知形式:(1)闲置的货币资本;(2)未利用的生产能量;(3)失业或低度就业的劳动力;(4)商品的剩余(超额存货)”(40)。要想修复这种断裂,必须要为剩余价值的实现找到出口。

      其实,在资本循环的扩展中,金融化与空间化本身就是资本修复方式,有利于资本循环的修复,能够从外部化解资本循环内部聚集起来的各种矛盾。当金融化与空间化能够为剩余价值的实现提供出口时,则资本循环的断裂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因此,在一定时期内,资本循环的金融化与空间化,是资本循环顺利进行的有利条件,这样确实能够调节和限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过程中的矛盾冲突,保证资本的盈利能力,是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有效制度安排。因此,金融化和空间化是资本增值的需要。

      然而,金融化和空间化作为一种资本循环修复方式,毕竟只能起到一种短期调和的修复作用,它们并不可能根治资本循环的断裂,在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空间的生产能力,能够长期支撑以复利速度增长的金融资本。和资本增值的无限性比较起来,金融化和空间化毕竟是有限的,当金融化与空间化承载不了过剩产品时,则资本循环的断裂就成为必然。

      更为严重地是,作为资本增值需要的金融化和空间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不仅不能修复资本循环的断裂,反而会加剧资本循环的断裂。在资本运行的总体性过程中,各种矛盾因素在这个结构化总体的现实进程中存在着深层的二律背反,当促进资本运行的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极大地破坏这种运行,资本的运行本身就是一个内在悖论。随着金融化和空间化的不断建构,金融资本侵入一切可以带来收益的空间领域,金融资本在全球空间的膨胀,形成了新的金融化积累模式。然而这种积累模式却使镶嵌在资本循环中的各种矛盾因素不断激化,促使循环系统本身不断被迫脱离有序均衡状态,大大增加了资本循环修复的难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资本垄断加剧。列宁指出:“金融资本特别机动灵活,在国内和国际上都特别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它特别没有个性而且脱离直接生产,特别容易集中而且已经特别高度地集中,因此整个世界的命运简直就掌握在几百个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的手中。”(41)当前在发达国家,金融和保险、房地产形成了一种共生的、相互支持的约定,其结果就是形成了FIRE(Finance、Insurance、Real Estate)的垄断部门,通过“公司洗劫”(corporate raiding)、“垃圾债券”(junk bonds)、“政府救助”(government bailouts)以及“风险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of risk)等方式,将任何非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non-FIRE)的收入流——产业利润、税收以及超过基本需求的可供支配的个人收入等,都看作其以利息、金融收费以及资本收益的形式来吮吸经济剩余的对象。

      从表1可以看出,金融部门在美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从1977年到2012年,金融、保险、房地产部门的产值在GDP中的占比,从14.1%上升到18.4%,总体处于上升趋势,2008年有一个小幅下降,从2007年的18.8%下降到17.9%,但是2012年已经基本接近危机前的水平。

      

      目前,“债权人这一特权集团已将其金融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并集中到了华尔街及其国外的同行手中”(42)。华尔街已经把自己的经济理论和竞选捐助转换为政治权力,从而得以掌握对公共金融的监管权,所以人们才会理解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政府牺牲纳税人的利益为金融部门的损失买单,是多么地不可想象,然而又是匪夷所思的真实现象。金融部门不仅在美国高度集中,在全球空间中,“美国金融利益集团对今天的那些债务国家的做法极其相似,即他们以金融危机来威胁债务国家放弃对公共领域的金融控制权,而转交给那些跨国银行”(43)。金融资本垄断的加剧破坏了资本循环的内在机理。

      第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分离。金融资本获取利润的基本条件是资产价格的上涨,为了获得预期收益,金融部门必须不断发行新的贷款,提供抵押贷款、个人贷款以及信用卡贷款,使资产价格膨胀。金融资本通过对汇率、利息率、股票和债券价格、信用违约掉期(CDS)以及各种相关衍生品的投机,使房地产、股票和债券的价格膨胀起来,债务人可以凭借他们作为抵押品而质押的财产的收益获得更高额度的贷款,一轮又一轮,生生不息,完全是一种以债务为杠杆的资产价格膨胀。这种资本循环的结果就是,负债者将靠借来的资金去偿还债务产生的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利息,相当于是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消费者的洗劫。这种资本的循环使得实体经济无力去创造经济剩余以投资于扩大再生产,“金融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由缠绕在生产性经济上的生息索取权所织成的网络,它以几何级数的增长速度榨取着复利”(44)。

      从图4可以看到,在金融部门的地位和赢利性一路攀升的形势下,制造业和商业部门的产值比重则呈不断下降趋势,制造业的产值占比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22.7%下降到2012年的12.5%,由于制造业普遍不景气,商业部门的产值占比也处于下降趋势,从70年代初的14.5%下降到2012年的11.6%。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网站(www.bea.gov)

      图4 美国国内各部门产值占GDP的比重(1970-2012年)

      在金融资本全球膨胀的情况下,金融资本逐渐脱离了产业资本的循环,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形成以未来价值索取权的占有为基础的独立状态,资本循环已经纯粹发展为G—G′(etc.)的形式,直接与实物生产无涉,通过“零和”转移支付,由钱自己来生钱,金融资本已经退化为靠生息贷款的高利贷资本,资本增值的本性史无前例地表现得如此直白。这样一种资本循环,完全挤压了社会资本的形成,腐蚀了劳动生产率,削弱了实体经济生产的能力,进一步导致整个利润率的下降和资本循环的脆弱性。

      第三,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近些年来,通过具有“诱惑利率”的抵押贷款和消费信贷等结构化金融业的零售信贷业务创新,金融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发放给低收入人群的利润极高的贷款,然后用这些贷款补贴发放给投资主体的贷款。美国蓝领工人工资收入的大约40%用于住房,15%用于支付其他债务,如学生贷款、汽车贷款、信用卡债务等,用于支付社会保障和医疗需要10%-15%,这样只剩下大约1/3的工资收入可用于食品、衣服、交通等最基本的开支。在用于支付社会保障的部分,还形成了“养老基金资本主义”(pension-fund capitalism),这是一种新的剥削工人的后工业模式,即在授权的基础上对工人实行强制储蓄,将这些钱转交给专业的货币经理去购买股票或者债券,以最快和最有把握的赚钱方式——拆卖资产来剥削工人。在缩小公司规模(downsizing)和劳务外包的过程中,工人自然成为最终受害者。同时这种“养老基金资本主义”还严重破坏了不同收入人群的差距,社会保障和医疗本来是可以由对最高收入群体的税收来提供的,现在被强制储蓄,被财政部拿去平衡预算,从而使其可以对高收入群体减税。目前这种“养老基金资本主义”已经扩展到全世界,全世界的经济体都把它们的养老金计划建基于金融资本的投机之上。这时,“资本的增殖不是用劳动力的被剥削来说明,相反,劳动力的生产性质却用劳动力本身是这样一种神秘的东西即生息资本来说明”(45)。不仅工人的日常消费,工人的一生都被资本化了。通过金融化、空间化,工人已经成为“被围困的工人”(workers in box)(46),工人日益受到全球化、小政府、弹性劳动力市场以及摈弃充分就业目标的四面围困。

      另一方面,最富的1%阶层的收入份额(含资本收入)从1970年的9.03%,上升到危机之前2007年的23.5%;危机发生时有所下降,2009年是18.12%,然而这显然没有触动分配结构的整体格局。此后最富的1%阶层的收入份额一直上升,2012年这一数据是22.46%,已经逼近危机前的状态,如图5。这样的数据与在危机发生几年后美国仍然面临着的经济波动和高失业率,是严重不相匹配的。“这种‘虚拟式’的增长和积累除了改变利润分配、造成两极分化之外,并没有构成真正的经济发展动力。”(47)收入的巨大差距为资本循环的修复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第四,全球经济泡沫的蔓延与破灭。金融创新导致了金融衍生产品不断涌现,强化了杠杆作用,催生了金融泡沫,全球金融资本的持续扩张和嵌入在该体系中的结构性权力关系,导致资本循环系统风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由于金融部门进行的是一个零和博弈,无论金融产品再怎么创新,一旦社会上的资金(主要是实体经济部门的资金)被吸纳殆尽,则泡沫必然破裂,中产阶级投资者和借款者会被留下来慢慢承担金融化扩张的后果。空间化是金融化的必然趋势,金融化的空间拓展不是资本循环本质改变的结果,而是与全球经济相联系的经济活动空间重组的结果。去金本位制后的美元就像海绵吸水一样吸收、利用外围国家的经济空间,并向外围国家输出金融脆弱性。

      

      资料来源: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http://topincomes.g-mond.parisschoolofeconomics.eu/)。

      图5 美国最富1%人口的收入占比(1970-2012年)

      在全球化空间中,全球经济融合造成的经济周期同步化使危机易于扩散且难以控制。对发达国家积极推广的结构性的金融体系,尽管很多发展中国家“多次试图制定完美的政策框架,以利用开放金融市场的好处,控制开放金融市场的弊端,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如‘华盛顿共识’名誉扫地,‘新金融设计’已不复存在”(48)。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从图6可以看到,近些年主要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处于下降趋势,尤其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2009年的增长率严重下滑,除了中国和印度,其他国家都是负增长,俄罗斯的增长率甚至为-7.82%。中国和印度的突出表现也是对金融化全球空间拓展的一个反证,正是中国和印度对金融化的审慎态度,才没有深陷金融危机的泥潭。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

      图6 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2007-2012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治理主要是通过政府救助来实现的,资本循环的断裂主要是通过新一波的债务杠杆在贷款的基础上重新激活房地产、股票和债券价格的膨胀来修复,金融崩溃由于负债经济体“通过借款来摆脱债务”而避免,这种语言上的自相矛盾和逻辑的循环论证,正是当前发达国家“泡沫恢复”政策的写照。金融化、空间化导致的资本循环断裂却还要用负债来修复,催生资本循环的断裂与修复的举措之间的因果互置和倒挂的恶性关联,这是资本的穷途末路,抑或又是“创新”?

      资本主义长期的经济危机内生于资本循环过程及其内部结构的矛盾运动过程。资本循环框架让我们看到了资本运行的真貌:一种不断从自身内部转变自己的生产方式,同时也不断逼迫维持它的社会和物理世界的能力,这当然是个矛盾的过程。内存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互相对抗的因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49)。危机甚至成为唯一对抗不均衡、恢复生产和消费的均衡的有效手段。资本一方面生产了需求及其手段的极其精致复杂,另一方面又造成了野兽般的简单粗暴的完全未经修饰的解决方式。

      无论资本循环系统发展到什么情况,只要是资本的生产,则“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50)。当然,资本主义经济这个矛盾着的总体在不断地结构化自身的同时,也在经历着总体自身的解构,这种解构来自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内在本质规定,即生产的社会总体化与个人私有的内在矛盾,这是资本循环总体性过程中各个部分能否顺利进行的最终内在尺度。

      ①大卫·科茨:《利润率、资本循环与经济危机》,童珊译,《海派经济学》2012年第4期。

      ②David 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l,New York:Verso,2006,p.157.

      ③Duncan K.Foley,Understanding Capital:Marx's Economic Theo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66.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68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6页。

      ⑧David 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l,New York:Verso,2006,p.84.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1页。

      ⑩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68页。

      (11)Duncan K.Foley,Realization and Accumulation in a Marxian Model of the Circuit of Capital,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Vol.28,No.2,1982,pp.300-319.

      (12)David M.Kotz,Accumulation,Money and Credit in the Circuit of Capital,Rethinking Marxism,Vol.4,No.2,1991,pp.119-133.

      (13)Peter Hans Matthews,An Econometric Model of the Circuit of Capital,Metroeconomica,Vol.51,No.1,2000,pp.1-39.

      (14)Piruz Alemi and Duncan K.Foley,The Circuit of Capital,U.S.Manufacturing and Non Financial Corporate Business Sectors,An NSSR-JJCUNY Working Paper,2010,pp.1-34.

      (15)Kirsty Newsome,Work and Employment in Distribution and Exchange:Moments in the Circuit of Capital,Industrial Relations Journal,Vol.41,No.3,2010,pp.190-205.

      (16)Paulo L.dos Santos,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Credit in a Continuous-time Model of the Circuit of Capital,Metroeconomica,Vol.62,No.4,2011,pp.729-758.

      (17)Deepankar Basu,Comparative Growth Dynamics in a Discrete-time Marxian Circuit of Capital Model,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Sept.2013,pp.1-22.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19)David 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l,New York:Verso,2006,p.80.

      (20)David 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l,New York:Verso,2006,p.85.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5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6页。

      (2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91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9页。

      (26)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08页。

      (27)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9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8页。

      (29)宋宪萍、孙茂竹:《资本逻辑视阈中的全球性空间生产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6期。

      (30)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1页。

      (31)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59页。

      (32)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84页。

      (33)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69页。

      (34)Michael Wallace and David Brady,Globalization or Spatialization? The Worldwide Spatial Restructuring of the Labor Process,in Terrence McDonough,Michael Reich,David M.Kotz ed.,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36.

      (35)Michael Wallace and David Brady,Globalization or Spatialization? The Worldwide Spatial Restructuring of the Labor Process,in Terrence McDonough,Michael Reich,David M.Kotz ed.,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121-122.

      (36)Michael Wallace and David Brady,Globalization or Spatialization? The Worldwide Spatial Restructuring of the Labor Process,in Terrence McDonough,Michael Reich,David M.Kotz ed.,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31.

      (37)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62页。

      (38)John Bellamy Foster and Robert W.McChesney,The Internet's Unholy Marriage to Capitalism,Monthly Review,Vol.62,No.10,2011,p.3.

      (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1页。

      (40)David 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l,New York:Verso,2006,p.85.

      (41)《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2页。

      (42)Michael Hudson,From Marx to Goldman Sachs:The Fictions of Fictitious Capital,and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Industry,Critique,Vol.38,No.3,2010,p.438.

      (43)Michael Hudson,From Marx to Goldman Sachs:The Fictions of Fictitious Capital,and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Industry,Critique,Vol.38,No.3,2010,p.433.

      (44)Michael Hudson,From Marx to Goldman Sachs:The Fictions of Fictitious Capital,and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Industry,Critique,Vol.38,No.3,2010,p.441.

      (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8页。

      (46)Thomas I.Palley,Financialization: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Working Paper,The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No.525,2007,p.21.

      (47)William K.Tabb,Financializ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in Terrence McDonough,Michael Reich,David M.Kotz ed.,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59.

      (48)Johnna Montgomerie,Bridging the Critical Divide:Global Finance,Financialisation and Contemporary Capitalism,Contemporary Politics,Vol.14,No.3,2008,p.246.

      (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7页。

      (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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