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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语语音史研究的理论模式
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据严学宭先生所论，在现当代有三个框架。其一是高本汉的理论，认为汉语发展从上古到中古，到现代方言，是直线发展的。他的中国古音重建以中古音构拟为枢纽，上推周秦，下接现代方言。这是直线型理论。其二是张琨的理论，认为上古汉语就有方言分歧，诗经音系到切韵音系，到现代北方方言的发展不是直线型的。根据这一观点，他写了《汉语语音史中的方言差异》。这是差异型理论。其三是罗杰瑞等人的方言逆推研究法， 或称“普林斯顿假说”（Princetonhypothesis）。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语言学计划”研究中，一些学者批评了高本汉的直线型理论，主张以现代方言为研究基础而不必参考古文献记录的证据。在这基础上，为各种单独的方言群分别构拟出它们的原始语，如原始粤语、原始吴语和原始闽语等，由此再构拟一个全面的原始汉语。构拟出来的原始汉语，不象一个统一的语言，而是有内部变异的若干种历时系统。这种原始系统的某些特征，用传统的音韵学方法是构拟不出来的。这一派主要学者及研究成果有：华盛顿大学教授罗杰瑞Jerry L.Norman 的《原始闽语的声母》（1974）、耶鲁大学教授司徒修Hugh M.Stimson的《汉语原始北方话的研究：北京话的阴平调》（1969）、 乔治亚州立大学教授贝乐得WilliamL.Ballard的《原始汉语：塞擦音初探》（1968）和《原始湘语及其他》（1970）、华盛顿大学教授余霭芹Anne Y.Hashimoto的《原始粤语的辅音和复辅音》（1970）、欧柯诺Kevin·A·O·Connor 的《原始客家话》（1976）、乔治敦大学教授杨福绵的《原始汉语的前缀*S—》（1975）等。周法高教授在《怎样研究中国语言史》（1955）一文曾说：“过去的拟测，大部分仍是根据文献上的材料，现代方言只是用来帮助音值的考订，并没有能充分使用比较的方法，照说应该根据现代各系的方言，个别的拟测出较早的阶段（如早期官话、早期吴语、早期闽语、早期粤语等），再进一步拟测出它们的共同母语，这才是比较方法的正当途径”，周说为“普林斯顿假说”之先导。“普林斯顿学派”这一名词已经成为一个语言学术语，即“有兴趣以现代方言资料为基础进行构拟的汉学家”。
关于普林斯顿假说，需要考虑如下几个问题：（一）现代方言的存古度，即依据现代方言为基础构拟的早期语言，大致是什么年代的。假若以传统中古音系为参照系，各方言的存古度是不同的，闽语、粤语、吴语、客家语、湘语、赣语、徽语、江淮语、晋语、北方话呈递减状态。根据现代闽语方言构拟的早期闽语可能是中古以前的语言，但根据现代北方方言构拟的“豫燕语”（暂且称之）则约当元明之际的语。（二）现代方言内部的可比度，即某一大方言区内次方言或土语群可比较的差别是各不相同的。北方话（指“豫燕语”，不包括江淮语与晋语）内部较一致，语言内部可比度不高：闽语内次方言或土语差异性较大，内部可比度较高。语言内部的差异性与可构拟度之间有一定制约关系。（三）几大方言是否有一个共同来源。根据考古文化证明，中华大地上没有原始母文化，即没有相应的原始母语，人种体质学上的差异与文献历史记载也支持着这一观点。这几大方言的形成是周秦以后华夏文明与华夏汉语对周边不同的文明与语言同化程度不同的结果。以不平行的早期方言为基础构拟一个原始母语，虽然方法上与高本汉大不相同，但其基本观点还是相当一致的，即汉语一元分化论。因此，高本汉曾经有过利用方言材料直接构拟早期汉语的设想也就不足为奇。显然，利用现代方言资料为基础构拟早期语言是一种创见，是对一味依赖文献资料，仅将方言作为构拟音值参考的高本汉传统的反动与挑战，但是，正如李方桂先生所说：“系统地构拟上古方言，证据还太少。……由于缺乏早期的文献根据，构拟会不着边际。”
除了这三种模式，我们以为还有桥本万太郎在《语言地理类型学》里的“推移”模式。既然东亚大陆语言的现状在地理上表现出的类型推移是语言历史演变各层次的投影，从而可以把“横”的区域考察与“纵”的历史性比较有机地结合起来，“推移”自然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古音演变史的一条新思路。李葆嘉对此理论的修正就是，周秦以前中原语言以混合为主，周秦汉语具有某种异质混合性。此外，王士元的“字（词）汇扩散理论”认为，语音的变迁在音值上是从一个可辨认单位到另一个可辨认单位，而在字汇上是从一个字扩散影响到另一个字。究其原因，由于汉语音节结合的紧密性和附义性特点，汉语语音的变化以表语素的音节。
“字”为单位。如果说王士元所论主要是一个音系内部的历史变化，那么陈渊泉的“时空投影法”所论就是相邻的亲缘音系之间的语音变化所反映的历史语言变化。将这几种观点和方法结合起来，就构成了“异质·推移·扩散”模式。遵循这一模式，汉语史的研究，特别是汉语语音演变史的研究，可能获得新的进展。
二、北美汉学家的中国古音研究
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汉学家非常活跃。在原始的汉语语音研究方面成果累累。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张琨和夫人张谢蓓蒂合撰的《原始汉语的韵母系统与〈切韵〉》（1972），提出四元音系统。康奈尔大学教授包拟古Nicholas C.Bodman在《原始汉语与汉藏语》（1977）假定六元音。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蒲立本和康奈尔大学教授梅祖麟认为，汉语声调源于韵尾的脱落，构拟了*—S和*—h表示去声，*—?表示上声。依据形态音位学，蒲立本在《关于汉语词族问题的若干新假设》（1973）中认为，汉语词族中存在着诸形态成分：后缀*—S；前缀*h—、*S—、*r—；*/a交替； 前半个音节与后半个音节之间的重音交替。许思莱Axel Schussler《原始汉语的词缀》（1976）受印欧语形态学理论影响，将汉语音节切开来加以分析。 周秦古音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1971，国内有中文本），它提出了四个主要元音与两个介音。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白保罗P.K.Benedict的《汉藏语概论》（1972，国内有译本），对高本汉上古音系有若干修正。张琨夫妇对上古汉语的鼻冠音进行了拟测。包拟古《汉藏S —复辅音在汉语里的某些反映》（1973）对复辅音做了探索。关于上古的介音，许思莱撰有《上古汉语中的r和1》（1974）和《中古汉语合口的来源》（1975），认为中古音二等韵源于介音*—r —：中古四等韵来自上古介音*—1—。蒲立本根据高加索语言，在《评丁邦新〈魏晋声韵研究〉》一文提出上古二元音说。白一平提出三个高元音和三个非高元音系统说。关于上古韵尾，主要有蒲立本的《关于上古汉语—S 及其消失时间的若干进一步证据》（1973）与许思莱的《上古汉语的韵尾—1 》（1974）。关于上古声调，最重要的论文是马几道Gilbert L.Mattos的《国风中声调不协的韵脚》（1971）。 作者认为， 国风押韵注意声调，160篇中共有71处声调不协的押韵，涉及 85 个韵脚， 仅占韵脚总数的2025的4%，因各章用韵情形平行， 诗人们在保持与首章韵例相同的条件下，可以自由地在以后各章中换用其他韵部或声调的字，由此给那些声调不协的韵脚一种新的解释，从而解释了4%中的一大部分。关于上古汉语诗律学，有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杜百胜W.A.C.H.Dobson的《早期汉语韵文诗律的起源与演变》（1968）和澳大利亚澳洲国立大学教授巴纳Noel Barnand的《楚帛书文字的韵与律》（1971）。
研究汉魏六朝语音的主要有爱俄华大学教授柯蔚南W.SouthCoblin，他主要研究《尔雅》和《说文》，撰有《郭璞注中的魏晋声母系统》（1974—75），推测当时有一套不见于后来中古音系的舌面前音k、kh、g。他又根据《说文》读若等，撰有《许慎的声母系统》（1978）和《许慎的韵母系统》（1979）。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朱赫尔Robert A.Juhl专门研究汉魏六朝音，接受了王士元的词汇扩散论， 在博士论文《从魏至初唐的诗人叶韵系统鸟瞰》（1972）中，对魏晋诗人的叶韵作了许多有趣味的观察， 还发表了《从魏到梁汉语韵类的音韵演变》（1974）等文。
关于隋唐中古音的研究，邓临尔Paul Denlinger撰有《汉语里的长短元音》（1976）一文。梅祖麟著有《中古汉语的声调和超音质音位与上声的起源》（1970）；认为中古上声的产生是由于喉塞韵尾—？的脱落。关于《切韵》系韵书的性质，张琨有《论中古音与（切韵）之关系》（1974）和《切韵的综合性质》（1979），认为《切韵》是将以前的韵书系统化而成。关于唐末五代语音研究，美国米勒R·A·Miller在罗常培和西门华德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探讨，发表了《敦煌写卷中藏汉译音中的几个问题》（1967）。蒲立本的《晚期中古汉语语音研究》（1970—1971）对唐末、宋、元这一时期的汉语历史语音，依据韵图、《蒙古字韵》《中原音韵》等材料做了详细分析，此文常被国外汉语学者引用。关于《中原音韵》的研究，主要有司徒修的《中原官话：老官话发音指南》（1966），这是以音位学方法分析《中原音韵》音位系统并以此为基础编的工具书。俄亥俄州立大学薛凤生教授Hsueh F·S著有《中原音韵音位系统》（1975），国内有鲁国光、侍建国的中译本（1990）。本书使用的方法得益于现代音位学和生成音系学的启示，有意遵循着唐宋韵图显示的中国音的学传统而自创的“中西结合”研究法，其目标是发掘出语言特有的最能代表语感的音系。
关于汉语语音演变的研究，从上古音到中古音这一时期，因受高本汉模式的影响，中间环节长期未能展开充分研究。李方桂《上古音研究》仍然将周秦音系与隋唐音系直接联系，跨过了汉魏之间几个阶段。从中古音到近现代音的演变，因材料较丰富，国外有关论著较多，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陈渊泉Matthew Y.Chen 教授著有《从中古音到现代北京音》（1976）和《从中古音到现代方音》，把生成音位学、词汇扩散理论、时空投影法运用于语音史研究。伊利诺大学郑锦全教授和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王士元教授合作撰有《中古汉语声母的演变》（1971），从“字汇扩散”的观点来考察语音演变。作者认为：许多语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都有不合演变规则的字存在，这些例外很可能就是语音演变的发端，或者是语音演变的末梢所遗留下来的字。另外，薛凤生的《入声字从中古汉语到三个现代官话方言的演变》（1978）与蒲立本的《中古汉语声调的本质和到早期官话的演变》（1978）分别探讨了韵尾和声调的演变。
三、日本汉学家的中国古音研究
关于上古音研究，日本学者赖推勤发表《上古韵母》（1972）一文，主张上古二十二部韵母，主要元音a、∧、e，阴声韵尾－u、－w、 －i、－y、－i，阳声韵尾－N、－η、－n、－m。入声包括在阴声类里。 他因主张上古汉语有一整套圆唇舌根音韵尾－ηw、－qw、－gw 等而著名于国际汉语学界。高田时雄有《论上古的浊塞音韵尾》（1974）。
日本汉学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魏六朝以后。坂本健一的《魏晋南北朝字音研究》（1975）一书，研究了《经典释文》，根据李荣的切韵音值构拟注明反切音值。关于隋唐音的研究，东京大学教授平山久雄有《唐代语音史中的轻唇化问题》（1967）、《论〈切韵〉蒸职韵开口牙喉音的音值》（1972）。桥本万太郎1965年在俄亥俄大学的博士论，文为《中古汉语的音韵》，广泛利用八思巴字对音、藏文译音和西夏文译音考订中古汉语的音系。大岛正二著有《颜师古汉书音系研究》（1971），他认为师古音和慧琳音近似，玄应音与切韵音相近。他还写有《唐代南方方言的若干音韵特征——关于李善〈文选〉音注所反映的江都字音》（1971）。
关于近代语音研究，日本女汉学家中野美代子的《八思巴字与蒙古字韵的语音研究》（1971）较为重要。该书认为《字韵》代表的是宋代两京音，而不是大都音。她写道：“《蒙古字韵》的音系中有许多吴语方言成分，虽然它也有部分的官话成分。就其声母辅音系统来说，看来非常奇怪的是《蒙古字韵》保存了浊音声母和卷舌音声母，而这两类声母则分别是吴语方言和官话方言的特征，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蒙古字韵》是元代编纂的，即正好在官话区的语音的浊音声母已经消失之后。但这对汴京人来说保存这种浊声母可能还是容易的，即当他们迁都到临安的时候在吴方言中还保存着这种浊声母， 因为北宋的这次迁都（1138）是在官话仍处在过渡的时候内发生的。……因此， 作为一个一般的结伦，可以说《蒙古字韵》的音系是吴语方言文读形式的原型之一”。对于中野美代子认为《字韵》“不是大都音”的观点我们表示赞同，但对于“宋代两京音说”与“吴语成分说”则持有疑义。第一，官话形成于明代，若要用“官话”之术语指元代北方话，则有北方官话（燕代语音）、中原官话（汴洛语音）与南方官话（江淮官话）之别。第二，《蒙古字韵》的浊声母与卷舌音声母，并非分别是吴语方言和官话方言的特征。现代北方官话无浊声母有卷舌音，吴语无卷舌音而有浊声母。但现代吴语的前身既有浊声母又有卷舌音。在元明之际，浊声母不仅是吴语的特征，也是南方官话的特征。因此，《字韵》的浊音反映的并非一定是吴语特征。第三，北宋时期，中原汴洛音成为新的标准音，后世称之为汉音或正音。靖康之难，汴洛音迁往临安、建康和江淮。金人统治北方百余年中，留在中原的汴洛音已非北宋时中原旧音，而迁往临安的南宋汴洛音又受到吴语同化。江淮地区（主要指有文学传统的南京）则相对保留了较纯的中原正音。第四，《蒙古字韵》的音系是源于北宋汴洛语音，而于南宋时在江淮得以保存并有所发展的元代汉族人所奉行的正音。第五，《字韵》分韵十五部，与十六摄相当，实前有所因，承袭了北宋以来的韵摄系统。与《洪武》相比，只是审音稍宽，两书基本特征（浊声母、入声韵、闭口韵）相同。而《洪武》正是明代官话的标准音。
研究《蒙古字韵》者，多注意本文，而忽视了注文。日本东北大学教授花登正宏利用注文研究当时语音，在《关于“蒙古字韵”的注文与开口二等牙音的舌面化》（1979）中，揭示了开口二等牙喉音腭化为舌面音的dz（“校”字本文开口giaw，注文dzew）的现象。花登正宏还对《古今韵会举要》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1976—1979）。关于明代语音研究，主要有让本春彦的《韵学集成与中原雅音》（1976）、佐佐本猛的《明王文璧〈中州音韵〉的性质》（1977）。关于清代语音研究，有日下恒夫的《清代北音的韵类：现代北京方言音系的成立》（1976）、讚井唯允的《音韵集注与五方元音》（1978）。关于语音演变的研究，藤堂明保《北方话音系的演变》（1966）根据《皇极经世声音图》、《中原音韵》、《韵略易通》、《韵略汇通》、《交泰韵》、《西儒耳目资》和《五方元音》探讨了北方音系中的若干关键，其缺失是未充分注意到这些音系在北方话中属于不同的官话区（如《声音图》为汴洛中原正音《耳目资》为江淮官话，《五方元音》为北方官话）。
关于通论性著作，日本1967年出版了《中国文化丛书·语言》，由牛岛德次、香坂顺一、藤堂明保共编。音韵部分分为上古、上古和中古之间、中古、现代四节，概括地论述了各阶段的汉语语音史上的诸问题。
四、欧洲汉学家的中国古音研究
在欧洲，捷克学者施立策K.Sedlacck著有《共同汉藏语的复辅音音变规律》（1967），所做的研究属于原始汉语的范畴。俄国彼得格勒大学教授雅洪托夫C.E.Я xohtoB教授在上古音研究方面的系列论文， 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在《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1960）一文，他依据切韵音系二等字几乎没有来母作声母的，而在谐声系统中二等字与来母字的关系却非常密切，提出二等字在上古都曾有一个带*—1—的复辅音声母，即*Kl—、*Pl—、*ml—之类，其中的*—l—（后来改拟为* —r—）也可看作是二等字特有的介音。在《上古汉语的起首辅音W》（1977）一文，他批评了“喻三归匣”，主张喻三（以及一部分匣母字）应看作一个独立的声母*W—。在《上古汉语的起首辅音L和R》（1976）一文，他把上古喻四拟为*r—，中古演变为*l—。关于上古韵母的研究，雅洪托夫著有《上古汉语的韵母系统》（1959）、《上古汉语的唇化元音》（1960）和《上古汉语的韵母ER》（1977）等。雅洪托夫对近古音系也有兴趣，在《十一世纪的北京语音》（1980）一文，他认定邵雍的《声音倡和图》反映了11世纪的北京音。邵雍祖籍范阳（在北京以南几十公里），但6岁时随父徙河南；约30岁迁居洛阳。 雅洪托夫以为邵雍为范阳口音，有些误解。文中所说“邵雍的图表有一个明显不属于洛阳方言而属于北京方言的特点：《切韵》很多收—K韵尾的入声字， 在图表中跟其他声调带二合元音的字有关”，如“刀*tau、早* tsau 、 孝*xau、岳*nak”，“收—u的二合元音跟较古的有—K韵尾的音相对应，现在只会在北京方言中遇到”。雅洪托夫是根据高本汉构拟的中占《切韵》音，而周祖谟《宋代汴洛语音考》拟为*au（舒声）、*（入声促音）。我以为拟为*与*k更合四声相承，下江官话多存中原正音， 一些方言今音仍与之相合。倘若如此，－K尾与－U尾的对应则不存在于《声音倡和图》。由此可见，拟音的结果决定此说的正确与否。北京大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了雅洪托夫的《汉语史论集》（唐作藩、胡双宝选编），选择了他十五篇论文。
匈牙利学者马尔登菲F.Martonfi 著有《论朝鲜汉字音的韵母》（1971）和《义净〈梵语千字文〉研究：唐代音韵的一项资料》（1974—1975）。后者论述精细，是在印度梵文学者师觉月研究的基础上做的，在海外引人注目。关于回纥文中的汉语借词，匈牙利的陈国B.Csongor、李盖蒂L.Ligeti做过不少研究工作。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所长赵承福（Cho Seung—bog）对朝鲜的《东国正韵》进行研究，著有《朝鲜语音韵研究兼历史分析》（1967），对于元明汉语语言研究很有价值。此外，英国语言学家福莱斯特R.A.D.Forrest 著有《汉语》（1973年伦敦第三版）一书，其中涉及汉语语音史的地方亦颇多。
五、海外汉学家中国古音研究的风格
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古音研究的西方汉学家主要集中在欧洲，当代海外研究中国古音的汉学家主要集中在北美和日本。他们的研究风格与国内占主导地位的高本汉模式迥然不同，在研究模式与研究方法上表现出浓烈的西方普通语言学的理论色彩。美国学者包拟古、许思莱、李方桂，对断代的汉语历史语音的分析研究，反映了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对汉语音韵研究的强烈影响。乔姆斯基和哈雷创立的生成音位学提出共时音位可以反映历史音位的演变顺序的论断，为历时音位学提供了基础。薛凤生、陈渊泉的研究运用了此种理论。王士元的“词汇扩散理论”对近年的汉语语音史研究有所影响，郑锦全、陈渊泉、朱赫尔的研究也运用了扩散理论。陈渊泉系统地阐述了相关年代学（他自己称之为“时空投影法”），在《相关年代学：构拟的三种方法》（1976）中从现代语音变化的分布推断出历史语音变化的层次。尽管如此，在汉语的历史研究中，一些学者仍然运用传统的历史比较法。“普林斯顿学派”强调以方言为基础进行构拟，其方法仍是历史比较法。蒲立本受印欧语比较语言学的影响尤为强烈。在原始汉语和周秦汉语古音研究中，形态音位学理论占了主导。
与北美研究的风格略有不同，日本汉学家更注重对音和汉字译音研究，这在三根谷彻（越南译音）、河野六郎（朝鲜汉字音，日本吴音）与中野美代子（蒙古字韵）等人的论著中都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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