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心论视角下中国人刻板印象之分析与批判
——基于近代德国哲学家的理性论述
孙永春
(济南大学 德语系，济南 250022；北京外国语大学 德语学院，北京 100089)
[摘 要] 近代德国哲学家基于中国人的理性认知及中国人理性表征，对中国人进行了刻板化描述。这一过程中，中国人刻板印象经历了剧烈变动，呈现出巨大反差。在这种剧变背后隐藏的是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显露出德国哲学家从“隐性西方中心论”向“显性西方中心论”的认知过渡。他们只是基于不同的语境，采用了不用的阐释视角。要对这种“西方中心论”进行批判，就要揭露隐藏其后的“伪”理论依据、“伪”论证方式及“伪”价值体系。
[关键词] 理性；德国哲学家；中国人刻板印象；嬗变；西方中心论
对中国人的研究一直是西方的关注重点，西方的中国人形象出现于1250年前后，处在西方现代历史及现代精神起点之时[1]。10世纪前，德国人就已经从古希腊罗马文献中了解到作为中国人指称的“赛里斯(Séres)人”[2]2的存在。12—13世纪时，“赛里斯人”在德国文学中正式出现，中国人生活之地被“想象”为巨富“契丹”之国与希望之乡。[3]此后德国文化领域开启了对中国人形象的刻板化塑造过程。其中哲学领域对中国人形象的刻板化极具代表性，为其他领域中国人刻板印象的形成打下了所谓的“哲学基础”。基于对理性的论述，德国哲学家笔下的中国人从启蒙初期的效仿楷模转变为古典时期的摒弃对象。是什么造成了中国人刻板印象的剧烈转变？这种剧变的内在逻辑是什么？通过分析近代德国哲学家理性论述中建构的中国人刻板印象，本文希冀就这一问题作出解答。
以上分析说明在机组运行状态下，在转子转速和负荷变化较小的条件下，相对于径向振动信号振幅值，轴向振动的幅值对靠近推力盘强度较低部位的主轴横向裂纹更加敏感，特别是在转子推力盘侧存在疲劳源的状态下，而且这种轴向监测诊断手段不必引进相位信号，反而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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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性关照”下的刻板印象
理性在古希腊和中世纪时有不同称谓，一方面指人们对世界事物存在形式与事物之间秩序的一种思考与认识；另一方面指一种客观实在的精神，是人们认识世界及掌握世界规律的理念，是对支配世界万物运行本质规律的探究，是人们认知世界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对理性内涵的把握离不开对人的全面分析与考察，离不开对人与周围环境互动中所形成的认知规律与认知“合理性”的思考。在博尔顿看来，人与周围环境的互动至少包括“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环境交互性、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互性、人与自我之间的反身交互性及人与意义赋予媒介间的想象交互性”[4]四种互动过程。因而，对某一群体的理性状态把握亦可以从上述四个互动过程入手。
刻板印象作为人们对周围环境的一种认知方式，是人们“头脑中的图像”[5]，是人们“对某一社会群体预先设定的判断和由此而形成的观念和意见”[6]，具有极度简化的特征，对人们的认知活动起到经济性和导向性作用。社会学领域将刻板印象理解为，人们所持有的关于某一种族、民族等群体的受感情支配的、多为无意识却又根深蒂固的观念与看法。[7]刻板印象根植于某一群体的共享知识和群体认知框架之中，并随着现实的需要被重新激活或赋予新的内容。其中，作为指向一个在思维、感觉及行为方面非常相似的人类群体的文化，[8]在表征某一群体的刻板印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某一群体形象刻板化过程也往往体现为对某一群体的外显特征、内在价值及规范、绝对预设的认知与阐释。可以说，理性关照下的刻板印象体现为对某一群体在“人与周围环境四个互动过程”中所采取的处事理念及行为方式的抽象化、凝固化认知。这种抽象化、凝固化的认知是对相应群体外显特征、内在价值及规范、绝对预设的分析与评价。这种分析与评价同时体现出本群体的“某些特定集体需求或恐惧”[9]。
目前，腹腔镜手术已经成为临床上治疗结直肠癌的重要手段，其具有微创、切口美观、术后胃肠功能恢复快等优势[6]。在腹腔镜下手术的操作视野更开阔，能提高腹腔各间隙操作的准确度，还能有效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能够有效弥补传统开腹手术的诸多不足，减少术中出血，降低医用纱布的使用量[7]。根据多项研究表明，两种治疗方法均具有良好疗效，远期局部复发率及转移率均较低。 但相较于开腹手术而言腹腔镜的手术时间更短、术中出血量更低、切口更小，手术安全性较高。另外腹腔镜手术也能有效降低并发症发生率，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
沃尔夫是莱布尼茨“唯理”观点的继承者，但他抛弃了莱布尼茨的“神学”立场，从“自然神学”走向了“自然道德”。[2]79在借助中国人进行理性论述时，他将中国人刻画为无神论者，并对这种无神论者表达了钦佩之情。[2]80沃尔夫将科学分为包括逻辑学、形而上学的“理论哲学”和包括自然法、道德学等的“实践哲学”。在实践哲学方面，沃尔夫想要证明人们不需要“神启”亦可以达到理性。他论述到，人可以不要宗教束缚而使行为具有道德，“与人的理性的自然性相一致的东西才是哲学的基础”[11]123，人的理性可以使人在面对各种问题时作出正确的选择。沃尔夫借助孔子的道德教训证明人的理性凭借自身的努力即可达到道德上的至善。[11]122他在《关于中国人道德学的演讲》中提到，中国人善于运用自然的力量去甄别善恶并着眼于未来去弃恶扬善，做到了以善为快，以恶为厌；中国人实现道德高尚的方式在于唯善弃恶的道德实践行为。[11]124
二、“理性关照”下中国人从深邃至圣者至肤浅愚昧者的嬗变
作为对传统权威反叛的启蒙运动，对现代社会结构及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亦开启了哲学家对理性内涵的深刻探讨与重新认知。这一进程中，德国哲学家将视线投向了远在东方的中国人。他们通过对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哲学理念及文化特点的论述，一方面阐释了自己对理性的理解，另一方面建构了至今仍影响深远甚至广为流传的中国人刻板印象。本部分选取启蒙运动时期的莱布尼茨、沃尔夫、赫尔德及古典时期的康德、黑格尔作为分析对象，重点探讨他们在理性论述中建构了什么样的中国人刻板印象。
(一)理性的至深感悟者
18世纪，启蒙运动进入德国，他们宣扬理性、宽容，对德国乃至欧洲的政治、宗教及封建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莱布尼茨、沃尔夫等人加入其中，并将中国人的理性及道德准则视为阐释理性思想的有力武器。
1.自然神学的效仿楷模
莱布尼茨一生从未到过中国，他主要从传教士那里了解到，中国人生活在“自然神学”的理想之境；从别人的著述中看到，中国人遵守自然之法，并合乎道德地生活着。但他与中国古代哲学家有许多相通或相似的观点，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表现出极大推崇。在理性论述中，莱布尼茨主要对中国人的语言及实践哲学理念进行阐释，表现出理想化倾向。
总体来看，德国哲学家在对中国人进行正面刻板化过程中，中国人的哲学体系及理性认知其实是他们进行自我确认与辨识的一种工具。而对这种“工具”发展脉络的“忽视”与重塑，为后面的显性“西方中心论”作了铺垫。
受囿于当时德国及欧洲的社会状况，莱布尼茨在理性论述中仍坚信上帝的存在，完成了对上帝的理性论证。他认为，上帝根据理性原则选择了最佳世界，上帝是理性秩序的化身，其不直接干预秩序化世界，世界万物的运行有自身能动性。也就是说，在“神启”与自然理性知识之间存在一种和谐可能。为了证明这种和谐的可能性，莱布尼茨对中国理性中所谓的“神学”要素进行了阐释。他指出，中国人的“理”是一种推动天地及万物运行、有智力、有活力的精神实体，其功能类似于西方的“上帝”，因而中国的哲学是一种自然神学。此外，莱布尼茨强调中国人的实践哲学比西方更胜一筹。他认为，孔子哲学是一种道德哲学，也是一种实践哲学；中国人是西方人道德行为的楷模，中国的统治者是理想道德的践行者，也是欧洲国王应该效仿的榜样。他在1797年出版的《中国新事》中写到，欧洲需要来自中国的传教士，以便教会他们如何将自然神学运用于实践。[10]50以此，莱布尼茨建构了一个掌握自然神学、崇尚理性、重视实践与自然规律的中国人刻板印象。
2.道德至上的无神论者
追肥是核桃栽培过程中的重要过程，可以为核桃树提供充足的肥力。追肥以速效性氮肥为主，一般每年追肥2-3次，在开花前、开花后以及硬核期进行追肥。
沃尔夫对中国人的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表示赞同，亦对这种理性的践行者极力推崇。在他看来，中国的统治者就是这种理性的实践者，他们的统治艺术表现了对人类理性的自然性的深刻认识。中国是一个“智者当道的国家”[12]30，是哲学家管理的国家，伏羲是中国智慧创始者，而孔子则是这种“中国智慧的复兴者”[12]31。中国的统治者亦是智慧与道德的化身，是至上道德的践行者，是西方统治阶级应该效仿的对象。“在统治艺术上，从古到今，中国超越了所有其他国家。”[13]这样，沃尔夫笔下的中国人成为没有受到“神启”，只是通过对自然的感悟就掌握了自然理性与道德理性的群体，而且这一群体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至高道德与理性。
(二)理性的肤浅感触者
18世纪末，德国进入“狂飙突进”时期，“狂飙突进”是启蒙运动在德国的继续，其民族意识开始出现文化民族主义倾向。对中国人、中国哲学、中国文化持否定看法的一方逐渐占据上风。在随后的古典时期，对中国人理性的否定与批判基本占据统治地位。
布鲁斯(Bruce J.MacLennan)的自然计算探索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借鉴。[9]为了弥补图灵计算的不足——适用范围的有限性，布鲁斯转向了包括生物学领域在内的更大领域的计算概念的探索，他将这种计算称之为“自然计算”(Natural Computation)。
1.思维停滞的巨婴人
“狂飙突进”时期，哲学家已不再关心“理性主义”，他们更强调情感抒发，重视情感的作用。赫尔德是这一时期少有的仍主张理性控制情感的代表人物。[2]116关于理性，他认为，不存在一种凌驾于所有民族、历史阶段与事物之上的唯一绝对的抽象理性；各民族的发展都是民族理性自觉的结果。他呼吁德国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强调对自己民族语言、文学、哲学等的认可。但是，对“民族理性自觉”的过度强调，使其在论述中国人的语言与文化时，秉持了民族中心主义的立场，中国人被刻画为麻木、精神呆滞的群体。
赫尔德首先从物质文化层面刻画中国人的“呆滞”与“缺乏创造性”。中国人的语言文字、书法艺术、医学技术都成了赫尔德此种观点的有力佐证。他认为，中国语言虽然“以6种或6种以上的字体令世界上其他各民族逊色，(但)这是一种在大事上缺乏创造力，而却精于雕虫小技的表现”[11]137，中国的语言仅仅是用来描述所谓道德与修养的字典，而不是用来思考的工具。[12]90并且象形文字的书写方式“使得整个民族思维方式流泻出琢磨不定的、任意的特征”[12]85。中国人的医术也是一种“精明的、骗人的把戏”，中国人的绘画、建筑是“用整洁的外表掩饰自己内心杂乱”[11]137的工具。
图5是对于目标作径向运动时的提取距离历史。此时距离历史是由4段斜率相近的折线构成，说明目标运动速度变化一致，与实际运动状态相符。从图中可以分析，目标在6.25 s左右时间里向雷达靠近，而后远离雷达。目标在运动期间，3种算法对于大部分的路径反演性能较好。但是目标转身反向时脉冲对消法在目标转身处的轨迹出现丢失。这是因为脉冲对消法属于高阶算法，目标在转身时处于短暂静止的状态，此时刻的目标回波被该算法当成了静态背景滤去。
在文化的深层维度，赫尔德则从教育、民族性格等方面对中国人进行负面刻板化。中国的教育方式与道德习俗被描述为“表面上的谦虚文雅、虚伪的彬彬有礼”[11]138。中国人的顺从教育造就了巨婴的国度，人们在“孩童般的顺从”中失去了对内心真实想法的追寻。在这种顺从教育中，人们对真正理性的追求无从谈起。基于此，赫尔德甚至认为，中国人的外貌都是缺乏理性思维的表现。这样，中国人的外貌、语言、思维方式、行为习惯都遭到了赫尔德的负面刻板化，中国人成为形态丑陋，没有思想，思维呆滞的巨婴儿。
综上所述，三维步态分析结合三维测力台及无线表面肌电图在评价人体步行过程中下肢关节的运动学、动力学、地面反作用力，及表面肌电信号时具有良好的重复性，这将有助于对不同患者步行功能进行精确的量化评估，也可用于检测患者在步行过程中下肢各个关节在矢状面、冠状面、水平面上所承受的应力，及相应肌肉的收缩时序等。使用三维步态分析技术除了可用于临床诊断外也可为疗效评估以及相关治疗的机理研究提供更精确可靠的数据和理论基础，因此值得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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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文可以发现，近代德国哲学家将儒家与道家哲学视为中国人理性认知的典型，并以此对中国人进行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刻画。表面上看，这是德国哲学家借助他者完成自我确认的过程，反映了德国哲学家对理性认知的嬗变过程。但从深层次来看，这一过程却是德国哲学层面上的“西方中心论”从隐性走向显性的过程。
3.没有历史的童年人
“西方中心论”的核心思想是，“承认中国古代文明价值，但近代中国已处于停滞状态”[18]。与富有理性思维的先哲相比，近代中国人的理性“可能”不值一提。这种对中国人古代哲学体系及理性充分肯定，对中国人近现代理性的“刻意”漠视，恰恰是隐性“西方中心论”的表征，且具有极大的隐蔽性与欺骗性。当时德国、乃至欧洲关于中国理性思想论述的资料相对有限，可能是哲学家们在论述中国人理性时一叶障目的重要原因。但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并不关心中国人对理性的认知到底是什么，不关心这种理性如何塑造了中国人特质。他们的关切之处在于，用“可怕的”东方人来对西方人及他们的理性体系、统治方式进行“恐吓”，激起他们自我反思、自我变革的紧迫感，以便让西方人在中国人面前保持所谓的优势。所谓向中国人学习是更像是一种“傲慢的谦虚”，是对西方人没有全面处于优势地位的一种焦虑。正如莱布尼茨所说，“我担心，如果长期这样下去，我们很快就将在所有值得称道的方面落后于中国人。”[12]9我们也可以发现，利用中国人理性反对封建专制与宗教专制神学的过程中，德国哲学家保持了一种审视者的视角，暗含了一种自我文化中心的态度。启蒙运动初期，中国人以人为本的理性观念，以“仁义礼智信”为准则的管理思想，以“和谐”为目标的人际理念非常切合反对专制的需要。不过，在对这些哲学与理性体系进行阐释时，德国哲学家们采取了去语境化的方法，将其直接移植到欧洲语境中，并用欧洲哲学与理性范畴进行阐释，保持了一种审视者的视角。
黑格尔哲学以绝对精神为核心，认为人类历史文化的发展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展现与自我认识过程，[11]147他的关注点不在于“现实的人”，而在于“绝对精神”的进展。在他看来，东方精神，特别是中国精神尚未达到绝对精神的阶段，是一种“实体性精神”。这是一种主体与客体尚未完全分离的阶段，主体与客体还缺乏完全的对峙与对立，“主体还不是人格，而只是作为消极的毁灭的东西，沉陷在客观的实体里”[14]。对于这种观点，黑格尔专门从时间与空间维度进行了所谓的论证。时间维度上，中国人还处在“主客体没有分离”的知性阶段，还不能进行主动的反思。日耳曼文化中的人则实现了主客体的分离，能够对“处于对立之中的主客体加以扬弃，并在其身中把握绝对同一”，因而他们的文化是一种老年文化，是一种成熟文化。在空间维度上，黑格尔提出“历史的地理基础”说。该学说认为，处于平原地理状态的亚洲文化尚未发展到最高阶段，只有处于海岸地理状态的欧洲文化才是最高的文化状态，[15]是世界历史的中心。黑格尔据此认为，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道德准则只是初级阶段的理性，是一种外在的法则，尚未内化为主体的自觉行为；中国的哲学也只是处于宗教阶段的哲学，不是真正意义上哲学。最后，黑格尔不惜将时间和空间交错，认定中国是一个“空间国家”[16]，“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17]，中国人亦是一群没有历史的“童年人”。
2.虚伪的道德执行者
三、“理性关照”下中国人刻板印象嬗变的内在逻辑
康德在理性论述中对中国人提及不多，但从仅有的论述来看，其对中国人的刻板化也极为负面。康德首先从理性的内涵维度对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进行了批判。一方面老子的道家哲学体系被康德扣上了“神秘派”的帽子[2]182，康德认为人的认知能力是有界限的，超出经验部分的本质性的东西人们无法认知。也就是说，隐藏在现象背后的“自在之物”无法也没有必要认知。所以，在康德看来，道家学派追寻“道”这种无法感知，玄之又玄的“自在之物”，简直是一种荒诞之举。另一方面孔子的儒家哲学体系被康德扣上了“虚伪派”的帽子。康德虽然将孔子比作中国的苏格拉底，并且自己也像孔子一样认为实践理性比理论理性更加重要。[10]51但他认为，中国儒家学说中的习俗礼仪只是“一般的实践理性”，这种理性没有普遍必然性。人们只是出于合乎义务而去遵守，理性并未成为主体的一种自觉行为，主体并未实现真正的意志自由。中国的理性与道德只是一种说教，并未被认真执行或对待过。基于对中国人“神秘派”与“虚假派”哲学体系的论述，康德认定中国人的性格中充满了虚伪性与不可捉摸性。他提到，“他们(中国人)总是不露声色地揣摩别人的性情，甚至于连愤怒也从不现于辞色……”中国人“勤勉、恭顺，奉承起人简直是天花乱坠”，但是“报复心强，他们总可以忍耐到适当的时机才发作”[11]132。至此，康德完成了对“所言与所行基本背离，律己与律人标准不一”的虚伪中国人的刻板化建构。
1.正面刻板印象中的隐性“西方中心论”
在适宜的温度下，一般播种后20～25天，幼苗开始出土并陆续顶膜，这时要及时进行检查，人工辅助破膜放苗，使幼苗顺利出土，以防烧苗。如遇寒流，可在寒流过后进行破膜放苗。破膜时将苗上面的地膜划破1～2厘米的小孔，将苗引出膜外，随即用细湿土、沿幼苗茎基部封住破孔处、压严膜孔。放苗的原则是放大不放小，放绿不放黄。破膜时间一般选择在晴天上午10∶00 以前、下午 16∶00 以后，阴天可全天放苗。
如果说赫尔德和康德还以具体指涉来论述他们的观点的话，把古典哲学推向顶峰的黑格尔则在论述中放弃了具体指涉。他在“绝对精神”的理论支撑下，从整体抽象的角度将中国人界定在了停滞的“童年期”，中国人成为没有历史厚度的“童年人”。
莱布尼茨对理性的认识体现在多个维度，其中在对语言理性的哲学思考及对上帝的理性论证之中亦有体现。莱布尼茨希望能够找出一种更加普遍的，使认识通往确证之路的新逻辑，这种新逻辑就是其所认为的“通用语言”。莱布尼茨曾试图借助中国人的文字建立这种通用语言。[2]51他设想，中国人的语言是“巴别之塔”语言变乱之前的人类最初语言，而且中国的语言从古至今从未断裂过，因而极可能可以作为人类通用语言使用。他对中国人的语言进行了长期关注，并希望找出揭开中国语言与中国人思维奥秘的钥匙。虽然莱布尼茨后来放弃了这种想法，但他认为中国人所使用的文字包含了抽象的笔画，可以唤起人们对事物秩序与关系的思考，是经过了深刻理性思考的结果。[2]52
2.负面刻板印象中的显性“西方中心论”
如果说莱布尼茨和沃尔夫还只是隐晦表达其“西方中心论”基调的话，那么赫尔德、康德及黑格尔等人则彻底撕掉了朦胧面纱，通过对中国人古代哲学中理性的彻底否定、对中国近现代以来理性发展的彻底忽视，将这种“西方中心论”基调明确表达了出来。
一方面，他们对中国人古典哲学中的理性采取了否定立场，并以此来确立西方人的理性优势。中国儒家哲学与道家哲学中的理性遭到了全面批判。中国人理性思维中没有上帝之说，成为其指责之处，成为中国人道德行为虚假性的重要依据。同时中国人理性的表征亦遭到了否定性定位。哲学家们不再认为，汉语是“巴别之塔”语言变乱之前的人类最初的极具理性的语言，汉语亦是一种“精于雕虫小技的语言”。汉语这种古老语言的理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中国古典建筑、医学、绘画等理性表征亦被定性为中国人缺乏理性的标志。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否定或忽视中国人理性的发展来佐证中国人的落后与思维停滞。随着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及理性认知的深化，哲学家们认为理性的高级状态在于主体将理性内化。理性思维与理性行为应该成为主体的一种本能行为，强调主体理性行为的自觉性。黑格尔认为，中国的理性处在初级的未内化阶段，理性行为并未成为中国人的一种自觉行为。他批判中国的自然理性与道德准则处于停滞状态，并明确表示真正的理性在于“日耳曼文化之中”，这是一种更加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
四、“理性关照”下中国人刻板印象嬗变中“西方中心论”基调之批判
如上所述，在对中国人进行刻画过程中，德国哲学家们否定或忽视中国人近代文明，对中国人所创造的古代文明及理性认知进行部分承认，或全面否定。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从历史哲学意义上，将西方人塑造为先进典型，将中国人定格为落后代表。他们择取中国人理性认知中一点，按照自己意愿进行发挥性的阐释与指责。在具体实现途径上他们又各有侧重，要么采取“伪科学”的理论依据，要么采取“诡辩式”的论证方式，要么采用“狭隘”的价值观念。但无论采用什么样的途径，“西方中心论”的基调一直伴随其中。
1.“西方中心论”中伪理论依据
不可否认，相比其他地区，西方世界在近代历史进程中取得了经济、科技、军事上的优势。但是将这种优势地位与人种、地理环境关联起来，则是对这优势地位的扭曲反映。这种将优势地位进行“血缘化与地理化”，并与所谓的种族特性进行勾连，强调种族文化优劣的做法与思维方式，是一种“种族主义”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19]必须看到，这种论调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有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具有所谓的“理论依据”。近现代科学产生的生物分类学及人文地理学开启了欧洲人对不同人种的分类。他们基于所谓的能力、态度和秉性等对不同人种进行区分。而且他们认为这些特性是由遗传决定的，是人的自然属性。这些自然属性会决定不同人种是否能够进行理性认知，是否能够创造出现代意义上的文明。这些“伪科学”对德国哲学界影响是巨大的，也成为了他们宣扬“西方中心论”的重要理论依据。例如，赫尔德秉持了“人种论”的理论依据，从外貌、语言、建筑、医学方面等刻画了思维停滞的中国人。黑格尔则受地理性分类标准的影响，秉持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用自己创造的“历史的地理基础说”将中国人定格在了所谓的“童年时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这些理论的伪科学性，其结论的荒谬性也必昭然若揭，其暗含的西方为世界中心的论调也就暴露无疑。
2.“西方中心论”中伪论证方式
四方竹[Chimonobambusa quadrangularis (Fenzi)]，别名四季竹、四角竹，属禾本科观音竹属，是我国特有的珍稀竹种。秆高3～8 m，径1～4 cm，秆方形，但由基部向上逐渐变圆，竹子越大竹秆越方。秆深绿色，粗糙，秆环甚隆起。节间长20～23 cm，秆下部节上有刺状短气根一圈，并向下弯曲。箨鞘纸质，无毛，具多数紫色小斑点。箨叶极小，每节分枝开始为3枚，以后增多成为簇生。小枝着叶3～5 片，薄纸质，窄披针形，长10～20cm，宽1.5～2.5 cm，无毛。秋季出笋。
必须承认，东西方人对理性的认知是有差异的。不过，理性是对人与周围环境互动规律的把握，是人类共有的基本认知活动。不同群体的理性认知必然有相似或相通之处。不同群体的理性处在差异与同一的辩证关系之中。但德国哲学家在论述中国人理性时却强调差异性，忽视同一性的存在，否认这种辩证关系。同时，他们漠视中国人理性的历史语境与文化语境，对中国理性进行去语境化的阐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选择性”与“静态性”的阐释风格，是一种“论证方式”上的“西方中心论”。“选择性”阐释方式首先体现在对差异的重点论述上。莱布尼茨与沃尔夫眼中“上帝理性”与“自然神学”、“自然理性”的对比，赫尔德认为的各民族都应具备的“民族理性”，康德对中西“实践理性”差异的阐述及黑格尔所“证明”的中西对“主客体关系”的认知差异等等，都是对这种差异的强调，而对不同理性的同一性很少关注。此外，这种“选择性”还体现在，将中国古代某一哲人或某一哲学体系的理性认知作为整体中国人的认知方式，对中国的其他哲人或哲学流派鲜有论及。如前所述，这可能受到当时资料有限，交流相对较少的影响。但他们以有限的资料与认识就推导出整体中国人理性认知，推导出中国人理性认知的历史发展，显然是片面的。“静态性”观察方式体现在哲学家阐释中国人理性时采取的去语境化方法。对中国人理性思维的历史性与文化性不做关注，缺少文化同理心。他们按照自己想象出的“中国人思维停滞”，将中国人理性思维的历史进程缩为一点，不考虑不同历史阶段理性思维的继承与发展，不论述历史环境、文明阶段与理性思维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在以偏概全的叙述中，在强调差异化的论述中、在去语境化的观察中，德国哲学家们以“诡辩式”论证方式完成了对中国人理性的全面否定，对西方人理性的绝对肯定。
3.“西方中心论”中伪价值体系
“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20]。这是不同文明交流接触时，人们应遵守的基本理念。而近代德国哲学家在对中国人形象刻板化刻画之时，却否认人类文明发展的多元可能，否定人类文明的价值平等，将“西方价值”视为绝对标准。并坚持西方文明是最高文明，西方人的理性是最终理性。他们认为，西方之外的价值体系与文明都要纳入到西方标准之下进行审视与评价。这其实是一种“价值体系”上的西方中心论。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任何群体的文明与理性都不可能孤立存在，都会受到其它文化群体的影响。德国人的理性亦是对欧洲以及欧洲外其它国家理性批判吸收的结果。西方人的理性亦不可能没有受到东方人、中国人理性的影响。莱布尼茨、沃尔夫正面刻画中国人理性思维，并对中西理性差异进行对比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互鉴”过程。即使是黑格尔等人对中国人理性的批判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互鉴。德国哲学家们并没有或“不愿意”意识到这一点。这种凸显自我文明与理性的独特性，不愿意承认文明间的“交流互鉴”的认知方式是对客观事实的一种漠视。另一方面，“价值体系”上的中心论调还体现在德国哲学家极力调强西方理性的优越性，将西方人的理性视为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而其他非西方群体的理性则会阻止现代化的实现。如前所述，西方近代理性是在反对封建专治和宗教神学专治背景下产生的，其推崇个人的主动性，重视个人与周围环境互动中的能动性，征服客体被视为重要的理性标准。在这种理性认知中，人与自然合二为一，客体亦为主体，主体亦为客体，主客体平等和谐，而不是相互征服的认识理念，“无为而无所不为”处事方式则被视为异论。这其实是对中国人理性的一种不求甚解，更有可能是一种故意的“盲视”。
五、结语
从上面论述可以发现，研究德国哲学家笔下的中国人刻板印象时，不能因他们正面刻画就沾沾自喜，也不要因他们负面论述就愤怒不已，这都是不足取的。重要的是要看清隐藏其后的内在逻辑，辨认出他们一脉相承的思维模式。他们只是基于不同的语境采取了不同的刻画手法。哲学家在理性论述中展现出的这种“西方中心论”，虽然只是整个“西方中心论体系”的一个分支，但其影响却是巨大的。他们一方面从理性的抽象层面建构起的西方人优于中国人，另一方面从理性的具体表征，如语言、器物、性格等方面“证明”西方人优于中国人。同时又通过地理、人种角度建构起理性认知的遗传性，“证明”了这种优势的永恒性。这样，他们从“人”的角度对“西方中心论”完成了“基础性”论证，并为其它领域的论证提供所谓的哲学基础。从这一点上来说，哲学家们所建构的这种“西方中心论”影响性和危害性更为巨大。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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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8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284( 2019) 08-0037-09
[收稿日期] 2019-02-27
[作者简介] 孙永春(1983-)，男，山东临沂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跨文化交流研究。
〔责任编辑：杜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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