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法国哲学的现象学之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学论文,法国论文,之旅论文,哲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5)06-0038-09
大致说来，法国20世纪哲学有四个主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布伦茨威格(L.Brunschvicg,1869～1944)的新观念论和柏格森(H.Bergson,1859～1941)的生命哲学相互竞争的时代（自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第二阶段是以萨特(J-P.Sartre,1905～1980)和梅洛－庞蒂(M.Merleau-Ponty,1908～1961)为代表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3H时代（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至60年代初）；第三阶段是以列维－斯特劳斯(C.Levi-Strauss,1908～）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和以福柯(M.Foucault,1925～1984)、德里达(J.Derrida,1930～1994)等人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起支配作用的3M时代（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第四阶段是由后结构主义的延续（德里达、福柯等）、后现代主义的兴盛（利奥塔[J-F.Lyotard,1924～1998]、布尔迪厄[P.Bourdieu,1930～2002]等）与现象学的复兴（列维纳斯[E.Levinas,1906～1995]、利科[P.Ricouer,1913～]、亨利[M.Henry,1922～2002]、马里翁[J-L.Marion,1946～]等）共同构成的多元共生的综合时代（自80年代初以来）。应该注意的是，前后阶段的进展并不以“飞跃”的方式出现，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现象学运动则贯穿了全部四个阶段，但它在各个阶段的地位和表现具有很大的不同。
一
在20世纪法国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是自20年代初起，学术界开始了引进德国现象学的努力。斯皮格伯格告诉我们，当现象学在法国舞台上出现的时候，柏格森主义仍然是占支配地位的哲学，而布伦茨威格则代表着柏格森直觉主义的对立面。（注：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商务印书馆，1995，第593～594页。）梅洛－庞蒂也谈到，在萨特和他本人完成哲学学业（前者是1928年，后者是1930年）前后，法国哲学思想只有两种主导性的势力，即布伦茨威格和柏格森两股势力。但他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思想是布伦茨威格的思想”，而不是柏格森的思想。原因在于，布伦茨威格的哲学尽管“相当浅薄”，但他因为掌握了大学哲学教育及教师资格考试的权力而享有“权威”地位，而柏格森因为没有在大学占据一席之地，故影响有限，或者影响还不十分明显。梅洛－庞蒂同时认为，柏格森更为重要，因为他为后来的人指明了一条与笛卡尔主义和康德主义通过布伦茨威格导致的观念论相反的方向。（注：Merleau-Ponty,Parcours deux 1951～1961,
ditions Verdier,2000.pp.250～252.）阿隆(R.Aron,1905～1983)则提到，当时可供选择的权威只有三人，即柏格森、阿兰(.C.Alain,1868～1951)和布伦茨威格。他同样承认了布伦茨威格的主导地位，与梅洛－庞蒂不同的是，他“从正面意义”上认为布氏在索邦是“权威的权威”，并表示，“他的著作使我们不能不有所尊重”，“它包纳了科学文化和哲学文化”。（注：Aron,Mémoires:50 ans de réflexion politique,Julliard,1983.pp.38～39.）暂且把谁是“权威”放在一边，问题在于，布伦茨威格和柏格森都认可了对现象学的引进。就柏格森主义而言，无论是胡塞尔本人还是法国现象学的早期代言人都看到了柏格森思想与胡塞尔(E.Husserl,1859～1938)思想的某种相似，许多人甚至过分强调了这种相似，其结果是，德国现象学“很容易被放宽的柏格森主义通过”；就布伦茨威格的新观念论而言，胡塞尔把自己的现象学差不多称之为“新笛卡尔主义”，而且强调严格科学的哲学理想，这些无疑都投合布伦茨威格（注：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商务印书馆，1995，第594页。）——因为他的基本思想是笛卡尔主义和康德主义混合而成的。
根据施皮格伯格的看法，在引进德国现象学方面，最初的工作是由一些“外来者”进行的：一种情形是在德国传统中培养起来的阿尔萨斯人，比如胡塞尔的学生、神学家海陵(J.Hering)和齐美尔的学生豪特尔(C.Hauter)；第二种情形是一些曾在德国学习过、后来到法国的俄国或波兰学者，主要有科瓦雷(A,Koyré,1892～1964)、G·古尔维茨(G.Gurvitch,1894～1965)、闵科夫斯基(E.Minkowski)、科热夫(A.Kojève,1902～1968)和A.古尔维茨(A.Gurvitch,1901～1973)，其中包括对现象学持反对态度，但却成了传播现象学的动力的舍斯托夫(L.Shestov,1866～1938)和别尔加耶夫(N.Berdyaev,1874～1948)；第三种情形是从德国来到法国的学者，比如狄尔泰(1833～1911)的学生、舍勒(M.Scheler,1874～1928)的朋友、海德格尔(M.Heidegger,1889～1976)的敬慕者格罗修桑(B.Grothuysen)和舍勒的学生兰兹贝格(P-L.Landsberg)。（注：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商务印书馆，1995，第597页。）在发表于1930年的博士论文中，列维纳斯总结了在此之前现象学在法国的研究和传播情况，他表示：“除海陵的工作外，在法国几乎没有对胡塞尔进行过研究，做文献史的清理工作因此是非常容易的。”（注：Levinas,Théorie de l'intuition dans la phénoménologie de Husserl,Librairire philosophique J.Vrin,1963.p.5.）除谈到海陵于1925年出版的《现象学与宗教哲学》一书外，他还谈到了德尔波(V.Delbos)的《胡塞尔对心理主义的批判及其纯粹逻辑观念》(1911)一文对《逻辑研究》第一卷的评介；舍斯托夫在《什么是真理》(1927)一文中对胡塞尔的现象学理性主义的批判；古尔维茨发表在《形而上学与道德评论》上的“德国现象学哲学”(1928)；他本人发表在《哲学杂志》上的《论胡塞尔的〈观念〉》(1929)；格罗修桑在小册子《尼采以来的德国哲学》（1927年）中论述胡塞尔的章节等。（注：Levinas,Théorie de l'intuition dans la phénoménologie de Husserl,Librairire philosophique J.Vrin,1963.pp.5～7.）
在这一以引进德国现象学为主的阶段，更具有意义并因此为随后的法国现象学奠定更好基础的应该是列维纳斯和马塞尔(G.Marcel,1889～1973)。列维纳斯是来自立陶宛的移民，但接受的是法国高等教育。他于1923年至1930年就学于斯特拉斯堡大学，在此期间曾经到德国进修过，并直接接受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教诲(1928～1929)；他以关于胡塞尔的直觉理论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他和同事一道翻译出版了胡塞尔在巴黎的讲座《笛卡尔式的沉思》（1931年）；在弗莱堡期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对他影响尤其深刻，被他看做是哲学史上最好的四五本书之一。（注：Levinas,Ethique et Infini,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et Radio-France,1982.p.33.）当然，他后来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都进行了激烈的批判。马塞尔则是法国本土的学者，他于1927年发表的《形而上学日记》被看做是法国现象学的最早成就，他本人也因此被看做是一位即便不引进德国现象学仍然会导致法国现象学的“独立的现象学家”。（注：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商务印书馆，1995，第620页。）梅洛－庞蒂在1936年发表了针对他的《存在与拥有》的书评，肯定了该书对于生存现象学或身体主体问题的贡献。他在1959年的一次访谈中则告诉我们，在马塞尔的那些最初作品中，比如在他的《形而上学日记》中，甚至在其更早发现的一些文章中，肉身化主题以某种令人惊讶的方式获得了强调，因为他坚持认为“我就是我的身体”。（注：Merleau-Ponty,Parcours deux 1951～1961,ditions Verdier,2000.p.254.）这样看来，法国在引进德国现象学的同时也有其自身的独创性源泉。
在谈到法国对德国现象学的引进时，必须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是，由于批判笛卡尔主义和康德主义及其在那个时代的代理人布伦茨威格，引进者们并不完全接受强调纯粹意识和严格科学的哲学理想的胡塞尔，而是对他加以某种改造，甚至出现了更为关注舍勒和海德格尔的倾向。斯皮格伯格这样指出：“在开始时，胡塞尔决不是法国对于现象学感兴趣的中心，因为他几乎被舍勒和海德格尔的声望超越了。事实上，法国接受现象学的历史几乎是德国原来现象学历史的颠倒。（注：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商务印书馆，1995，第597页。）比如就翻译出版的顺序来说，如果撇开胡塞尔在巴黎的演讲稿，首先是舍勒的作品，然后是海德格尔的作品，最后才是胡塞尔的作品的相继出版。胡塞尔确实是后来者，直到1950年才有著作《观念》，由保罗·利科翻译出版。舍勒的作品第一个被译成法文，其《怨恨的人》于1933年在法国出版，梅洛－庞蒂最早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是他在1935年为该书写的长篇评论，名曰《基督教与怨恨》。舍勒对于情感的关注，对知识、思想与社会关系的思考无疑比强调纯粹意识理论更投合法国人。海德格尔则是第二个有著作被译成法文的现象学家，除了他的一篇文章和一篇演讲于1931年在法国发表外，1938年还有一部篇幅很大的文集由科尔班(H.Corbin)在法国翻译出版。舍勒也是第一个访问法国的著名德国现象学家，他在1924年和1926年两度访问法国，而胡塞尔1929年才有法国之行，海德格尔对法国的访问则迟至1955年。然而，由于舍勒过早去世，具有历史意识的海德格尔成为对法国现象学运动最有影响的人，尤其影响了人们对现象学性质的判断，人们甚至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的没有什么区别。列维纳斯对现象学的最初接受其实就带着海德格尔的痕迹：尽管他最初关注的是胡塞尔，其博士论文和最初译作也是关于胡塞尔的，到德国留学也是慕胡塞尔之名而去，但是一接触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马上就觉得后者有更大的吸引力，并使自己的胡塞尔研究带上海德格尔色彩。他在访谈中表示，“就寻求把胡塞尔表述为已经洞见到关于存在的本体论而言，我关于胡塞尔的直觉理论的工作受到海德格尔的极大影响。”（注：Levinas,Ethique et Infini,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et Radio-France,1982.p.36.）
二
在20世纪法国哲学发展的第二阶段，3H时代的一批著名哲学家把独立的法国现象学推进到辉煌的顶峰。法国人并不打算不折不扣地引进德国现象学，而是一直在酝酿自己的独具特色的现象学。我们当然可以说马塞尔已经开始了“独立运动”，但真正的独立应该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两三年，这与萨特由于受雷蒙·阿隆的影响对现象学产生狂热好奇心联系在一起。他于1930年代初开始关注现象学，并于1933年9月至1934年9月到德国进修一年，听胡塞尔的讲课，阅读和研究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作品，并在这一时期完成了《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意向性》和《论自我的超越性》（分别发表于1939和1936）。回国后，他开始自己独立的现象学研究，发表了第一部哲学著作《论想象》(1936)，这些努力使他成为独立的法国现象学运动的奠基人。正如斯皮格伯格所说：“看来使现象学法国化并根据胡塞尔的思想创立法国现象学的主要功绩应归于萨特。特别是由于他发表于1936年《哲学探究》上的第一篇论文，以及他写于1936～1940年间的论想象与感情的单行本著作。”（注：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商务印书馆，1995，第601页。）梅洛－庞蒂正式接受现象学要迟于萨特，他最初主要借助于德国的格式塔心理学来研究知觉的本质，但逐步接受了现象学方法，这在1933年和1934年开始有所表现，在完成于1938年、出版于1942年的《行为的结构》则获得了初步体现。他于1939年赴卢汶查阅胡塞尔未刊之行，应该是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转折。萨特是这个时代的旗帜，而梅洛－庞蒂在现象学方面的贡献甚至超过萨特。他们各自的巨著《存在与虚无》(1943)和《知觉现象学》(1945)的出版，把法国现象学运动推向了高潮。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法国引进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同时，黑格尔主义在法国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不仅如此，在具有法国特色的现象学中，新黑格尔主义还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正因为如此，这个时代被称为3H时代，即法国哲学受到以“H”为姓氏第一个字母的Hegel（黑格尔）、Husserl（胡塞尔）和Heidegger（海德格尔）强烈影响的时代。从这三位德国哲学家获得主要思想资源的一代法国哲学家，都在20世纪初出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产生广泛影响，尤其以萨特、梅洛－庞蒂为其突出代表。德里达将萨特的现象学本体论看做是一种“哲学人类学”，是“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式的人类学”，（注：Derrida,Marges de la Philosophie,Les ditions de Minuit,1972.p.137.）这表明萨特集中体现了3H的影响。这一代哲学家实际上与柏格森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都在不同程度上清算了笛卡尔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观念论或意识哲学。于是，法国本土的柏格森主义与外来的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思想一道，形成了法国哲学的一个新的时期。“3H”一代的影响在战后达到顶点。在这一时期，“人道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是基督教的或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唯灵论或非唯灵论的价值哲学，左派或右派的人格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土壤。”而这种共同性源于它们“对黑格尔（像科热夫那样阅读《精神现象学》的兴趣）、马克思（赋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优势地位）、胡塞尔（强调其描述的、局部的现象学，忽视其各种先验问题）和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人类学阅读”。（注：Derrida,Marges de la Philosophie,Les ditions de Minuit,1972.p.138.）
法国现象学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与存在主义的不可分割，因此法国哲学家更重视具体经验而不是纯粹意识。斯皮格伯格评价说：“他们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现象学与存在主义融合起来，这使现象学更为协调，并且富有人性，其程度和方式甚至使现象学脱离了胡塞尔的先验的主观主义，脱离了舍勒的形而上学，脱离了海德格尔的反主观主义的存在思想。”（注：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商务印书馆，1995，第59～60页。）萨特和梅洛－庞蒂等人并没有直接地阅读黑格尔浩瀚的原始文献，他们往往是在科热夫、伊波利特(J.Hyppolite,1907～1968)和让·华尔(J.Wahl,1888～1974)等新黑格尔主义者的研究的基础上，实用地采纳某些东西来为现象学－存在主义做论证。他们充分地发掘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以及在此之前的工作，创造性地利用他关于人的具体经验方面的论述，比如苦恼意识之类。法国哲学向人们呈现出一位“胡塞尔化了的黑格尔”或“黑格尔化了的胡塞尔”，甚至是“一位存在主义化了的黑格尔”。（注：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商务印书馆，1995，第611页。）比如，梅洛－庞蒂十分看重黑格尔的地位，他在1947年讲道：“黑格尔是一个世纪以来所有堪称伟大的哲学，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尼采哲学、德国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哲学的源泉。”（注：Merleau-Ponty,Sers et Non-sens.ditions Garlimard,1996,p.79.）
既然是以现象学为主导的时代，3H中的胡塞尔无疑应该唱主角，并产生导向性影响。然而，实际情形并非完全如此。首先，胡塞尔的引进并不是单独的，而是伴随其他人物一道进入法国思想舞台：“对胡塞尔现象学的介绍不能与发现一些外国思想分开，如对克尔凯郭尔的发现（让·华尔的著作），对后康德主义者，尤其是对黑格尔和费希特的发现（让·伊波利特，柯热夫和盖鲁的著作），以及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发现。”（注：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商务印书馆，1995，第58页。）其次，胡塞尔的引进甚至不是首要的，而是按照“舍勒、海德格尔和胡塞尔”这一顺序。（注：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商务印书馆，1995，第60页。）由于法国人更关注具体和感性，并因此远离抽象和思辨，所以他们更容易接受舍勒对情感、海德格尔对生存在世的关注。再次，即使随着独立的现象学运动的展开，胡塞尔本人的思想日益重要，但对他的解释也多种多样，尤其倾向于以海德格尔的方式、从回归生活世界与历史的角度进行理解。法国哲学家更多地从胡塞尔的未刊手稿中获得资源，通过较少以忠实原文的“翻译”方式对待胡塞尔，他们为自己的创造性发挥留下余地。梅洛－庞蒂的下述话值得回味：“问题不在于注重引文，而在于为我们确定和对象化这一现象学，以便我们的许多同时代人通过阅读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感受到的不是接触一种新的哲学而是认出了他们所期待的东西。”（注：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ditions Garlimard,1945.p.II.）3H时代的哲学家明显轻胡塞尔而重海德格尔，与此同时，他们把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指向解释为生存论指向。萨特的“人的实在”概念和梅洛－庞蒂的“肉身化主体”概念均源自于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当然，他们两人都力求克服海德格尔此在的主体离心化倾向，都坚持某种人道主义主张。
按照梅洛－庞蒂1959年在一次采访中的看法，生存哲学有四个重要主题，一是“肉身化主题”，二是“感性世界主题”，三是“我与他人的关系主题”，四是“实际上与他人主题相同”的“历史主题”。（注：Merleau-Ponty,Parcours deux 1951～1961,ditions Verdier,2000.pp.254～257.）如果把第四主题合并到第三主题中，那么就是三个重大主题。惟一没有提到的是“语言主题”，这其实是由梅洛－庞蒂本人最早倡导的。当然，利科对于象征问题的探讨也开始注意到了这一主题，但他只是在3M时代才真正实现了自己的解释学转向。萨特和梅洛－庞蒂都围绕这些主题展开，但立场并非完全一致。这是由于他们对胡塞尔有不同的理解。按照特罗蒂尼翁的看法，“在现象学的共同语言之下形成了两个根本不同的哲学家”，他们“两个人都从胡塞尔那里受到启发，但绝不是同一个胡塞尔，读的也不同样的书。萨特的胡塞尔是《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的胡塞尔；梅洛－庞蒂的胡塞尔则是各种未出版的著作以及《经验和判断》中的胡塞尔，是《笛卡尔式沉思》和《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中的胡塞尔，是关于时间的内在意识的各种学说的胡塞尔。”（注：特罗蒂尼翁：《当代法国哲学家》，三联书店，1992，第39～40页。）萨特在追忆梅洛－庞蒂时指出：“我们谈到这些必不可少的词：现象学，生存。我们发现了我们真正关心的东西。我们都过于个人主义倾向而无法共同展开研究，我们在保持各自独立的情况下猜测对方。独自研究时，我们很容易相信自己理解了现象学的思想，而在一起时，我们在对方眼里都成了含混的化身。我们都从自己的工作出发把对方的工作看做是出人意料的、有时甚至是恶意的曲解。胡塞尔既使我们保持距离又维护了我们的友谊。”（注：《Merleau-ponty》,Les Temps Modernes,No special 184～185,1961.p.307.）比如，尽管萨特强调身体的地位，但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对纯粹意识的强调中，而梅洛－庞蒂把超然的纯粹意识抛在一边，确立了身体主体的中心地位；又如萨特强调自在与自为的对立，而梅洛－庞蒂始终要求一种含混的第三维度。他们两人一度关系非常密切，但最终因为政治与哲学上的分歧而中断友谊。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马塞尔，现在还要指出，波伏瓦(S.de Beauvoir,1908～1986)、伽缪(A.Camus,1913～1960)、雷蒙·阿隆等人也都与法国现象学运动密切相关。波伏瓦以小说的方式推进存在主义主张，她的论著《一种含混的道德》(1947)在伦理和他人问题上有其重要见解，作为萨特的长期伴侣，她始终捍卫他的“盟主”地位。伽缪以小说和戏剧的方式表达其现象学－存在主义主张，他对于荒谬和自杀等问题的探讨有其独特地位，他的哲学作品《西西弗斯神话》(1943)和小说《局外人》(1942)等作品的出版无疑对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具有推动作用。他最终与萨特决裂。阿隆本人在接受德国思想时，徘徊在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与李凯尔特(H.Rickert,1863～1936)及韦伯(M.Weber,1864～1920)等人的新康德主义之间，但他明确地表示，“通过研究现象学，我自己也感受到了一种相对于我的新康德主义教育的解放。”（注：Aron,Mémoires:50 ans de réflexion politique,Julliard,1983.p.68.）阿隆对萨特接受现象学具有推动作用，他本人同时借用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的东西来探讨历史问题和历史哲学问题，他最先与萨特决裂。另外还需要注意到列维纳斯和利科两位哲学家，他们属于3H一代，都对引进德国现象学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致力于自己的现象学建构。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的主要作品不是产生在这个时代，而是在3M时代，其影响更在3M时代之后。列维纳斯在这一时代完成了《从生存到生存者》(1946)等作品，开始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有关思想进行批判。利科在这个时代主要翻译出版了胡塞尔的《观念》(1951)，同时致力于意志哲学的研究，这是一种与生存哲学和身体哲学相关的研究，代表作是《意志哲学Ⅰ：意愿与非意愿》(1950)，《意志哲学Ⅱ：有限与有罪》(1960)，《历史与真理》(1955)等。
三
在20世纪法国哲学发展的第三阶段，3M时代的一批光芒四射的著名哲学家让现象学从主流思潮退出，现象学似乎进入到了一个暗淡的时期。梅洛－庞蒂的英年早逝，萨特在与列维－斯特劳斯冲突中的劣势地位，利科未能入举法兰西学院而福柯却成功进入，这些都表明现象学时代没有争议地让位于结构主义时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象学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首先，萨特、列维纳斯和利科在这一时期并不是全无作为。事实上，列维纳斯和利科的许多独创性工作都是这一阶段进行的，比如前者主要著作《整体与无限》(1961)和《对他人的人道主义》(1972)，后者的主要著作《解释：论弗洛伊德》(1965)、《解释的冲突》(1969)和《活的隐喻》(1975)的发表，尽管其效应或影响要在后面一个阶段才显示出来。他们两人都在继续现象学思考的同时，接受一些新的思想资源，并因此在困难时期寻找着现象学的出路：一个致力于他人、他者、他性的现象学探讨，一个实现了现象学的语言学转向。其次，在21世纪重新回顾这两个时代的交替时，我们不应该仅仅着眼于从现象学到结构主义的断裂，而是应该同时清理和把握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不能够简单地断言两者完全对立，甚至简单地认为后者取代了前者。在3M时代，语言学模式获得了普遍的应用，主体的命运完全被纳入到了无情的语言游戏中，但现象学家梅洛－庞蒂恰恰为这种语言学研究提供了引导线索和帮助，尽管其目的是为了发展语言现象学。反过来说，列维－斯特劳斯关于野性思维、关于自然与文化关系的思考又对梅洛－庞蒂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他的一些重要作品在3H时代已经发表出来。第三，现象学本身并非铁板一块，萨特、梅洛－庞蒂、马塞尔、列维纳斯、利科等无疑是严格意义上的现象学家，但法国现象学学派的范围还可以扩大，结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阵营中的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布尔迪厄也都可以归属于这一流派。（注：高宣扬：《布尔迪厄》，生智出版社，2002，第10～11页。）当然，后面四位更多地带有解构而不是建构的性质。
我们倾向于在比较宽泛的现象学方法旗帜下将当代法国的一些主要哲学家关联起来。这就出现了德孔布在《同与异》中所说的1945年以后以3H一代著称的哲学家向1960年代以来以3M一代著称的哲学家的过渡。（注：Descombes,Le M
me et L'autre:Quarante-Cinq Ans De philosophic Fran
aise(1933～1978).Les ditions de Minuit,1979.p.3.）3M指的是三位怀疑大师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S.Freud,1856～1939)。3M一代指的是比3H一代稍后出生、在60年代以后产生学术影响的列维－斯特劳斯、拉康、阿尔都塞(L.Althusser,1918～1990)、福柯、德里达等人。尽管彼此之间多有分歧，尽管除列维－斯特劳斯和阿尔都塞外都有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变，但他们被笼统地归属于反人本主义或强调主体终结的一代。他们的主要共同点在于：一是受晚期马克思的影响，把人道主义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予以批判，要发展所谓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最明显）；二是受尼采对价值的怀疑与上帝死了的观点的影响，从上帝死了推出人死了（福柯最明显）；再有就是接受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学说，否定理性主体和意识主体（拉康最明显）。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说3M只是在这个时候才被引进。法国引进黑格尔现象学的最初动机是为了更好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而萨特和梅洛－庞蒂都在某种程度上调和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尤其看到了早期人本主义倾向的马克思，当然，这与结构主义接受科学主义的、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完全不同。弗洛伊德有关无意识的理论早就被梅洛－庞蒂等现象学家所接受，在《行为的结构》中，他多处引述弗洛伊德，表示“愿意按照弗洛伊德主义的例子，来明确界定严格的人类辩证法与生命辩证法的关系”。（注：Merleau-Ponty,La Structure du Comportment,PUF/Quadrige,1990.p.191.）萨特也因为受托撰写有关弗洛伊德的剧本而不再冷遇他。当然，只是伴随着拉康的“回到弗洛伊德”的努力，弗洛伊德才成为广为关注、并产生极大反响的人物。至于尼采，应该说现象学存在主义阶段谈得的确不多，但他获得了肯定的承认是明显的。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导论中告诉我们，现象学在达到完全的哲学意识之前，已经作为一种运动存在：在黑格尔那里，在克尔凯郭尔那里，在马克思那里，在尼采那里，在弗洛伊德那里都可以发现它。（注：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ditions Garlimard,1945.p.II.）华尔在《存在哲学》中写道：我们已经把克尔凯郭尔说成是存在哲学之父，但我们不应当忘了尼采，并表示，尼采实际上对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K.Jaspers,1883～1969)，甚至萨特，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注：让华尔：《存在哲学》，三联书店，1987，第9页。）不过，如果没有德勒兹(G.Deleuze,1925～1995)和福柯等人的推动，尼采的影响不会像后来那样更为深广。
我们更不能说，3H就不再产生影响了，这三位德国大师其实并没有被抛在一边。实际的情况是，后来的哲学家对他们采取了不同于萨特等人采取的读解方式，也就是说，从人类学读解过渡到了非人类学读解。比如，海德格尔的影响仍然很大，他对抽象的人、技术理性和主体形而上学（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恰恰是福柯和德里达所要求的东西。结构主义显然用一个主体离心化的海德格尔取代了主体中心论的海德格尔。胡塞尔也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重要思想源泉，德里达的工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胡塞尔的解构阅读；福柯批判胡塞尔强调先验主观性，并因此把一切强调主体优先性的方法名之为现象学方法而予以批判，但依我之见，他关于经验、知识和权力的理论类似于某种还原的努力，尽管不具有先验的指向。黑格尔的情形更为复杂一些。从总体上看，在结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时代，黑格尔被抛在了一边，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中就谈到了法国哲学界出现的“普遍的反黑格尔主义”。（注：Deleuze: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puf,1968.p.22.）然而，在某些人，比如德里达那里，还为黑格尔保留了一席之地。德里达说过，他一直试图超越黑格尔，但始终发现黑格尔在前面等着自己，于是干脆做一个彻底的黑格尔主义者，并对扬弃进行扬弃。
国内学界基本上认可了把德里达的思想归入现象学圈子。他对现象学的兴趣是非常显然的，他翻译胡塞尔的《论几何学起源》并写了长篇序言；他写了考察胡塞尔符号学思想的《声音与现象》(1967)；他的“解构”概念通常被认为源自于海德格尔的“分解”概念；他对传统概念划上一个叉的做法也来自海德格尔，如此等等。按照多斯的看法，萨特和梅洛－庞蒂通过对活的经验和知觉意识的兴趣，对现象学做了些许改变，而“德里达的贡献是原创性的”，“他通过对现象学最终基础的考察，并没有推导出主体已经死亡的结论，而是在一个更加严格的范围内推导出了主体的有限性。（注：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下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第26页。）至于福柯，很少有人同意把他的思想也同样归入现象学圈子。然而，他的许多思想都有现象学的影子。他深受海德格尔的影响，在去世之前还说，他的“整个哲学发展是由于阅读海德格尔”。（注：Foucault,Dits et écrits IV.ditions Garlimard,1994.p.703.）这句话出自他去世三天后发表的名为《道德的回归》的采访，显然是在重视个体生存的伦理谱系学意义上来考虑海德格尔的影响的。把经验（体验）作为“经验－知识－权力”问题的基础，显然是对现象学－存在主义重视生存体验的倾向的某种发挥。主体终结论否定的是现代性进程中的大写的主体，纯粹意识主体，与此同时，它要求关注原始身体经验的个体，即自我关怀的伦理主体的回归。身体经验、非理性经验的关注表明，他和梅洛－庞蒂的思想具有许多共同性。
四
在20世纪法国哲学发展的第四阶段，主要是80年代以来，法国哲学出现的是某种综合的趋势，并因此可以看到现象学在某种程度上的复兴。真正说来，我们看到的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现象学的杂然共存。列维－斯特劳斯作为结构主义的象征依然健在，文学领域和符号学领域的结构主义仍有其生命力；福柯进入其关注审美生存或伦理生存阶段，似乎从结构主义经后结构主义重新回到了现象学起点；德里达把他的解构指向政治、法律、社会领域，不断扩大其地盘，他对身体、他者等问题关注，似乎与现象学有某种牵连；我们大体上可以把列维－斯特劳斯、福柯和德里达归属于后现代主义，但真正的后现代主义者或许是利奥塔，他先是接受现象学的影响，并写有名为《现象学》(1954)的小册子，然后是结构主义的影响，并对精神分析学有相当的研究，他最终走向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状况》(1979)是其经典之作；布尔迪厄同样是一个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者，在社会学、人类学和哲学领域均有其贡献，他曾经广泛阅读过萨特、梅洛－庞蒂和胡塞尔，赞赏梅洛－庞蒂对人文科学和生物学的兴趣，研究过“感情生活的现象学”，但表示自己“未真正进入存在主义状态”，他尤其看到了结构主义对社会学有“关键作用”，他自己“也在作品中尝试探索社会学思考的结构或与之相关的方式，但尽一切努力抵制纯粹时髦的结构主义形式”；（注：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6页。）与后现代主义同步或者稍后，列维纳斯和利科的现象学探讨又开始引起人们的兴趣，他们在知识界的重新得宠让人觉得现象学已经卷土重来；当然，亨利和马里翁才真正意味着现象学的复兴。
关于这个时期的现象学进展，我们首先还是应该提到列维纳斯。他经历了非常漫长的旅程（从我们描述的第一阶段直至本阶段）才得以享受达到目的地的欢欣。他关注绝对他性，号称既超越于胡塞尔的现象学认识论，又超越于海德格尔、萨特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存在论，最终要求一种形而上学的伦理学，一种关注他人的人道主义。他的主要著作《整体与无限》发表于1961年，《对他人的人道主义》出版于1972年，但产生影响则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另一本重要著作《别于存在或超越本质》(1990)及其他一些著作或论文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陆续结集出版，其影响不断上升。接下来应该提到利科，尽管他在第二个阶段才上路，同样也经过了漫长的旅程才获得承认。在3H时代，他因为对意志和恶的研究而被归属于生存现象学家之列；在3M时代，通过接受结构主义的一些资源，利科实现了其思想的解释学转向；在我们所说的综合的时代，他的《时间与叙事》(1983～1985)、《作为他者的自我本身》(1990)等作品则在综合现象学、结构主义和分析哲学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两位在这个综合时代越来越产生重要影响的现象学家。一位是年龄稍长于福柯的米歇尔·亨利，他是法国现象学运动中的最重要代表之一。他的代表作有《显现的本质》(1963)，《身体的哲学与现象学》(1965)，《马克思：卷一.关于实在的哲学，卷二.关于经济的哲学》(1976,1991纳入丛书），《心理分析的谱系》(1985)，《物质现象学》(1990)，《肉身化：一种关于肉的哲学》(2000)。从其作品的发表情况可以看出，他在3M时代开始逆潮流发表作品，但真正产生影响则开始于20世纪的最后10年，也因此属于综合的时代。他的哲学处于现象学传统中，“他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作品出发，评论并批评它们，致力于一种关于生命的形而上学。”它涉及到的是“绝对的内在”或“肉”的生命的内在性，它对立于一切“超越的哲学”（海德格尔哲学也被纳入此列），同时也根本否定胡塞尔强调内在意识的哲学，并因此“把现象学态度彻底化”。（注：Huisman et Monier:Visages de la philosophie,afléa,p.106.）亨利和梅洛－庞蒂都使用肉身化(incarnation)、身体(corps)和肉(chair)等词，但着眼点很不相同。按他的意思，肉和身体都是肉身化的形式，前者主要涉及人，而后者推而广之涉及到宇宙万物。在《肉身化：一种关于肉的哲学》一书的“导论：肉身化问题”中，亨利表示：在最初的意义上，肉身化涉及到地球上的全部有生命的存在者，他用corps一词专门指称物体的肉身化形态，而用chair一词来指人的身体或他的肉身化形态。应该说，就把身体与物体区别开来而言，他的看法与梅洛－庞蒂并无二致，当他说如下一段话时，尤其如此，“我们的肉不外是那能够感觉外在于它的物体、能够触摸它而不是被它触摸者（它感觉到它自己、容忍它自己、服从它自己、支撑它自己，并且根据始终再生的印象拥有自己）。这因此是物质宇宙中的外在物体、惰性物体原则上所不能够的。”（注：Henry,Incarnation:une philosophie de la chair.ditions du Scuil,2000.p.8.）问题在于，他似乎没有梅洛－庞蒂的眼界“开阔”，不愿意承认宇宙有“灵”，万物有“灵”。而梅洛－庞蒂认识到，恰恰因为有可能被等同于被动的、惰性的物体，才应该把（肉）的“活的”、“生机的”含义推广到宇宙中去，使肉身化在整个宇宙中获得体现，因此有了身体之“肉”、语言之“肉”、世界之“肉”的表述。
在综合时代有重要影响的另一位现象学家是让－卢克·马里翁。他是法国著名的笛卡尔研究专家，以关于笛卡尔的研究获得国家博士学位，是法兰西大学出版社的厄庇墨透斯(piméthée)丛书主编（第一任主编是伊波利特），《笛卡尔通报》的共同创立者，在国外，他事实上继任了利科在芝加哥大学哲学系的教席；在国内，他继任了因为列维纳斯而著名的索邦形而上学教席。马里翁的现象学有其笛卡尔研究背景，他发表过许多关于笛卡尔思想研究的作品：如《笛卡尔的灰色本体论》(1975)，《笛卡尔的白色神学》（博士论文，1981），《论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棱镜：笛卡尔本体－神学的结构与界限》(1986)，《笛卡尔式问题Ⅰ方法与形而上学》(1991)，《笛卡尔式问题Ⅱ：逻各斯与上帝》(1996)等。他对现象学评价甚高，他在1989年表示：“从基本的方面来看，现象学在我们世纪担当了哲学的角色本身。”（注：Marion,Réduction et donation:Recherches sur Husserl,Heidegger et la phénoménologie.puf,1989.p.7.）他的现象学是关于赠与现象的研究，其中容纳了天主教信仰。相关思想主要体现在下述作品中：《偶像与距离》(1977)，《没有存在的上帝》(1982)，《还原与给予：论胡塞尔、海德格尔和现象学》(1989)，《可见者的交织》(1996)，《被给予：论一种赠予的现象学》(1997)，《添加：饱和现象研究》(2001)，《色情现象：六个沉思》(2003)。他认为“被给予是先于被构造的环节”，“被给予先于一切解释，支撑它，这使得它们不是相互对立，而是使得它们彼此成为丰富的。”（注：Huisman et Monier:Visages de la philosophie,afléa,p.106.）可以看出，马里翁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真正开始其现象学之旅的，但其影响越来越大。列维纳斯1996年去世，亨利2002年去世，德里达也于2004年告别人世，除了硕果仅存的92岁老一辈哲人利科外，在法国现象学传统中，不到60岁的马里翁目前应该是最有影响的现象学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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