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信誉理论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誉论文,理论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认为要降低通货膨胀率，必须采取一系列紧缩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但要更好地达到降低通货膨胀的预期效果，让公众意识到政策的可信性与持续性是非常重要的。随着理性预期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宏观经济理论开始研究在政府将来有改变政策承诺可能性的条件下，一定的政策承诺（如货币政策规则、泰勒规则以及固定汇率制度承诺等）会产生什么后果。假定前瞻性的公众与政府之间存在相互依赖性，而公众通常认为政府的政策承诺是不可信和不可持续的，并且公众会根据不可信的政策进行预期，从而产生了政策的信誉问题。本文从政策信誉的定义出发，分析政策信誉的影响因素和建立的途径，并分别介绍了货币政策信誉理论和汇率政策信誉理论，并对人民币汇率政策信誉进行简单分析。
一、政策信誉概述
（一）政策信誉的定义
信誉一词英文原文是“Credibility”，在有的文献中译为“可信性”、“公信力”等，韦伯英语字典定义信誉为“使某个声明当做事实来接受或让某个公开宣布的动机作为真实的动机来接受的能力”。学术界对政府政策信誉的定义有许多，最常见的解释是：政策信誉是公众认为将来的政策和最初宣布的政策承诺相一致的程度（Christensen，1987），或是公众认为政府改变政策承诺的主观概率（Baxter,1985）。因此，政策信誉是政府用事先的政策宣告对将来政策“捆绑政府手”的程度度量。 一般情况下政策信誉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公众通过观察政府执行政策承诺的情况来评估政府的类型，也就是要确定政府声誉。二是评估政府在目标函数的约束下面对外部冲击时坚持执行已宣布政策承诺的概率。这样信誉不仅反映政府执行政策承诺的意图，而且能够反映政府在不利的环境下执行政策承诺的能力（Drazen & Masson,1993）。政策信誉的定义是公众对政府将来的经济政策与初期宣布的政策承诺一致性的相信程度。是公众根据政府声誉对其行为在将来是否具有一致性（或承诺是否具有可信性）所形成的一种预期。
在宏观经济理论中，最先引入政策信誉的是 Kydland and Prescott（1977）和Calvo（1978）的开创性著作。他们认为，由于政府有通过放弃事先已宣布的政策承诺来追求策略优势或寻找短期利益的动机，产生了最优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认为一个在政策执行期间的期初是最优的政策并不一定在将来仍然保持最优。由于公众对将来政策行动产生预期，政策信誉会影响政策行动如何对前瞻性经济变量如长期利率和其他资产价格起作用；能够影响或改变其他当事人关于将来行动的信念，并同时改变当事人将来的行动。如果未来对当事人的价值较大（即贴现因子足够大），并有长远计划，则当事人会进行一个“信誉投资”。但信誉的建立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也能很容易被错误行动所毁坏。同时重复博弈的次数越多，良好信誉的价值越大。
（二）影响政策信誉的因素
理论上信誉是有效的，而且研究表明在实践中信誉也会有效。有许多因素会引起政策缺乏信誉：（1）新政策和其他正在执行的政策措施存在不一致性。（2）最优政策存在时间不一致性，导致事后的政策和事前的最优政策不一致。（3）不完全和不对称的信息，公众不知道政府反通货膨胀率的承诺以及相应的政策措施，这样政策信誉只能通过政策的长期实施而逐渐树立。（4）公众对政策变动的预期有不确定性，即使政府没有动机去偏离已经宣告的政策措施，在一个随机的环境下，外部冲击的存在使得政府不得不偏离最初的政策目标，或者说是政府无能， 不能把事先承诺的政策行动和不同的经济环境相适应。同时政府也不能很好地控制政策工具，公众对政府是否有能力实现政策目标存在怀疑。同时影响政策信誉的因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1）技术性限制（内在限制），包括决策时数据的可靠性、政策工具的可行性与可控性、政策制定者目标的可行性以及经济理论的准确性和相关性。（2）政治性限制，包括政策制定者的能力、执行政策措施的时间以及政策制定者在外部压力下改变政策的可能性。（3）策略性限制，政策制定者和公众行为的相互独立性，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成熟的前瞻性的公众会尽力去预测将要执行的政策（Schelling,1982）。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是政策博弈中的当事人，政策制定者有通过放弃先前的政策承诺来追求策略优势和寻求短期利益的动机，因而引出了政策信誉问题。
（三）建立政策信誉的途径
根据影响政策信誉的因素，政府建立政策信誉的途径包括：（1）信号传递和可持续性。政府为了公众传递政策目标的承诺，可以采取比达到目标所必需的行动更加极端的政策措施，但如果公众认为采取这样极端的政策行动是不可行的，可能会起到负效应。同时政府坚持执行事先的政策承诺，使得政策行动具有持续性，因为政策的持续性能够帮助政策信誉逐渐树立。（2）价格控制。这是钉住汇率政策的有关配套政策措施，它能够给政府一定的时间来使公众相信政府的反通货膨胀率的决心。通过严格的价格控制，可以使得公众相信政府的反通货膨胀的政策承诺是可信的，从而更加的树立政策信誉。（3）中央银行独立性。中央银行接受政府的委托来实现价格稳定，完全独立于政治会使得政策信誉增加。（4）外部强制和外部援助。与国际金融机构就稳定计划签订一个协议能够增强政策信誉。同时使用钉住汇率政策进行反通货膨胀时，外部援助是必要的，因为钉住汇率由于货币实际汇率升值而引起经常账户赤字。（5）政策次序和政治支持。政策次序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税收改革要先于稳定政策。同样政治支持是稳定计划成功的关键，否则，政策会随时发生变化。
二、货币政策信誉理论
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对当前工资和价格决策有非常明显的影响，如果一个政府的货币政策目标是降低通货膨胀率，那么政策信誉就非常重要。Barro and Gordon（1983）关于货币政策信誉的研究起到了开创性作用，认为公众与政府存在相互依赖性，并且体现在当事人的行动选择上。为了寻求短期利益，政府有放弃事先宣布政策承诺的动机，从而产生了货币政策信誉问题。如果货币政策缺乏信誉，公众会有持续的高预期通货膨胀率，进而增加稳定本国价格水平的成本，而良好的信誉会让公众知道货币政策不会为了寻求意外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短期利益而偏离货币汇率或货币供给目标。
Barro-Gordon模型假设在政策执行初期政府宣布执行低通货膨胀率政策，公众相信这个政策承诺，得出低的预期通货膨胀率，并相应地根据自己的预期来设定名义工资和价格水平，如果公众一旦设定了名义工资和价格水平，为了增加产出收益，政府希望公众有低的预期通货膨胀率，这样会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权衡（Trade off）中获得额外收益，因此政府为了降低失业率就会有放弃先前的政策承诺的动机或在反通货膨胀率的努力水平上可能会比先前承诺得要少。这样低通货膨胀率的政策承诺是不可信的。由于公众知道这种动机，因此最初便不相信这些政策宣告，会继续有高的预期通货膨胀率，进而推动通货膨胀率继续增加，一直到预期通货膨胀率和实际通货膨胀率相等时模型达到均衡状态，此时政府不能从意外的通货膨胀获得任何好处，政府没有采取意外通货膨胀行动的动机。
我们可以用图1来说明Barro-Gordon模型。向下斜的曲线U[，1]，U[，2]，…是预期的菲利浦斯曲线，每条都对应着不同的预期通货膨胀率。经过自然失业率的垂直曲线U[，n]是长期稳定的菲利浦斯曲线，在这条曲线上所有的通货膨胀率都能完全预期到。曲线I[，1]，I[，2]， …是政府关于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无差异曲线，每一条无差异曲线都有相同的斜率，无差异曲线的凹性说明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下降，政府为了减少相同数量的通货膨胀率而不愿意让失业率进一步增加。无差异曲线越平坦，政府赋予降低通货膨胀率的权数就越大。无差异曲线越接近原点表示福利损失越小，政府偏好离原点近的无差异曲线。
附图
图1 货币政策信誉的作用过程
假设政府宣告将采取货币政策使得通货膨胀率为零，并且假设公众相信这项政策是可信的，他们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也为零。如果政府实施这项规则，我们移到长期菲利浦斯曲线的A点，但政府在损失函数上看可以做得更好，通过制造一个意外的通货膨胀，沿着短期菲利浦斯曲线U[，1]向上移一直到和无差异曲线相切点B，此时比无差异曲线I[，0]上的A点更接近原点。在B点，公众会向上调整其通货膨胀预期，引起短期菲利浦斯曲线移动到U[，2]，并且均衡点变为C点，在C点确定通货膨胀预期。对政府而言再次制造意外通货膨胀率移到D点和无差异曲线I[，2]相切是更优的选择。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最终会落在切点F上，此时短期福利不会再增加，F点是时间一致性的、理性预期的均衡点，因为（1）经济运行在垂直的菲利浦斯曲线上，实际通货膨胀率等于预期通货膨胀率；（2）政府没有再次制造意外通货膨胀的动机，否则会移到比I[，3]更远离原点的无差异曲线上去。这样模型得出结论：经过政府与公众的博弈过程，通货膨胀率由A点上升到F，政府的政策行为会导致长期经济状况比期初更差。
如果不考虑失业和通货膨胀率的长期均衡情况，政府会启动未预期到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以便获得短期收益。但政府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公众是理性预期的，也就是说降低通货膨胀率不能够由意外政策所引起。因此政府不能永远地启动意外的经济政策，否则不能长期增加就业，如果政府的事先承诺是可信的，那么实际的和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比一般情况要高。
在政府坚持政策承诺实行零通货膨胀率政策π＝0，公众预期通货膨胀率π[e]＝0的情况下，政府能够获得次优的结果，一旦公众做出预期后，政府有欺骗公众的动机，不会继续执行事先政策承诺，而是选择放弃事先政策承诺来相机抉择地选择货币政策。但是公众是理性的，知道政府的行动选择，能够对政府的欺骗行动做出反应，并修正自己的预期。因而公众最好的行动就是一开始就选择｛π＝π[*]＞0｝。因此在政策信誉博弈中，惟一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是｛π[e]＝π[*]，π＝π[*]｝，此时政府的福利要小于承诺时的福利水平。但如果政府和公众能够合作，政府制定和执行的政策是有信誉的，并坚持执行低通货膨胀政策π＝0，公众在根据这个可信的政策承诺来形成预期通货膨胀率π[e]＝0，此时要优于纳什均衡结果，也就是如果政府能够可信地执行低通货膨胀率或零通货膨胀率承诺，社会福利将会增加。
政府发现在缺乏约束性限制“捆绑政府手”的情况下，制定和执行可信的政策承诺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任何低通货膨胀率的政策都是缺乏信誉的。Barro and Gordon（1983）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建立惩罚机制，如果政府选择了高通货膨胀率，公众随后会有高的预期通货膨胀率，进而会提高工资和价格水平，产生新的通货膨胀并增加政府的损失。低通货膨胀率政策承诺靠这样的惩罚机制来维持，今天的欺骗收益会引起将来损失的增加。
三、汇率政策信誉理论
强加的外部承诺能够使政策保持良好的信誉，如高通货膨胀国家可以通过钉住汇率制度来引进低通货膨胀锚国家的政策信誉，高通货膨胀国家的通货膨胀预期比没有宣布钉住汇率时下降得更快，这样使得预期菲利浦斯曲线向下移动，而在调整过程中失业会减少（Giavazzi & Pagano,1988），最后，高通货膨胀国家的均衡通货膨胀率就和低通货膨胀国家一致。钉住汇率政策会在不影响外部竞争力的情况下降低通货膨胀率，在相机抉择的政策下，政府不能达到增强外部竞争力的目标（Agenor,1994）。通过钉住低通货膨胀国家的货币来进行反通货膨胀计划，一方面起到汇率名义锚的作用；另一方面起到信号传递的作用，并可增强汇率政策的信誉。因此，汇率政策信誉是公众对政府不会为了追求由放弃政策承诺所产生的短期利益而偏离汇率目标的信任程度，汇率政策的高信誉对一个汇率政策目标（如反通货膨胀、价格稳定、增强外部竞争力等）的实现有明显的优势，并不会增加不可避免的成本（如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不会增加产出损失），这是汇率政策高信誉理论的核心，也是许多国家实行钉住汇率制度的理论支持。
（一）钉住汇率政策信誉理论
Horn & Persson（1988）在Barro-Gordon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分析汇率政策信誉的博弈模型，其结果在本质上和Barro-Gordon模型相似，即政策承诺（如固定汇率政策承诺）要优于相机抉择政策选择，进而增加社会福利。固定汇率制度可以通过低的、稳定的货币供给增长率来增强政策承诺的信誉，并可以通过公众的行为来约束和体现，因而，固定汇率政策会降低预期通货膨胀率和真实的通货膨胀率。同时固定汇率政策约束了本国政府的行为，相当于间接任命了一位执行事先承诺政策的外国中央银行家。当本国货币钉住一种通货膨胀率较低的国家货币，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时，本国经济就引进了外国的货币政策，本国的通货膨胀率就会和外国的通货膨胀率靠拢（Giavazzi & Pagano,1988），这就是很多高通货膨胀率的国家把它们的货币钉住低通货膨胀率货币的原因。而组成一个货币联盟（即许多国家使用共同货币，并和关键货币固定汇率平价）是增强固定汇率政策信誉并传递政府低通货膨胀政策承诺的一种可行的方式（Lane & Rojas-Suarez,1992）。
为什么在名义汇率钉住低通货膨胀的外国货币时的均衡通货膨胀率要比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达到低通货膨胀的目标时要低，同时政策信誉更高？Herrendorf（1999）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认为由于钉住汇率比通货膨胀率更容易控制，在政府放弃了对货币供应量控制，同时有足够的国际储备，和宏观经济基本情况相一致的钉住汇率平价是能够维持的。相反，在浮动汇率下通货膨胀率是内生的，政府只能尽量控制货币供应量。由于影响货币供应量的不可控制因素、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性、货币政策传导时滞的不确定性，低通货膨胀率是很难达到的。同时钉住汇率政策的良好信誉是由于在钉住汇率条件下汇率的可控性（Schelling,1982），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通货膨胀的不完全可控性是由于货币政策的透明度比钉住汇率制度下要低，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政府的通货膨胀率目标是私人信息，公众不清楚意外的通货膨胀率是不是政府刺激产出或即将出现外部冲击所引起的（Herrendorf,1999）。相反，钉住汇率制能够解决私人信息问题，公众可以密切监督政府的行动。
（二）钉住汇率政策信誉不可维持性理论
钉住汇率政策由于引入汇率名义锚而具有良好的政策信誉，但钉住汇率政策必然会受制于这样的困境——公众会怀疑政府坚持钉住汇率政策承诺的能力，迟早会缺乏信誉。如果公众在较长的时间内预期政府将使本国货币贬值，公众会要求更高名义工资水平，并会进一步推动通货膨胀率上升，钉住汇率政策信誉将会受到影响（Horn & Persson,1998）。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公众和政府不知道对方的特性，公众对政府发出的信号存在内在的不确定性，不能够确定政府是否会维持事先承诺的零通货膨胀率政策，但达到均衡时在外部随机冲击不大时，所有类型的政府都倾向于选择钉住汇率制（Backus & Driffill,1985）。如果一个国家面临大的、不可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和金融抑制时，信号传递机制不能够减轻固定汇率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任何传递政府反通货膨胀的承诺的努力都是无用的，货币的高贬值率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Agenor,1994）。
在好的外部环境下，政府能够维持货币汇率的固定平价，而在受到外部随机冲击时，如失业率太高，就会放弃固定汇率，实行货币贬值，放弃已宣布的汇率政策承诺（Drazen & Masson,1993）。而在委托代理的情况下，代理人不能对委托人做出可信的承诺时，代理问题会增加资本成本，当政府不能对维持汇率政策做出可信的承诺时，投资者会在正常资本成本之外要求额外的代理成本溢价。而高成本来自不完全信誉，不完全信誉产生代理成本，代理成本引起福利损失，这样当代理成本溢价引起的福利损失的预期现值大于维持当前制度所带来的收益预期现值时，政府就会放弃当前的汇率制度。如果政府的汇率政策承诺是完全可信的，投资者不会要求代理成本溢价，也不会放弃当前制度，这样汇率政策就是可持续的（Craine,2001）。因而，钉住汇率政策信誉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不完全的，在外部随机冲击的情况下难以维持。
1992—1993年欧洲汇率机制的崩溃和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使得许多经济学家（如Calvo & Reinhart,2000）认为在完全浮动汇率和彻底固定的汇率制度之间不存在中间汇率制度的空间（即“中空论”或“两极论”），他们认为在国际资本市场逐渐开放的条件下，政府不应该固定本国货币的名义汇率，钉住汇率制度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一条不可行的实施稳定政策途径，它仅仅是向能够严重破坏本国经济的外汇投机者的邪恶念头所发出的邀请函。从实证分析也可以发现近年来各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倾向于自由浮动或完全钉住，而远离中间汇率制度（Eichengreen & Hausmann,1999）。但有学者认为，钉住汇率的崩溃是政策信誉理论的衰落（George,2000）。
为什么一些国家的汇率政策会缺乏信誉？Eichengreen and Hausman（1999）提出了“原罪论”，认为政策缺乏信誉是由于不能实施独立的金融制度，强调汇率政策缺乏信誉是和当前的政府的行动和激励无关的，而仅仅是由于不完善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然而，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证分析，中间汇率制度不被政策信誉理论所支持的观点是片面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认为中间汇率制度以管理浮动或事实钉住的方式仍然存在，即使按照官方的分类，也没有证据表明中间汇率制度在长期会消失。而汇率政策缺乏信誉、汇率的传导机制、债务的美元化、本国和国际商品交易的美元结算以及不发达的货币套期保值市场等使得法律上（De jure）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将其汇率维持在对某一货币（通常为美元）的一个狭小幅度内，变成实际上（De facto）的钉住汇率制度（Calvo & Reinhart,2000）。
四、汇率政策信誉实证分析
随着政策信誉问题在宏观经济政策决策当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政策信誉的实证研究也显得越发重要。Baxter（1985）运用贝叶斯学习过程测量20世纪70年代的阿根廷和智利所执行的汇率政策信誉，显示在阿根廷政策信誉随时间而下降，在智利却不会。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智利进行了严格的财政制度改革。而在阿根廷公众普遍认为当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不兼容的，政府迟早都会放弃这项汇率政策。Weber（1991）采用贝叶斯学习过程来估算政策信誉和政府声誉效应，使用政府连续执行低通货膨胀政策的概率来测度反通货膨胀政策信誉。当政府能够完全地准确地遵守事先的政策承诺，即有完全的信誉时，信誉值就等于1；而当事先的政策承诺变得不可信时，信誉值就趋近于零。Agenor and Masson（1999）分析了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中信誉因素在货币贬值率预期上的效应。货币贬值率预期依赖于政府是强还是弱的概率以及在给定政府类型的情况下受到外部打击时政府决定贬值的事先概率。但这些实证研究都是事后型的，是对已经发生货币危机的国家的汇率政策进行信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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