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收入分配，构建和谐社会——1.过低工资：拿什么完成劳动力再生产——2.工资增长不均衡 社会公平面临挑战——3.收入分配也是个“政治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入分配论文,工资论文,是个论文,拿什么论文,劳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过低工资：拿什么完成劳动力再生产
我国目前的工资水平远未形成市场均衡，工资差别呈扩大趋势，部分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过低，而其中一些农民工的工资仅能维持劳动者再生产的基本需求，即满足个人温饱，而无法满足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的劳动者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以及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的费用。
有数字表明，我国职工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据统计，我国职工工资占GDP的比重1989年为16％，2003年则下降为12％，2005年只占到10.91％。更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在我国职工工资的分配上，农民工所占比例很低。2005年，57％的农村人口只获得了16.6％的居民工资性收入。根据全国住户调查，2004年，全国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仅为780元，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比例约占25％。一连串的数字不禁让人担忧：超低的工资水平，如何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完成？
工资过低仅够温饱，劳动力再生产难以保证
春节前夕，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每人月平均支出为270.38元。其中，住宿费用为43元，食品费用为168元。在可支配收入非常有限的情形下，大部分农民工吃得比较差，伙食标准低；农民工大多成群居住在简陋的宿舍里，只有11.41％居住在厨卫齐全的房屋里；“绝对不能生病”是农民工最重要的生存“戒律”，原因是看不起病。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力是一种特殊商品，工资是劳动力商品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包括以下三部分：第一，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第二，劳动者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第三，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
而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我国农民工依靠微薄的工资根本不可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劳动报酬偏低使得劳动者的文化和技能不能得到继续教育提高，把劳动者限制在了低层次的重复劳动层面上。而劳动者由于劳动报酬偏低，经济力量不足，面临着很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如医疗、住房、社保、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继续教育和改善生活状况等无法实现。劳动报酬普遍偏低也使得社会的贫富悬殊差距日趋扩大，社会公平面临严峻的挑战。
10亿条牛仔裤换一架飞机，强资本弱劳工已成事实
中国近20年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是出口贸易，而中国产品之所以能够在国际市场低价竞争，很大原因是将工人的工资福利压到最低水平，并把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加到最大。
全球化时代，国家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另一种则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工资，放任自然环境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即打到底线的竞争。
在竞次游戏中，比的是谁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竞次游戏的拥戴者认为，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就会把产业转移到工资更低的地方去，这样的话，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低工资——高竞争力，三者之间构成了一个链条。
在这里，我们分析一下竞次游戏带来的后果。有数字显示，2005年，我国鞋年产量达到90亿双，共出口鞋类产品69亿双，相当于为全世界每个人都生产了一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按照摩根士丹利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而已。在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逼到了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值链低端的同时，外资却占据了中国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高端。像目前中国的大型军、民用飞机，全部依赖国外进口。欧洲空中客车公司最新最大的A380客机为3亿美元，而中国生产的牛仔裤在欧洲超市仅卖3欧元一条。约需10亿条牛仔裤，才能换一架A380飞机。
外国人用较少的资源占有我国较多的资源，外国人用较少的劳动换取我国较多的劳动。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因廉价出口而付出巨大代价这个现实。同时，要意识到低工资的实质是透支消耗我国的劳动力。
竞争力不应体现为低价劳动成本
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确实可以创造巨大的原始积累，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成本的提升是必然的。未来大国的竞争力不是体现在低价的劳动成本上，而是科技创新和生产率上。长期的低工资政策不利于中国大国梦想的实现。
有关专家认为，对劳动者而言，过低的工资水平只能导致劳动者减少对提高自身素质和技能的投入，使他们的能力得不到提高，难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大生产的需要。对企业而言，过低的工资水平导致其倾向于选择使用更多的劳动力，而忽视开展自主创新和提高技术水平，延缓企业技术进步。提高农民工工资，从宏观看，将有利于实现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推动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近些年来，东南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已经使大家注意到农民工低工资给社会造成的尴尬，政府也作出相应的反应。据国家发改委统计，截至2006年12月，全国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达到11891万人，27个省建立了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外出就业农村劳动力月平均工资达到958元。29个省(区、市)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平均达到30％左右，是历年调整面最宽、幅度最大的一年；31个省(区、市)颁布了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而农民工也对工资问题保持了较高的关注度。据劳动保障部最近的调查显示，79.2％的农民工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工资水平”。
工资增长不均衡 社会公平面临挑战
由于平均工资率没有形成，我国当前工资状况存在着一个奇特的现象：工资水平主要取决于所在的行业和领域，而不是取决于供求关系和劳动者素质。垄断行业、外企员工收入比较高，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一般服务业员工的工资则处于较低水平。
近十年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职工工资水平增长最快的时期。“十五”期间，在岗职工工资总额年均增长13.2％，高于GDP增速0.2个百分点。尽管平均工资总额增长速度加快，但也难抵工资增长不均衡带来的后果。在这个时期，平均工资水平低于社会平均工资的人数总量在扩大，也就是说，低收入群体在增加。收入分配的“金字塔”结构在不断加强。
二元结构造成工资增长不均
在工资增长领域，工资支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二元结构。同样的工作，农民工的工资总是要比城镇从业人员的收入要低，而且工资的增长速度要低得多。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十五”期间，与城镇职工工资水平较高的增长速度相比，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微弱。调查显示，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平均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平均下来，一年才提高5元。2005年，农民工人均年收入为8520元，仅相当于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的45％。如果将农民工工资纳入职工工资总额统计口径的话，则全国职工工资水平会降低一大块。以深圳为例，2003年，深圳城镇在岗职工平均月工资为2551元，加上镇村企业从业人员后，其月平均工资则下降到1324元。
根据全国住户调查，2004年，全国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780元。农民工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比例约占25％，高出1000元以上的占21％，农民工内部的收入差距也较大。
区域差异造成工资增长不均
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均匀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同地区之间劳动者的收入会存在差异。
数据分析发现，“十五”期间因区域造成的差距有所缩小。据统计，2000年，平均工资水平第一的上海，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为18531元；最低的山西，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为6918元，前者是后者的2.7倍。到了2005年，排在第一位的上海，是排在最后一位的江西平均工资水平的2.5倍。
但是，全国各地区工资水平差距绝对数在继续扩大，工资的增长速度各地区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2000年的时候，上海比山西的平均工资水平高出11613元。但到了2005年，这个差距已经达到20657元。
从2000年开始，各地的工资增长速度差异同样明显。截至2005年，内蒙古工资水平增长最快，年均递增18.1％。增长速度最低的是福建省，年均递增10.1％，其次是广东省，增速为11.6％。据调查，各地区工资增长速度全国排名中，“十五”期间广东排名下降了两个位次。福建更是被挤出了前十名。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工资增长缓慢，可以进一步证明，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因为这些地方是外来务工人员最多的地区。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31个省、市、区中，“十五”期间，增长速度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的仅有12个省份。因此，地区间的工资水平分布不是正态分布，是偏态分布。
我国工资增长呈现区域性不平衡，差异随着时间推移有所加强。
行业差异造成工资增长不均
由于经济结构调整，行业的发展势头影响着这个行业的经济发展。因此，身处不同行业的人，其工资水平差距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
根据2005年统计划分的19个行业来看(2000年为16个)，2000年，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工资水平最高，年均工资水平为13620元；最低为农、林、牧、渔业，年人均工资水平为5184元，前者是后者的2.63倍。到2005年，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年人均工资水平为40558元，最低仍然为农、林、牧、渔业，年人均工资水平仅为8309元，前者是后者的4.88倍。
这仅仅是相对数的比较。从绝对数来看，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差距更大。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工资水平之间的差距业由2000年的8436元扩大到2005年的32249元。
身处行业的不同，拉开了人们之间的收入。
企业内部工资增长不均
工资水平的差距在企业间同样在拉大。
据调查，在上海，2002年至今，国有控股企业一线职工工资年均增长仅6.5％，而其经营者的工资增长速度却达到了23.9％。
在北京，这样的问题一样存在。据报道，从北京的收入结构上看，垄断性行业和经营管理者，以及少量的特殊人才的收入水平增长幅度大，而相当一部分竞争性行业和普通职工的工资增长相对缓慢。甚至出现企业经济效益虽然不断增长，但在“强资本、弱劳动”以及劳动力供大于求致使劳动力市场低价位等因素影响下，工资收入多年得不到有效增长。
低收入人群在不断扩大。
收入分配差距在拉大
这种由于户籍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职位不同造成的支配资源权力的大小差异，继续影响着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
据统计，2005年北京职工工资没有达到社会平均工资的人数占64.1％。在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工资总量增长中，少数人吃掉了一半多。
而根据全国总工会2005年对10省20市万名职工调查，2002～2004年企业职工工资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人数占81.8％，低于社会平均工资一半的占34.2％，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占12.7％。与1998年到2001的调查相比，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职工增加了28个百分点。这已经充分说明，我国低收入群体数量在扩大。
工资增长中存在的种种不平衡状况，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均衡；而由于工资增长的不均衡，使得贫富差距扩大。这不能不引起社会的重视。
2006年，世界银行定义社会公平的两项原则是，第一，“机会公平”，即一个人一生中的成就应该主要取决于其本人的才能和努力，而且这种努力是可控的，不是被种族、性别、社会及家庭背景或者出生国等其他不可控因素所限制的；第二，“避免剥夺享受成果的权利”，尤其是享受基本健康、教育、消费水平的权利。
在当下，如果想要实现社会公平，劳动者的这种劳动以外的因素应该通过第三方的力量逐步弱化，乃至消失。收入分配差才有可能实现公平。
收入分配也是个“政治问题”
收入分配不公是社会反响强烈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如果长期存在下去，不仅拉动内需难以解决，而且会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结构断裂。在这个意义上说——收入分配也是个“政治问题”。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一直保持快速、稳定、健康的发展势头。企业职工工资水平也在整体上有了较大的提高。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2000年到2005年，在岗职工工资总额年均递增13.2％，甚至比同期国民经济年增长速度高出0.2个百分点。
但是，在这个看似让人欣喜的数字背后却隐藏着一个苦涩的事实：很多劳动者的工资增长水平难以与当地经济发展状况相匹配。
有的企业10年没涨工资
“我已经连续3年没有涨工资了，年终奖也是一样。”在北京某计算机科技公司供职的齐先生无可奈何地感叹！
京城某驾校的罗师傅告诉记者，大概有四五年了，他的月收入都徘徊在1000元到2000元。“不管是学员毕业提成，还是领取固定工资，反正收入没有多少变化！”
记者所接触的一些工薪阶层人士，他们都在抱怨自己的工资增长缓慢。
事实上，根据一些机构所作的调查，近年来，劳动者的收入的确增长缓慢。
2005年10月，辽宁省辽阳市总工会作了一项有关企业职工收入分配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2004年，该市生产总值增长了16.3％，而在岗职工工资总额只增长了7.8％，70％的企业平均工资低于该市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有的企业10年没涨工资，有的企业3年才涨20元。而且，是否给职工涨工资，涨多少，几乎完全由老板说了算。
近年来，在上海部分行业，国企一线职工的工资增长缓慢，甚至长期得不到增长。去年年底，上海一项针对100家国企、1000名一线职工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有42.5％的职工从2003年起就没有加过工资。事实上，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其工资增长尤其缓慢。
企业职工工资增长缓慢，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更不利于消费市场的培育。2006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下降51％左右，不但低于世界上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一个信号，工资增长缓慢终将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缘何阙如
劳动者工资增长缓慢的原因与强资本弱劳动的格局有很大关系。基于这种格局，在企业里是难以建立起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的。
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员工的工资，是根据员工的业绩来定的。如果员工成绩优秀，项目经理可以建议老板为这位员工增加工资，但是，决策权还是掌握在老板的手里。在他们公司，根本没有正规的工资增长机制。
目前，很多企业的工资分配是由所有者、经营者单方面说了算的。在这些企业中，劳动法律法规规定的职工对工资分配的知情权、协商权和监督权根本就是一种摆设，甚至连摆设都不是。至于工会组织的作用更显得苍白无力。长期以来，国内企业的工会组织身份模糊，辅助性行政管理机构、后勤服务部门等身份色彩掩盖了工会真正也是最重要的职责，即在劳资博弈过程中，组织劳方争取福利待遇，提高薪酬。工会组织无法对劳动供给实行垄断，导致劳动力工资普遍低于劳动力的边际产值。
虽然可以说政府在工资分配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最低工资标准的出台无疑是具有一定约束力的，但是这种约束力却遭遇了种种柔性的折扣。
有的企业把政府发布的最低工资标准当作企业的正常工资标准来执行，政府一年调整一次，那么企业就一年涨一次工资；如果两年一调整，企业也就是两年涨一次工资。有的利用劳动定额、计件标准的不合理使职工“多劳不多得”；有的通过压低工资基数降低职工加班加点工资；有的干脆拖欠、克扣职工工资。
据上海市工会的调查，政府设立的最低工资标准成了一些企业员工收入的“最高水平”；2/3的职工收入低于社会平均工资；不少企业采用不定时工资制的形式来模糊加班费等工资的支付。与此同时，企业的集体协商制度覆盖面又过于狭窄。等等问题的存在，进一步制约了劳动者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的建立。
企业不建立起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像罗师傅这样在企业中没有话语权的职工的合法权益必将受到侵犯。
政府应该有所作为
在强资本弱劳动的格局下，劳动者难以通过个人的力量来获得工资正常的增加。因此，在工资增长机制的建设上，需要政府的强势介入。
辽阳市为了使职工工资增长与企业效益增长同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006年7月，辽阳市选择43户非公企业和7个行业工会，开始进行工资集体协商试点工作。为了使这项工作切实取得实效，该市建立和完善了6项规章制度，即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定期发布制度；最低工资标准定期发布制度；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工资发放预警制度；工资保障金制度；工资协商指导员制度等。
经过近8个月的试点，这一工作取得初步成效。50户试点企业全部与职工签订了工资集体协商协议，企业与职工就工资进行集体协商已经形成机制，13户企业工资增长达到了10％以上，30户企业工资增长达到了3％～10％。职工满意度达到95％。
上海也对部分国有企业“只涨老总年薪，不涨员工工资”的现象说“不”。日前，上海市把一线职工工资增长纳入经营者收入考核。
政府开始干预只给经营者加工资，而员工不涨薪的做法。在职工工资的增长机制上，政府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劳动保障部工资所所长苏海南认为，现有的工资收入及管理手段，包括现行的最低工资标准、企业工资收入指导线、劳动力市场指导价位以及劳动力成本控制等。政府应根据当地市场各因素的变化情况，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以及指导线、指导价位等标准，并加强对其实施中的监督。
另外，工会组织也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在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上掌握话语权。目前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如何确立工会独立于政府和企业雇主之外的法律地位，以及维护职工权益的实际权利。
当前我国正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那么收入差距加剧终将造成社会阶层的断裂，因此应该改变工资分配、工资增长的不均衡现状，防止社会断裂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