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立场对新信仰的悖逆——萨特用存在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的企图与方案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萨特论文,存在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立场论文,方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萨特晚期哲学的新样式。本文概述了萨特接近马克思主义之初试图用存在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案，分析了其功过得失及其原因，表明两种哲学的主导性原则根本对立的理论想融合在一起是根本不可能的。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存在主义 心理分析 社会学分析 “前进—逆溯”方法。
一
萨特对马克思主义的浓厚兴趣，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5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东欧获得历史性的胜利，和在法国占领时期及战后它在工人运动中显现的强大力量的社会现实中产生的，而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的肯定，则是从他对哲学的功能、地位及对哲学史的独特理解开始的。
萨特认为，在某种很确定的社会历史情况下，会有一种哲学形成并给社会的总运动提供一种表现形式，当这种哲学尚富有生命力的时候，它则必定成为同时代人的文化中心。这种哲学一般具有五个显著特点：首先，它是处于上升地位的阶级借以获得自我意识的一种方式；其次，它是一面时代之镜，它表现为当代知识的总汇，而哲学家的工作只是依据那反映着上升阶级对它的时代和世界所采取的立场和方法的指导性总纲，把同时代的一切知识统一起来；第三，它本身也是一种运动，是一种从社会运动中衍生出来、贯彻上升阶级的自我意识于社会的运动，它关注着未来；第四，它又是一种研究和解释方法，它是要把知识的统一化进行到底的那个抽象的计划，它对自己和自身发展前途充满信心，也使掌握这种哲学的阶级产生信心；第五，它本质上是实践的，它是一种社会武器和政治武器，正如哲学史上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相继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服务和为自由主义服务一样。萨特认为，正因为哲学具有这些特点，因而以此也可以判断一种哲学是否构成的时代文化的中心。在历史的长河中，“哲学创造的时代”是很少的，从17世纪到20世纪之间，哲学史上只有这样三个时代可以用几个伟人的名字来称呼：一是笛卡尔和洛克的时代，二是康德和黑格尔的时代，三是马克思的时代。这三种哲学依次成为某一特殊思想的沃土和某一文化的领域，当它们所反映的那个历史时期没有被超越时，它们是不可能被超越的。与此同时，在作为知识总汇和时代文化核心的哲学面前，会出现许多的“文化人”，他们或从事整顿已有的体系、或用新的方法去征服鲜为人知的领域，但是这些“文化人”在划时代的哲学家面前并不能称为哲学家，而只能称为思想家，他们的思想体系是一种寄生的体系，它们必然要融汇于同时代的知识总汇之中，这种情况正如克尔凯郭尔的思想之于黑格尔哲学。
正是在对哲学和哲学史的这种独特理解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考察的基础上，萨特明确断言：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总汇，是时代文化的中心，萨特说：“我曾经看出：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无非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的表面的返老还童。一种自命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说得最坏，不过是重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老调，说得最好，也只是某种包含在人们已经被超越的哲学中的思想的重新发现而已。”①在萨特看来，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所谓修正主义，或者是一种“自明之理”，或者是一种胡说八道。说它是“自明之理”是因为，哲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运动，它要想适应世界潮流，就必须通过千万个创见和具体研究才能进行，就是最忠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和应用者，为了适应社会情况的变化，也要对前人的思想作一些改变，其哲学方法也会因人们将之应用于新的对象而变样，这就是所谓“自明之理”；说修正主义是“胡说八道”是因为，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运动不再存在了，那肯定有两种可能：或者它死亡了，或者它陷入了危机。如果一种哲学运动死亡了，那就应当象推倒一间破屋那样了事。根本用不着去修正；如果它陷入了危机，那它只有通过历史运动本身，来解放这被囚禁的思想和发展这种思想，而企图通过“专家们”的所谓修正来挽救哲学危机，在萨特看来，它只可能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神秘化。
那么，联系自身，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萨特真诚地认为，他自己的存在主义在作为时代知识总汇的马克思主义面前，只是一种思想体系，并且只是一种“寄生的体系”，它生活在知识的边缘，以前曾经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相对立，现在则试图将自己汇入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之中。产生这种重大的关系转折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出现，“改变着时代的知识结构，激发出许多思想，而且即使它在确定一个被剥削阶级远景的时候，它也使各个统治阶级的文化发生两极分化而加以改变”。②萨特反思道，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改造世界的哲学”把他从资产阶级已经死亡的文化里拯救了出来，使他能够从以往孤寂地研究个人存在的狭小圈子里走出来，抛弃以往“多元的实在论”，重新发现了世界，并且能够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吸引自己不断趋近的磁极。“马克思主义是象月亮吸引潮汐一样吸引了我们，并且改变了我们的全部思想。”这一点，是萨特由存在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并试图将二者融合起来的内在思想驱力。
二
通观萨特的有关言论，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有两点必须明确：其一，在萨特的用语中，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与方法和统称性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马克思主义”是有明显区别的，后者主要指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模式和源于这种模式的论战对手伽罗第、卢卡奇等人的理论阐释。对前者萨特心悦诚服，深表敬佩，对后者他则时有针砭，乃至全面抨击；其二，萨特所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专指历史唯物主义，而对此他又进一步认之为是一种“受自己的物质性支配的人们的实践——则同时既是那种人人可以从自己的实践和异化中取得（并且实际上在取得）的经验，又是那种使人们理解人类历史之为不断结帐的重建性的、建设性的方法”。③
正是基于这种理解，萨特立大力赞赏“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的同时，又对“现代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萨特认定，“现代马克思主义”已经远离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人的研究及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中对历史事件研究的基本原则和研究方法。本来马克思主义应当成为一种文化、一种知识总汇和时代之镜，但在现在一些所谓的“现代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却只是一种以意识为中心的观念论，只是几条靠物质观念和辩证观念勉强维持的论断。马克思恩格斯把无穷的工作交给了当时和现在的全体知识分子，但这些工作现在却仍然停留于简单指示的状态中，历史唯物主义仍然停留在“资产阶级思想无根据的认识与那个未认识的根据之间”，而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停滞，我们的时代在人文科学方面仍然处在一个无知的时代。
在萨特看来，“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停滞与僵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方面，它表现为历史事件解释中的形式主义和目的论，它根本违背了马克思所要求的要具体研究历史事件的原则。在这方面，以卢卡奇等人为典型，他们不是从企图加以解释的新经验中引出概念，而是早在事实之前就构成了并肯定了其真实性，这些概念给他们指定了构成公式的任务，以把被考察的事变、人物或行动纳入一个个预制的模子里。萨特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主义”，它非但不能保留历史中众多的相对独立性而把它们照原样地变成一个整体，而是取消了历史的多样化，它根本不可能象马克思当年分析拿破仑第三政变那样，具体而综合地研究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
另一方面，“现代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历史人物时，也陷入了形式主义和目的论，其研究抽象而贫乏。在这方面其突出表现之一是，它在研究历史人物时，只从宏观的、从整个社会历史过程的角度去进行，而缺少一种中介层次，没有同时也从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诸如出身、童年、个人经历、个性和心理特点等微观方面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其二，它缺乏对人所处的具体环境、人所处的生产、生活环境对具体人物影响的考察和分析，而只是热衷于从整个历史过程上规定被考察对象的地位，界定其阶级属性或指出该阶级的利益、运动等等，从而认定这个人的地位、利益和倾向表现了某个阶级的如何如何。概言之，这种研究从未不想去研究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去研究各种社会团体，以此深入研究具体的人。相反，它把这些人类生活的一切具体规定性视为偶然性加以抛弃，结果，历史人物在历史的总汇中，除了一具抽象的普遍性的骸骨之外，再也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它把实实在在的人变成了他们的神话故事的符号，把马克思所建立的能够实在地掌握人的存在的复杂性的唯一哲学，变成了一种偏执的幻想。
由此种种，萨特断言，“现代马克思主义”患了严重的“实践贫血症”，而这种“实践贫血症”又必然会变成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20世纪的人的贫血症”，因为20世纪中不可超越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它的贫血必会变成人们普遍的贫血，如长期以往，它将再难以担当指导社会和政治实践的使命，不能全面正确地研究实践的人、人与人的关系和这种关系中所表现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为什么“现代马克思主义”会出现停滞，僵化和“贫血症”呢？萨特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在“现代马克思主义”中发生了理论和实践的分裂。马克思主义原本是改造世界的哲学，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但是从苏联在被包围的孤立情况下进行工业化的时期起，这种分裂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从这时起开始要求被服从于一种统一和建设的需要。其结果，一方面既把实践变成了一种无原则的经验主义，另一方面又把理论变成了一种纯粹而又僵硬的知识。在理论研究上，不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干着违反经验的事，他们不顾一切使其感到麻烦的细节，粗暴地把条件简单化，尤其是在研究事实之前就已经把事实概念化，其结果也必定割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必定丢弃马克思当年分析1848年革命和拿破仑第三政变时所倡导的综合和具体分析方法。
指出“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僵化，是否意谓着它已失去生命力而要被一种新哲学所取代呢？萨特似乎没有想引出这个结论。相反，萨特却强调，尽管“现代马克思主义”有种种缺陷甚至有全局性的“空场”，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远未枯竭，“它还正年青，几乎还处在童年，它好象刚刚在开始发展”。这是因为僵化和停滞不同于通常的衰老，它是由于特殊的世界形势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仍然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那些历史条件还没有被超越。萨特认定他本人的思想也只有在这块沃土上才能形成，而且也只应当被约束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否则就会落空或后退。指出“现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萨特看来不是为了否定它，而只是为了推动它发展，而要做到这，只有把存在主义引进马克思主义，用存在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这正是萨特一方面大力赞赏马克思的理论与方法，一方面又尖锐批评“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目的之所在。
三
批评是为了“引入”，抨击是为了“补充”。纵观萨特对“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指责，归结为最基本的一点，那就是他认为它“忘记了具体的、实在的人”，理论中出现了“人学空场”，而恰恰在这方面，萨特自以为比马克思主义先走了一步，因此在“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和僵化面前，存在主义的人学研究有独立存在的必要，更有用来填充马克思主义“人学空场”并奠定马克思主义人学基础的可能。之所以如此，在萨特看来，是由于他的存在主义和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并不矛盾。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就是现实的人，而存在主义则在“凡是人所在的地方——在他的劳动中、在他的家里、在马路上，到处去寻找人”；在研究方法上，存在主义也同马克思主义一样，是“对经验进行研究以便从中发现具体的综合”，所以存在主义能够汇入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中去，能为它的人学奠定基础。
为了能顺利地将存在主义引入到马克思主义，用前者填充后者的“人学空场”，萨特提出了融合二者的具体方案与途径。他除了强调马克思主义要把存在主义纳入其中，作为建立自己人学的理论基础之外，还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引入“辅助学科”和“中介因素”，形成新的“前进—逆溯”的人学研究方法。他认为，这些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解决历史和个人、普遍和特殊之间矛盾的必要桥梁，而且也是用存在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
第一个“辅助学科”或“中介因素”是心理分析（亦称精神分析）。萨特所要引入的心理分析，指的是那种具体研究家庭结构所制约的人的活动中的个人因素的方法和学说，他认为心理分析是完全可以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容的，因为只有进行这种心理分析，才能在成年人身上发现整个的人，发现他现在的种种特征，发现他身上的历史重荷，也发现人在他的阶级中的插入点。心理分析在萨特这里实际上是一种所谓地为历史人物“确定地位”的方法。他以分析法国作家福楼拜为例，详细说明了在进行此类人物分析时应如何应用心理分析这个中介。
第二个“辅助学科”或“中介因素”是社会学分析。为了论证社会学分析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萨特以关于“生产团体”和“居住团体”对于个人的压力和影响的分析为论据，说明了社会学方法对研究人有独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现代美国的微观社会学有不可抹煞的合理性，其调查、试验、统计等方法，能揭示具体的人与其物质生产条件之间、人与人的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间、个人和阶级之间的新的中间环节。马克思主义可以借助它来研究各种社会领域或团体的结构和影响，从而发现各种阶级关系的各个方面。萨特认为，社会学的分析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在社会生活的“全部层次上”研究其对象，而且也要求后者成为揭示种种新关系的探究方法。
在引入以上两门“辅助学科”和“中介因素”的基础上。萨特进一步提出了所谓“前进——逆溯”方法作为人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他认为这是一种达到对人的具体深入研究，透视“总体化运动”的独特方法。“前进——逆溯”有二层意思：其一，“前进”是指由原理出发的演绎，“逆溯”指的是从经验的事实出发对原理进行充实、补充和修订；其二，它是指分析与综合相结合。萨特认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只是单向的“前进”、演绎或综合，失缺“逆溯”、经验或分析。“前进——逆溯”方法则同马克思的方法一样，首先要求把人重新放回到他的环境中去考察，考察者向一般的历史要求给他们重新构成现代的社会结构、社会冲突和深刻的社会矛盾，以及由这一切所决定的总的运动；另一方面，考察者们对于其研究对象又要有对具体的事实的了解，要了解人物的传记、其家庭、其童年、其个性及其生活历程等等。萨特仍以福楼拜为例，将此方法用于对其的研究得出对后者的具体认识和评价。他认为，这种“前进——逆溯”的“一来一往”步骤，能够揭露“实际生活的奥秘”，能够使历史的一切奥秘的对象丰富起来，能够在历史的总汇之中，规定对象本来还是一片空白的基地。萨特对通过这种方法揭示出来的“具体知识的把握”称之为“统摄理解”，它既是向着客观结果的前进运动，又是追究到原来条件的逆溯运动，因而它是一种辩证运动，它根据行动的出发点之条件、通过行动的终极意义来解释行动。就象理解一个人打开窗户的动作表明了他感觉到房中太闷，他需要凉爽一样。通过这种方法，研究者就可以在人的简单的行动中了解他的外在条件、行动意义，也可以把人的“总体化运动”同他的邻人、他的环境条件集合在正在进行的一种客观化和综合性的统一之中。
萨特以上“辅助学科”和人学研究方法的提出，表明他对如何用存在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可谓深思熟虑，煞尽苦心。他的真实目的何在？他究竟是真心诚意地想补充马克思主义，还是先借台唱戏后取而代之呢？对此，萨特有一番表白，他表示他的目的无非只是要用直接知识、用逆溯地表明种种存在结构的东西，来阐明马克思主义知识的材料，并且使之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产生一种真正的、有理解力的知识，这种知识将在社会世界中重新发现人，并在人的实践中探求人。至于存在主义自身的归宿，萨特预言“一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把人的高度（即存在的计划）作为人学的基础而加以掌握的时候，存在主义就再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被哲学的总体化运动所吸收、超越和保留，而不是作为一切研究的基础的一种特殊的研究了。”④萨特自称，他提出的这些观点和设想，目的在于要以其方法力所能及的力量，促使存在主义消解时刻的到来。这种表白，与他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不可超越的哲学”的论断在逻辑上似乎是周延的。
四
通过对萨特以上关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地位的肯定，对“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以及用存在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方案与途径等论题的考察分析，我们可以作出若干评论：
首先，我们看到，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斗争和战后冷战时期政治斗争的实践，萨特的政治思想和哲学观点起了较大的变化，他从一个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了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所吸引、从而接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他赞誉马克思主义的不可超越性，是其理论思考和“介入社会”的实践活动的积极的思想结果，是一种出自内心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诚服，而不是屈服于某种外力，屈从某种组织和纪律的言不由衷，也不是一种理论投机或实用主义。象萨特这种一生鼓吹和实践自由哲学的作者，他决不会轻易去赞扬一种哲学，更不会屈尊去附庸某一个主义，他所做的应视为慎重的自由选择的结果，正象他后来拒绝接受1964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一样，他标榜自由独立，不愿接受来自任何政治集团和官方的荣誉。我认为，萨特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近和赞赏，基本原因有二，一是如上所述；二是他在理论和实践上反省到了他在《存在与虚无》中那种不管任何环境、任何条件的个人绝对自由的理论上的极端性和实践上的空想性，他此时正需要一个有实践性、可行性的理论对之进行修正和补充，马克思主义是最好的一个，有研究者称这是“存在主义的危机”，我认为是有根据的。萨特对马克思主义的衷心赞誉表明，在这一时期他的理论信仰已转向马克思主义，但这种新的信仰是否坚定，是否能贯之于理论与实践，则应另当别论。
其次，应当承认，萨特对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确有一针见血之处。诚然，他是从其存在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上展开批评的，但我们不能因此抹煞其批评的反思价值。事实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作标签乱贴乱套、当作既定的公式去推导一切的教条主义学风，不仅仅存在于萨特所批评的苏联模式和诸如卢卡奇、伽罗弟这样的理论家身上，而且一段时期也相当普遍地存在于其它地方，尤其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和宣传上，因此他的批评至今也并不完全失去其反思和警示作用。萨特对“修正主义”的见解，亦可谓较深地击中了历史上那些修正主义奇迹创造者的要害，富于启发和借鉴。此外，应当注意的是，在萨特的用语中，“马克思的思想和方法”同“现代马克思主义”是有较明显的区分的，对前者他心悦诚服，奉为知音，对后者则多有批评，但却总是以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对之，当然在这种批评中，他亦怀着一份私心，那就是为存在主义挤进马克思主义打下地盘。留下位置。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则指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对后者又作了人学的理解，这显然是狭隘的，它反映了萨特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立场和角度，对此我们既不应简单地认定为是反马克思主义，也不应随意苟同。我还以为，他的有关提法在我们进行具体研究时或许会有一定意义，我们既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有源流之分，也不能由此割裂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有机联系和前后承继。这些提法有一定的“问题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思考。
再次，萨特提出的要用心理分析和社会学分析及“前进——逆溯”方法去研究历史人物包含着某些合理的环节，它们对于深化人学研究有一定的针对性，标志着一种具体研究的要求和努力。如果我们不回避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重要理论问题，愿意着手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应当说，萨特提出的关于具体研究社会状态以及各社会层次相互作用的要求是有一定意义的，其提出的方法和途径也不失可取之处。但是，它们不能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理论基础，正如萨特自己已经看到的，心理分析和社会学分析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作原则和基础，就会导致一种无原则的折衷主义。萨特受精神分析学的影响是显见的，有片面夸大童年对成人生活意义的一面。
我们可以肯定萨特对马克思主义的赞赏是真诚的，他的有关批评分析犹如一位医生为病人切脉望诊，亦不失精到之处，然而，当看到这位医生开出的整体药方，我们又不禁会问：从存在主义的研究对象、观点和方法出发去补充马克思主义、并且要为马克思主义奠定人学基础，重新唤发马克思主义的活力，果真是现实可能的吗？实际上我们看到，萨特在一个不大坏的动机下掩盖着一个他不可能解决的矛盾冲突，即存在主义的个人自由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的冲突，这是两种哲学主导性原则的冲突，是一种水火不能并容的对立，他当时非但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极力粉饰，多方表白二者之间有所谓“不矛盾性”、“一致性”，这反映了他在理论上盲目和浅近的一面。
第二，我们也看到，萨特力图从所谓人的计划性、从独立自主的个人出发寻找社会现实的真实根源，这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行为与动机是受社会客观条件及“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基本观点是正相对立的，一个是个人存在本体论，一个是社会历史本体论，要把这两种根本对立的本体论融合在一起，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其努力的结局只可能二中之一：要么是马克思主义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存在主义提出的问题，存在主义被克服，这是萨特口头上愿意的；要么马克思主义被存在主义所改造，后者成为前者的基础；这是萨特实际想达到的。这种“名”、“实”对立，反映了萨特的新信仰和旧立场间内在的冲突。
第三，萨特论证马克思主义的不可超越性，宣称他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但是我们从其“理论实践”中看到，他始终不承认历史决定论观念，始终拒绝人既是社会历史的剧作者，又是社会历史的剧中人的基本观点，他注重的中心仍然是改头换面的个人自由问题，他仍然从个人出发去研究社会和历史的所谓真实性质。这种取向导致的后果只可能是，他决不可能将他的存在主义思想消溶在不可超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时代文化中心之中，而只能是再造一种同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新形式的存在主义，这大概是萨特自己也始料不及的。
事实上，这里指出的若干悖逆已经不是逻辑上的推演，而随着萨特“补充工作”的“深入”已经成为客观事实。至60年代《辩证理性批判》正文面世，人们已经看到，萨特愿望不坏的“补充工作”已告失败。正象萨特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所承认的，他曾经很想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终究他仍然还是一个存在主义者。萨特的失败从一个方面表明，仅仅在口头上承认和赞赏马克思主义，并不能代替立场、观点和方法上的根本转变，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确确实实是一个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世界观方法论理论体系，在它面前想以劣充优是行不通的。
本文1994年10月收到。
注释：
①②④《辩证理性批判·方法问题》，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15、134页。
③《给伽罗第的一封信》，载《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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